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傅申：從存疑到肯定─黃庭堅書《砥柱銘卷》研究

引言

筆者在三十五年前的黃庭堅研究論文中，對有鄰館墨跡本〈砥柱銘卷〉的真偽不能遽斷而存疑，此疑一直延續到今年初，主要是沒有時間盡全力去解疑。

「存疑」不等於否定，有疑而不解，風吹草動，莫不驚心，因此不論是對做學問或人生態度而言，是不健康的。因為「疑心生暗鬼」。近期因〈砥柱銘卷〉易手之際，引起了眾多的關注，故而重溫舊題，較為細心地爬梳了此卷中的有關資料，以及參考手頭已有的學者意見，一再地反複思考並自我辨正，得出了結論，如本文之標題所示，肯定此卷為山穀書風轉換期的真跡。

此卷的書法風格，雖與晚年的幾件基準作品略異，但從吾人理解，每位書家的發展過程而言，無不具有其曆史價值，正如同早期有人存疑的山穀草書〈廉頗藺相如傳〉至今已被公認為重要真跡，其草書成就雖不及〈諸上座〉及〈李白憶舊遊〉等，但無損於其價值，而且讓我們見識到未現老態的壯年山穀。其實隻要是黃庭堅這樣與東坡齊名的詩人，及書史上宋四大家的地位，其片言隻字，皆屬可珍！更何況此卷長達824公分，從南宋初到清末的題跋長達621公分，外加卷首的山穀像，其總長約1500公分，內容豐富，曆經南宋二大藏家王厚之及賈似道的收藏，雖非山穀存世作品之最，但較之蔡、蘇、米諸家作品，實屬罕見；較之曾鞏的短紙，更屬大巫！吾人能不珍之重之耶？

一、研究緣起

一九六五年當筆者整理蘇東坡、黃庭堅及米芾三家的畫論文字成《宋代文人之書畫評鑒》碩士論文之際，台北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新館落成，有幸被薦與江兆申兄同入故宮書畫處，三年之間得親手展閱庫藏書畫名跡，其中有黃庭堅書跡多件，大字行、楷書中，自以〈鬆風閣詩卷〉最為公認的名跡，其次有〈寒山子龐居士詩卷〉，雖然乾隆皇帝晚年題此卷為：

「雙鉤既偽詩更誤，向謂上等實誤！」

但經筆者細觀原跡，絕無雙鉤跡象，且一片神行，比〈鬆風閣〉卷更生動自然！最後有林氏蘭千山館寄存故宮的〈發願文〉卷，相較之下，不論用筆和結字均大為遜色，墨色亦不及前二卷光彩發越，因而耿耿心中疑不能決。

一九六八年有機會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進修，兩年後，當地藏家在方聞教授的指導下，從香港購入張大千舊藏黃庭堅〈張大同卷〉（全名：〈為張大同書韓愈贈孟郊序後記〉）寄存於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中，筆者得不時入庫房中手自展卷觀賞研究。其前，黃庭堅的草書最長卷〈廉頗藺相如傳〉卷，已入距普城車程僅一小時餘的紐約大收藏家顧洛阜（美籍猶太人John M. Crawford）收藏，也曾親手展卷研賞。由於以上的機緣，就選擇了以黃庭堅〈張大同卷〉為中心的黃庭堅書法作為筆者的博士論文，（原名：Huang T'ing-chien's Calligraphy and His Scroll for Chang Ta-tung ： A Masterpiece written in Exile. 中譯為：《黃庭堅的書法及其貶謫時期的傑作〈張大同卷〉》）並於一九七六年通過論文口試。

在研究期間曾專程赴日本私人藏家請觀了黃庭堅名跡：〈經伏波神祠詩卷〉、東京博物館的〈王長者、史詩老墓誌銘稿〉以及藤井有鄰館的〈砥柱銘卷〉及〈李太白憶舊遊詩卷〉。一九七七年又有幸因美國科學院邀請參加與中國交換訪問的學術交流，在上海博物館的舊館觀賞了〈華嚴疏〉。在北京的中國曆史博物館中，史樹青先生為我們展開了中國書史上的第一大字卷，長十米的擘窠大行楷：〈懶殘和尚歌後記語卷〉（又名〈明瓚詩跋〉卷）。雖然在每次展觀以上各別的卷子時，都有不能言傳的激動，但以這一卷的一行一字的渾重筆力最為驚心動魄，歎為觀止！

有了以上的經驗，在研究過程及撰寫論文時，對今天的主題：〈砥柱銘卷〉的定位遇到難題，一再的來回推敲而不能決，最後在論文中，將其它各卷定位為黃庭堅的基準作，而將〈發願文〉及此〈砥柱銘〉兩卷定位為疑而不能下定語的「問題作品」。問題究竟在哪裏呢？

當時的疑問有二：一是用筆，筆者當年的感覺是有鄰館墨跡本的〈砥柱銘〉（以後簡稱為〈有鄰館本〉），雖然全卷筆法和結字都與其它山穀各卷都有相通符合之處，而且一片神行，毫無一般作假或偽仿書跡的遲疑、膽怯或誇張的神態，但是在用筆速度比其它行楷都要快速，出鋒尤為爽利迅疾，多縱而少擒，絕無晚年代表性的戰顫波折，線質偏於扁薄。在筆法的比較上，雖然三點水及「糸」字的偏旁，其特殊的結構和慣性都與標準品一致，而最明顯的不同是在捺筆的出鋒與造型都似利刃一般，而且時常在重按後提筆出鋒的形成有棱角的三角形，例如：「天」、「之」、「合」等字。另外是在：「也」、「軌」、「荒」、「邑」等字的末筆上拋鉤，也出現在橫筆末端，往往先重壓後奮力上挑，有分段性的用筆，往往形成三角形，這些特征是在基準作品中少見的。

二是風格的早晚：從風格來看，〈有鄰館本〉是比較年青而有俊氣灑脫的氣象，卻與《山穀題跋》卷六中同樣寫給楊明叔的〈題魏鄭公砥柱銘後〉本，末後的紀年為晚年的「建中靖國元年（1101）」有不相合之處。

因為將上述筆者所見諸原件，以及其後筆者續見原跡的北京故宮藏〈諸上座卷〉卷尾的行書跋，以及台北故宮蘇軾名跡〈寒食帖〉黃庭堅跋語等等來排比時，顯然有異。茲依年次先後列於下：

年份 卷名 現藏地
約1084年 〈發願文〉 蘭千山館寄存台北故宮
紀年1086年 〈王長者墓誌稿〉 東京國立博物館
約1086年或1092年 〈華嚴疏〉 上海博物館
約1095年 〈廉頗藺相如傳卷〉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約1099年 〈寒山子龐居士詩卷〉 台北故宮
紀年1100年 〈贈張大同卷〉 美國（私人艾略特）
紀年1100年 〈明瓚詩後跋卷〉 中國曆史博物館
約1100年 〈諸上座卷〉 北京故宮
約1100年 〈寒食帖跋〉 台北故宮
紀年1101年 〈經伏波神祠詩卷〉 日本
紀年1101年 〈山穀題跋本砥柱銘卷〉 石刻不存
紀年1102年 〈鬆風閣詩卷〉 台北故宮
紀年1104年 〈範滂傳〉拓本 日本

如果〈有鄰館本〉書寫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與〈經伏波神祠詩卷〉寫於同年，並列於〈寒山子龐居士詩卷〉及〈贈張大同卷〉等等的後麵，其風格是格格不入的，是絕不符合風格發展的規律，因為它毫無山穀晚年凝重渾厚的用筆。故而疑惑其為真跡與否。

三是書贈對象及文句內容：兩兩對照〈山穀題跋本〉與〈有鄰館本〉雖大同而有小異，前者詳而後者略，但兩本都是為楊明叔所書。茲用不同字體上下並列以見其異同，而最大的不同是〈山穀題跋本〉有紀年：

以下A本用標楷體代表〈山穀題跋本〉，B本用黑體字代表〈有鄰館本〉：
A 餘平生喜觀貞觀政要，見魏鄭公之事太宗，有愛君之仁，
B ○○○○○○○○○ ○魏○公○○○○，有愛君之仁，
A 有責難之義，其智足以經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
B 有責難之義，其智足以經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

