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頭
“三線”，曾經關係國家命運的大建設，如今隻留下了不為人知的三代人。
先給大家解釋一下什麽叫“三線廠”，這個詞如今絕大多數人都沒有聽過。
因為在50年前，我們的存在屬於國家機密，直到80年代末期才逐步公開。
—— 起因 ——
1950年，朝鮮戰爭後，美國聯合日本，韓國，印度封鎖中國，
1956年，中蘇（蘇聯）關係破裂，開始武裝對峙
1962年，美國在台灣海峽多次組織以進攻中國大陸為目標的軍事演習，
1964年，美國入侵越南。
1964年，中央高層針對這種國際形勢，做出了這樣的判斷：我國處於各國敵人的包圍之中，隨時會發生侵略戰爭。
而現代戰爭的勝利與否，取決於一個國家的工業生產能力，特別是軍工生產，而當時我國的工業主要集中在
一、東北 —— 重工業基地
二、上海，華北 —— 輕工業以及精密儀器研究製造
—— 決定 ——
這些地方都在國防前沿，一旦戰爭爆發，必然被摧毀，因此，進過緊急徹夜討論後，中央作出了這樣的決定：
將所有的軍工製造，機械製造，化工，電子，精密儀器行業的生產資源，逐步遷入大陸腹地，類似四川，湖南，河南等地，而且為了保密，涉及軍工類的工廠幾乎全部設在了山區。
（大頭作為一名三線企業的子弟，就出生在湖南湘西少數民族自治區，對，你沒看錯，就是出趕屍和下蠱的那個湘西苗族聚集區）
三線建設總目標是：“要爭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縱深地區建立起一個工農業結合的、為國防和農業服務的比較完整的戰略後方基地。”
—— 誕生 ——
這些內陸不易被戰爭涉及到的省份，被歸類為“三線地區”，而這些當時肩負國家興衰重任的工廠，被內部簡稱為“三線廠”。
在當時為了保密，所有當時涉及軍工的廠都沒有名字，隻有一個郵箱號，一個四位數的數字簡稱。
（大頭父母的廠邊上就有一個，叫3614廠，主要生產軍用汽車配件，當年屬於高科技軍工企業）
這個項目，從1964年開始，到1980年結束，
用時15年
耗資2052億，占全國支出的三分之一（那個年代城市人均工資才30塊錢左右）
為此新修合計超過8000公裏的鐵路線
完成1100多個建設項目，2000多個工廠、研究所、冶煉廠。
45個產業基地和30多個新興工業城市平地而起。
大批沿海地區，城市內的科研人才，高級工程師，大學學者，年輕幹部和熟練工人被遷移到了這些地方。
這批人很多都是國家之棟梁，比如：
甘肅劉家峽工地工作13年 —— 胡錦濤
—— 基地 ——
絕大多數的“三線廠”都被建設成一個基地，廠區和生活區連成一片，圍牆高建，與世隔絕，內部除了工廠和職工宿舍，所有設施一應俱全：
學校：從幼兒園到高中，技校，大中專，甚至有的工廠還有研究所
醫院：治療能力醫生整體能力甚至超過地方醫院。
銀行、食堂、內部菜場，電影院，工會俱樂部，商店，糧油店，遊樂場，汽車站等等。
基本不用出廠區，人的一生就可以在裏麵度過。
—— 結局 ——
50多年過去了，證明了當時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有些過火，上馬的項目有點重複，因此大量的“三線廠”被撤除，變成了普通的國營企業，然後大量倒閉，下崗。
而這批工廠，卻足足消耗了幾代人的青春
爺爺輩建設，父母輩在裏麵度過一生，我這輩人在裏麵度過整個童年、少年。
如今工廠多數都破產倒閉了，而這批在“三線廠”的世外桃源裏長大的孩子們都進入了“社會”，過著他們父母爺爺奶奶輩完全不一樣的生活。
前幾年一篇不錯的懷念“三線廠”的文章，也許能說明一些事情。
---------------以下為原文----------------
《不是懷舊，而是要記得 ——對即將消逝的三線廠的記憶》
五年前，賈樟柯導演的《24城記》在戛納電影節上獲得最佳影片提名，但是在國內卻始終禁映。看過片子後，有人感覺被騙、不知所雲；有人則從頭哭到尾，影片能觸動這些人的原因可以用結尾的一句話來解釋
——“你消失的一麵，足以讓我自豪一生。”
《24城記》講述了420廠（成華集團）——一座從東北遷至四川的飛機軍工廠——幾十年變遷的故事。曾經的繁華，消失在舊廠房轟然倒塌所揚起的漫天塵土之中，而曾經的榮耀則在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之間，成為了史書中的過眼雲煙。
這部電影始終在提醒人們德國藝術家安塞姆·基弗說過的那句話，“我不是懷舊，我是要記得”。
“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
在中國的四川、貴州、雲南、陝西、甘肅，以及豫西、鄂西、湘西、晉南、冀西、粵北、桂西北和青海東部地區的大山深處有一千多個像420廠這樣的工廠。
由於曆史的原因，“三線建設”曾經是個神秘的字眼，直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才見諸報端，如今也鮮為人所知。三線工廠的員工表麵上或許與本地居民沒有太大區別，可唯有他們自己知道，在內心深處，藏著許許多多值得回味一生的珍貴記憶。
從1964年至1980年，三個五年計劃的15年中，我國中西部三線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軍工企業建設，總投資額幾乎占了國家投資的三分之一。
