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聞名的三角地，就是食堂與宿舍之間的一小片空地。立了幾個鐵的布告欄，學校裏有什麽講座，放什麽電影，開什麽舞會，就在上麵貼個告示。在六四以前，也沒任何審批規定。誰都可以在上麵貼個尋物啟示或者畢業甩賣，有點象早期的互聯網。這樣自由廉價的出版平台，自然是年輕學子發泄精力賣弄聰明的好地方。比如每到愚人節，必要比著玩出點花樣。我們軍訓回去那年，有人玩到我們班頭上，貼出了某樓某房高價收購舊解放鞋的告示。剛軍訓回去的同學，正愁無處處理那雙不透氣悶腳的臭鞋，不管男生女生，一致興高采烈的把鞋送過去。那屋的同學費盡力氣解釋之餘，總算想出一招，在原廣告下加上六個大字“軍鞋收購滿額”，才算逃過此劫。又有一次，紅高粱電影正火，有人貼出了”張藝謀鞏俐聯袂講座”的消息，我們匆匆去大講堂占座，男幫女占，女幫女占，打信號小吵架熱切非凡，可是時間已過不見動靜，方想起又是愚人節了。
當年大講堂倒是經常有名人講座，或者敏感問題討論。在北大幾年，我以為那大概是我最大的得益。中央樂團的指揮家李德倫先生來過。李先生當時剛滿七十，真正是天庭飽滿地角方圓滿頭銀絲大家氣派。不笑的時候透著威嚴，笑起來共鳴極好，讓人馬上覺得親近。跟隔壁的清華哥哥不同，北大學子曆來顛三倒四不尊權威。誰來講座都要求先露兩手。聽說李連傑去講慈善也被逼得打了一路功夫，倒象賣藝掙錢的。也真是無知者無畏，沒有樂團，大家就要求李先生對著錄音機比劃一段。李老師海量，沒對我們這些自以為是的孩子生氣，跟我們解釋說這指揮是別人聽我的，我不能聽別人的，所以沒法對著錄音比劃。又放交響樂裏比較流行的，大家覺得好聽。但是好聽的不能全堆在一起聽，所以有結構，有主題，有展開等等。那個年代大家學琴的很少，對音樂的了解基本限於流行曲。李先生當年到各大學去普及交響樂，實是善莫大焉。
經濟地理這門課，據說今天在北大已不開了。這個領域的泰鬥是已逝的陸卓明先生。我有幸當了他最後的幾屆學生。畢業後有一次到廣州外貿學院培訓，係主任聽說我聽過陸先生的課，眼前一亮，當場把我拉上講台讓我談感想。這下害苦了我，不要說我不太記得幾年前老師的觀點，就算記得的也都是不太好明麵上說的。因為陸先生的風格，就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潛心研究，說大實話。陸先生是名門之後，他的父親陸誌韋先生是北大前身燕京大學的校長，留美博士，心理學漢語學的專家。日占期間坐過日本人的牢。解放時蔣介石請他走他拒絕了，所以後麵也坐了共產黨的牢。陸卓明先生不僅在自己的領域成為大家，風格骨氣也秉承其父。那時陸先生六十多歲，瘦瘦的，有點駝背。穿著深藍的中山裝，袖子上老是有粉筆灰。推著個破自行車，後架子上夾著他自己手繪的地圖。到了課室他就把地圖掛起來開始跟我們聊天。指東打西，行雲流水，漫談天下為了爭資源怎麽吵架打架，這裏加航道那裏設限產，不知不覺就下課了。大家也玩得上癮，以國事天下事為家事般氣勢如虹地設計經濟特區。先生要的不是死記硬背而是有自己的想法。還記得他跟我們說起三峽大壩。說北大去了兩位老師，開會第一天討論都是持反對的觀點。第二天記者來采訪，問老師們對這事怎麽看，老師采用中國人的講法，先說這件事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後麵列了一堆反對理由。結果上報，這事成了北大教授盛讚三峽大壩。所有”但是”以後的話全被刪掉了。
陸先生愛好廣泛，尤其酷愛音樂。年輕時在北大樂團是鋼琴手。陸家在文革中遭受大難，老校長去世前頗為淒慘，陸先生幾乎沒怎麽提過。唯一提過的不滿，就是他從中學起就開始搜集的二千多張唱片被紅衛兵砸掉了。他說也好，後來就改搜集占地少的磁帶了。自己喜歡不夠，陸先生特別鼓勵我們欣賞音樂。他當時有一台雙卡錄音機，隻要我們有要求，就為我們轉錄交響樂。先生錄好磁帶，會用特別漂亮的英文小楷寫好曲名，樂團名，指揮名。連我這個愚鈍的人都得了好幾盤。真不知他花了多少時間功夫。有一次與先生談起，他教我比較同一樂曲由不同指揮演繹的不同版本。比如最有名的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三十來分鍾的曲子，不同的指揮家可以有28分鍾到36分鍾的不同演繹。前後的差別竟有四分之一曲長。那麽感情的表達就非常不同了。就算是哀樂，以快節奏演出一下就從悲戚變成了歡快。再加上強弱長短音各種樂器等等的控製，一首曲子的效果在不同指揮手裏可以有巨大的差別，甚至在同一個指揮手裏，由於所處情境感覺的不同，都有不同的演繹。可以說，指揮是樂團的靈魂，我們聽到的音樂，是指揮心裏的音樂。
