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 Xi Jin Ping is visiting the US. His agenda is already full, from watching a J. Lin’s Show to returning to an Iowa ranch that he stayed 26 years ago. I am not sure if he will have time read my post of today. It would be all these people around him who can decide what he does and sees. Good luck to our soon-to-be No. One.
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目前正在華盛頓。然後他還會在去Muscatine和LA。這次訪問帶來中美關係的一個小高潮。媒體會大量報道，大家盡可以享受閱讀。今天的塵報並不在此。而是借這個全民關注政治的機會，以曆史到未來的角度談一談政治。其實也是最近我大腦細胞對這個比較感興趣。趁熱打鐵吧。
前麵說過社會政治方向上的左右震蕩的規律。今天拿震蕩周期中的社會運動最有價值的，也就是左右換相的階段的幾個曆史事件來說說，可能比枯燥的講理論更加吸引眼球。眼球喜歡Anecdotal，而Fundamental主要是給大腦的。從中國曆史上找社會政治中最有價值的案例，不是看改朝換代的武裝鬥爭。那些皮肉的激烈，並非研究社會政治最富有智慧和最值得研究的部分。
曆史最有價值的部分，應該是社會沿著右向到了極端，需要向左轉的時候。這個向左轉的案例，經常是以變法的形式出現的。曆史上有很多變法案例，有名的當屬商鞅、王安石和張居正。這三個各有不同，有成功的，有失敗的，有死於非命的，有善始善終的。他們的共同之處，都是出於社會支配地位的大地主大資本集團的利益角度，以割舍本集團部分利益為代價，達到確保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商鞅變法，是一次激烈的、堅定的、由統治者內部自行發起的向左轉的改革。它的激烈程度，到了幾乎以太子的肉身當炮灰的地步。在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以前，秦國的國勢衰微。在外有“六國卑秦”，在內有“亂化之民”和一群在奴隸製下最後瘋狂的王公貴族。商鞅的變法主要是三個方麵：1）打破既得分配體製的“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2）迅速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什伍”戶籍製和“連坐”法；3）搭建新型國家執行力的“集小都鄉邑聚為縣”。改革十年後，“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對外還吞並了勁敵魏國在汾河以西的大半國土。秦孝公死後，他的兒子惠文王雖因積怨殺死了商鞅，但他還是繼續執行了商鞅的新法，以致百年後積蓄出秦國統一六國的實力來。
王安石變法，是一次激烈程度不高、不堅定的、由統治者內部自行發起的向左轉改革。宋神宗繼位後麵臨的內外局勢跟秦孝公多有類似。社會分配的不平均，財富集中在大官僚大地主們手裏，按人頭收稅的財政政策麵臨觸礁風險。政府開支上麵臨龐大公務員階層和戰爭賠款兩大支出項。所以政治上急需向左轉，由新秩序重新分配財富。王安石的變法主要也是三個方麵是：1）裁兵、貢舉，改革治軍治吏；2）方田、募役，開發生產增收財政；3）市易、均輸，提高效率減少成本。王安石先後八年變法兩次，最後都是被排擠出局，新法被廢，所以很難說明新法本身有什麽效果。以北宋的滅亡，隻能說明不變法的後果。說這次變法的激烈程度不高，是因為一方麵新法的radical程度比較和緩，這是宋庭整個的朝廷文化特色決定的。另一方麵，最高當局的改革決心也不夠堅定，所以在最後對待改革的問題上就成了因人廢事了。
張居正變法，是一次和緩的、但堅定的、由統治者內部自行發起的向左轉改革。明朝經過200年到嘉靖一代，官僚腐敗，分配不公，外戰緊張等各種矛盾都到了激烈的程度。嘉靖在位45年，時長僅次於他的孫子萬曆的47年。（以前講過，最高統治者在位時間太長，容易使既得利益集團形成並穩固，帶來的社會不公程度就高。統計上看，古代中國皇帝在位時間最好是平均11-14年之間。現代社會，生產發展，社會各種交易速度快，以8年為上。）嘉靖的長期執政，以至於這一代的問題，即使嚴嵩集團被清素也沒能了結。後麵兩任首輔徐階、高拱也都是同一利益集團的代表人。這些問題部分解決直到嘉靖的孫子萬曆上台，啟用自己死去皇爹的老師張居正後才慢慢有了解決。
張居正這個人比較實際，有耐心，所以他從嘉靖26年進士起做了20年翰林院學士，隻上了一次奏折，基本上都在觀察思考養精蓄銳。隆慶皇帝上台後，給張居正這個受寵太傅以宰輔，他都不急於改革，而是選擇與同為宰輔的政敵高拱和睦相處。直到年幼的萬曆上他升位首輔之後，才逐漸實施改革，推行他以打擊既得利集團為目的的一條鞭法。張居正主政十年，改革涉及軍事、經濟、吏治，明朝有了萬曆中興。張居正後來多次請辭不準，積勞成疾，死於任上。說張居正變法是和緩的，主要在於他對變法時機的把握上不急不躁。說他堅定，是因為他可以因為變法已進高潮，連自己老爸的喪禮期間都沒有回家，但在改革成功之後卻三番兩次請辭還鄉。
從這三個古代案例應該看到的結論有二：
第一個結論是，不斷的人為的向左轉，是一個社會是否可持續發展的必然。右向的運動，就是社會利益的自由發展，是人類社會的自然。你放開了政策，什麽都不管，他們自然的就會這樣走。但是這樣走到一定的階段，肯定就會有嚴重分配不均和不公現象。這時候社會自身是無法自行調整轉向的，必須人為的力量加以調整，向左轉。重新劃定利益格局，回到良性的軌道上來繼續走。向左轉必須是人為的，向右轉肯定是自發的。所以確立一個社會的架構，確立一個政權的長久，一個不可回避的任務就是要為這種不斷需要的向左轉提供可行機製。美國的製度是提供了這種機製的製度之一。曆史證實，可以看看1933年的羅斯福新政。中國曆史上的各朝各代，雖然沒有提供這種政權內部的機製，隻是在自然上提供了可能。皇帝總有老死，新皇帝上台就是換人換思想的機會，但不是機製。
第二個結論是，機製的設定，最主要的是要達到權威和實踐上的有效統一。權威和實踐統一，比如商鞅變法和張居正變法，變法就得以成功，社會可以回歸良性發展。國家權威層和改革實踐層的統一是改革得以繼續的條件。王安石的失敗就在於沒有找到這個統一。張居正是通過耐性把自己培養成權威。但中國曆史上的王朝製度本質上沒有這個機製，在這個問題上是機會的，不是機製的。機製上的東西，少一些主義，多一點科學。比如，現在目前的中國政治體製裏，領導人一屆5年，一代10年，而他們的政治餘熱（卸任後的影響力）可能是20 年甚至更長時間。這個時間就過長了。向左轉最好以較快、較迅速地時間完成，商鞅變法10年，王安石8年，張居正10年，如果一屆領導人的本來就隻有8-10年，但從機製上來講，還必須與前任的餘熱共處的話，就不能保證社會有效的向左轉。領導人兩任八年製和卸任餘熱問題，是當前機製上應該盡快做的兩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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