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小時侯看過一部日本電影， 講一個名叫秀夫的男孩子幼年與父親相依為命，父親帶著他靠沿村乞討度日。後來父親患上了麻風病，在一位好心的火車站長的安排下，被送入了醫院治療，而秀夫被站長收養在了自己家。但是個性獨立的秀夫後來離開了站長家，孤身去了東京。多年以後，秀夫改名為英良，而且成為了一名出色的鋼琴家，與富商的女兒訂了婚，每天在忙著為自己的首次鋼琴演奏會創作鋼琴協奏曲《宿命》。一個偶然的機會，火車站長從演奏會海報上認出英良就是當年的秀夫，而站長本人多年來一直在與秀夫的父親（仍在醫院裏）通信。站長設法見到了英良，苦勸英良去醫院探望自己的親。已經躋身於上流社會的英良不願意暴露自己不堪回首的過去，為了掩蓋這段過去，他殺害了站長。
影片是以凶殺案的調查過程為線索，最後的段落是警察前往演奏會現場準備逮捕英良，而舞台上的英良一麵在彈奏自己創作的鋼琴曲《宿命》，一麵在腦海裏浮現著自己小時候與父親在一起玩耍的一幕幕場景。當時的他們倆，衣衫襤縷，食不果腹，每天在外漂泊，沒有遮風避雨的住處。但是父子倆經常一起抓蝴蝶，捕魚，捉迷藏，在海邊大喊著奔跑。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我看到這裏的時候流淚了，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被一部電影打動。
當時的我隻有十歲，不知道為什麽自己會被那些場景打動。在那之後很多年我一直記得那部電影和我當時的流淚，直到今天依舊如此。人是很奇怪的動物，我和秀夫之間沒有什麽相似之處，我更沒有他那樣的生活經曆。能引起我共鳴的，是我和他唯一的共同之處：我們都是父親的兒子。
我父親是南方人，但大半輩子生活在北方。父親童年坎坷，他不到三歲的時候我奶奶去世，被我爺爺送到我奶奶的娘家寄養。成年後參軍入伍，退伍後先後在成都和上海接受教育，並在上學期間認識了我母親。兩人畢業後結婚，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城市，我和姐姐在這兩個城市先後出生。幾年輾轉，後來父親和母親被調往西安的一家研究所，全家也在這座城市安頓下來，一直到今天。父親自小離家，從參軍到工作，重要的人生軌跡都得益於國家的安排，因此父親一生對此懷感恩之心，並盡心回報。他的一輩子，擔得起“品行正直，一身正氣”這八個字。
人都說嚴父慈母，在我們家情況倒有些相反。小時候做錯事，打我的往往是母親，而父親在我記憶裏從來沒動過我一個指頭。如果讓我現在象英良一樣“過電影”，那我腦子裏出現的一定會是這樣一些場景：
小學二年紀的時候，隨父親出差第一次去北京。在天安門廣場大夥正準備照相，我卻突然想去廁所。在七十年代，在世界上最大的廣場裏，在內急的時候想找到一間公共廁所，誰有過這樣的經曆誰就能理解我的感受。當時雖沒尿褲子，但是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隻要一來到任何一個大廣場，就立刻想上廁所。
小學三年紀的時候，父親送給我一個在當時外形顯得特別的筆記本，深褐色的皮製封麵上印有“中蘇友好”的字樣，四周帶一個拉鏈。我帶著這個本子和同學去了趟碑林，在第一頁上抄下了幾句碑文。
初中那年暑假去武漢，住在沒有空調，電扇壞了的旅館裏，晚上熱得睡不著，父親拿著把扇子坐在我的床邊，一下一下地給我扇風。不知道父親扇了多久，那晚我睡了個好覺。
還是那年在武漢，我們倆在東湖劃腳踏船。幾片槳頁脫落入湖中，造成船的前進動力嚴重不足，而船頂遮陽的布蓬部分線口斷開，遮陽蓬成了個巨大的風帆，偏偏我們需要逆風而行。父親和我費盡了力氣才把船弄回了碼頭，下了船我們倆的腿都不怎麽聽使喚了。
出國前，父親來到我的房間，叮囑我在“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裏要守住中國人的本份，不要忘本。
就象絕大部分中國式家長一樣，父親不是一個感情外露的人。我整個中學期間，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父親因此經常有機會在家長會上介紹“教育經驗”。很多年後，他經常向我提起這些事，從他的語氣裏能聽出，他一直為此感到驕傲，雖然他從來沒有這樣說過。
父親雖然嚴肅，但並不死板。在姐姐和我還都沒成家的那些年裏，我們一家四口住在一起，常會有些“家庭幽默”，父親話雖不多，但總是在關鍵時候來一句“抖包袱”的話，經常很有“笑”果。父親後來說，那幾年是他最舒心的一段時光。
母親生病的那幾年裏，父親忙前忙後，身勞心累，蒼老了不少。後來我在他的書桌抽屜裏，發現一本父親在那期間寫下的日記，很詳盡地記錄了母親的治療情況和他自己的心路曆程，讀來令人心酸！
母親去世後，父親度過了一段難熬的歲月，之後慢慢從對母親的思念中解脫出來。每天早起早睡，堅持按時打太極拳，生活很有規律。
2009 年 2 月初，我和父親通電話的時候，他說起他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的周身疼痛仍然沒有好轉跡象，但他反而安慰我不必擔心。誰都沒料到這竟然是腫瘤擴散造成的結果！一周之後，父親就撒手人寰。
回國處理完父親的事，在父親的房間裏收拾了一些東西，打成包裹寄了過來。包裹裏有那本“中蘇友好”的筆記本，還有一張父親和我在天安門廣場的合影。那時的我剛從廁所經曆了一番痛苦尋覓之後的暢快淋漓，滿臉一副愉悅的表情。而當時的父親，意氣風發，風華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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