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 is just too much gossip these couple days on whatever is not true about Chong Qing. Things can get very popular but prejudicial, or wrong for worse. In today’s Chinese society, truth doesn’t travel far because lies are becoming artificially catchier to human minds when sanity is a scarcity.
重慶發生的事情好像很大，在文學城就能看見各種解釋。比如萬潤南這樣的重量級人物就寫了兩篇博客重點說這事。一篇是原創，說“英雄變狗熊”。一篇是轉貼，說“廝兒哭相思”。我給他留言不知怎麽就刪了。我說學長這把年紀學詩雖晚了，但還是可以在境界上找回來的，不可跟城裏的某些年青人一般認識。今天又看見一篇抱香書生寫的宮廷內鬥、黑箱政治雲雲。本是膚淺言之，卻要大行其道。我不知道這個抱香書生是否能把美國這個比中國更白箱的政治體製說出多透徹的認識。如果說不出來，還是遑論黑箱吧。
今天談談中國政治，往期的塵報有個別段落觸及中國政治的，都是anecdotal的說事。係統的論述，今天一期塵報恐怕也是杯水車薪，但是搭出個frame work，並試著初解一兩個基本問題還是可以的。
直接先說結論吧。從社會的進化角度，美國社會的構架比中國社會更接近人類社會的終極構架狀態。但並不是說高級的狀態就是令人更滿意的狀態。滿意和高級是兩個概念。不想看長篇大論的人，看到這裏就可以關窗走人了。
社會構架的演化，一直處於一個類似阻尼震動的運動模式中。從左到右，再從右到左。振幅不斷縮小，周期不斷縮短。
有人就有社會。有社會就有構架，解決權利如何分配的問題。這個構架無論怎麽來，都有兩個極端。右端是叢林法則，個體行為不受製約，弱肉強食自然規律，除了你自己沒有誰來為你的失敗負責。左端是權威獨攬，所有個體行為都受同一製約方控製，任何責任都由權威完全承擔。我這麽說左右是有意義的。所謂的民主和專製，不過隻是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一個混合狀態。在任何國家政治裏，我們都喜歡分出左派和右派。左派是激進派，是總體上喜歡把事情put in artificial order的那一類 人。右派是保守派，總體上喜歡放任事情let it be的那一類人。人類曆史，就是社會的構架狀態其實就是在這個左右兩端不斷的擺動的過程。而且這個擺動的振幅是越來越窄的。類似於物理學上講的阻尼震動。
什麽在社會構架狀態的這個阻尼震動中充當動力源呢？決定周期速度的動力，來自於社會新生力量和既得利者之間的對比。新生力量總是試圖極右，而既得利者則喜歡極左。新生力量壯大，就拉動社會向右端叢林方向，生命力強的自然更喜歡叢林競爭。既得利者相對多了，就拉動社會向左端 權威方向，這樣把利益分配的既成事實當成規矩定下來當然好了。
社會的這個震動的阻尼又是什麽呢？或者說是什麽讓社會在極左和極右之間的震動中振幅越來越小，讓下一次的極左比上一次的極左看起來更靠右一些，或者下一次的極右比上一次的極右看起來更靠左一些呢？決定左右振幅的阻尼，是人們對於曆史（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曆史）的記憶、反思或借鑒。當大部分人對上一次極左的危害記憶猶新，就不會在下一次極左的時候把事情搞到上次那麽極端的位置上去。這種記憶和反思的內容越多、越徹底，阻尼就越大，社會左右震動就越快的進入下一輪，而且振幅也會越小。
社會的進化速度，不是震動的速度。進化速度由社會震動的周期決定，決定因素是振幅（阻尼）。
1000BC以前的人類社會，相對孤立的存在於非洲、歐洲和亞洲。所以在基本上是靠起點來定位誰的狀態先進或者落後。但是1000BC以後，也就是中國的周朝以後，中國的社會架構領先了世界。那是因為當時的周主權被分散到很多小國家，而這些小國家的社會試驗為人們的反思記憶提供了大量素材，因而當時的左右震動的阻尼更大，社會進步更快。中國到了秦代，處於左端更領先的位置。有人要談希臘的古典民主。希臘也正是因為獨立主權的城幫大量存在，是記憶、反思、借鑒等等都好，讓希臘社會的阻尼也很大，所以希臘人是在右端更進步些。
漢朝以後，統一的中國2000年的中央集權。這段時間人們對於左右極端的記憶（少則100年多則300-400年）多當前朝軼事，少有切膚之痛。對外交流又以戰爭為主，通商為輔，借鑒得很少。所以這個阻尼就不夠，幾百年一個周期，不是統一的集權狀態（左），就是分裂的戰國狀態（右）。近似於等振幅的長期往複震動了。這段時間歐洲可是四分五裂，主權眾多，各自可借鑒多，阻尼大，社會的進化就快的多了。從中世紀到近代，歐洲領先了亞洲從左到右了。