A 時為好學者書之，忘其文之工拙，所謂我但見其嫵媚者也。
B 時為好學者書之，忘其文之工拙，○○我但見其嫵媚者也。

A 吾友楊明叔知經術，能詩、喜屬文，為吏幹公家如己事，
B 吾友楊明叔知經術，能詩、喜屬文，○吏幹公家如己事，

A 持身潔清，不以憂畦之麵事上官，不以得上官之麵陵其下，
B 持身清潔，不以諛言以奉於上智，亦不以驕慢以誑於下愚，

A 可告以魏鄭公之事業者也。故書此銘遺之，
B 可告以○鄭公之事業者也。○○○○○○

A 置砥柱於座旁，亦自有味，劉禹錫雲：世道劇頹波，我心如砥柱。
B ○○○○○○○○○○○○○或者謂：世道極頹○ 吾心如砥柱。

A 夫隨波上下若水中之鳧 ，既不可以為人之師表，
B 夫世道交喪若水上之浮漚，既不可以為人之師表，

A 又不可以為人臣作則，砥柱之文在旁，並得兩師焉！
B 又不可以為人臣之佐則，砥柱之文，座傍並得兩師焉！

A 雖然，持砥柱之節以事人，上官之所不悅，下官之所不附，
B 雖然，持砥柱之節以奉身，上智之所喜悅，下愚之所畏懼，

A 明叔亦安能病此而改其節哉！
B 明叔亦安能病此而改○節哉！

A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庚寅，係船王市，山穀老人燭下書，
B ○○○○○○○○○○ ○○○○ ○○○○○○○

A 瀘洲史子山請镵諸石（右有石刻）
B ○○○○○○○○○ ○○○○

從以上的對照本，讀者很容易見出兩本之異同，但都是寫給楊明叔。筆者當年的感覺是：〈有鄰館本）可能是節錄（山穀題跋本），因作偽仿效者由繁變簡易，而難於無中生有，因而對墨跡本增加了疑點。但是此本雖省略多句，但也有改句之處。這對於偽仿者而言卻是增加了難度，並且消除了末句的紀年及山穀老人款字，或可解釋是因為當時收藏者，在山穀再度貶謫時為了保護此卷而割去的疑慮，（吾人可見甚多蘇軾及山穀的書跡為無款作品），也就是說此卷可能是無款或割款後的真跡。因此在當時從以上各方麵來考慮，並沒有明確判定是真或偽的證據，無從遽斷，故而存疑，以待未來的繼續求證。

以上是筆者三十五年前的結論，在大陸近年的學者著作中找到兩位有相近的看法，一是2004年徐傳旭著的《黃庭堅?中國書法家全書》（河北教育出版社）所附年表的1101年正月條，有：〈題魏鄭公砥柱銘後〉（疑偽），又有黃君兄寄贈的大著《山穀書法鉤沉錄》，在其附表「傳世黃庭堅書法簡表」中的第81號：紙本墨跡的〈砥柱銘卷〉，將創作年月定於「靖國元年（1101）正月」，知黃君兄當時將墨跡本與〈山穀題跋本）認為是同一件作品，並與其它真跡並列；但在附表三「偽讬黃庭堅書法作品簡表」的52號，列有：

魏元成砥柱銘卷，海山仙館藏真續刻，有墨跡在日本，疑是臨本。

黃君兄將日本墨跡本（即〈有鄰館本〉）「疑是臨本」，張君「疑偽」，兩位的看法都與筆者當年的觀點相同或類似。

而經過近兩月的密集研究，對三十多年來的疑問得出了解釋，其結論為山穀真跡，雖與中田勇次郎及水賚佑二先生相同，但並不同意二位套用〈山穀題跋本）的紀年，而將〈有鄰館本〉定為「建中靖國元年（1101）」，筆者仍認為墨跡本是稍早的另一本。

這一新的結論，不但更正了筆者自己的舊說，也有別於上述張、黃二位在五、六年前的觀點。筆者目前對〈有鄰館本〉的正麵且肯定為真跡的結論，對並未懷疑過的讀者來說，或可譏為後知後覺，但「不懷疑」並不代表真懂得。而本文主要的目的，除了表達筆者自己的求真過程之外，也期待能說服過去的持疑者，如張、黃二位，借此機會共同來重新並更全麵地來了解山穀書法的發展過程中的各種麵貌，使吾人盡量減少誤判、誤鑒，更避免造成「冤案」、「冤獄」，這是作為史論或鑒定者的基本態度。

二、有鄰館墨跡本〈砥柱銘〉解疑

筆者認為要解除原先對〈有鄰館本〉的疑點，一是要從重新認識山穀的筆法結字著手，二是如何解讀〈有鄰館本〉與〈山穀題跋本〉的關係，究竟是一是二？三是重新排比及認知此墨跡本的書寫年代：

1.從筆法結字來看

筆者在三十五年前的筆法比較時，就采用剪字排比法，甚至更進一步用雙鉤個別筆法，如撇、捺、長橫及三點水、糸等的部首寫法（當時沒有電腦的幫助，純用手工剪貼或鉤描），來尋找、排比各代表作名跡之間的差異和慣性。

近日經筆者將〈有鄰館本〉逐字仿寫比觀各基準作品，極多的字或同一筆都能找到相似的寫法。甚至筆者認為最突出礙眼或可詬病的筆法如上述的「也」、「之」及其它捺筆等字，也可以在諸名作中找到神似的字例，舉例如下：

首紙上「也」、「荒」二字的上拋鉤，在〈寒食帖跋〉的末一字中，更為誇張，又如〈範滂傳〉的「也」字（圖1），上挑的一鉤極為銳利，可見這原是山穀時有的用筆法，隻是〈砥柱銘〉的「也」字重壓過度，但是在同卷中的許多字如：「軌」、「地」、「冠」、「紀」、「己」、「悅」等字，沒有這樣的病筆，都合乎其它的山穀作品。

第42行的「山」字，起首時下筆重按向右突出的習慣使人不適，也非好字，但這一陋習卻也見於〈寒山子龐居士〉卷及〈苦筍帖〉中。（圖2）

〈砥柱銘〉卷中捺筆的末尾，如「天」、「之」、「合」、「巡」、「水」、「永」、「幹」等字（圖3），都較長而銳利，甚至在末尾重按之後，不是緩緩漸次的提筆，而是較快速甚至突然提筆，所以在出鋒之前會形成一個有棱角且內收的雁尾。這與他作品中常見較豐腴的捺尾似有差異，但是細尋公認為真跡的山穀作品，也有或多或少類似的筆法，在小行書作品中以〈致景道十七使君帖〉（圖4）為例，捺筆出鋒甚多，特別以「今」、「天」、「人」三字與〈砥柱銘〉相近。

在早期的大字作品，〈發願文〉中的「食」、「足」等字，以及在晚期名作〈明瓚詩後題卷〉榜書中的「衣」、「廖」、「令」、「之」各字，〈伏波神祠〉卷中的「波」、「人」、「敬」各字捺筆，雖較渾厚遲重，甚至最晚的名作〈範滂傳〉中，類似的長捺所在都有，如：「人」、「眾」、「之」、「及」、「會」、「故」、「合」、「客」、「舍」、「令」、「敬」等字；但是回過頭來，再看〈砥柱銘〉卷中，也有一些捺筆沒有那麽尖削的，如：「之」、「遠」、「夫」、「又」、「交」等字。（圖3）（圖5）

又〈砥柱銘〉中許多在橫畫連接豎畫的肩部，其折筆有棱角且單薄，不如其它作品圓厚，如下列諸字：「同」、「月」、「禹」、「司」、「詞」、「風」、「雨」、「為」、「門」、「驕」、「明」等，但在〈鬆風閣〉卷中，雖然比較渾厚，但也有方棱的折角出現，如：「閣」、「風」、「眼」、「眠」等字，〈寒山子龐居士卷〉中的「直」字，〈諸上座卷〉中的「事」、「盲」、「見」、「明」（圖6）等字也有類似的折角。反觀〈砥柱銘〉卷中，也有不少折角並無此病的字。

另有「為」字頂部從「爪」的寫法（圖7），也常見後山穀以上諸跡中，且結字大同小異，偶作草法，仍然相似。如果要挑剔第36行「為」字從「爪」的第一筆，似乎太嚴苛，不容其偶然失神或不順，那樣的挑剔法，即使在〈蘭亭序〉或其它任何名跡中都可以挑出自以為較差的用筆和結字來。

