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儂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7)

來源: 2020-10-21 16:08:46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23815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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褲子、天乳和美的革命

有一段時間,男孩子流行穿肥褲子,褲腰鬆鬆的掛在髖上,褲腿又肥又長,現在我發現男孩子們又開始流行穿極瘦的褲子,個個穿上褲子就都像是把錐子。裸體的原始人就很難改變身體的流行時尚,通過進化既過於漫長活人等不到死人又看不見,而且也不以自己的意誌為轉移,所以原始人就開始在身上掛一些飾物,據說最早的飾物與革命無關,都是未來增加虛幻的性吸引力。顯示強大。再後來,就發展出了衣服。

人們可能沒有想到,中國女性穿褲子是從妓女開始的一場民國時代的革命。在曆史上穿上褲子遠比脫下褲子要難。因為理論上,穿上了褲子,你就又自然的會想要脫下來了。女性穿褲子則經曆了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甚至數十萬年的時間。在古代中國女性一直穿裙子。不知道為什麽,男人在過去也不穿褲子。

而過去在中國曆史上,南部沿海地區一直不被重視。然而,到清朝隨著與西方交流無可回避的增加,南部沿海地區成為了一個窗口,開始對中國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引領風潮變化之初起。在廣東沿海地區有一群特殊的妓女,她們來源於一個叫蛋族的少數民族,蛋家妹。這個蛋家妹可能並不是罵人的髒話。據周鬆芳介紹:蛋族的祖先可能是遠古的百越族。據說袁崇煥、冼星海都有蛋家的血統。蛋家妹傳統上活在船上,蛋家妹屬於船妓。所以,一直以來她們不裹腳,而且穿褲子,不穿裙子。到了清末明國初年這樣的打扮反而顯出一種異樣的性感了。對了,我一直覺得旗袍其實是非常的政治不正確的,其設計是在中國的封建環境下讓女性既處於傳統禮教的束縛下,又可以公開的滿足男人的性欲。即既不能自由的暴露,又要給男人看到一些葷腥,以滿足男人的禮和不太健康的窺視與聯想。實在不太健康。總之,於是就有了這樣的詩句:“不係羅裙不貼鈿,花巾帕首亦翩翩。尋常懶著鴉頭襪,六寸膚圓比玉妍。”後來,蛋家妹的打扮漸漸在廣州的妓女中流行,而且一直上傳,傳到了當年中國時尚風標的大上海。褲子,到了上海就又很快發展成為妓女的標配。這樣妓女就成為中國曆史上最早穿褲子的女性。而且,當時妓女一度成為了時尚的引領者。妓女的時尚大膽的裝束,在那個個性解放的時代又成為對年輕女性,尤其是女學生強烈的吸引。一個像春秋、盛唐一樣的富於活力的時代開始了。

解放了!

張競生1912年從法國回到北大任哲學教授,開始著書、寫文章呼籲女性解放乳房!張成為了中國女性乳房的大救星,解放婦女乳房的運動的引領者之一。或許可以稱為中國婦女的乳房之父。當時的大家閨秀開始悄悄放束胸布,當時這被稱為“天乳運動”,而現在很多文章稱:胸部解放。解放啦!我認為這個“天”字,應該是指“天然”,而不是“太平天國”式的“天上人間”的意思吧?當然,也不會是指銀河係了。什麽時候中國女性開始流行束乳,我一直沒有找到中國女性束胸的起源,可見束胸其遠比裹腳隱秘。考古埃及人又製作木乃伊的癖好,中國人有活體包裹的癖好,實為兩大遙相呼應的古老文明。但1927年國民政府頒布條令,倡導天乳,反對束胸。對於不執行放胸政策的要進行罰款。這顯然不是基於我國政府一貫的幻想、神經過敏或空穴來風的政府行為。隻是從清朝的“留頭不留人”到束胸罰款,身體真的是我們的嗎?準確的說,我們需要為我們的身體對社會負責的,管住自己的嘴巴、眼睛、手、雞雞和乳房。1910年時張競生寫了一部叫《美的人生觀》的書,在北大印刷,廣為當時的青年學生傳閱。我現在手頭有一本叫《讓美在性生活中蕩漾》,是出版於改革開放後的1992年的7月,權雅之主編。在當時這本書還頗有一些打破禁忌的味道。那竟然已經是1990年代了。我記得那時我在看這部書的許多章節還出現了外周血液循環加快,以致大腦輕度缺血,甚至勃起的異常反應。今天再翻翻感覺當初的我非常的奇怪,至於嗎?不過有意思的是,兩本書的書名裏都提到了“美”。