400萬工人、幹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成千上萬的民工，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時代號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來到祖國的深山峽穀、大漠荒野，風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艱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它們共同構成了“三線廠”。
其中規模比較大的如攀枝花鋼鐵集團、金川有色冶金基地、酒泉航天中心等。更多的三線廠則選址在大山深處，呈“大分散，小集中”式分布。
在河南西部就集中了很多這樣的軍工企業，因為規模相較而言不算大，所以被稱為小三線。向東廠，紅陽廠，紅宇廠，中南廠……這些都是曾經讓職工及親屬子弟驕傲無比的名字。
在外人看來，這些廠裏的職工們肩負建設國家重任，工資福利待遇優越，生活設施齊全，是最光榮的工人階級。
但隨著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大潮，這些國營的軍工企業產品銷路陡降。在市場化的趨勢下，由於技術落後，管理不善，交通不便而紛紛麵臨破產改造。
而在三十年後的今天，這些工廠情況怎麽樣呢，裏麵生活的人又是一種什麽樣的生存狀態呢。
夢想成真
如今在武漢上大學的子君從小成長在三線廠。今年寒假，她們一家搬到了河南南陽的兵工城小區。這個小區的特殊之處在於裏麵的住戶全部都是南陽市周邊的兵工廠職工，建立這個小區是從廠裏往南陽搬遷的第一步。
我們來到子君的新家，雖然已經過完了年，但一進小區還是感到了一股濃濃的喜慶氣氛。子君走在小區裏，不停地向過往的大爺大媽，叔叔阿姨打招呼，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這和如今城市裏最普遍的高樓公寓裏冷漠的鄰裏關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子君介紹說，房子去年10月份才交工，但大家都立刻開始忙著裝修，今年過年已經有一半的業主入住了，子君家就是其中一戶。
當被問到為什麽這麽著急入住時，子君的媽媽感慨道：“這麽多年，終於能離開那個山溝了啊！”的確，在城裏能有套房子是幾乎所有三線廠職工的夢想，如今，他們中的一些人終於夢想成真了。
山溝裏的童年
子君的家在位於河南省南陽市南召縣境內八百裏伏牛山深處的向東廠。向東廠代號5043，是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所屬的軍工企業，主要生產火箭炮的炮彈，。
該廠占地430萬平方米，輝煌時期有職工5200人，加上家屬一共有一萬人左右，而如今廠裏常住人口隻剩下兩千多人。
兩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們從南陽市區來到了大山深處的向東廠，與平原地區的一望無際不同的是，站在廠裏的每一個地點，舉目四望，目之所及，皆是大山。
封閉的地理環境使廠裏似乎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小王國，但所謂“麻雀雖小，五髒俱全”，這裏超市、學校、醫院、消防隊、派出所等應有盡有。人的一輩子，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完全可以在廠裏度過。
子君生命的前十二年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裏度過的。和城市裏的孩子相比，廠裏的孩子實在是單純太多了，他們仿佛是在“世外桃源”裏長大的。
但又和農村孩子在田間地頭長大不同，對兵工廠的孩子們來說，在這裏，他們有專屬的童年回憶。
清晨6點廠裏無處不在的大喇叭就開始播音，伴隨著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人們開始吃早飯，騎著自行車奔向車間與學校。這樣的場景每天隨著喇叭早中晚要重複三遍；
每個小朋友胸口都掛著把家門鑰匙，因為家裏除了上班的父母就是小孩自己了，學校不會像現在這樣天天補課，下課就自己回家，或者和小夥伴們滿廠地亂跑，反正廠區也沒多大，父母從不擔心跑丟；
在周末的晚上或者節假日裏，露天劇場的電影可是小孩子們的最愛，每次都拖著板凳早早地去搶占好位子，每次播放的基本都是保家衛國的英雄題材電影；
廠區水泥路又寬又直，自行車是主要交通工具，每家都有那麽幾輛，每次上班時都能見到由自行車匯成的壯觀的長龍。小孩兒們才會走路沒多久，就學習騎自行車，不管男女老少車技都很高，連女孩子都會在寬闊的道路上玩大撒把；
學校裏老師講的絕對是標準的普通話，所以廠裏的子弟普通話都說得很好，講普通話其實是因為在廠裏可以聽到天南海北的語言，東北話，山西話，上海話，沒辦法統一，那大家都說普通話吧；
每個小孩兒都吃過5角錢2根的廠裏自製的冰棍兒，跟大人一起去擠過食堂，都習慣了廠裏半軍事化的氣氛，淘氣的時候最怕看到廠裏張貼的無處不在的毛爺爺像。
子君和她的小夥伴們愉快地向我們回憶著這一切，臉上充滿了自豪。
這樣的童年帶給了三線廠的第三代子弟們的究竟是一顆純潔善良的心？