當吾人對〈砥柱銘〉起疑，固然可以挑出個人覺得最礙眼或不滿意的筆畫或字跡來，並指出與其它書跡相比之下的特殊性而加以排斥；但不要忘了，在同時也要去尋找跟其它基準作品群的相似之處，最後再來衡量究竟是相異之處多，抑或相合之處多？這樣才能得到較為公允的結論。

如部首「戈」，山穀往往省去第二筆末尾的鉤挑，而且將長筆末尾直接截斷，抽筆離紙，如「載」、「域」、「截」、「成」、「歲」、「踐」、「職」、「我」、「或」、「哉」等字（圖8），幾無例外。這一習慣性筆法從早期的〈發願文〉、〈華嚴疏〉到較晚的〈寒山子龐居士詩〉、〈贈張大同卷〉、〈明瓚詩後跋卷〉、〈經伏波神祠詩卷〉、〈寒食帖跋〉一直延續到〈鬆風閣卷〉及〈範滂傳〉全是一致的。

又部首「糸」，其習慣將起首為兩筆作斷開兩條平行線來處理，筆斷而意連，是他中期形成延續到老年的習慣，如〈鬆風閣〉卷中的「纏」、「蠻」，〈經伏波神祠詩〉卷中的「經」、「蠻」、「溪」等等都有這種特有的寫法。（圖9）

這樣相比下來，就知道〈砥柱銘〉所表現的是一個青壯時期的黃庭堅書風，上述各大字卷是由同一個人趨向老邁的書風，猶如每個人的相貌，在不同階段各有變化，但精神骨格仍有貫穿處，不可以皮相來論。而這種捺筆法，與他早年學顏、柳有關，不時在其一生中或隱或現。

2. 從「異寫」字看

此外，在筆法之外，筆者相信不少人注意到〈砥柱銘〉中有兩個「示」部的字：「祝」、「禮」，卻寫成了「衣」部（圖10），而多了一個點。這又從何解釋？此二字不應從「衣」，多了一點就成了「錯字」，以黃庭堅的學問，不應出錯，因而成為此作的反麵證據。經筆者極力搜索，在山穀作品中，至今還未發現相同的例子，倒是在唐代釋大雅所集王羲之書〈興福寺半截碑〉中的〈祉〉字，是從「衣」部，有兩點；又在元代書家楊維楨所寫的「祝」字也有兩點。楊維楨的「鐵崖體」，吾人尚可置啄，但王羲之既有此例，則山穀偶有此寫法，是否有所據呢？即使是真的寫錯了，我們就不能允許他偶然失神寫錯了嗎？

被我們尊敬的任何古人，就不能允許他們寫錯嗎？我們要追究的不是錯不錯的問題，我們是要問這一篇字是不是黃庭堅寫的。反過來看這兩個字的問題：如果這一卷是出於山穀的學生或粉絲臨寫的，能臨到這麽形神並似，其所根據的原跡也一定是從「衣」有兩點的，也就證明山穀的真跡本來就寫成如此！如果這是偽造的，難道偽造者是故意要留下這馬腳讓人來挑剔識破嗎？因此，吾人都不能因這兩字的「異寫」，作為否定此卷乃偽跡的鐵證，反而這成了〈砥柱銘〉為真跡的有力輔證。

3. 從「補筆」來看

任何一位書家，不論長篇短幅，難免於一恍神之間，落筆偶誤，或寫錯字。如〈砥柱銘〉中第52行的「之」字，落筆時將一個「點」誤寫為短橫，隨後補加一粗短的瓜子點（見圖5），這在鑒定學上不足以構成偽跡的理由。此卷的書寫，一片神行自然，並無遲疑猶豫的局促或窘態。但是大部分書家在書寫時對於偶然不能心手相應，或工具不稱時，所寫出不如己意的筆畫，會有即時或過後加以補筆修改的情形。筆者在三十五年前就為此製作一圖，明示補筆修改之處，用以說明這是山穀書寫的常態。

詳觀此卷，修改添筆之處實不明顯，其中要以第22行的「乃」（圖11）字可以看出有複筆現象。這是山穀運筆時手肘的慣性失控，這種失控，嚴格來說，每個人都會有，但對那一種筆法容易失控，則每個人必定不同。其實每個人的運筆習慣與肌肉、指腕、手肘的運行掌握以及呼吸的節奏都有關係，也是各人寫出不同筆法風格的先天性生理條件。就是因為如此，這就成了吾人筆跡鑒定的重要依據；也就是說，習慣性的相似失控和補筆，構成為同一書寫者的重要證據。因為仿寫或偽作者，不會產生相同的失控或敗筆。

上述的「乃」字，其長撇末尾分叉，因而為人詬病為「描成燕尾，如此拙劣！」，顯然是因較短的第一筆太過纖細，故另加較粗較長的第二筆蓋於其上，但筆梢的運行不能一致，故造成分叉。如果將此缺點放大銓釋，成了拙劣的描筆，以為真跡中絕不可能發生。殊不知黃庭堅由於特殊的捉筆運腕的關係，以及個人的慣性，往往在某些筆劃上不如意地跳脫，而需要及時補筆，這一特點在筆者過去研究〈張大同卷〉時即有發現，如「芥、宇」二字的長橫畫部份，於是產生了疑問。結果，在檢視各卷後發現了〈伏波〉卷的「東」字及〈範滂傳〉中的「書」字都有補筆。甚至在小字中，〈與趙景道書〉中的「取」字，〈史翔正墓誌銘〉中的「學、貧」二字，〈致雲夫七弟〉中的「量」字，〈苦筍帖〉中的「與」字及〈致明叔少府帖〉中的「耶」字，皆有補筆。尤其是〈致立之承奉帖〉中的「乃」（第7行），描得更是離譜！同一行又描改了「若」字，但帖中其它的字皆流暢自然，因此這兩字的描補，絕不影響此帖的真偽，而且更是說明了此帖的隨機性和真實性。因此當筆者找到〈砥柱銘〉中「乃」字的補筆時，就好像看到了黃庭堅的「胎記」一般，而對不加深究者而言，卻成了反麵用以辨偽的證據。

這是筆者對書法「鑒定學」上新增加的「生理鑒定法」，猶如「間諜」電影片中，上乘的化妝「易容術」，可以欺騙敵人的視覺，但是經不起身上「胎記」、「瘡疤」，甚至於核對個人的「病史」以檢驗此人體內如「鈣化後的肺結核疤痕」的有無，而可以立辨真偽。因此，〈砥柱銘〉中「乃」字的補筆，固然是「病」，卻正是「山穀之病」，而非「他人之病」，所以不但不足以否定此卷，反而是黃庭堅真跡的有力證據。

以上是為個人也為部份讀者觀眾（見原跡者）對某些筆法結字解疑，其實在比較的過程中，發現絕大部分的字都能與其它的山穀真跡的用筆結字習慣是一貫的，隻有老少時間上的差異。若從字距行間的習慣，也合乎其一生的風格，因此，個人三十五年前的存疑，至此撥雲見日。

4、從山穀書風的不斷變易看

在此卷真偽的判斷上，另有一則重要的補充，那就是要特別認知黃庭堅對他自己的書法進境具有高度的自省自覺和精進的精神，因而造成其書風的不斷變易。這可以從他題跋及書劄中不時見到的，茲錄數則如下：

1〈自評元佑間字〉「往時王定國道餘書不工…餘未嚐心服。由今日觀之，定國信誠不謬，蓋用筆不知禽縱，故字中無筆。」（《山穀題跋》卷五）

2〈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牘〉「餘書不足學，學者輙筆愞無勁氣。」

3〈書自作草後〉「舊…作此書…已數年，餘謫黔南…持以相訪，茫然似不出餘手！…紹聖甲戌（1094）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山穀題跋》卷五）

前一則說明友人對他批評後的自我反省，歸納自己的缺點是「用筆不知禽（擒）縱」，筆者認為〈砥柱銘〉是他開始要發揮「禽、縱」以補救他第二則所謂的「筆愞無勁氣」的缺點，但是顯然在捺筆及上拋鉤二處，都用力太過，將勁氣發揮到太過放縱了一點，而沒有使用「禽（擒）」字訣來加以適度控製，因而造成了在第三則中所謂的「太露芒角」！

