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色手抄本：戰戰兢兢的性啟蒙年代
核心提要：因在街頭接吻，被抓進牢裏去的事，現在應該沒有多少人相信了，不過，這卻是真實地發生在三十年前。在70年代，愛情是嚴重的“違禁品”，“性”則尤甚。就是在這樣的時代，卻有一本名叫《少女之心》的“黃色”手抄本在民間廣泛流傳，它是很多人能夠找到的、流傳很廣的性啟蒙讀物。
為了讀到它，青年們會背負道德重負，甚至牢獄之災，盡管三十年後的今天，有著赤裸床戲的《色，戒》已能在電影院上映，隆胸廣告中的女郎也能夠在任何一個時段向電視觀眾搔首弄姿。這早已不是一個談性色變的時代，《少女之心》的黃色神秘感已經逐漸消退，人們發現，《少女之心》的描寫，其實並未超出《赤腳醫生手冊》中有關生理衛生知識的介紹。
來源：鳳凰網
抄《少女之心》抄腫了手
《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憶錄》，講述的是主人公曼娜和表哥少華、同學林濤之間的三角戀情，曼娜有著遏製不住的兩性衝動，在性和心靈方麵對男性有深刻的渴望。《少女之心》自70年代起開始在民間傳播。
上海學者朱大可讀過十幾個版本的《少女之心》，他最早接觸是在1974年。“當時我還在念中學，已經不大記得是誰傳給我的，拿到書後，我立即套上毛選的書皮，這樣會安全些。”
“當時我們讀書非常快，通常是晚上八點左右，書被一個人送達，第二天早晨八點，書就會被另一個人取走。我往往隻有十二小時的閱讀時間，在15瓦的燈泡光亮下，我總是能夠在下半夜之前先把全書瀏覽一遍，再用剩下的時間細讀一些重要的章節。天亮的時刻，當我交出上百萬字的大書，就像交出一個被榨空的錢袋。筋疲力盡，但心情很愉快。”朱大可讀到的《少女之心》，篇幅不長，不到一萬字，平時練就的速度，讓他沒花多長時間就讀完了全書。
“我當時並沒有想過去把《少女之心》抄下來，有些同學秘密地傳抄，甚至為此手都抄腫了。不過，抄《少女之心》的人並不太多，大家也都是看過就算了，很大一部分是抄《唐詩三百首》和王力的《詩詞格律》，即使是這些書，也都是違禁品，屬於‘封資修’”。
在當時的手抄本中，《少女之心》是唯一直接描寫性行為和性器官的，甚至被稱之為“文革第一淫書”，這讓朱大可有偷食禁果的感覺。“在那個年代，馬路上一對情侶談戀愛，都會被抓起來，接吻、擁抱的親密動作，在公共場合都是流氓行為，嚴重違法。讀《少女之心》，更是冒險行為，若被抓住，要受嚴重處分，盡管如此，大家還是都敢冒這個險，青春期的那種渴望，是怎麽也禁錮不了”。
在朱大可所在的中學，他認為大多數人應該都看過《少女之心》，流傳非常廣，因為說起曼娜，大家都是心領神會。不過，《少女之心》並沒有普及到人人皆知的程度。張寶瑞是“文革”手抄本《梅花鞋》、《一隻繡花鞋》的作者，他當時正在北京鐵合金廠當爐前工，沒有讀過《少女之心》。不過，他講了一個細節：“在工廠值夜班時，我發現總有一些人喜歡在休息室的隱蔽處神侃，後來打聽才知道，他們說的是《少女之心》，我當時比較傳統，作為生產班長，還出麵阻止了他們”。
這些阻止行為並沒有阻止手抄本的筆筆相傳，被抄送到了更大的範圍。“手抄本通過各種路徑，被在內蒙古插隊的哥哥帶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當兵的表哥帶到了新疆，又到東北軍墾，被在山西、陝西插隊的同學帶去了黃土高原……”《少女之心》在當時甚至引起了轟動，到了1975年年初，姚文元還因為《少女之心》這一“淫穢”手抄本的廣泛流行，特地頒布了“圍剿‘文革’手抄本”的命令。
跟著曼娜普及性知識
不過，圍剿並沒有讓《少女之心》的流傳受阻，甚至讓更多的人知道了這本書，其實，也有很多人急切地想讀到它，需要它。
“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像我們所處的時代那樣，在書和生命之間也能建立了最深切的聯係。”朱大可在中學時期的幾次聚眾打架，不為了別的，就為了一個人不還另一個人書，他們甚至為此還成立了幫會。最激烈的一次，動了刀子，結果對方落荒而逃，第二天，書被中間人送了回來。
“當時是一個書荒的時代，書店也都開門，但是賣的都是毛選，公開出版的是《豔陽天》、《金光大道》，《西沙之戰》，魯迅的小說如《孔已己》、《阿Q正傳》，還有八個樣板戲”，張寶瑞認為，當時大家無書可讀，應是手抄本流行的原因之一。
不過，《少女之心》對作家摩羅而言，更多的是知識普及所帶來的欣喜。摩羅的高中兩年（當時高中為兩年製）是在一個閉塞的小鎮度過的，在小鎮上，他很難獲得外界的訊息，能讀到的書更是有限，接觸到的手抄本隻有兩種，一種是《陳毅詩選》，另一種就是《少女之心》。摩羅至今都認為《少女之心》能夠傳到小鎮，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摩羅讀到的版本很短，大概不到五千字，“有人把那些枝枝蔓蔓的內容都刪掉了，隻抄最直接的性描寫，接觸到這些內容的時候，心裏有點不放心，特別小心，盡量不要讓老師知道。當時是1978年，已經沒有了什麽恐懼感。”《少女之心》是摩羅接觸到的第一份關於性的知識介紹讀物。“當時因為太禁錮了，性方麵的知識不能正常地傳播，所以，那個作品等於承擔了一個介紹性知識的東西。我當時讀的版本是抄在一個學生的作業本，讀完，也沒有想過抄下來，我還是覺得文學性太差。”