誰能說清楚什麽是美呢?而明天美又會變成什麽樣子。

 

迷人的法國的革命口號

口號如衣服。口號總是更響亮,更漂亮,但口號總是穿著大號的衣服。

革命就要喊口號。口號既是欺騙又是真實。而還很有趣,如果事情過後很久我們重溫當年的那些革命口號。法國的革命曾經非常血腥,但68年五月的革命口號有些卻相當浪漫:

“藝術已死,別再消費藝術的屍 體。”

“雖不盡美,
噢,但多麽迷人。
生命,而不是苟延殘喘。

誰還沉睡,
就隻能待在他自己的夢裏;
誰醒來了,
就能找到一個共同的世界。

幸福,是一個新思想。

“美麗總發生在街頭。”

“請你有點思想。”

當然,革命需要打倒,革命需要激情、憤怒和非理性,革命還需要激素,尤其是性激素。

粗魯是革命的新武器。

我們就是匪徒。

你也加入憤怒中來吧。

打倒消費社會!

打到社會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萬歲!

打倒記者及其同流合汙者!

打倒國家!

酒精有害健康,吃LSD。(注:LSD,迷幻藥)

我們就是無政府主義者。

先互相 操,否則他們就會來操 你。

除了讓所有人都淺 薄起來,布爾喬亞們沒有別的愛好。

同誌們,每天5小時的睡眠不可缺少,這場革命就靠你們了。

同誌們,不隻在大街上,愛也可以在高等政治學院裏做。

統計行動、情感的數量的那些人是傻 逼。

這還沒完!

在沒有看清日常生活的現實前就不停地談論革命與階級鬥爭的人,屁也談不出來。

消費越多,你活得就越少。

文化,就是生命的反麵。

像解開你皮帶那樣經常解開你的腦子。

至少已經有了10天的好運氣。

禁止禁止。

上帝,我懷疑你是個左派知識分子。

談是反革命的。

選舉是給蠢 人們的陷阱。

在1968年,想要獲得自由,就要參加革命。

富有,就是滿足於自己的貧窮。

學生就是白 癡。

無論如何,不要後悔。

算算你到底有過多少後悔,並且以此為恥。

我們不在乎邊界。

人沒有聰明愚 蠢之分:他們有自由與不自由之分。

這裏,很快就會成為迷人的廢墟。

跟從主人已經很痛苦,選擇主人更痛苦。

 “隻有自身帶著混亂,才能讓世人看到一顆跳舞的星”(尼采)

必須係統地利用“偶然”。

以後隻有兩種人:牛與革命者。結婚,就會變成牛。

就算他們鏟除所有花,也阻擋不了春天的到來。

粗魯是革命的新武器。

我不喜歡在牆上寫字。

我有些話要說,但我不知道說什麽。

我在街上。

紅色的女人一直都最美麗。

青年人做愛,老年人做惡心的手勢。

拋棄鎖鏈享受,拋棄死亡生活,不用胡羅卜做愛。

自由,是包含了所有罪的罪,是我們絕對的武器。

讓我們解放我們的同誌。

吃了你的教授。

商品就是人民的鴉片。

滾 蛋幸福。

地鐵,工作,睡覺。(注:為Pierre Béarne詩中摘取,原文為“侍者給你貼上號碼;好獲得一筆薪水;又是可怕的一天;地鐵,工作,餐館,煙屁股,睡覺,零。

死亡就是一場反革命。

別換雇主了,換一種活法。

不要消費馬克思。

永不工作!