而在山穀的自評及跋語中可以見出他在被貶入川老病時，在書法上才到達他滿意的新境界。例如在自跋名作〈經伏波神祠詩〉卷時先說：

「會予新病癰瘍，不可多作勞，得墨瀋漫書數紙，臂指皆乏，都不成字。」

好像有點自謙，但是接下去卻說：

「若持到淮南，見予故舊，可示之，何如元佑中黃魯直書也！」

可見自信滿滿，到達了一個新的境界，這在山穀的方外友釋惠洪的記述中表露得更清楚直接：

「山穀為餘言：…自出峽見少年時書便自厭！…觀十年前書，似非我筆墨耳！年衰病侵，百事不進，唯覺書字倍增勝！」

雖然每位書家的高峰時期，各有不同，或在壯年，或在老年，但許多老病書家，也有不少漸走下坡。不過有一個共同的經驗，就是在老年見到自己的舊作（不一定是少年作），就有「茫然似不出餘手！」，或「似非我筆墨耳！」的感覺。對一般人來譬喻，隻要拿幾年或一、二十年前自己的照片來看的時候，也都會有類似的感覺！

看了山穀的自述，我們當然不能要求流傳至今的山穀書跡都是同一種風貌，同等的品質。當然這也不是漫無邊際的將山穀作品無限擴大，而是在不同的表象下尋找其共同的根本性，也就是「異中之同」；同時也要在貌似的作品中挑出偽仿品來，也就是要偵破「同中之異」！

而這一件清新爽利的〈砥柱銘〉確是在外相上有異於他作；但是吾人也要問：在前述公認的行書基準作品中，又有那兩件的風格是完全相同的？

其實每件都有其各自的獨特風格，所以如果有人一定要在以上諸件中，挑出一、兩件說是偽作，這在風格比對上並不困難！但其結果就是：「用一件真跡來證明另一件真跡是偽跡」。或者作一個試驗：將同一真跡卷中相同的字排在一起，讓不知實情的人來挑剔，也不難挑出一兩個字來說是偽跡，而且會說的振振有辭！

筆者如此舉例，是在說明吾人若要證明〈砥柱銘〉是偽仿，是遠比證明此卷是真跡為容易多了！

現在來舉其它古人的例子來進一步說明：

上海博物館藏的趙孟頫〈杜甫秋興四首〉卷，對一般熟悉子昂成熟書風者，開卷即有疑問是否為其真跡，隻有在看到最後子昂重題之後才會釋疑！子昂題雲：

「此詩是吾四十年前所書，今人觀之，未必以為吾書也。」

吾人試以同一人而相差四十年的照片並列，當然相去甚遠。趙氏另外一件「見者悉以為偽」今藏於台北故宮的小楷〈禊帖源流〉，子昂在二十年後再見此卷時已「恍然如夢」，又說：

「餘往時作小楷規模鍾元常、蕭子雲，爾來自覺稍進，故見者者悉以為偽！不知年有不同，又乖合異也！」

這以上兩件趙孟頫的早年作品，如果不是有子昂自我鑒定的重題，在今天也必定成為聚訟的對象，且永無定論。即使有人提出種種有力證據，但根據個人的經驗以及長期觀察辯論的結果往往是：信者恒信，疑者常疑。因此，隻有要求自我，拋棄成見，重新來全盤認識一個人書

發展的種種，尤其像黃庭堅存世書跡雖不及其生前書寫的千百分之一，但總算是有跡可尋。

今天筆者有機會將這卷三十五年來不能盡解而存疑的作品，重新排比並研讀文獻，終於肯定了這一件有鄰館本的〈砥柱銘〉墨跡卷乃是黃庭堅書風轉變期的真跡。不知前述與筆者同樣存疑的張、黃兩位，在閱讀本文後，是否也已解疑？

三、黃庭堅書〈砥柱銘〉各本

山穀喜為後學書〈砥柱銘〉，一生曾寫多本，茲先略述其究竟，再列舉各本。

1. 山穀書魏鄭公〈砥柱銘〉的意義

唐名相魏征（580 - 643）在太宗時拜諫議大夫，封鄭國公，故山穀尊稱為魏鄭公。又敬其為人，因為他有誌膽，犯顏敢諫，雖帝甚怒而神色自若！曾前後上疏二百餘，無不剴切當帝心。征沒，帝歎曰：朕亡一鑒矣！

山穀以魏征為榜樣，在異己的執政者參奏他所編的《神宗實錄》為多誣失實，三次審問時「皆以實對」，不為屈服，因而被責受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山穀卻神色自若，「投床大鼾，即日上道」，表現了他無畏正直的風骨！因此，尤其在山穀遭貶之後，特別喜歡為追隨他的年輕學者書寫此銘。

按最早將此銘書刻的見於歐陽修的《集古錄》，乃唐太宗命薛純陀所書。再根據宋董逌《廣川書跋》卷七，將此魏征所撰，秘書正字薛純陀所書的石刻在當時的情況有更詳細的說明，知是摩崖一類：「因山巉鑿…不成行序…石雖存而頗難得，世知貴之，唐以書學相高，刻石之文，此其最大者也…其後有柳公權書刻招提，今已訛缺不可讀…。」可惜在今日，唐代的薛、柳所書刻石二本，均無從得見。

黃山穀一方麵是尊敬銘文的作者魏征之品格，一方麵也是推崇大禹治水為民除害公而忘私的精神：「大哉伯禹，水土是職。掛冠莫顧，過門不息，讓德夔龍，推功益稷，櫛風沐雨，卑宮菲食。…興利除害，為綱為紀…與山河而永存。」

然而，當時的朝廷黨爭方烈，私而忘公，山穀對這種政爭私鬥大為不滿，隻有對其周圍的才俊加以培育，寄望在他們身上。在〈山穀題跋本砥柱銘〉後段，黃庭堅將自己為什麽常寫〈砥柱銘〉的緣由說得很清楚：

「餘平生喜觀《貞觀政要》，見鄭魏公之事太宗，有愛君之仁，有責難之義，其智足以經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時為好學者書之。」

2. 山穀書〈砥柱銘〉各本

前述所及山穀「時為好學者書之」的〈砥柱銘〉，其一生之中究竟寫了多少本，雖不得而知，但有紀錄可尋及實跡存世的，至少有以下五本：

（1）瀘州石刻本。即本文所引的《山穀題跋》卷八〈題魏鄭公砥柱銘後〉有紀年為「建中靖國元年」（1101）的一本。（跋文見前文所錄）其最後一句為：「瀘州史子山請巉諸石」，並注：「右有石刻」；所以也可以確證在四川瀘州的這一塊碑乃是當地人史子山所刻。如果此碑尚存，或有拓本流傳，相信就是書於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並署「山穀老人」款的晚年作品。然遍訪各圖書館至今未見此碑拓本。否則可以將兩本並比對參，來進一步求證墨跡本書風的早晚。

但是石碑之存在見於以下諸書：

《四川通誌》卷二十七，瀘州有黃太史書〈砥柱銘〉碑。

《蜀中廣記》卷十六，〈舊碑紀勝〉雲：黃太史書〈砥柱銘〉碑在瀘峯（即瀘州寶山）的高寺。

《輿地碑記目》卷四的〈瀘州碑記〉中，列有黃太史書〈砥柱銘〉。

以上對於〈砥柱銘〉石碑的記載都指明在瀘州，也就是宋代的史子山刻本。

有的現代學者，由於兩本都是寫給楊明叔，就依據上引《山穀題跋》本的紀年，直接定墨跡本為「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所書。但是吾人試將山穀傳世幾件著名的紀年或可推斷的大行書墨跡及刻本，從風格發展上加以排比，看看〈有鄰館本〉的可能年代，應該是在多年前。
其它見於文字可考的則有為他後生晚輩所寫用以勉勵他們的幾本。以下三人，各得山穀書〈砥柱銘〉一本，在《山穀題跋》卷六中正好有〈跋歐陽元老、王觀複、楊明叔簡後〉一則，讚譽三人的品格修養和為人，茲分錄於後：

（2）王觀複本。王觀複名蕃，山東益都（古營丘）人，字子宣，又字觀複，則是山穀為其所取。在上述一跋中，對他的讚語為：

「王觀複窮而不違仁，達而不違義。讀書學文，必以古人為師。造次顛沛，必求知義者為友。」又曾讚觀複樂府「清麗不凡，今時士大夫及之者鮮矣！」

王觀複也喜書法，曾寄請指點，山穀題後雲：「此書雖未工，要是無秋毫俗氣，蓋其人胸中塊磊，不隨俗低昂，故能若是。」（《山穀題跋》卷七）

在《山穀題跋》卷六中，有〈跋砥柱銘後〉，說明為王氏寫此銘之緣由：

「餘觀砥柱之屹中流，閱頹波之東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之於世道之風波，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裏之師。不以千乘之利奪其大節，則可以不為此石羞矣！營丘王蕃觀複，居今而好古，抱質而學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慍者也，故書〈砥柱銘〉遺之。」

