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那群無法無天的孩子
我出生在湖南農村，姥姥家裏。出生的那天豔陽高照，是當地少有的大晴天。姥爺給我起了個名兒，叫“北京”。在老家的出生證上我依然是這個名字。
我父親是解放軍，68年的兵。他花了10年的時間從普通一兵提到了副營級，終於給我媽贏來了“隨軍”的機會。解放軍一直有“北兵南駐，南兵北駐”的傳統，一方麵是為了避免地方軍頭勢力坐大，另一方麵是為了讓士兵熟悉南北方水土，戰時可以全國性調動兵力，不用顧忌水土不服的問題。我父親這個湖南兵先後駐紮過陝西、山西、河北等地，當他被提拔為副營級幹部時，剛好駐紮地在北京。於是，兩歲時，媽媽帶著我“隨軍”來到了北京。
我在一個全是軍屬的大雜院裏長大。當時還沒聽過“大院”這個詞兒，隻知道這就是我們的家。其實我們那個院子最多算個軍隊“小院”，跟“大”屁毛關係都沒有。院子裏的主體建築是北洋時期的一個兩層辦公小樓，裏麵每一間辦公室都住上了一家人。辦公樓邊上又修了一圈小平房，我們家就在那圈小平房裏。當然，盡管條件如此不堪，我們的院子也依然有一道圍牆，把牆裏的世界和牆外隔開。我和小夥伴們從來並沒有像王朔他們那樣攀到牆頭去對外麵的“老百姓”指指點點，但我們確實都有很強的“部隊”和“地方”的概念，對地域觀念倒是很隔膜。我直到上中學時才意識到，我他媽的居然也是個“北京人”。
現在回想，我們那幫孩子是典型的三無人員--“無父母、無親戚、無法無天”，跟現在的“留守兒童”有點兒像，平時基本見不到家長，最多晚上一起吃頓飯。從小到大我跟父母都很少交流，甚至我們連語言都不同。他們一直在家裏講湖南方言，隻有偶爾跟我說話時才用普通話，還要特地加幾個蹩腳的兒化音，我實在是聽都懶得聽。
像我這樣的北京孩子有一大批人，數以百萬計。49年到79年那三十年是一個乾坤倒轉、超越常識的年代，新生的政權滿懷著對世家大族的不信任，毫不留情地把一切舊有勢力衝得七零八落，於是才有了我父親這樣的青年從農田、從大山、從小鎮湧進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填補黨政軍空缺的機會。我一直認為，像我父親這樣的人才是共產黨的堅定支持者、共和國的中流砥柱，決不是什麽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他們或許沒有共產主義的信仰，但他們都堅定地相信，沒有共產黨，他們很大的可能現在還是在老家種地，根本沒有機會接近這個巨型國家機器的日常運轉。這也是為什麽我在讀白先勇、章詒和那類“沒落貴族”的書時很難產生共鳴的原因。在一個混亂的時代，有人失去就有人得到。我很肯定，我並不屬於那個“有所失去”的群體。
我和我的小夥伴們像野草一樣生長著，充滿力量又漫無目的。早我們一代的人經曆過激情的燃燒和理想的幻滅，可我們連理想都不曾經曆。“跟著感覺走”是那個時代最真實的寫照，而當時給我感覺最好的，就是看“毛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