不戴著領帶鬧革命。

我們的希望隻能來自沒有希望。

我們有一個史前的左派。

我們不願生活在一個必須用餓死的危險換取無聊致死的危險的世界。

我們拒絕成為低收入住房者、有文憑者、被統計者、有學術者、變成鴨子者、有道德者、小牛俱樂部者、遠程操縱者、被毒死者、文件者。

我們都是被人厭棄的人。

懶惰如今成了一種罪行,是的,但同時也是一項權利。

告訴你的男鄰居(還有你的女鄰居,蠢 貨!)(注:後麵括號裏的是後續別人加的評論)

統一思想,不;一起行動,是。

一切都是達達。

生命在別處。

我越做愛,就越想革命。越革命,我就越想做愛。

手指向月亮的時候,隻有傻子才去看那根手指。

當我們需要為革命獻身的時候,革命就停止了。

革命,隻是一個開始。

革命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它是真實的。

革命,我愛你。

革命就是繩子上的舞者。

你想要幸福,就吊死你的房東。

 革命的浪潮妙不可言,因為它真的正在發生。

要殘酷一點。

你很空虛。

你會死於安逸。

做一次愛,再做一次愛。

我宣布永久的幸福狀態。

如果能對比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口號,甚至中國解放戰爭年代的口號,那將是十分有意義的。可惜我們這裏不做這樣的對比了。不過,僅從這些法國五月風暴的口號中,我們就已經能夠感到革命已經由一場血腥的慶典轉變為滑稽混亂的消費時代的狂歡節。“打倒消費社會!”

而巴黎孔多塞中學的中學生也留下了經典而更加虛張聲勢的嚇人的大話:

當最後一個資本家
被最後一個改革家的腸子
絞死,
人類將手舞足蹈。

“實際上,整個5月風暴危機的重要而又奇特的一點在於,從頭到尾的較量都是象征性的,更像是中國古代統帥在排兵布陣。沒有人真想殺任何人。”霍布斯鮑姆在《非凡的小人物》中這樣說。而阿隆在五月風暴時評論說:這是孩子在模擬一場革命。聲勢浩大,隻要軍警一開槍,立刻一哄而散,跑回家,媽媽爸爸在等待他們,革命就結束了,剩下的將是持久而美好的悲憤的感情。韋爾南在《神話與政治之間》評論五月風暴說:“戴高樂政府被這一風暴震驚了,比‘左派’黨的領導人還要甚,有好幾天,可能是一星期,政權出現了真空,就差有人把它奪過來了。政權之所以還沒有垮台,那是因為沒有任何人打算或敢於讓它倒台。”革命的學生和左翼知識分子沒有革命的目標也沒有革命的計劃,更沒有人考慮奪取政權後要建立一個什麽樣的政權,以及怎樣運行這個政權,維持這個巨大複雜的國家了。所以,自然就會有從來沒有一場革命運動喊出過像五月風暴那樣多的花裏胡哨的口號。今天的世界的革命都是一種自由表達的革命,即言論的自由,而非革命的自由。

據說整個五月風暴死亡了2個學生、2個左翼工人和一個巴黎警察局分局的局長,其中一人是事故死亡,與革命無關。麵對毛主義同誌工人奧維內被殺慘案,“無產階級左派”的極端組織“新人民抵抗”於1969年3月8日綁架了雷諾公司的一位人事幹部。然而這一綁架行動引起了政府和社會的強烈反彈,連同情學生運動的總統蓬皮杜對此也加以譴責。“無產階級左派”希望有條件釋放被綁架者的企圖也被政府強硬拒絕。在“無產階級左派”內部“新人民抵抗”的行動也引起激烈爭議。但學生的主要擔心是如果為了報複而無限期扣押或傷害這位人事官員,“無產階級左派”必將招致政府更大力度的鎮壓;如果將其無條件釋放,對奧維內被殺事件不做任何報複,這對於很多毛主義革命者而言,無異於宣告向政權舉手投降,也等於宣告“無產階級左派”一直鼓吹“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號召以暴力反抗“新法西斯主義”政權之宣傳的徹底破產。兩天後,“無產階級左派”不得不無條件釋放了雷諾公司這位幹部。