從小良好的家庭和學校教育？
和城市孩子相比保守規矩的心態？
還是貧乏的物質生活？狹窄的眼界？
可能兼而有之吧。
聚少離多的家庭
在很長時間裏，三線廠都是以相對隱秘的方式存在的，就像是一個個獨立的王國，享受著特殊的待遇，也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然而隨著1978年的到來，三線人也不得不迎來了他們即將麵對的一個結局。
對數百萬的三線人來講，從那一年開始，一條衰落、破敗、綿延的下坡路也就此展開。
廠裏的效益在子君小時候開始每況愈下，拖欠工人工資成為常事。與90年代市場經濟逐漸深入發展和物價猛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廠裏的工資一直處於二三百元的水平。
如果父母雙方都在廠裏工作，這樣微薄的工資（有時還會被拖欠）很難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更何況還有學生要供養。
於是和許多父親一樣，子君的爸爸在她六歲時就向廠裏請假，外出打工。她的媽媽回憶道，子君爸爸剛到廣州的三個月都沒找到工作，住在地下室裏，眼巴巴地盼著每周一次的招聘會。
而在其它時間裏，他就隻能在街頭閑逛，任憑那種在異鄉漂泊的孤獨感侵蝕已經傷痕累累的心。
幸運的是，後來子君爸爸用他在外打工掙的錢改善了這個家庭的生存狀況。
可是一轉眼，爸爸已經奔向五十歲了，在外打工一幹就是十幾年，走南闖北換過很多份工作，現在為了繼續掙錢供子君上學還不能回家，要繼續打工。
想到父親不知道還要在外漂泊到什麽時候，子君的聲音有些哽咽。
近十幾年廠裏的糟糕狀況造成的是許許多多像子君這樣的家庭的分離，父親在外打工，孩子在外上學，母親一個人在廠裏守著破敗的家已是常事，這其中的辛酸滋味又是外人怎能體會到的呢？
靠讀書改變命運
向東廠的員工一開始大部分是從東北和山西的機械廠遷過來的。第一批創業者主要是一些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他們普遍素質很高，因此兵工廠裏的居民始終非常崇尚知識，大人們都很重視下一代的教育。
子君從小就學習很好，得到過無數老師和家長的表揚。別的家長經常拿子君作為榜樣來教育自家的孩子。
廠裏是個小社會，彼此之間都是親戚、同事或者同學的關係，子君的學習優異讓她的父母在廠裏走在路上都顯得底氣特別足。
子君說她小升初考了全廠第一，她的爺爺在紅榜下麵守了兩天，見人就說第一的是我孫女，子君笑言那恐怕是她人生的巔峰了。
由於廠裏的初中老師流失嚴重，廠子弟很多初中時就出外求學，子君也考上了南陽市一所有名的寄宿學校。
因為從山裏來，沒見過什麽世麵，子君一開始就有深深的自卑心理，擔心自己和城裏的孩子差太多。
可沒過多久子君卻發現自己深深地從廠裏優秀的小學教育中受益，從小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基本功紮實，對人有禮貌，樸實善良，普通話標準，很快就從同學中脫穎而出，學習仍然名列前茅。
子君的其他幾個小學同學，也表示有同感，甚至那些廠裏的差生去了南陽後在班裏也成為了老師喜愛的聽話用功的好學生。
對此，子君的朋友王珂一語中的，“沒辦法，從小就知道，隻有讀書一條路可以走出這座大山。”
身份認同的困境
現在，子君成功地靠自己的努力改變了命運，她考上了武漢的一所985高校，將來不用再回到那個小山溝裏去了。
剛來大學，經常困擾子君的問題竟是當別人問她來自哪裏。
她實在不知如何回答，來自南陽？可是向東廠隻是建在南陽，和當地並沒有直接的隸屬關係；來自山西？爸爸媽媽老家都是山西的，可是她從小在山西的時間加起來也不超過一年，能說自己是山西人嗎；隻有向東廠是一個確切無疑的答案，可是又有誰知道向東廠是個什麽地方呢？
子君第一次感到“你從哪兒來”是一個如此高深的哲學問題。
同樣的問題困擾著三線廠的每位職工。對第一代創業者來說，當年滿懷青春的激情來到這裏，把人生最美好的幾十年奉獻給了祖國大西北、大西南的土地，多年後卻依然是兩手空空的回去。
許多人在退休後落葉歸根回到自己的故鄉，卻發現自己仿佛走了一個世紀。
他們難以融入當地的生活，跟曾經的親戚朋友關係疏遠，自己奉為圭臬的價值觀得不到認同，人們對他們多是同情和不解，卻很難真正了解他們到底經曆了什麽。
廠裏的老李一家是上海人，多年前因父母病逝曾回上海住過一年，就是這一年時間，讓他數十年堅定的“我是上海人”的身份認同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
他說：“在他們（其他上海人）看來，阿拉就是外地回來的，好像就是外地人一樣。上次有個朋友給我女兒介紹個上海小夥子蠻好的，結果人家問她是不是上海人，她說自己是河南人，後來就沒消息了，把我氣壞了。”
而同為上海人的老張就下定決心不回去了，“上海的房價高的嚇人，戶口也難辦，還是廠裏空氣好，能活得久些”。
他說：“來廠裏幾十年，根都紮在這兒了，還什麽故不故鄉的，死了就要埋在當年炸平的山腳下。”
與第一代不同的是，像子君這樣的第二代、第三代三線廠子弟，他們就出生在這裏，可能在出去求學前，廠裏就是他們眼中的全部世界。
不管戶口本上的“籍貫”一行寫著什麽，不管將來在哪裏工作生活，廠裏始終是他們心中的故鄉。
拍過《青紅》的電影導演王小帥曾自詡為“無根文化”的代表，他兩個月時隨父母來到貴陽的一個兵工廠，14歲時離開。