（3）歐陽元老本。歐陽名獻，黃庭堅在以上《山穀題跋》中讚歐陽氏雲：「歐陽元老好學幾於智，篤行幾於仁。居其鄉使人遠罪，與之處使人寡過。」從讚語可以略知歐陽獻是好學篤行仁義之士。山穀曾跋其詩雲：「此詩入陶淵明格律，頗雍容。」（《山穀集》卷26）在《山穀老人刀筆》書中，又在〈與歐陽元老十一首〉的第四首中述及：「〈砥柱銘〉得人事之餘，遂為成，今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4冊卷十九，頁11。）由是知山穀曾寄送一本〈砥柱銘〉給歐陽獻，可惜未錄跋語。

（4）徐師川本。徐師川（1074-1140）為山穀之甥，名俯，號東湖，與山穀同為洪州分寧人，以父授通直郎。宋高宗本喜學山穀書，曾得山穀日記《宜州家乘》真本，大愛之。師川遂以魯直甥召用，至翰林學士。（出陸遊《老學庵筆記》）可見也是一位重要人物，年輕時曾寄紙數軸求山穀書。在《山穀集》卷十九中，有〈與徐師川書四首〉，其第二首紀年崇寧元年（1102），有雲：

「每見賢士大夫及林下得意人言，師川言行之美，未嚐不歎息也。所寄詩…辭皆爾雅，意皆有所屬，規模遠大，自東坡秦少遊、陳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將墜，不意複得吾甥，真頹波之砥柱也！續當寫〈魏鄭公砥柱銘〉奉寄。」

接著在第四首的山穀書中，即雲：

「〈砥柱銘〉寫去，盛暑異於常年，煩倦都無筆意。」

（5）楊明叔墨跡本，即〈有鄰館本〉，此文的主題。按此本並無記年，已如前述，但近人因題跋內容與《山穀題跋》中的石刻本大同小異而附會為山穀晚期建中靖國元年（1101）所書，前文已辨其非。

而另一個為人（包括三十五年前的筆者）存疑的重點是：兩卷同樣是寫給楊明叔，因為兩卷有相同的句子：

「吾友楊明叔知經術，能詩、喜屬文，（為）吏幹公家如己事，持身清潔（潔清）…明叔亦安能病此而改（其）節哉！」。（括號中者為兩本不同處。）

在筆者過去隻認為這其中必有蹊蹺，不太可能為同一人寫兩件同樣內容的書卷，但是經筆者幾次三番將墨跡本逐字比對甚至臨寫揣摩，並比較他本之用筆習慣，終於肯定〈有鄰館墨跡本〉為黃庭堅之真跡，同時又無正當理由來推翻史子山的刻石本，且存碑刻紀錄如上述，所以筆者以為兩本都是山穀的真跡。因為這兩者之間並沒有其中一件應當是偽作的必然性。更何況從書風來看這〈墨跡本〉，絕對不是書寫於1101年，這是比較了前一年的〈跋寒食帖〉，同一年的〈經伏波神祠〉及後一年的〈鬆風閣〉諸卷後，大家可以明白分辨的事實。也就是說山穀並不是在同時給楊明叔寫了兩本，而是先後相隔多年後，因為某種為吾人不能確定的緣故而又寫了一本。簡單的猜測是：因為史子山曾經看過山穀多年前為楊明叔第一次寫的墨跡本（即有鄰館本），在1101年時，史子山與楊明叔在一起遇到黃庭堅，並要求將黃書〈砥柱銘〉刻石，而山穀對自己這幾年的書法自覺大有進步，所以對「似非我筆墨耳」的舊作覺得有重新書寫一次的必要。因此在題跋時，根據其記憶自然地重複了初寫本大部分的辭句內容而與舊作相同，但是又隨機改動或增加了一部分文字。由於細較兩跋的文字異同，改變得非常自然，旁人是不容易做到的。這一點，也可以從反麵來證明這兩本中的任何一本，都不是出於偽作者之手，而是兩本都是真跡！

因而我們以下的任務有二：一是認識楊明叔其人，以及與山穀的交往時間；一是從書風上來排比早晚，再從以上兩者所得的交叉點，可以得出此卷墨跡本的約略書寫年限。

四、〈砥柱銘〉墨跡本的書寫年代

1. 絕非建中靖國元年（1101）石刻底本。

由於很容易將墨跡本〈砥柱銘〉附會為刻石本的書寫年代，這是一定要加以厘清的。關於有鄰館本的年代，在該卷的宋人題跋中就有論及，首先是署款為「曲肱寮」的跋：

「元佑所謂四學士者，蓋皆學東坡書，唯魯直有筆，晚年落妍為枯，嗇豐為臒，欲自逃於坡而不可得。此猶是蘇公在翰林諸君翱翔下上於道山冊府時作也。曲肱寮。」

他的意思是說這是山穀與蘇東坡同時在翰林院時所書的早年作品，而且還受東坡影響，並不是晚年書。關於山穀早年受東坡影響，筆者也曾注意過，可用東坡〈寒食帖〉的句首「自我來黃州」為例，與集山穀的字來比觀，確有相似之處，但山穀個性甚強，不久即自立麵貌。查山穀與東坡同在京師的年代大約是在元佑年間（1086-1091）。因為此後蘇軾知揚州，山穀也因母喪，扶柩返江西分寧老家去了。接著又有汪應辰的題跋也呼應了同樣的看法：

「此魯直元佑間字也，晚年筆畫始成就，每每追悔少作。此如蒹葭蒼蒼，非不茂盛，要須白露為霜，落其英華，然後為材之成耳。」
汪氏此跋紀年「紹興辛未三月一日」，乃紹興二十一年（1151），距山穀之逝（1105）尚不到半世紀，而且汪氏文集中還有其它黃庭堅書跡的題跋，可見他是見過不少山穀書跡的。因此吾人對他的評論，也不必認為太過主觀。

前麵說過，〈山穀題跋本〉是有紀年為建中靖國元年（1101）的作品，因此不少學者將此〈有鄰館本〉定於此年，然而從以上兩跋的內容看，兩位題跋的對象絕對是無紀年的這一卷，否則不會說出與1101年抵觸的元佑年間（1086-1093）了。因此，吾人絕不能將此〈有鄰館本〉定為1101年的作品，其年代須要從書風及文獻來重新排定。至於為何給楊明叔前後寫了兩本，已見前一小節：〈楊明叔墨跡本〉，不再贅。

2. 山穀與楊明叔的交往

楊明叔名皓（約1060-1125），四川眉州人，與東坡同鄉，其父亦與東坡為友，而且也與山穀的叔父黃廉為嘉佑六年（1061）辛醜同年進士。因此，明叔在青少年時期就可能認識東坡與山穀，但沒有具體資料。山穀非常賞識明叔的人品學問，曾在〈跋歐陽元老王觀複楊明叔簡後〉中說：

「楊明叔不病陋巷而樂其義，不卑小官而盡其心，強學不已，未易量也。」

可見山穀對他的期望甚高，如在互通詩文時說：「明叔言行有法，當官又敏於事而恤民，故予期之以遠大者。」故在跋〈砥柱銘〉中，也有對楊明叔有具體的讚揚，說他「知經術、能詩、喜屬文，為吏幹公家如己事，持身潔清」等等。（全文見前）。

而且楊明叔極為喜愛黃山穀的書法，不時請索墨寶，如山穀在元符元年（1098）三月，將離黔州，為楊明叔作大字，並有跋尾。較早的有紹聖三年（1096）九月，「眉山楊明叔作墨瀋請作大字，試舒城張真筆，燒燭寸餘。」（見《山穀別集》卷十一，〈跋所書戲答陳元輿詩〉）楊明叔作詩甚勤，常與山穀詩文相答，如山穀有〈次韻楊明叔見餞十首〉，並序雲：「楊明叔從予學問甚有成」，又有〈次韻楊明叔四首〉、〈贈楊明叔〉等等，不一而足。楊明叔也在山穀貶謫期間照顧他的生活，如《山穀集》中的〈答楊明叔送米頌〉，中有句雲：