然而,資本主義早就開始明目張膽侵蝕革命聖地索邦大學。於是,在這個現代商品經濟的消費時代,在學生的五花八門的口號中出現了這樣一則:

出售:抗議專用皮衣,保證扛得住警察攻擊,大尺寸,100法郎。(Nanterre校區)

索邦大學“人民美術工作室”出品的海報立刻被嗅覺敏銳的資本主義奸商聞到商機高價收買,在革命中有人從牆上剝下海報盜印販賣,這惹怒了學生,於是出現了:“革命不是用來出售的!”的口號。可是,在革命還沒有結束前,已經至少有35本68年的“方方日記”的出版合同被敲定。邦迪的第一本書《左翼主義:療治共產主義沉屙》在五周內寫成,開篇卻是道歉:

“這樣的寫作速度難免會帶來瑕疵,但是出版商必須在市場飽和之前出版此書。”

今天的以公共知識分子的方方真應該看看當年的曆史,或者我今天寫下的這些。在她的那本在同樣的甚至更加複雜多變的事件中草草寫出的以似乎抒發感情為途徑的思想反思之作在同樣的被迅速出版的日記的開篇真應該有一個真誠的邦迪式的道歉,即便不知道當年邦迪的道歉,出於一個公知的智慧、理智的謹慎和謙虛的品德,也應該表示出一點歉意,因為,比較在這場災難中,她是一個首先獲利的人,而不應該隻是像一個掌握著,感覺自己掌握這真理的公知,以傷感抒情作為批判和思考。

況且,今天顯然已經不是公知拯救時代的時代了。

後來,許多年以後,當年的學生領袖“紅丹”邦迪已經成為歐洲綠黨——歐洲自由聯盟在歐洲議會黨團共同主席。在給法國新一代大學生演講時,曾被台下的學生把一塊奶酪投到了他的西服上。最終邦迪厭倦了每年的5月的“被迫”受訪,他拒絕了參加南特大學“50周年紀念活動”,表示寧願“找個修道院看雲”。五月風暴20周年的時候,邦迪又出版了一本回憶錄,《革命,我們曾那樣的愛過你》。

 

發自法國的兩封信

在戈達爾的《中國姑娘》裏,坐在火車裏要去進行革命暗殺的“中國姑娘”維羅妮卡與那個真正幹過革命的哲學家的進行了一場談話。在談話中,她告訴了那個男人自己要實踐她的暴力革命的計劃,談話中維羅妮卡顯得緊張不安,不時動著車廂的窗戶,列車行駛,窗外的景色持續的向後飛馳。維羅妮卡的想法和觀點受到了哲學家的嘲笑。那個男人告訴維羅妮卡,他們隻是一群紙上談兵、隻會想當然的資產階級的孩子,政治形勢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於他們都是一些獲得激情、正義、崇高感和犧牲幻想的虛幻的東西。那個真正幹過革命的男人一針見血的告訴維羅妮卡,假如沒有任何組織跟團體的支持,是幹不了革命的,照著你的理論,沒過三天你就會被人逮捕了……。革命需要的是嚴密、強硬、冷酷、殘忍的政黨。

當年的陳寅恪說法國人和中國人性格最為相像,據說韋伯早就做過類似的表述。這很難說。中國和法國是非常不同的兩個民族。今天的考古在法國境內發現許多人類文化的最早的遺址。而如果說中國近現代的革命很像法國的革命,可能是因為中國像法國學習了革命。中國共產黨完全是西化的產物,從革命的目標到組織形式到思想方式。中國本身隻有“大義滅親”的衛道的思想,從無西方的“殺父”式的革命的思想。