他們應該都很羨慕那些有家鄉有祖墳的人吧，一代一代都知道自己從哪裏來，到某個地方可以發現你的親戚朋友全都在那裏，而他們，卻隻是一家三口或一家四口像浮萍一樣隨著時局漂浮在社會上，相依為命。
風雨飄零的結局
子君這代人從小見證了三線廠衰敗的過程。原來附近的農民對廠裏的職工無比羨慕，看著職工每天能買魚買肉吃。
如今農民的日子好過了，賣菜時總是可憐這些發不下來工資的廠裏人，多給個幾兩，兩者就這麽對換了地位。
小的時候對這些沒有想太多，長大後回憶起來卻發現自己從小經曆了那麽多世事變遷和人情冷暖。
聽廠裏的阿姨們聊天，大家一起感慨當年每月拿兩三百塊錢的日子是怎麽過來的。其實即使是現在快退休的老工人，辛辛苦苦幹一個月，最後拿到手的也不過是一兩千塊錢。
張阿姨說：“現在倒是及時發工資了，但有的車間一年有八九個月都開百分之幾十的工資，再扣扣保險，拿到手裏的還能剩多少。”
旁邊的李阿姨義憤填膺地說：
“可不是嘛，關鍵是心理不平衡啊，一個車間主任，一個月工資3500，效益工資2200，不管工人開多少工資，他們的工資每月一分不少照開，他們每月還有電話費幾十元或幾百元，年底承包獎50000-60000元，可工人一年下來年終獎就700多元，你說合理嗎？還有沒有天理，這是不是腐敗？”李阿姨一邊說，一邊掐著腰，跺著腳。大家也越說越來勁。
有人又把話頭扯到破產那會兒，懷裏還抱著小孩兒的孟阿姨不顧還在哭鬧的孩子，趕緊向我們哭訴：
“我97年學校畢業來到廠裏的，就晚了一年就被劃為合同工，破產時每人的補助就800乘以工齡，加一起來不到一萬塊，那些全民工[1]就比我們早幾年來廠，憑什麽他們就1350加上1000乘以工齡，太不公平了！”
全民工曹阿姨過去安撫了下孟阿姨和她的孩子，從她口中又得知一個在職工口中流傳很廣的說法，當年破產時中央下撥了幾個億來作為職工的安置費，可最後大多數被當官兒的一層一層給私吞了，最後落到工人手裏的隻是很小的一部分，曾經許諾的異地安置也沒有實現。
就為了爭一套房子，當年廠裏罷工了近半個月，最高潮時全廠職工一起前往最近的南召火車站臥軌，洛陽的武警都被緊急抽調過來，最後用軍犬、催淚彈圍追堵截，把職工一個個都遣送回廠，還把帶頭的抓了關進去了幾天。
此事過後，廠裏領導受到了上麵的處分，可處分的名頭竟然是“對職工管理不善”。
職工竭力爭取的利益最終被每人幾千塊錢的安家費打發了。許多人買斷了工齡，與廠裏徹底斷了關係，一名工人說：“我們這麽多年為工廠付出的一切，我們所有的青春，被人以一年1000元的價格統一收購了。”
是走還是留，這始終是擺在每一個三線廠職工麵前嚴峻的問題。可以說走是大勢所趨，特別是對於向東廠這種錯過了改製的最佳時期，又離市區較遠，交通不便的廠來說。
就像當初人們從四麵八方趕來一樣，如今又終要散落各地。看著廠裏如今破爛的將要倒塌的建築，看著晚上七點多都已經空無一人的街道，聽聞今年大年初一前斷了四天水，原因是抽水的河裏沒水了，連附近的農民也感慨：“這廠是真的要玩完了啊。”
這是一個悲情的故事，一代人就這樣被放棄了。
改革開放三十來，上個世紀90年代是國有企業的陣痛時期，體製與市場的碰撞，在這個變革的年代，使工人階級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他們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卻承擔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價。
曾經的優越感早已蕩然無存，帶給他們的卻是下崗分流。一個個國有大型企業從繁華到沒落，似乎可以折射出一個快被遺忘的群體——工人階級是一個逐漸消失的群體，是正在被知識分子招安、被商業者勾引和被農民稀釋的階層。
畫家劉小東說過：“在我兒時的記憶裏，工人階級永遠有力量，製造業理直氣壯地占據著各個地區主要街道。不知從哪天起，城市看不到製造業，看不到工人階級。
樓房卻鋪天蓋地，走在街上的人都像遊客，好像一個軍團，作戰部隊沒了，都變成後勤人員了。”一直號稱自己是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如今在這個社會裏卻沒有人為他們代言，沒有人為他們爭取權利。
過去工人階級認為自己不重要，因為國家似乎全部代言了，甚至賈樟柯要拍他們的故事時，他們還說：“我不重要，我沒故事，不足以進入電影。”這是那個年代才特有的性格，他們是個性被磨滅的一代，如今卻再沒有人為他們說話。
三線建設作為一個曆史事件正在離我們漸行漸遠，曾經的假想敵不再存在了，曾經的規劃也已經幾經修改，三線建設的使命看上去已經越發接近終點。
和來時的姿態相比，幾十年光陰過後，已經有了滄海桑田，物是人非的改變。關於三線建設的功過與否，專家學者一直有很大的爭議，是毛澤東對世界形勢的錯誤估計釀下的大錯，還是調整我國工業布局的必經之路？
不管怎樣，它給人們心理帶來的影響還遠不到消退的時候，還遠不到我們可以心安理得地忘記的時候。
幸運的是，我們看到了一些像子君這樣的家庭在新的地方開始了新的生活，新家離廠裏不遠，可以隨時回去看看，更重要的是，依然和廠裏的那些人住在一起，依然有人記得子君小升初時考了廠裏的第一名，依然可以大家圍在一起暢談當年的激情歲月。
最後我想起了賈樟柯曾說過的一段話：“越老的工人越在維護這個體製，絕不是他對這個體製沒有反省，沒有批判，而是他很難背叛他過去青春的選擇。
“三線”，曾經關係國家命運的大建設，如今隻留下了不為人知的三代人。