「買竹為我打籬，更送米來作飯。」

對於這樣好學又殷勤照顧山穀日常生活的學生，當時又無電話，所以來往書函必不少，見於《山穀全書》中的就有將近二十件，並有墨跡本存世。筆者在任職台北故宮博物院時，也曾親手翻閱宋人尺牘中的兩頁山穀手劄，一〈致明叔少府同年家〉，內容也提到明叔求他墨寶的事：「大軸今送，然勿多示人，或不解此意，亦來索，匠石斵鼻，則坐困矣！」

這一件大軸，是否就是這一大卷的〈砥柱銘〉，發人遐想。不過從此劄的書法風格，用筆清爽流麗這一點來看，與〈砥柱銘〉的韻味有相近之處。因為另一劄〈致明叔同年家〉（或稱〈藏鏹帖〉）的筆法較為老蒼，已屬稍晚。

根據《山穀年譜》中的資料，山穀與楊明叔的交往主要是在山穀因被誣編《神宗實錄》失實一事而貶於黔州，時在紹聖二年（1095）四月，直至山穀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春出蜀赴荊南之前的六年之間。故就目前山穀與楊明叔的交往時間而論，山穀為楊明叔書寫這墨跡本〈砥柱銘〉的時段，也落在以上的這段時間內，除非能有提早兩人交往時間的相關證據。而著錄於《山穀題跋》卷八中的瀘州史子山石刻本，正好是山穀與楊明叔將要分別之時，可能就因這個緣故，正好又有好事的史子山請求刻石，山穀也因自己近年在書法上大有進境，不滿舊作，所以就乘興再書一通，因而在跋文上大體雷同，也有隨機更動的辭句。這一點，隻有同一作者才能做到，因此墨跡本的書寫年月絕不同於石刻本。

3. 從風格排定此卷的年代。

以下是現代學者比較沒有爭議性的大字行楷卷。
1084-1094 〈發願文〉
1087 〈水頭鑊銘〉（刻本）
約1086-92〈華嚴疏〉
1097 〈陰長生詩卷〉 （刻本）
約1099 〈寒山子龐居士詩〉
1100 〈張大同卷〉
1100 〈明瓚詩後卷〉
1100 〈跋東坡寒食詩〉
約1100〈自題諸上座卷〉
1101 〈經伏波神祠詩〉
1102 〈鬆風閣〉
1104 〈範滂傳〉（刻本）

在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自〈寒山子龐居士詩卷〉後即進入其晚年期，稍前的〈陰長生詩卷〉也漸多顫（戰）筆，乃屬晚年初期，而〈發願文〉及〈華嚴疏〉顯然是早期，然二者的結字均屬寬博型，與〈砥柱銘〉的瘦長結體略異，倒是在晚期大字〈鬆風閣〉卷中頗加收斂，以及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小行楷帖中的結體頗多相似，例如：
約1089 〈致景道十七使君〉
約1094 〈致無咎通判〉
約1095 〈致公蘊知縣〉
約1099 〈致雲夫七弟〉

以上這些作品的用筆較俊爽清利，故而近似。至於〈砥柱銘〉卷尾的一段大約二十幾行，其行筆愈快速輕清，令人想起草書卷中的〈廉頗藺相如傳〉長卷那樣，寫到最後的四分之一段時，在節奏上速度加快，筆墨愈見輕靈，較之前段之厚重凝練，有時不免輕巧，若將此兩卷的全圖比觀，筆者發現這種變化頗有雷同相似之處。而且這兩件的用筆，雖有行、草之異，但都清爽迅利，沒有晚期的戰顫凝重，故其書寫年代也當較為相近。其書風早晚之變異，可從下表看出極為相似之處：
約1095〈廉頗藺相如傳〉→約1104〈諸上座卷〉，1104〈李白憶舊遊〉
約1095〈砥柱銘〉→1101〈經伏波神祠〉，1102〈鬆風閣〉

小結：

因此，將史料與書風交叉比對的結果是，此墨跡卷的書寫年代指向黃山穀與楊明叔交往最頻繁的時期，即山穀被貶入蜀時期的初期，大約是在紹聖二年（1095）前後。如果有日能覓得史子山在瀘州刻石的拓本時，就可證明其書風絕對是與前列山穀晚年諸名卷相當近似，而與墨跡本有明顯的差異，因而可以從旁證明墨跡本絕不是臨仿1101年史子山的刻石本。此為筆者所深信者，書此伏筆，期待刻石或該拓本之重現世間，以證非為筆者之誑語！

五、宋、明、清人的題跋與收藏

相較於傳世的多件黃庭堅名跡，此卷題跋與收藏印之多與豐富，甚難與之匹敵。今依時序略論其重要者如下：

1. 曲肱寮（?-1168稍前卒）無紀年跋，論山穀書：「晚年落妍為枯，嗇豐為臒」，並對山穀此書的書風來論，這是山穀在元佑年間，與東坡同時在朝時的作品。（原文見前引）

對此跋的作者「曲肱寮」，至今尚無定論，明末張醜《真跡日錄》（卷四）著錄此卷時有考證：

按寮姓張氏，即山穀諸題雲：題宛陵張待舉曲肱亭記，見年譜元豐甲子歲，時年四十矣！

查元豐甲子當為1084年，山穀確是四十歲，可見二人交往甚早，若真是張待舉的題跋，其時當在北宋，自是可珍！張醜說成是姓張名寮，但宋代查無張寮。依南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六十六，有〈書張待舉詩集後〉中有句雲：「張公名賁，待舉字也，官至忠州司戶而死。」則是指明：張賁，字待舉，家有「曲肱亭」。至於「曲肱寮」究屬何人，在宋代另有兩個可能：樂洪，衡山人，自號曲肱先生，著有《周易卦氣圖》，從汪應辰遊。又有魏衍，彭城人，自號曲肱居士，名所居室曰：曲肱軒，不事舉業，見異書必手自鈔寫，從山穀弟子陳師道遊。觀二人生平，一從汪應辰遊，一從陳師道遊，很難遽斷究是何人。或者是樂洪，因為他與第二跋的汪應辰有交往，誌此以待其它資料來證實。也許兩者都不是，因為「曲肱寮」可釋為此人名寮，號曲肱。究為何姓何人，尚待確證。

至於筆者定曲肱先生卒於幹道四年（1168）之前，這是從本卷第四跋梁竑有：「曲肱先生之遺意」一語而來，知他是陳雪溪與梁竑的共同友人，故此跋仍當在南宋初，並去世未久。因此張醜的山穀友人「張待舉」一說，指的是北宋人，似可商酌，而應為稍晚一輩的南宋初時人。此跋的另外一個價值，是提供了少見的宋代隸書佳例，筆勢開闊。

2. 汪應辰（1119-1176）第二跋，紀年紹興辛未（1151）。他是信州玉山人，故署名「玉山汪應辰」；字聖錫，紹興五年（1135）進士第一，曾忤權相秦檜而外放，剛正方直，敢言不避，好賢樂善，學者稱玉山先生，著有《玉山集》、《石林燕語》等。由於他去黃山穀未遠，對其書風有深度的認識，並直言所感（見前引），以為這是「魯直元佑間字也」。這是因他個人較鍾愛黃庭堅晚年大成時期的作品來評比此卷，所以略有微詞，正是表現了他正直敢言的個性。最重要的還是他肯定了此卷是黃魯直的真跡，並認為是比較早年的作品；至於是否一定是元佑年間（1086-1093）的字，倒並不重要。不過，從這一句話，以及曲肱寮的前跋，吾人可以肯定的是，此卷原無紀年，既不是紀有建中靖國元年（1101）的《山穀題跋》那一本，也不是因故將這1101年的晚年本的年款切除之後的本子，所以可以旁證這「有鄰館本」與「建中靖國元年本」是兩個不同的本子，是原無紀年的。

3. 劉芮（1109-1179）的觀款一行，紀年「幹道元年（1165）正月戊辰」。劉芮字子駒，號順寧，著有《順寧集》，為哲宗朝禦史劉摯之曾孫，師胡安國，所造粹然。《式古堂書畫匯考》中紀有〈劉刑部和敬夫詩帖〉，紀年戊戌（1178），則是晚年絕筆了。劉芮的生卒年則是根據揚萬裏《誠齋集》卷八十二的〈順寧文集序〉一文。有雲：「…子駒沒後十有三年，餘官於金陵…終官刑部員外郎湖南提點刑獄，卒年七十有一。」而來。按楊氏於紹熙（1191）到建康任職，依中國傳統紀年法推算而得劉氏的生卒。

