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這個患病群體龐大而隱秘
官員患抑鬱症，一直以來總帶有一絲隱秘性，但是連續不斷的官員因抑鬱而自殺的事件，反向催化了社會公眾對這一群體的關注。
是什麽導致官員群體易發、高發抑鬱症？他們為什麽或懼怕或羞於公開自己的病情？如何才能解開官員抑鬱自殺的魔咒？我國公安部專家、浙江心理學專家趙國秋從2007年開始一直擔任浙江省公務員心理援助項目的牽頭人。他主導的最新一項抽樣調查表明，“公務員心理健康水平不夠高，幸福指數不夠高，壓力比較大，職業倦怠程度比較高”，而這種情況，一年比一年嚴重。
其實官員是一個比較特殊敏感的群體。社會應公正地看待這個群體，甚至給他們更多關愛，而不是對他們抱以偏見，先入為主。
“縣長住進精神病院不是笑話嗎”
“你幹的這叫什麽事？誰讓你這麽做的？我讓你怎麽做賬你就怎麽做！”作為某縣領導秘書的楊柳，三年前的這個時候，他睡眠很少，經常在夢裏遭受領導的嗬斥，在恐懼中驚醒。然後他額頭冒汗，身心俱疲，睜著眼呆坐到天亮。
在體製內摸爬滾打了11年的楊柳，為人老實忠厚，很受身邊人的尊敬。在三年前該縣某領導培養“苗子”的一場選拔中，楊柳來到領導身邊做秘書，重點管理財務。
可是讓楊柳沒想到的是，新工作沒有計劃性和規律性，並且一旦幹不好，領導劈頭蓋臉就是一頓罵。更甚的是，領導經常要求楊柳違規操作一些賬目。強勢的領導還要挾他，要是讓別人知道了，“我會讓你死得很難堪！”
“後來，那些賬目越來越過分，我實在看不下去了，良心也備受煎熬。”楊柳提出換工作，甚至辭職，但因為他已經掌握了一些事情，領導說啥都不放人。
“這種情況持續了大半年，到後來我連自殺的念頭都有了，先後住了兩次醫院，最終被確診為抑鬱症。”
回想起那段時光，楊柳至今仍心有餘悸。“單位裏的事情我不敢向任何人傾訴，包括父母、老婆。我做了那麽多見不得人的事兒，領導的威脅，再加上我良心的譴責，巨大的壓力讓我喘不過氣來，我先後兩次想自殺了事。”
最終，患病的楊柳還是換了一份工作，因為他公開了自己的抑鬱症病情，幾近放棄了前途。現在的他基本上恢複得差不多了。“抑鬱症讓我痛不欲生，今生我絕不再踏入官場半步。”
對於像楊柳這樣的抑鬱症患者，浙江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精神衛生科主任許毅早已司空見慣。他所屬的科室，每天接診患者200多名，一年下來近7萬人次，其中被確診為抑鬱症的大約占60%，其中約一半是公務員。
南方某縣的一位縣長患有重度抑鬱症，許毅還專門為他會診過，當時縣長病情已經非常嚴重，許毅建議縣長馬上住院治療，但縣長的妻子堅決不同意，說：“一個縣長住進精神病醫院，那不成了全縣的笑話嗎？”
許毅向其家人交待，要24小時陪同身邊，不要把他當縣長，就當個普通病人，切勿讓他單獨外出。縣長的兒子個頭很高、很魁梧，“當你和父親走在馬路上時，一定要擋在外麵，免得讓父親被汽車撞到。”許毅專門叮囑過。
但是，悲劇還是發生了。有一天，該縣長獨自一人外出，撞到汽車上，自殺了。
很了解浙江省市縣鄉四級公務員心理健康狀況摸底調查研究的趙國秋說：“所有的數據，都存在我的電腦裏，但是不允許對外公布。不過研究結果已經以正式的文本報給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領導了，總體來看不太樂觀。”
身為浙江省首席精神衛生專家，許毅很能理解抑鬱症等精神患者的痛苦。從醫學專業角度分析，抑鬱症是一種成因複雜的“心病”，患者平時與常人無異，官員則更為隱蔽，但一旦發作，會令人痛苦煎熬、生不如死。
據統計，現在中國大約有1億人患有精神抑鬱症，不過到醫院就診的不到十分之一，大多數人都在“熬著過日子”，尤其是本身就講究低調的官員群體，他們的隱秘，正在加速這一患病群體的擴大。
“抑鬱症”三字是官場禁詞
趙國秋一般坐診每周五下午的專家心理門診，掛號費200元，需要提前3—6周預約，找他看心理問題的患者中有很多官員和商人。
很多外地官員找到趙國秋的聯係電話後，一般提前一兩天到杭州，次日找趙國秋聊上幾個小時，配點藥，然後打道回府；有的直接到趙的門診上求醫問藥；也有的把趙約到比較私密的地方，敞開心扉聊上半天；有的隱姓埋名“謹慎”接觸；還有的官員幹脆讓秘書代勞就診。
每周半天坐診，趙國秋大約接診15位病人，“患者中有一半是公務員，這些人中有一半是外省市的，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的不在少數。”
如果有陌生的抑鬱症官員來訪，一開始談，一般都會說晚上嚴重失眠、精神頹廢、無助、看不到希望、有自殺意念等症狀。
趙國秋就會詳細谘詢對方從小的成長環境、遺傳因素、性格類型，以及受到的刺激創傷等，再對其創傷進行評估，然後考慮現階段該症狀對社會功能有多少負麵影響等。而對其身份和職務，趙國秋絕口不問，除非抑鬱的原因與此有關，病患必須說出來。也有官員在和趙國秋聊天過程中，無意中會透露出來。