先給大家解釋一下什麽叫“三線廠”，這個詞如今絕大多數人都沒有聽過。
因為在50年前，我們的存在屬於國家機密，直到80年代末期才逐步公開。
—— 起因 ——
1950年，朝鮮戰爭後，美國聯合日本，韓國，印度封鎖中國，
1956年，中蘇（蘇聯）關係破裂，開始武裝對峙
1962年，美國在台灣海峽多次組織以進攻中國大陸為目標的軍事演習，
1964年，美國入侵越南。
1964年，中央高層針對這種國際形勢，做出了這樣的判斷：我國處於各國敵人的包圍之中，隨時會發生侵略戰爭。
而現代戰爭的勝利與否，取決於一個國家的工業生產能力，特別是軍工生產，而當時我國的工業主要集中在
一、東北 —— 重工業基地
二、上海，華北 —— 輕工業以及精密儀器研究製造
—— 決定 ——
這些地方都在國防前沿，一旦戰爭爆發，必然被摧毀，因此，進過緊急徹夜討論後，中央作出了這樣的決定：
將所有的軍工製造，機械製造，化工，電子，精密儀器行業的生產資源，逐步遷入大陸腹地，類似四川，湖南，河南等地，而且為了保密，涉及軍工類的工廠幾乎全部設在了山區。
（大頭作為一名三線企業的子弟，就出生在湖南湘西少數民族自治區，對，你沒看錯，就是出趕屍和下蠱的那個湘西苗族聚集區）
三線建設總目標是：“要爭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縱深地區建立起一個工農業結合的、為國防和農業服務的比較完整的戰略後方基地。”
—— 誕生 ——
這些內陸不易被戰爭涉及到的省份，被歸類為“三線地區”，而這些當時肩負國家興衰重任的工廠，被內部簡稱為“三線廠”。
在當時為了保密，所有當時涉及軍工的廠都沒有名字，隻有一個郵箱號，一個四位數的數字簡稱。
（大頭父母的廠邊上就有一個，叫3614廠，主要生產軍用汽車配件，當年屬於高科技軍工企業）
這個項目，從1964年開始，到1980年結束，
用時15年
耗資2052億，占全國支出的三分之一（那個年代城市人均工資才30塊錢左右）
為此新修合計超過8000公裏的鐵路線
完成1100多個建設項目，2000多個工廠、研究所、冶煉廠。
45個產業基地和30多個新興工業城市平地而起。
大批沿海地區，城市內的科研人才，高級工程師，大學學者，年輕幹部和熟練工人被遷移到了這些地方。
這批人很多都是國家之棟梁，比如：
甘肅劉家峽工地工作13年 —— 胡錦濤
—— 基地 ——
絕大多數的“三線廠”都被建設成一個基地，廠區和生活區連成一片，圍牆高建，與世隔絕，內部除了工廠和職工宿舍，所有設施一應俱全：
學校：從幼兒園到高中，技校，大中專，甚至有的工廠還有研究所
醫院：治療能力醫生整體能力甚至超過地方醫院。
銀行、食堂、內部菜場，電影院，工會俱樂部，商店，糧油店，遊樂場，汽車站等等。
基本不用出廠區，人的一生就可以在裏麵度過。
—— 結局 ——
50多年過去了，證明了當時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有些過火，上馬的項目有點重複，因此大量的“三線廠”被撤除，變成了普通的國營企業，然後大量倒閉，下崗。
而這批工廠，卻足足消耗了幾代人的青春
爺爺輩建設，父母輩在裏麵度過一生，我這輩人在裏麵度過整個童年、少年。
如今工廠多數都破產倒閉了，而這批在“三線廠”的世外桃源裏長大的孩子們都進入了“社會”，過著他們父母爺爺奶奶輩完全不一樣的生活。
前幾年一篇不錯的懷念“三線廠”的文章，也許能說明一些事情。
---------------以下為原文----------------
《不是懷舊，而是要記得 ——對即將消逝的三線廠的記憶》
五年前，賈樟柯導演的《24城記》在戛納電影節上獲得最佳影片提名，但是在國內卻始終禁映。看過片子後，有人感覺被騙、不知所雲；有人則從頭哭到尾，影片能觸動這些人的原因可以用結尾的一句話來解釋
——“你消失的一麵，足以讓我自豪一生。”
《24城記》講述了420廠（成華集團）——一座從東北遷至四川的飛機軍工廠——幾十年變遷的故事。曾經的繁華，消失在舊廠房轟然倒塌所揚起的漫天塵土之中，而曾經的榮耀則在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之間，成為了史書中的過眼雲煙。
這部電影始終在提醒人們德國藝術家安塞姆·基弗說過的那句話，“我不是懷舊，我是要記得”。
“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
在中國的四川、貴州、雲南、陝西、甘肅，以及豫西、鄂西、湘西、晉南、冀西、粵北、桂西北和青海東部地區的大山深處有一千多個像420廠這樣的工廠。
由於曆史的原因，“三線建設”曾經是個神秘的字眼，直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才見諸報端，如今也鮮為人所知。三線工廠的員工表麵上或許與本地居民沒有太大區別，可唯有他們自己知道，在內心深處，藏著許許多多值得回味一生的珍貴記憶。
從1964年至1980年，三個五年計劃的15年中，我國中西部三線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軍工企業建設，總投資額幾乎占了國家投資的三分之一。