4. 梁竑為當時藏者陳雪溪跋，紀年幹道四年（1168）九月，雪溪陳氏不知何人，此跋款字隻署「竑」一字，未識姓氏。但跋中有雲：「且致曲肱先生之遺意曰：他日梁子必見此，要當令跋…」故此處「梁子」即為跋者「竑」之姓氏。因而署款時不再加姓氏。又本卷陳洙跋語，亦可輔證為梁竑（見後）。（按：《真跡日錄》作「杜竑」，容庚《叢帖目》作「汪竑」，皆誤）並由此跋知「曲肱寮」的卒年是在幹道四年（1168）之前。且知梁竑為曲肱先生賞識之晚輩，乃是因為梁氏「平生展玩涪翁翰墨不少！」是鑒識山穀書法的行家。有關梁竑的生平資料不多，《宋詩紀事》記梁氏〈題陸賈大夫廟〉一首，張孝祥《於湖集》中的〈三河記〉一文述及「淮西運使梁竑」，知其幹道年間的官職。而梁竑對此卷的評價與汪應辰頗為不同，認為：

蓋未嚐有奇特如是者，可謂臣中第一，絕妙古今，譬如天球河圖之在東序，又何稱讚之足雲！

5. 王厚之，字順伯，號複齋（1121-1204）雖無題跋，但在此卷的騎縫收藏印中，鈐蓋了一方稀見的十六字小白文印：「臨川王厚之順伯複齋…金石刻永寶」由於字小，印色不清，且有裁切，故難於識其全文（圖12b）。後又在「秋壑圖書」左下角發現王氏二印，其上為「臨川王厚之伯順父印」，其下雖為十六字印的完整版，但仍有二字不可識（圖12a）。此印在高士奇《江邨銷夏錄》卷二及《式左堂書畫匯考》二書中均僅識讀九字作：

經筆者辨識再三，多識五字作：

王厚之為南宋第一鑒賞家，字順伯，世本臨川人，左丞王安禮的四世孫。王安禮曾在元豐庚申（1080）與黃慶基同閱〈神龍本蘭亭〉題有觀款，所以蘭亭版本的研究是其家學，淳熙戊戌（1178）曾題〈定武本蘭亭〉，慶元丁巳（1197）曾跋〈唐摹本蘭亭〉。王厚之祖王和父徙居諸暨，故於紹興二十六年（1156）以越鄉薦為舉首，尋入太學。登幹道三年（1167）進士第，好古博雅富藏先代彝器及金石刻，以博古知名於時，因藏有趙明誠《金石錄》故著有《複齋金石錄》三十卷，《考異》四卷，《考古印章》四卷，《漢晉印章圖譜》一卷。王氏的收藏，除了此卷之外，又有範仲淹〈與尹師魯二帖〉，元人柳貫跋語有雲：

「前帖銜縫有王厚之順伯陰文十六字印，知為順伯所藏…好古博物，為中興第一。」

查此範仲淹書二帖，亦見於高士奇《江邨銷夏錄》卷一，但此印隻識出「臨川王厚之…石刻永寶」九字。

趙孟頫〈蘭亭十三跋〉之第二跋中論及蘭亭刻石，真贗難辨時說：

「蘭亭帖…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贗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

可見子昂對王氏也傾服備至！在本卷尾跋中，伍福據此題雲：

「宋南渡時，士大夫精於鑒賞者，為王順伯，尤延之二公」

而此卷竟鈐有王厚之十六字騎縫印七處（第五縫被切），外加卷尾一完整版及另一印，位在「秋壑圖書」左下方，為鑒藏印史上罕見資料。茲將此印放大，供眾人辨讀或修正。

6. 謝采伯（字符若，1179-1241後）觀款，記有時地：「嘉定庚午（1210）中秋，郡丞謝采伯觀於四明貢院。」

楷書兩行，用筆挺俊，是必為知書者。查謝氏為書道史上有功之人，因為眾人熟知的南宋薑白石（夔）所著的《續書譜》一卷，在薑氏著後並未有刊本行世，是謝氏先曾欣賞薑氏的書法筆力遒勁，波瀾老成，其後得其所著《續書譜》一卷，覺得「議論精到，三讀三歎，因為鋟木。」（謝氏嘉定戊辰（1208）序文）

謝采伯是臨海人，其父乃宰相謝深甫，他也是宋理宗皇後謝氏的伯叔輩。謝氏題跋另有跋東坡〈乞居常州奏狀〉，年款與此跋大致相同：「嘉定庚午中秋天台謝采伯元若書於四明貢院。」（《清河書畫舫》卷八。）他的著作有：《密齋筆記》，援據史傳，足以考鏡得失。其自序紀年：淳佑元年辛醜（1241），時年六十有三。可據此推得其生年，並知題此時才三十二歲！

以上是五則南宋人題跋，雖然不是大家熟悉的書畫史上的大家，但都各有其重要性，皆是當時的佼佼者。

7. 賈似道（號秋壑，1213-1275）收藏。大約在謝采伯嘉定庚午（1210）題跋的四、五十年之後，此卷不知如何進入了南宋重要大藏家：權相賈似道之手，在此卷的末尾鈐有其著名的朱文收藏印「秋壑圖書」（約4.4公分見方），經過筆者再一次的調查，得知賈似道乃是收藏史上收集過最多黃庭堅書跡的藏家，連同本卷，列表於下：
書跡 現藏地
〈砥柱銘〉墨跡卷 有鄰館舊藏
〈寒山子龐居士詩卷〉 台北故宮
〈明瓚詩後跋卷〉 中國曆史博物館
〈諸上座卷〉 北京故宮
〈致景道十七使君帖〉 台北故宮
〈廉頗藺相如傳卷〉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鬆風閣詩卷〉 台北故宮

一共為六長卷一冊頁（可能還有更多），由此可以證明至少在賈似道（及為其掌眼的廖瑩中）眼中，此卷〈砥柱銘〉的書法與上列各件都是出於黃庭堅之手的親筆真跡。按廖氏曾翻刻《淳化閣帖》及《絳帖》皆逼真，自是鑒別高手，所以這一則南宋人的證據，其力量與準確度遠勝於一般的觀款，或僅收一、兩件的小收藏家，是無庸置疑的。

僅就宋代的題跋和收藏史而言，此卷的旁證資料之豐富已遠勝於其它所有的傳世黃庭堅書作。卷後雖然沒有元人題跋的蹤跡，但尚有十餘則明、清人題跋，文字較長，提供若幹史料。茲擇要簡述於後：

（1）俞僴（字弘毅）的身分是「賜進士中順大夫知汀州致仕」，其楷書跋是為當時收藏者黃璂──黃庭堅的第八世（或雲十一世）族孫所書，紀年為「天順元年（明代英宗年號，1457）春正月」

（2）黃洵（字叔允，號聵翁）也是山穀的族孫，是為黃公直（璂）題，未紀年。但前後二跋均在天順元年，故當在是年。

（3）陳洙跋在天順改元（1457）五月，自署「眷生」，似為黃璂之姻親。但此跋稱「黃君公直，視山穀則八世族祖」與俞僴跋中的「十一世」相差三世，既是姻親，似當以「八世」為正確。又此跋中一語：「汪、梁諸君子題誌，猶周鼎在望。」可以輔證筆者考訂卷前汪應辰跋後一則有幹道四年款書「竑」者，當是「梁竑」不誤。

（4）何濱，亦是黃公直的眷生。詩跋無紀年，但當距前跋不久。

以下一紙（在十四、十五縫之間）的兩跋，其一之紀年早於前紙兩年，故知裝裱時誤接，當是項元汴之前的事，因筆者認為騎縫的編號乃出自項氏手筆。此兩跋為：

（5）張肅，自署「庚午（1450）科鄉貢進士」，紀年「皇明景泰六年（1455）春」，其紀年實早於前紙四跋。行書甚佳，論山穀書：「公筆法高古，敻然一家，信可貴也。」讀其語意，其時已為黃璂珍藏。

（6）鄭熜（字允然），浦陽人，亦為黃公直題，自雲其伯父醇翁先生亦善書，與宋仲珩（宋璲，1344-1380）齊名。故此書雖未紀年，應與前跋紀年（1455）三月相近。