近現代的亞洲，總體上是在左半段（集權段）往複震動，逐漸向右（民主）演變的民主化過程。中國的這個從中央集權到民主的擺動，沒有擺到聯邦的模式，甚至很多權利仍然過分集中，是過去的分裂在人們的記憶反思中的阻尼作用。20世紀的中國可以說是短時間內有大量外國曆史借鑒和自身的實踐經驗 ，這一段時間的中國社會狀態的進步是快速的，進步的速度超過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
美國社會更接近終極的社會架構，是看社會進化程度的主要決定因素：動力（社會新生力量）。新生力量少，動力越小，社會越穩定，說明社會構架的進化程度就越高。
要看誰狀態上程度上更高於誰，看由阻尼帶來的社會進步速度沒法得出結論。要看社會震動的動力，就是有新生力量的問題。動力越大，說明社會越不穩定，也就是進步的程度就越低。一個社會的新生力量隻有兩個來源。外部長出的新人口，或者內部分化出來的新階級。所以這個動力美國曆來是靠新人口（移民），而中國靠的是內部新階級。美國的新人口越來越少，又沒有新階級出現的可能，社會的動力就弱得很了。中國的新階級，一個是城市中產，一個是城市化人口。
其實從漢代末期以來中國的社會動力就是靠內部的階級變化來實現的，不是靠新人口。公元150年左右的時候，中國人口數大概到了一個頂點，大概是不到6000萬人。後來的各朝代，直到明朝，也都是在這個數量之下。直到康乾時代，人口數量才有機會超過漢朝 的曆史記錄。19-20世紀的中國的社會進化，是一方麵人口高速增長帶來的大量動力源 ，一方麵各種國外借鑒自身實踐加上反思帶來的阻尼，聯合作用。而且到了現在 ，還能有大量的新的階級出現。這就是中國社會的震動速度還是很快。而前麵說了美國動力和阻尼都已經相對穩定了。這個相對穩定的社會構架，就處於更高級的社會構架狀態，也更接近終極的狀態。
現實也確實如此。中國社會在20世紀經曆過至少六次、三個周期的往複震動，左（清末）--右（軍閥）--左（蔣）--右（抗日和內戰）--左（1949-1979）--右（1980-2008）--左傾（當下）。美國則隻有最多三次一個半周期，右（1933年前）--左（1933-1980）--右（1970-2008）--左傾（當下）。而且這幾個震動的過程也沒有引起美國社會的革命性的變化。客觀上中國的社會架構的震動動能還很大，距離穩定狀態距離還遠。和諧維穩的目標這個時候提出來，看起來就不夠現實主義了。
篇幅上已經超了塵報版麵限製，可是才解釋完一個民主和穩定的問題。政治的問題還得再花點筆墨來說。超了就超了吧。
王立軍的事情並不在於政治的黑箱還是白箱，或者英雄還是狗熊，再或者18大誰上誰下。最吸引眼球的往往是表麵的故事情節。黑與白，是你看得懂還是看不懂的問題，你說美國的政治白箱吧，但是規則複雜五花八門，你很容易就不懂。你說中國政治黑箱吧，但是規則簡單，懂得的人多呢。英雄變狗熊之說，是感情用事了。18大誰上下的說法，是慣性或者流行思維。
王立軍的事情放在這個社會運動的大趨勢之下，根本不會影響中國的未來的左傾運動方向。隻看現在社會上的力量構成，市民數量超過農村人口。這麽多的城市中產，再加上後麵還有3億農民等著城市化呢。一個王立軍的命運，或者再加上一個薄熙來命運，根本不可能影響左傾運動的趨勢。就微觀上，王立軍即使官方確認有事了，也不會影響薄熙來的命運。王立軍出來了，休假式治療了，薄熙來在18大上位就是肯定的了。王立軍的社會形象會不會保住，就要看他將來的態度了。此人太過於急躁，處理問題不沉著。中紀委還是調查階段，還沒有定性呢。
中國現在不能深入搞政改，那樣就相當於繼續向右。向右30年以來，中國已經出了一大堆足以影響社會政治的寡頭階層。這個時候搞政改，獲利的一定是這幫人。那樣的話政治體製是改了，製度上看上去更民主了，但是結果會是人民慘了。這個時候可以左傾，收一收這些大既得利者的權利，然後在合適的時機上在來搞政改，就會有更好的結果。這個左傾的趨勢，就是要疏導人民當中的不穩情緒，用以來打擊那些寡頭。這個階段在中國做私營經濟的可能會比較累倒是真的。但是咱也不能站在小我的利益上就跟國家大事過不去。生意可以不做，自己有的吃喝就行了。
社會的向左是肯定的趨勢。所以薄熙來的上位就是毫無疑問的了。一中不上，還是二中、三中全會。總有的上的。王立軍看不清這個，可能就莽撞了點。他的這個莽撞，當然還有個原因。就是他自己對自己以前的很多事幹的都不是很安心。所以他需要心理上有一個強有力的支柱。這個支柱一旦在心裏動搖了，行動上就亂方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