其實，比較不同指揮家還不能真正感受指揮的作用。在離開校園很久以後，偶然的一個機會，讓我感覺到了指揮的神奇。同學的夫人蘇嚴惠教授是華南師大合唱團的首席指揮。我因此聽到一些合唱團沒有指揮的和由她指揮的演繹，效果真有雲泥之別。合唱以人聲代替樂器。人聲的強弱長短呼吸咬字是歌者表達感情的手段。合唱團裏不乏對音樂理解好的歌者，但是很多人一起唱的時候，由於理解有區別，對歌曲的強弱推進處理互相幹擾，剩下的就是平均值，聽起來也就剩一個字，平。而蘇指揮一出手，就像點石成金，同一群歌手，馬上起伏有了，強弱有了，感情有了。歌曲的故事因此有了意境。仿佛又聽見李先生陸先生當年的話，那個拿著小棒的人，是背負著音樂的人。一切行動聽指揮，是永恒的主題呢。
當年大講堂倒是經常有名人講座，或者敏感問題討論。在北大幾年，我以為那大概是我最大的得益。中央樂團的指揮家李德倫先生來過。李先生當時剛滿七十，真正是天庭飽滿地角方圓滿頭銀絲大家氣派。不笑的時候透著威嚴，笑起來共鳴極好，讓人馬上覺得親近。跟隔壁的清華哥哥不同，北大學子曆來顛三倒四不尊權威。誰來講座都要求先露兩手。聽說李連傑去講慈善也被逼得打了一路功夫，倒象賣藝掙錢的。也真是無知者無畏，沒有樂團，大家就要求李先生對著錄音機比劃一段。李老師海量，沒對我們這些自以為是的孩子生氣，跟我們解釋說這指揮是別人聽我的，我不能聽別人的，所以沒法對著錄音比劃。又放交響樂裏比較流行的，大家覺得好聽。但是好聽的不能全堆在一起聽，所以有結構，有主題，有展開等等。那個年代大家學琴的很少，對音樂的了解基本限於流行曲。李先生當年到各大學去普及交響樂，實是善莫大焉。
經濟地理這門課，據說今天在北大已不開了。這個領域的泰鬥是已逝的陸卓明先生。我有幸當了他最後的幾屆學生。畢業後有一次到廣州外貿學院培訓，係主任聽說我聽過陸先生的課，眼前一亮，當場把我拉上講台讓我談感想。這下害苦了我，不要說我不太記得幾年前老師的觀點，就算記得的也都是不太好明麵上說的。因為陸先生的風格，就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潛心研究，說大實話。陸先生是名門之後，他的父親陸誌韋先生是北大前身燕京大學的校長，留美博士，心理學漢語學的專家。日占期間坐過日本人的牢。解放時蔣介石請他走他拒絕了，所以後麵也坐了共產黨的牢。陸卓明先生不僅在自己的領域成為大家，風格骨氣也秉承其父。那時陸先生六十多歲，瘦瘦的，有點駝背。穿著深藍的中山裝，袖子上老是有粉筆灰。推著個破自行車，後架子上夾著他自己手繪的地圖。到了課室他就把地圖掛起來開始跟我們聊天。指東打西，行雲流水，漫談天下為了爭資源怎麽吵架打架，這裏加航道那裏設限產，不知不覺就下課了。大家也玩得上癮，以國事天下事為家事般氣勢如虹地設計經濟特區。先生要的不是死記硬背而是有自己的想法。還記得他跟我們說起三峽大壩。說北大去了兩位老師，開會第一天討論都是持反對的觀點。第二天記者來采訪，問老師們對這事怎麽看，老師采用中國人的講法，先說這件事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後麵列了一堆反對理由。結果上報，這事成了北大教授盛讚三峽大壩。所有”但是”以後的話全被刪掉了。
陸先生愛好廣泛，尤其酷愛音樂。年輕時在北大樂團是鋼琴手。陸家在文革中遭受大難，老校長去世前頗為淒慘，陸先生幾乎沒怎麽提過。唯一提過的不滿，就是他從中學起就開始搜集的二千多張唱片被紅衛兵砸掉了。他說也好，後來就改搜集占地少的磁帶了。自己喜歡不夠，陸先生特別鼓勵我們欣賞音樂。他當時有一台雙卡錄音機，隻要我們有要求，就為我們轉錄交響樂。先生錄好磁帶，會用特別漂亮的英文小楷寫好曲名，樂團名，指揮名。連我這個愚鈍的人都得了好幾盤。真不知他花了多少時間功夫。有一次與先生談起，他教我比較同一樂曲由不同指揮演繹的不同版本。比如最有名的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三十來分鍾的曲子，不同的指揮家可以有28分鍾到36分鍾的不同演繹。前後的差別竟有四分之一曲長。那麽感情的表達就非常不同了。就算是哀樂，以快節奏演出一下就從悲戚變成了歡快。再加上強弱長短音各種樂器等等的控製，一首曲子的效果在不同指揮手裏可以有巨大的差別，甚至在同一個指揮手裏，由於所處情境感覺的不同，都有不同的演繹。可以說，指揮是樂團的靈魂，我們聽到的音樂，是指揮心裏的音樂。
其實，比較不同指揮家還不能真正感受指揮的作用。在離開校園很久以後，偶然的一個機會，讓我感覺到了指揮的神奇。同學的夫人蘇嚴惠教授是華南師大合唱團的首席指揮。我因此聽到一些合唱團沒有指揮的和由她指揮的演繹，效果真有雲泥之別。合唱以人聲代替樂器。人聲的強弱長短呼吸咬字是歌者表達感情的手段。合唱團裏不乏對音樂理解好的歌者，但是很多人一起唱的時候，由於理解有區別，對歌曲的強弱推進處理互相幹擾，剩下的就是平均值，聽起來也就剩一個字，平。而蘇指揮一出手，就像點石成金，同一群歌手，馬上起伏有了，強弱有了，感情有了。歌曲的故事因此有了意境。仿佛又聽見李先生陸先生當年的話，那個拿著小棒的人，是背負著音樂的人。一切行動聽指揮，是永恒的主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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