因此以上兩跋應該是此卷明人跋中最早者，當置於俞僴之前，也就是將本卷的第十三及第十四兩紙互調，才是正確的時序。

（7）申屠環，會稽人，無紀年。

（8）黃應宸，山穀族孫，黃璂為其高祖，長跋紀年「隆慶庚午（1570）」並述及「嘉靖辛亥（1551），家遭回祿，室宇貲蓄，焚蕩一空，而伯父棣獨出是卷於煨燼之中。」益可見吾人於今日猶能觀賞此卷，當更覺珍惜。

（9）酈希範，自署「眷晚生」，跋於同年同月，當是黃應宸的姻親，為此卷明代題跋中的最後一跋。

（10）項元汴（1525-1590），為中國書畫鑒藏史上的大家，得此卷後，項氏於卷前卷後及騎縫處鈐印六十餘方。卷首右下角「項子京秘笈之印」乃挖裱補入者，啟人疑竇，但全卷項氏印眾多，此區區一印而已，事雖不可解，但不關此卷真偽明甚。又查此卷並無項氏千字文編號。

在第十四紙後均為清代人題跋：

（1）章貢金，觀於道光元年（1821），並錄元周密所抄謝采伯之著作。

（2）吳修（1746-1827），於道光壬年（1822）觀於揚州，並錄入其《銘心絕品》一書中。

（3）屠倬，觀於秦淮水閣。

（4）羅天池（1805-1856），道光丙午年（1846）再觀於葉氏耕霞溪館。（小行楷）跋中述及廣東番禺潘德畬（仕成）先於1843年借摹入石，再購得此卷。

（5）伍福（上元人，號詒堂，或曰「貽堂」者當誤）收藏，先在後隔水錄山穀書可息風浪故事一則，並在卷尾抄錄有關此卷的相關資料數則：

書畫舫真跡日錄 （隸書）

汪應辰 資料一則（行書）

王厚之 資料數則，包括：洪容齋隨筆、陳思寶刻叢編、子昂蘭亭十三跋及柳貫題跋等。

按伍氏生卒不詳，就其所題的位置，應是在清末，他是上元（南京）人，曾為清國子生，工書畫，精鑒別，有其所錄相關考證可知。（按所錄以行草為主，皆無款，但從鈐印可知為伍氏書，其內容有助於吾人之研考。）

小結：

綜觀〈砥柱銘〉卷諸跋，最早者距山穀下世不到半世紀，不但肯定了他們對此卷為黃庭堅書寫真跡的看法，也提供了對此卷為山穀早年書風的觀點，也增加了五件罕見的南宋人書法作品，使吾人對南宋士大夫的書風有更全麵的認識。故僅就此南宋五人的題跋而言，就是書史研究的重要資料。

更有甚者，在鑒藏史上的兩位南宋大家：中期的王厚之（1121-1204）和後期的賈似道（1213-1275）曾先後將此卷鑒定珍藏，更保證了此卷的真實性。因為他們二位的印章，既在山穀卷中的多處騎縫上，又在卷尾本紙上，這不像卷後寫在別紙上的題跋，有可能被狡猾者拆換或接移的！而王厚之的十六字白文印，更屬稀有的存世實例；賈似道的「秋壑圖書」雖所見甚多，但是此卷在賈氏的寶庫中，與黃庭堅的其它的六件名跡同時被肯定和珍藏的。

本來有了這樣的保證已經是足夠了，而後半段的明人題跋中，不僅補充了史料，更令人慶幸此卷曾經為山穀的八世孫及其族人題跋保存，凡經曆一百餘年（至少自1455到1570年）之久，其後又入明代最重要的鑒藏家項元汴之手。

在著錄上則有明張醜的《真跡日錄》，清代吳修的《銘心絕品》以及方浚頤《夢園書畫錄》，並先後為葉蔗田及潘德畬借摹入石（見《海山仙館藏真續刻》）。

元汴之後佚經清人收藏，見於有題跋之外的鑒藏印者尚有甚多，如歸安趙渭卿（蘇黃米齋）、新安項源（小天籟閣）、趙堅白、潘延齡（健盦）、張維屏、伍儷荃（南雪齋）等等，以見清代遞藏，此卷曾入廣東藏家之手，稍後為南京籍的伍福所藏，再輾轉流入日本，近年返台灣，方為國人共賞，可不幸哉！

結語

作為一位曆史人物，黃庭堅在文學史上，不但與蘇東坡並稱蘇、黃，又為江西詩派的開山祖。他在書法史上為宋代四大家之一，不但獨創一格，且影響深遠，乃是眾所皆知的事。所以山穀的任何手跡，皆當為吾人所寶。筆者遲鈍，對有鄰館本〈砥柱銘〉的認知由存疑到肯定，竟然曆經了三十五年的時光，方才將其定位為書風轉變初期的重要作品：

1. 此卷可以補充並擴展吾人對山穀特別是大行楷書由前期到晚期書風轉變期的認知。因為傳世山穀重要墨跡大多集中在其人生的最後五六年間，此卷填補了稍前一段（1094-98）的空白，用筆爽勁清新。

2. 以此卷的長度而論，在此類山穀大行書卷中為最，長達824公分，再加上題跋和畫像，全長約1500公分，其次為〈經伏波神祠詩卷〉。（山穀諸卷中最長者為〈廉頗藺相如傳〉，但為草書。又〈明讚詩後卷〉則為一行一字的擘窠書，不在此例。）即在曆代法書長卷中，也屬前矛，如近來出現而晚於山穀三百多年的宋克〈書杜子美壯遊詩〉長卷，也不過是600公分而已！

3. 從南宋到清代題跋豐富，曆經著名藏家之手，不僅保存稀有的南宋書法資料，而且還有保存了被譽為南宋第一鑒藏家王厚之的十六字稀有印章，與賈似道的藏印並列。

4. 以書寫內容而言，此卷不同於一般的詩文。在這次有機會深入研究了這卷〈砥柱銘〉之後，筆者在古稀之年（1936生）除了肯定此卷的真實及可貴之外，方才進一步認知了山穀多次為青年後進書寫此銘的胸境和動機，並深深感動！誠如山穀受黨爭牽累，在貶謫之初書寫另一草書卷名跡〈廉頗藺相如傳〉的弦外之意，在此文末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同樣地，山穀在被貶入川之後，不但毫無怨言，而且對後學極力獎譽提拔，諄諄教誨，為國儲才，五次三番地將他所敬仰的「有愛君之仁，有責難之義」的魏鄭公，以及「興利除害、過門不息」的大禹作為後學的榜樣，以及鼓勵他們「持砥柱之節以奉身」，而不要「畏懼」，不要「改節」！至此，筆者才稍稍理解了為什麽山穀被諡為「黃文節公」的緣由了

宋代禪僧將認知的階段分成三段式，即：一.「見山是山」，二.「見山不是山」；經三十年禪修開悟後的第三段.「見山祇是山」。當初，筆者因為先入之見，將墨跡本〈砥柱銘〉定為1101年，來與後期代表作如：〈寒山子龐居士詩〉、〈張大同卷〉、〈經伏波神祠詩〉、〈鬆風閣〉等相比，造成了認知上的困境。

回想三十五年前，筆者的境界是在第一和第二之間，在既「是山」又「不是山」的夾縫中，但從未真正到「不是山」而加以否定的程度，最後「困而後知」，終於到達了「見山祇是山」的境界。不僅如此，現在我眼所見之〈砥柱銘〉墨跡本，已經不是三十五年前的〈砥柱銘〉，因為我看此墨跡卷時，同時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五十來歲的儒者黃庭堅正在為一位青年後進執筆揮灑的神態。

著錄：1.《山穀詩集集注》卷十四，頁345，中國書店；
2.（宋）洪邁《容齋隨筆》；
3.（明）張醜《真跡目錄》；
4.（清）方頤《夢園書畫錄》；
5.（清）項芝房《南雪齋藏真十二卷》，道光十二年（1832）至鹹豐三年（1853），伍葆恒撰集；
6.（清）羅天池《海山仙館藏真續刻十六卷》，卷二、卷三；
7.（清）潘仕成《宋四大家墨寶》六卷，同治四年（1865）潘仕成撰集；
8.《黃山穀真跡》中田勇次郎編，二玄社出版；
9.《中國書法全集》卷35、36，榮寶齋出版。
10.《宋元明清中國古代書畫選集（一）》第60-67頁，保利藝術博物館編，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