保護病人的隱私，是心理谘詢和心理治療的基本原則。趙國秋和許毅一向把這作為不可逾越的底線。“除非遇到一些特殊情況，如殺人等必須配合外，即使中紀委、公安部、檢察院等來詢問，我也不會透露患者的半點隱私。”許毅說。
在許毅的精神衛生病區，每個患者的姓名、年齡、工作單位、職務等詳細情況也一概不能示人，就連患者在候診大廳等候就診叫號的顯示屏幕上，每人的名字也會隱去其中某字。
有些在公眾場合露麵多、知名度高的官員，不便親自到醫院精神衛生科看病，一般會叫秘書電話預約許毅吃個飯或喝個茶。“領導的病是機密，我當然明白什麽意思，過去一聽，果然是抑鬱症。”
作為從事了30多年這方麵臨床治療與研究的許毅來說，他深知抑鬱症患者，尤其是官員的心理。有時走在街上，看到有點麵熟但一時想不起名字的人，許毅一般會遠遠躲開，以免與其打招呼。“他身邊的朋友一定會懷疑，你怎麽會認識精神科大夫？這會讓對方尤為尷尬。”
抑鬱症不同於其他的病，尤其是公務員患了抑鬱症，要是讓別人知道了，他們會感覺特別丟人，甚至前途全失。所以在官員群體中，即使同事和家人，也很難知道他們身邊有人患上了抑鬱症。
“從沒聽說身邊有哪位同事患上了抑鬱症，隻聽說有領導提過自己睡眠不好，但也不會在公開場合說。”一位公務員說，在官場中，“抑鬱症”這三個字是絕對的禁詞，沒有人會主動提，甚至私下打聽也犯忌諱。“因為組織有規定，患有抑鬱症的官員是不允許被提拔的。”趙國秋強調說。
趙國秋和許毅都表示，治療抑鬱症並不難，最大的難題是患者沒有勇氣來找醫生，病恥感特別嚴重，“公務員是抑鬱症隱藏最深的一大群體。”許毅說。
升遷前後成病症高發節點
近幾年，趙國秋也一直在總結誘發官員抑鬱症的原因。他認為，目前誘發因素很多，但壓力是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包括對現狀不滿、工作壓力大、遭遇或目睹不公平、個人升遷受挫、家庭壓力、感情糾葛等。“貪汙、受賄，擔心被紀委查處，也是官員的一大壓力源。”
而許毅認為，升遷前後，是官員抑鬱症高發的一個重要節點。
在趙國秋診治的病例中，有一位是中部某省的監獄長，在監獄幹了大半輩子，見過形形色色的犯人，也見證了一些不公平。他私下裏告訴趙國秋，“在監獄裏，同等犯罪情況下，官員立功、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等會有更多的機會。”
監獄的收、住、出三個環節都存在不公平，監獄長看多了，形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竟然患上重度抑鬱症。很快，新任監獄長就上任了。如今年近六旬的他，經常到湖邊釣魚，過得很安靜。
趙國秋對此解釋說，在監獄工作的公務員，身體上和犯人有近距離接觸，但是思想上又不允許有過多交流，這就容易導致獄警“情感敘述障礙”。
“抑鬱症是一種普適性精神疾病，各個社會階層都有可能發生，它並不是一種富貴病。”趙國秋認為，“轉型社會，經濟多元導致價值多元，多元價值一定會引起內心矛盾和衝突的增加，使得心理問題發生的概率上升。抑鬱症在官員這一特殊群體中，確實是易發、高發。”
有一件事讓趙國秋難過至今。去年，南方某市一官員患重度抑鬱症，已經提前掛好了他的專家門診，當醫生再向患者電話通知具體診療時間時，官員的妻子哭著說：“昨天人都已經死了，還看什麽醫生啊？”
第二天，趙國秋從電視上看到一則官員因抑鬱症跳樓自殺的新聞，正是這位官員。這讓趙國秋很懊悔。
“認知結構、思考問題的方式要調整，個人目標要合理設定，處理好人際關係，學會管理自己的時間和壓力，擴大自己的社會支持係統，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時要適應社會，接受不能改變的事實是官員預防抑鬱症的重要措施。”趙國秋總結。
就在5月份，趙國秋為來自全國各地的65位中國工商銀行二級分行的行長係統地做了情緒壓力管理與幸福指數解讀的報告。
趙國秋近年到全國各地講授心理公開課的次數越來越多，“最近兩年，不下百場，上至省裏，下至街道的都有。”趙國秋心理公開課的火爆，或許跟浙江省政府的重視有關。
從國家層麵而言，“5·12”汶川地震後，政府對普通民眾的精神衛生救濟開始起步。然而官員抑鬱症群體的調查研究及早期幹預，還鮮有涉及。在全國，像浙江這樣重視的地方並不多見。
雖然對官員的心理調研和幹預已經推行了六七年，但具體數據和結果官方一直諱莫如深。這就像是一個陽光照不到的地方。外麵和內在的禁忌，同時阻礙著這個隱秘而又被公眾關注的群體出現在陽光下。“甚至有些官員已經或正在準備跳出體製，擺脫可能導致心理問題的環境。”趙國秋說。
“官員，是一個比較特殊、敏感的群體。官員在以身作則的同時，社會應該正確地來看待這個群體，不要對他們抱以偏見，先入為主。”許毅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