400萬工人、幹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成千上萬的民工，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時代號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來到祖國的深山峽穀、大漠荒野，風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艱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它們共同構成了“三線廠”。
其中規模比較大的如攀枝花鋼鐵集團、金川有色冶金基地、酒泉航天中心等。更多的三線廠則選址在大山深處，呈“大分散，小集中”式分布。
在河南西部就集中了很多這樣的軍工企業，因為規模相較而言不算大，所以被稱為小三線。向東廠，紅陽廠，紅宇廠，中南廠……這些都是曾經讓職工及親屬子弟驕傲無比的名字。
在外人看來，這些廠裏的職工們肩負建設國家重任，工資福利待遇優越，生活設施齊全，是最光榮的工人階級。
但隨著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大潮，這些國營的軍工企業產品銷路陡降。在市場化的趨勢下，由於技術落後，管理不善，交通不便而紛紛麵臨破產改造。
而在三十年後的今天，這些工廠情況怎麽樣呢，裏麵生活的人又是一種什麽樣的生存狀態呢。
夢想成真
如今在武漢上大學的子君從小成長在三線廠。今年寒假，她們一家搬到了河南南陽的兵工城小區。這個小區的特殊之處在於裏麵的住戶全部都是南陽市周邊的兵工廠職工，建立這個小區是從廠裏往南陽搬遷的第一步。
我們來到子君的新家，雖然已經過完了年，但一進小區還是感到了一股濃濃的喜慶氣氛。子君走在小區裏，不停地向過往的大爺大媽，叔叔阿姨打招呼，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這和如今城市裏最普遍的高樓公寓裏冷漠的鄰裏關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子君介紹說，房子去年10月份才交工，但大家都立刻開始忙著裝修，今年過年已經有一半的業主入住了，子君家就是其中一戶。
當被問到為什麽這麽著急入住時，子君的媽媽感慨道：“這麽多年，終於能離開那個山溝了啊！”的確，在城裏能有套房子是幾乎所有三線廠職工的夢想，如今，他們中的一些人終於夢想成真了。
山溝裏的童年
子君的家在位於河南省南陽市南召縣境內八百裏伏牛山深處的向東廠。向東廠代號5043，是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所屬的軍工企業，主要生產火箭炮的炮彈，。
該廠占地430萬平方米，輝煌時期有職工5200人，加上家屬一共有一萬人左右，而如今廠裏常住人口隻剩下兩千多人。
兩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們從南陽市區來到了大山深處的向東廠，與平原地區的一望無際不同的是，站在廠裏的每一個地點，舉目四望，目之所及，皆是大山。
封閉的地理環境使廠裏似乎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小王國，但所謂“麻雀雖小，五髒俱全”，這裏超市、學校、醫院、消防隊、派出所等應有盡有。人的一輩子，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完全可以在廠裏度過。
子君生命的前十二年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裏度過的。和城市裏的孩子相比，廠裏的孩子實在是單純太多了，他們仿佛是在“世外桃源”裏長大的。
但又和農村孩子在田間地頭長大不同，對兵工廠的孩子們來說，在這裏，他們有專屬的童年回憶。
清晨6點廠裏無處不在的大喇叭就開始播音，伴隨著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人們開始吃早飯，騎著自行車奔向車間與學校。這樣的場景每天隨著喇叭早中晚要重複三遍；
每個小朋友胸口都掛著把家門鑰匙，因為家裏除了上班的父母就是小孩自己了，學校不會像現在這樣天天補課，下課就自己回家，或者和小夥伴們滿廠地亂跑，反正廠區也沒多大，父母從不擔心跑丟；
在周末的晚上或者節假日裏，露天劇場的電影可是小孩子們的最愛，每次都拖著板凳早早地去搶占好位子，每次播放的基本都是保家衛國的英雄題材電影；
廠區水泥路又寬又直，自行車是主要交通工具，每家都有那麽幾輛，每次上班時都能見到由自行車匯成的壯觀的長龍。小孩兒們才會走路沒多久，就學習騎自行車，不管男女老少車技都很高，連女孩子都會在寬闊的道路上玩大撒把；
學校裏老師講的絕對是標準的普通話，所以廠裏的子弟普通話都說得很好，講普通話其實是因為在廠裏可以聽到天南海北的語言，東北話，山西話，上海話，沒辦法統一，那大家都說普通話吧；
每個小孩兒都吃過5角錢2根的廠裏自製的冰棍兒，跟大人一起去擠過食堂，都習慣了廠裏半軍事化的氣氛，淘氣的時候最怕看到廠裏張貼的無處不在的毛爺爺像。
子君和她的小夥伴們愉快地向我們回憶著這一切，臉上充滿了自豪。
這樣的童年帶給了三線廠的第三代子弟們的究竟是一顆純潔善良的心？
從小良好的家庭和學校教育？
和城市孩子相比保守規矩的心態？
還是貧乏的物質生活？狹窄的眼界？
可能兼而有之吧。
聚少離多的家庭
