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GOP candidate Buddy Roemer dropped the party race. Instead, he is seeking for American Elect, a third party’s nomination fo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Roemer has been ruled out from the GOP main stream primary since he announced his participation last year. None of the debates invited him as he can’t pass the 2% door in polling. He is the one who’s frustrated in the American democratic system.
Buddy Roemer這個共和黨政客大家不熟悉，簡單說說。1981-1988年聯邦眾議員，1988-1991年路易安娜州長。要說此人仕途多坎坷，確實，不過美國政客的仕途沒有幾個全順的。隻不過Roemer更坎坷些。Roemer老爸政治上屬於共和黨內抬轎子的人，他給路易安那前州長Edwards當過選戰經理。1978年Romer在路州的眾院席位選舉中敗陣，1980年再選才當選。後來1982，1984，1986三次再選，都沒人出來挑戰他。所以這一段時間是Roemer仕途最順利的時候，也是他的政治立場從民主黨中分化的時期。作為民主黨人，他確實裏根政策的最大支持者，且不斷因此跟眾院的民主黨主流鬧出矛盾來。
1987年他出來參選路州州長，主要對手就是他老爸的前老板Edawrds。本來，他的大膽和另類的改革主張，讓他在民意上一直落在所有候選人的末尾。但一次關鍵的辯論會上，當被問及如果你沒有進入Run off（選舉最後的隻剩下兩名候選人的角逐階段），你會不會支持Edwards（衛冕州長，民意當時正遙遙領先）。作為最後一個發言的人，Roemer 不像其他人那麽模棱兩可，他的態度更投機注意。“no, we’ve got to slay the dragon”。 這意思其實跟奧巴馬五年前的“change”異曲同工。不管怎麽樣，必須改朝換代政治大換血才行的意味。這句很性感的回答，直接把Roemer推到民意榜首。結果在Run off階段，Edwards明白自己肯定輸了，但是為了不讓Roemer獲得更多民意支持，Edwards自己高姿態退選。甚至把州政權不等提前交給了Roemer。
當選後Roemer的確信守承諾大搞路州政改。一方麵消減預算，另一方麵簡化稅收，一邊提高教師收入，一邊收緊選舉財務，還加強環境立法。他是第一個大力度搞環境的美國州長。但他幹的另一個有名的事就是讓State Lottery和River Boat Gambling合法化。很多人覺得Roemer的政治立場模糊，民主黨不像民主黨，共和黨又不像共和黨，所以很難理解這個人的做事原則。正是如此一個另類政客，其執政時期麵臨多方困境。他的第一任 chief of staff，幹了1年就匆匆辭職，被人們說成是“stepped on so many toes that he didn’t make it into second year”。1992年Roemer再選連任中失敗，這一次是敗給了他4年前曾經表態堅決不支持的Edwards。有意思的是，這次他確實在最後的Run off中支持了Edwards。
羅斯福是什麽人大家都知道不少。不過作為一個民主黨的改革者，羅斯福與當時占紐約州民主黨主流的愛爾蘭兄弟會（Tammany Hall）之間的關係可能就知者寥寥。羅斯福年輕的時候，曾經強力對抗紐約州的愛爾蘭兄弟會的，這給他在民主黨內贏得了清新的改革形象，也因而獲得民主黨全國大會的上層支持。但在作為紐約州長的執政中，他又同Tammany Hall的聯合起來。為了贏得對共和黨人的選舉，羅斯福不惜為兄弟會背上腐敗帽子，提名了一個行賄給兄弟會3萬美元的人擔任法官職位。如果不是當時的經濟危機的黑鍋恰好背在共和黨身上，羅斯福肯定無法在1931連任州長了。
後來羅斯福擔任總統後的改革大家都耳熟能詳了。羅斯福以其新政，被認為是跟王安石一樣的人類曆史上偉大的變法家。不同的是王的變法沒有成功，而羅斯福的新政成功了。而前麵提到的Roemer，其實也是與王安石，羅斯福具有同一本質屬性的變法者。對比羅斯福，Roemer在行事上跟王安石一樣，衝動和自負。他會為了變法，而不惜出動多數人的既得利益，從社會的多方麵全麵推行改革。這樣的改革，如果不是處於民族存亡或者經濟全麵崩潰的時刻，基本上不會成功。不論是如今的美國民主製度之下，還是千年前的中國封建專製之下。人口越多，文化體係越完善，這樣的改革就越難成功。
總結一下，即使民主體製下，也不會為代表大多數利益的改革者準備好他們所需要的社會條件。文化越完善，人口越多，當社會真得需要改革的時候，所需要的改革也就越複雜，複雜程度並非多數人所能理解的。這個複雜程度，經常需要每一個人放棄某種利益，換取另一種更大的利益。但是放棄的大多是眼前的，換來的大多是長遠的。人類對於損失和獲得所產生的心理感受是不對等的。一方麵，損失的痛苦程度隨著損失的大小呈加速增長，而獲得的愉悅程度隨著獲得的多少呈減速增長。另一方麵，當前的損失總是看的真切，因而巨大。遠期的獲得因為無法看到，因而微小。所以改革就越來越難進行，社會越民主，進行必須的改革反而越難。因為改革已經不是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觸動所有人的利益了。這就是美國如今的局麵。
王安石是左派，羅斯福是左派好理解。Roemer這個共和黨人是左派就不太好理解。其實判斷一個政客是左還是右，主要是看他對待當前政治製度的基本方向的認同程度。基本認同，隻會小打小鬧的改革的人，都是右派。基本不認同，主張大力改革的就是左派。改革在乎打破舊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問題上，而不在誰是國民黨誰是共產黨的問題上。
就中國當今的形勢，30年前的改革已經進行了30年。這個時候繼續要求改革的人，雖然說的是改革二字，但事實上就是要求沿著自由的方向上在多出更多的自由來。這屬於保持既有政治方向的，就是右派，即強調繼續做大蛋糕的人。而這個時候要求收緊以前放開的部分自由，也就是說已經創造的價值需要重新分配一下，劫富濟貧向平均的方向發展一下，就是左派，即強調分蛋糕的人。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薄公的重慶模式，其代表意義於當今中國，就相當於羅斯福新政，或者王安石變法。而爭取所謂政治體製改革或者繼續做大蛋糕的人，其實都是過去30年的既得利益的代表毫無疑問了。
重慶以唱紅打黑的麵目開啟一個變法的時代，其實於當今中國來看有種既正常又悲哀的意味。真正意義上的變法革新的人，沒有辦法在最需要變法革新的領域裏直接入手，而是通過唱紅打黑的形式對既得利益者先來點旁敲側擊。唱紅打黑這中情感激勵，手段極端的方式對於目前中國向左轉的改革者來說，要算是最冒險，但也是最快捷的上位方式了。快捷，因為它站在道德的高度，不會有既得利益這敢於放明槍。冒險，因為它確實直接觸動的是反對者的人身安全，這是個人的利益的最基本的層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