具體說到中國,當斯大林模式,實際上也就是封建生產模式,在文革末期發展到極致時,鄧小平要“保江山”,就不得不逐步放鬆經濟管控,從“計劃裏麵有市場”,逐步退讓到“市場裏麵有計劃”,最後不得不承認“市場決定論”。生產消費模式的轉變,從定量配給到自由選擇,自然就誘發了人們在社會治理模式上變革的欲望,這也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鄧小平徒勞地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口號試圖阻止這種危險的政治發展趨勢,最終誘發了八九風波。鄧小平的回應是鐵血鎮壓,暫時阻止了曆史的“不利發展趨勢”。
而今,習接手的是一個遠比鄧小平、江澤民時代更為市場化的經濟體係。麵對經濟窘境,習要想保住政權,就必須進一步推進市場化進程。這一點,習似乎看得很清楚。但隨著市場化的深入。“天賦君權”,“打天下坐天下”的政治模式也就越來越難以維持。這也是“不以習近平的意誌為轉移的”。
習近平到底是要逆勢而上,“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還是順應曆史發展的潮流,給共產黨一個國民黨式的新生,我們現在還不得而知。但從目前種種跡象來看,習作前一種選擇的可能性大。如果習從感情上、責任上來講,一定要堅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國事的發展必然會使其迅速陷於無路可走的絕境。屆時,希望習能像蔣經國一樣大徹大悟,與民更始。
原文: 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4/06/201406212256.shtml#.U6ZY8vlkT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