在很長時間裏，三線廠都是以相對隱秘的方式存在的，就像是一個個獨立的王國，享受著特殊的待遇，也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然而隨著1978年的到來，三線人也不得不迎來了他們即將麵對的一個結局。
對數百萬的三線人來講，從那一年開始，一條衰落、破敗、綿延的下坡路也就此展開。
廠裏的效益在子君小時候開始每況愈下，拖欠工人工資成為常事。與90年代市場經濟逐漸深入發展和物價猛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廠裏的工資一直處於二三百元的水平。
如果父母雙方都在廠裏工作，這樣微薄的工資（有時還會被拖欠）很難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更何況還有學生要供養。
於是和許多父親一樣，子君的爸爸在她六歲時就向廠裏請假，外出打工。她的媽媽回憶道，子君爸爸剛到廣州的三個月都沒找到工作，住在地下室裏，眼巴巴地盼著每周一次的招聘會。
而在其它時間裏，他就隻能在街頭閑逛，任憑那種在異鄉漂泊的孤獨感侵蝕已經傷痕累累的心。
幸運的是，後來子君爸爸用他在外打工掙的錢改善了這個家庭的生存狀況。
可是一轉眼，爸爸已經奔向五十歲了，在外打工一幹就是十幾年，走南闖北換過很多份工作，現在為了繼續掙錢供子君上學還不能回家，要繼續打工。
想到父親不知道還要在外漂泊到什麽時候，子君的聲音有些哽咽。
近十幾年廠裏的糟糕狀況造成的是許許多多像子君這樣的家庭的分離，父親在外打工，孩子在外上學，母親一個人在廠裏守著破敗的家已是常事，這其中的辛酸滋味又是外人怎能體會到的呢？
靠讀書改變命運
向東廠的員工一開始大部分是從東北和山西的機械廠遷過來的。第一批創業者主要是一些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他們普遍素質很高，因此兵工廠裏的居民始終非常崇尚知識，大人們都很重視下一代的教育。
子君從小就學習很好，得到過無數老師和家長的表揚。別的家長經常拿子君作為榜樣來教育自家的孩子。
廠裏是個小社會，彼此之間都是親戚、同事或者同學的關係，子君的學習優異讓她的父母在廠裏走在路上都顯得底氣特別足。
子君說她小升初考了全廠第一，她的爺爺在紅榜下麵守了兩天，見人就說第一的是我孫女，子君笑言那恐怕是她人生的巔峰了。
由於廠裏的初中老師流失嚴重，廠子弟很多初中時就出外求學，子君也考上了南陽市一所有名的寄宿學校。
因為從山裏來，沒見過什麽世麵，子君一開始就有深深的自卑心理，擔心自己和城裏的孩子差太多。
可沒過多久子君卻發現自己深深地從廠裏優秀的小學教育中受益，從小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基本功紮實，對人有禮貌，樸實善良，普通話標準，很快就從同學中脫穎而出，學習仍然名列前茅。
子君的其他幾個小學同學，也表示有同感，甚至那些廠裏的差生去了南陽後在班裏也成為了老師喜愛的聽話用功的好學生。
對此，子君的朋友王珂一語中的，“沒辦法，從小就知道，隻有讀書一條路可以走出這座大山。”
身份認同的困境
現在，子君成功地靠自己的努力改變了命運，她考上了武漢的一所985高校，將來不用再回到那個小山溝裏去了。
剛來大學，經常困擾子君的問題竟是當別人問她來自哪裏。
她實在不知如何回答，來自南陽？可是向東廠隻是建在南陽，和當地並沒有直接的隸屬關係；來自山西？爸爸媽媽老家都是山西的，可是她從小在山西的時間加起來也不超過一年，能說自己是山西人嗎；隻有向東廠是一個確切無疑的答案，可是又有誰知道向東廠是個什麽地方呢？
子君第一次感到“你從哪兒來”是一個如此高深的哲學問題。
同樣的問題困擾著三線廠的每位職工。對第一代創業者來說，當年滿懷青春的激情來到這裏，把人生最美好的幾十年奉獻給了祖國大西北、大西南的土地，多年後卻依然是兩手空空的回去。
許多人在退休後落葉歸根回到自己的故鄉，卻發現自己仿佛走了一個世紀。
他們難以融入當地的生活，跟曾經的親戚朋友關係疏遠，自己奉為圭臬的價值觀得不到認同，人們對他們多是同情和不解，卻很難真正了解他們到底經曆了什麽。
廠裏的老李一家是上海人，多年前因父母病逝曾回上海住過一年，就是這一年時間，讓他數十年堅定的“我是上海人”的身份認同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
他說：“在他們（其他上海人）看來，阿拉就是外地回來的，好像就是外地人一樣。上次有個朋友給我女兒介紹個上海小夥子蠻好的，結果人家問她是不是上海人，她說自己是河南人，後來就沒消息了，把我氣壞了。”
而同為上海人的老張就下定決心不回去了，“上海的房價高的嚇人，戶口也難辦，還是廠裏空氣好，能活得久些”。
他說：“來廠裏幾十年，根都紮在這兒了，還什麽故不故鄉的，死了就要埋在當年炸平的山腳下。”
與第一代不同的是，像子君這樣的第二代、第三代三線廠子弟，他們就出生在這裏，可能在出去求學前，廠裏就是他們眼中的全部世界。
不管戶口本上的“籍貫”一行寫著什麽，不管將來在哪裏工作生活，廠裏始終是他們心中的故鄉。
拍過《青紅》的電影導演王小帥曾自詡為“無根文化”的代表，他兩個月時隨父母來到貴陽的一個兵工廠，14歲時離開。
他們應該都很羨慕那些有家鄉有祖墳的人吧，一代一代都知道自己從哪裏來，到某個地方可以發現你的親戚朋友全都在那裏，而他們，卻隻是一家三口或一家四口像浮萍一樣隨著時局漂浮在社會上，相依為命。