1920年蔡和森在8、9月間從法國給毛澤東發來兩封長信。蔡和森和毛澤東等在1918年4月成立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會員們大多是激進的青年,他們不滿一切舊的東西,充滿著改造社會的雄心壯誌。蔡和森提出,要將萬惡的舊社會“搗之碎之”,“燒之熔之”,“演而進之”。隨後他又提出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新民學會活動方針。為了尋找中國革命的道路,1920年初,蔡和森到達法國勤工儉學。信中蔡和森明確指出,要發展中國革命,必須成立共產黨;並對黨的性質、指導思想等問題提出了正確主張。蔡和森認為:一、這個黨必須是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作戰部”,它旗幟鮮明地稱為“中國共產黨”。組織了共產黨,“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二、這個黨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馬克思的學理由三點出發:在曆史上發明他的唯物史觀;在經濟上發明他的資本論;在政治上發明他的階級戰爭說。三者一以貫之,遂成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隻有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才能堅持無產階級的政治方向。三、這個黨必須采取徹底革命的方法,反對改良主義。徹底革命的根本問題是發動工農群眾奪取政權,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四、這個黨必須密切聯係群眾,黨員應分布於工廠、農村、學校,成為一切群眾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五、這個黨必須有鐵的紀律,隻有這樣才能養成有組織有覺悟的戰士,擔負偉大革命事業。

那是一個殘忍的年代。但是,當二次世界大戰時,當愛因斯坦得知德國人正在研製原子彈時,他在建議美國總統加速研究原子彈的著名信件上署了名字,那時的本質是,為了生存,殺戮是可以且必須的。

正是源於法國的革命的思潮第一次賦予人民推翻政權的絕對正義性。所以,1989年7月14日,法國慶祝革命200周年的慶典上,法國總統密特朗表示,“路易十六是個好人,把他處死是件悲劇,但也是不可避免的。”或許以一種傷感的語調。路易十六被處死時,他在外省仍有頗高的支持度,大多數的法國農民仍然敬愛並遵奉他,法國農民占人口的八成以上,但是以巴黎為首的市民卻嚴重敵視並仇恨他,在觀賞處決時報以歡聲雷動,慶祝共和國的確立。如同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所說的:“路易必須死,因為共和必須生。”也正是因為這樣,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建立。而80年代蘇東解體仍然是革命思維的勝利,即人民推翻政權是正義的。然而,在蘇東解體之後,資本主義的勝利否定的又恰恰是蘇東解體的勝利。因為,從此如果試圖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就是犯罪,是會被暴力鎮壓的。從此,人民的抗議就變成了一場宣泄的節日了。當然,在有限的程度上達成和解是可能的。這也算是人類通過殺戮億萬生命後取得的一點點進步。

關於68年法國學生運動和激進的暴力革命,我讀過一些中外知識分子或思想家的令人有破裂危險的深刻、複雜、繞口、繞腦筋的文章,這些文章除了顯示出了深刻之外,讓我覺得,其實,世界的道理一旦講明白了,其實,都是簡單的。我認為今天人們普遍排斥暴力革命的思想,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因,一是現代武器的空前的殺傷力,使得暴力越來越不利於基因的傳播;二是國家機器的暴力程度使得個體正在完全喪失暴力反抗社會和體製的可能;三是現代影像技術真實即時的呈現出暴力的殘酷,而過去的文學時代,革命的血腥暴力被文學藝術美化了。

這裏,如果你說我說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因,而實際列出了三個。那麽,我要說,你錯了。因為,我還有第四個原因:

今天人類正在逐漸擺脫生存危機,和古代的絕對的殘忍和貧困的生活狀態。所以,暴力革命和國家間戰爭正在由人類發展的有力手段轉變成越來越荒謬的想法。

但是,今天人類社會和國家間的矛盾仍然在呼喚著暴力和戰爭。

如果,每個人都有一顆原子彈,總有人有理由引爆它。

 

列儂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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