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與中國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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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大前，中國政局出現六四以來最大的波動，王薄事件猶未了結，周永康前途未卜，陳光誠的逃亡再次引起世界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此外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的挑釁，北朝鮮一意孤行的窮黷試武，內外之憂都使得中國領導人的換屆變得懸念迭起。
黃仁宇的一本《萬曆十五年》以小說化的寫法闡述明朝的政治得失，通過此書可看出今天的中國仍隱藏著封建王朝的鬼魅陰影。
黃仁宇書中的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六人，盡管身份不同，但均以悲劇收場，"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製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明朝體製衰敗的症結又是什麽，黃仁宇指出是儒家以德治國的思想：“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製，至明代而至其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症結。”
儒家的以德治國，便是人治，人治的弊端不言而喻。即便是當時的法律，其基礎也是儒家思想。
薄熙來在重慶的打黑，陳光誠出獄後遭到軟禁，都說明現在的中國遠不是一個法治國家。雖然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但黨紀和意識形態仍高於國法，中紀委和政法委仍淩駕於司法機關之上（甚至連本身是司法機關的重慶公安局都可以罔顧法律而亂捕亂抓）。這與明朝又何其相象，明朝的廠衛製度允許他們越過司法部門而直接抓人審訊，西廠的劉瑾，東廠的魏忠賢都權傾一時，令人談虎色變。
薄熙來憑借唱紅，共同富裕的口號，想以道德上的優勢而獲社會大眾的支持，以實現其仕途上的野心，但這些標語隻會加重以德代法，其結局隻會類似於重慶掃黑，置法律於不顧而任意妄為，文革的悲劇便是前車之鑒。
現今的中國依然主要以意識形態（道德）治國，糟糕的是在意識形態裏還包含兩種相反的思想，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思想，它們都被視為正統。且不說馬列主義是否還有市場，單以意識形態治國而論，並存兩種互相抵觸的思想，本身就是一個深深的隱患，就如薄熙來利用毛左的思想大肆宣揚，而中共是無法在意識形態上去批判否定他，最多如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暗示薄熙來在重慶大搞的“唱紅打黑”模式，是走文革的回頭路。

黃仁宇曾提出“現在中國當前的任務，則是在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敷設有製度性的聯係才能從上至下，能夠以經濟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脫離官僚政治的壟斷。”
先看在封建社會，維係上下文官集團合作的紐帶是當時的意識形態 - 儒家學說。
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論促使西方現代政府的權力被製約，被分散。而儒家認為人性本善（孟子），靠禮教便可使善發揚光大，隻要人人都遵守儒家的道德，自然是太平盛世。
可惜人都不是堯舜，人性的惡一直蠢蠢欲動，儒家學說造成了中國文人階層的兩麵性，外披仁義道德，修身齊家平天下的理想，內懷書中自有黃金屋的功利思想，永遠在讀書，做官和買田置地之間循環，貪汙更是成了曆代曆朝之殤。
《萬曆十五年》中的申時行對此看得很清楚，他對此概括為陰陽兩麵，一麵是儒家的道德，一麵是人的私欲，隻有陰陽平衡才能維持管理階層的有效性。他平生的目標就是緩和文官集團的陰陽兩麵，緩和君臣的上下衝突，以維係儒家體製的穩定。
儒家學說畢竟還有陽的一麵，而如今中國傳統的儒家說學早已被砸得七零八落，道德的真空使金錢的誘惑無所不在。
如此的陰陽不平衡，中國政府能像黃仁宇說得那樣去管理嗎？如不能，又如何凝結中國的官僚階層去維持政府的運作？如前所述，中國的人治遠大於法治，靠法治現在還不行。馬列主義又隻剩下可憐的空招牌，傳統的儒家道德也是一鱗半爪。那麽就隻能依靠個人的私欲，可私欲一旦沒有製約，貪汙便橫行無阻，利益集團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生長。

如若薄被坐實謀殺，謀反，貪汙等罪，則難免令人詫異，一個封疆大吏竟有如此大的能量，翻雲覆雨而驕橫一方。
明朝統治階級的中流砥柱是文官集團，萬曆雖貴為皇帝，依然要受製於文官集團，他無法憑自己的意願立太子，導致他心灰意冷消極罷工，拒絕上朝三十餘年，成為曆史一奇觀。因為文官集團是儒教思想的支持者和實現者，而君權的合法性離不開儒家的父子君臣的綱常倫理。隻要萬曆還想做皇帝，就必須受製於儒家道德規範的代表文官集團，而不能任意任為。
在現今的中國，類似古時的文官集團便是官僚階層，在明時文官集團還受製約於宦官集團，如今的中國卻一黨獨大，官僚階層俾睨天下無人能敵，薄熙來等人自然便可肆無忌憚地大行其道。
遠在1957年，曾是南斯拉夫的副總統，鐵托的繼承人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獄中完成的一書《新階級：共產製度的分析》，批評共產黨（主要指蘇聯）在掌權後沒有兌現消滅階級的諾言，反而使自己成為了高踞於社會之上的一個新階級。
中國在走向資本主義市場的過程中，雖然轉讓了部分國有權，但手握大權的官僚階層借機中飽私囊，特別在六四以後真正形成了新階級（或謂特殊利益集團），很大程度上控製了中國的經濟和資源。
《南方周末》曾發表馮軍旗的文章“中縣‘政治家族’現象調查”，引起廣泛關注。作者在中部某縣掛職兩年，他把一個家族產生5個以上副科級幹部列為“大家族”，5個以下2人以上的為“小家族”。根據他的統計，在中縣之內，竟然有21個政治“大家族”，140個政治“小家族”，共161個“政治家族”。他們占據了中縣各部門的重要職位。
政治家族的弊端流害無窮，甚至是開曆史的倒車。中國自唐以後，科舉製度成了中國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它很大程度上杜絕了門閥世襲的傳統，也就是今人所謂的官二代，太子黨。比如《萬曆十五年》裏的首輔張居正和申時行都是進士出身，申時行更是榮登狀元。
為何家族裏這麽多的人熱衷做官，無非是私欲兩字作祟。從薄熙來家人的經商看，以及網上流傳的中共高官的家族看，他們正形成了勢力龐大的中國的新階級。
可以看出，在現今的中國如實行的改革觸動了龐大的官僚階層的既得利益，就會像《萬曆十五年》的張居正的改革一旦觸動文官集團的利益，海瑞極端的儒家主義完全排斥個人的私欲而得罪文官集團，戚繼光的“戚家軍”打破文官平衡施政的原則一樣，都不會得到好的下場。

萬曆十五年的中國四海升平，但它的體製卻走到了盡頭。“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製，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製……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兼而名裂。”
如今中國的GDP僅次美國，但中國的現有體製走到了盡頭嗎？或許中國將來的變革就源於一個小小的重慶公安局長的倉皇出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