風雨飄零的結局
子君這代人從小見證了三線廠衰敗的過程。原來附近的農民對廠裏的職工無比羨慕，看著職工每天能買魚買肉吃。
如今農民的日子好過了，賣菜時總是可憐這些發不下來工資的廠裏人，多給個幾兩，兩者就這麽對換了地位。
小的時候對這些沒有想太多，長大後回憶起來卻發現自己從小經曆了那麽多世事變遷和人情冷暖。
聽廠裏的阿姨們聊天，大家一起感慨當年每月拿兩三百塊錢的日子是怎麽過來的。其實即使是現在快退休的老工人，辛辛苦苦幹一個月，最後拿到手的也不過是一兩千塊錢。
張阿姨說：“現在倒是及時發工資了，但有的車間一年有八九個月都開百分之幾十的工資，再扣扣保險，拿到手裏的還能剩多少。”
旁邊的李阿姨義憤填膺地說：
“可不是嘛，關鍵是心理不平衡啊，一個車間主任，一個月工資3500，效益工資2200，不管工人開多少工資，他們的工資每月一分不少照開，他們每月還有電話費幾十元或幾百元，年底承包獎50000-60000元，可工人一年下來年終獎就700多元，你說合理嗎？還有沒有天理，這是不是腐敗？”李阿姨一邊說，一邊掐著腰，跺著腳。大家也越說越來勁。
有人又把話頭扯到破產那會兒，懷裏還抱著小孩兒的孟阿姨不顧還在哭鬧的孩子，趕緊向我們哭訴：
“我97年學校畢業來到廠裏的，就晚了一年就被劃為合同工，破產時每人的補助就800乘以工齡，加一起來不到一萬塊，那些全民工[1]就比我們早幾年來廠，憑什麽他們就1350加上1000乘以工齡，太不公平了！”
全民工曹阿姨過去安撫了下孟阿姨和她的孩子，從她口中又得知一個在職工口中流傳很廣的說法，當年破產時中央下撥了幾個億來作為職工的安置費，可最後大多數被當官兒的一層一層給私吞了，最後落到工人手裏的隻是很小的一部分，曾經許諾的異地安置也沒有實現。
就為了爭一套房子，當年廠裏罷工了近半個月，最高潮時全廠職工一起前往最近的南召火車站臥軌，洛陽的武警都被緊急抽調過來，最後用軍犬、催淚彈圍追堵截，把職工一個個都遣送回廠，還把帶頭的抓了關進去了幾天。
此事過後，廠裏領導受到了上麵的處分，可處分的名頭竟然是“對職工管理不善”。
職工竭力爭取的利益最終被每人幾千塊錢的安家費打發了。許多人買斷了工齡，與廠裏徹底斷了關係，一名工人說：“我們這麽多年為工廠付出的一切，我們所有的青春，被人以一年1000元的價格統一收購了。”
是走還是留，這始終是擺在每一個三線廠職工麵前嚴峻的問題。可以說走是大勢所趨，特別是對於向東廠這種錯過了改製的最佳時期，又離市區較遠，交通不便的廠來說。
就像當初人們從四麵八方趕來一樣，如今又終要散落各地。看著廠裏如今破爛的將要倒塌的建築，看著晚上七點多都已經空無一人的街道，聽聞今年大年初一前斷了四天水，原因是抽水的河裏沒水了，連附近的農民也感慨：“這廠是真的要玩完了啊。”
這是一個悲情的故事，一代人就這樣被放棄了。
改革開放三十來，上個世紀90年代是國有企業的陣痛時期，體製與市場的碰撞，在這個變革的年代，使工人階級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他們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卻承擔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價。
曾經的優越感早已蕩然無存，帶給他們的卻是下崗分流。一個個國有大型企業從繁華到沒落，似乎可以折射出一個快被遺忘的群體——工人階級是一個逐漸消失的群體，是正在被知識分子招安、被商業者勾引和被農民稀釋的階層。
畫家劉小東說過：“在我兒時的記憶裏，工人階級永遠有力量，製造業理直氣壯地占據著各個地區主要街道。不知從哪天起，城市看不到製造業，看不到工人階級。
樓房卻鋪天蓋地，走在街上的人都像遊客，好像一個軍團，作戰部隊沒了，都變成後勤人員了。”一直號稱自己是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如今在這個社會裏卻沒有人為他們代言，沒有人為他們爭取權利。
過去工人階級認為自己不重要，因為國家似乎全部代言了，甚至賈樟柯要拍他們的故事時，他們還說：“我不重要，我沒故事，不足以進入電影。”這是那個年代才特有的性格，他們是個性被磨滅的一代，如今卻再沒有人為他們說話。
三線建設作為一個曆史事件正在離我們漸行漸遠，曾經的假想敵不再存在了，曾經的規劃也已經幾經修改，三線建設的使命看上去已經越發接近終點。
和來時的姿態相比，幾十年光陰過後，已經有了滄海桑田，物是人非的改變。關於三線建設的功過與否，專家學者一直有很大的爭議，是毛澤東對世界形勢的錯誤估計釀下的大錯，還是調整我國工業布局的必經之路？
不管怎樣，它給人們心理帶來的影響還遠不到消退的時候，還遠不到我們可以心安理得地忘記的時候。
幸運的是，我們看到了一些像子君這樣的家庭在新的地方開始了新的生活，新家離廠裏不遠，可以隨時回去看看，更重要的是，依然和廠裏的那些人住在一起，依然有人記得子君小升初時考了廠裏的第一名，依然可以大家圍在一起暢談當年的激情歲月。
最後我想起了賈樟柯曾說過的一段話：“越老的工人越在維護這個體製，絕不是他對這個體製沒有反省，沒有批判，而是他很難背叛他過去青春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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