《少女之心》是作為黃色小說傳播的，不過，摩羅認為，《少女之心》談不上是什麽黃色小說，在《少女之心》裏麵，還寫了那種青年人由於對性知識的不了解，造成的那種不必要的恐慌，而當時的現實就是如此。
《少女之心》中，少華跟曼娜一起擁抱後，他們雙方都覺得這下子完了，曼娜要懷孕了。摩羅在一次講座中，就曾向在座者講起他所讀到的《少女之心》的片段：“他們穿著衣服擁抱過一次，就以為要懷孕了，很恐懼。後來又仔細地想，少華說我們穿著衣服大概不會懷孕，如果不穿衣服兩個人這樣抱著、貼著通氣那可能要懷孕。所謂的通氣，他理解為肚臍眼、雙方肚臍眼會通氣，後來每一次約會，曼娜就找兩張傷濕止痛膏，自己先貼好一張，到了那個約會的地點，給少華貼好一張，然後他們就擁抱在一起，享受這種親密的愉快。後來他們就有了性生活，可能他們認為現在把肚臍眼封死了，已經沒有這個眼來通氣，不會懷孕，不會有承受不了的後果發生。”
《少女之心》導致流氓案頻發？
不過，廣州美術學院教授李公明所讀到的版本並沒有這樣的細節，“當時我讀到的版本，沒有故事，大多是直接的性描寫，手抄本上並無增刪的痕跡”，不過，和摩羅一樣，《少女之心》是李公明讀到的第一個色情文本。
實際上，當時的性教育基本處於停滯狀態。1973年，周總理曾向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詢問實施性衛生教育的情況。並且要求中學教材上不僅要有這一章的內容，而且在講課時應有大幅彩色男女生殖器的掛圖，便於形象說明。盡管當時中學二年級的《生理衛生》課本有“生殖器官”這一章，還加了插圖，但在大多數中學，仍未講授。摩羅認為，《少女之心》中對性的無知，其實就是現實的反映。
“即使到了80年代後期，我，在一所中學教書，就曾遇到了類似的問題。有一個女孩，出生在縣城一個幹部家庭，是我妹妹的同學，她就認為男生跟女生拉一下手是肯定要懷孕的，她就整天處在那種對性的恐懼之中，她心裏可能對某個男孩有很好的印象，想跟他拉手，但是一想到這個後果，又承受不了。一直到 80年代後期，中國的一個出生在縣城幹部家庭的女孩，都上高中了，對性知識的了解卻還是這麽一個認識。”
性普及的過程並不順利，《少女之心》自70年代開始廣泛傳播，是公安機關多次通報查抄的主要作品。許多讀者因為傳抄該文受到批鬥，乃至被以“流氓罪”勞動教養，但該文久禁不絕。長期致力於“文革”文學研究的中央戲劇學院的楊健注意到，直到80年代中期還有青少年在抄寫、閱讀《少女之心》，手抄本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民間廣泛傳播。
周勍是研究“文革”手抄本的專家，2001年，在他與出版人白士弘合作的《暗流——“文革”手抄文存》一書中，周勍率先以尋訪的形式采訪了十幾位手抄本收藏者（僅刊出三篇），並寫了一篇長達兩萬字的《對文革手抄本的一次總結與表達》文章。
周勍對一位“某木先生”的訪問中，“某木先生”講述了他的抄書經曆，可見當時的手抄本的傳抄情景：“當時抄書是非常隱蔽的，拿到手抄本後，你分幾頁，我分幾頁，然後再加上複寫紙，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後再收起來往一塊拚一下，然後再訂一訂，這就成了，所以一本手抄本抄下來字跡都完全不一樣”， “四川有很多小丘陵，丘陵上有不少零零星星的小墳包，我們就到小墳包上去抄，那兒人去得少，一般男生都愛做這類事兒，女生多打掩護，幫著抄筆記，沒有被老師抓住過。要是抓住就不得了，這都是些封資修，得查你家的成分，取消你的困難補助。”
手抄本的傳抄，在當時也有著一定的風險。朱大可就有一位同學為此而付出代價：“我有一個同學，在看了《少女之心》後，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親姐姐，他姐是哭著把他送進了派出所的。他在派出所挨了一頓毒打之後，被放了出來，他當晚就把刀捅進了姐姐的肚子。他被槍斃前，在學校操場開了公審大會，我們平生第一次目睹這種肅殺恐怖的場麵。公安和民兵荷槍實彈、如臨大敵，高音喇叭裏聲色俱厲地宣讀著罪行，而我們這些半大的孩子在驚悸地傾聽。”很多年以後，朱大可還能清晰地回憶起那位同學受死前的表情：他在人群裏仔細搜尋著班級的位置，然後衝我們放肆地一樂，露出了黃黃的牙齒。
在當時，學校針對《少女之心》和《第二次握手》，就流傳有“三不準，一立即”：不準看、不準抄、不準傳；立即報告老師。在李公明的記憶裏，1974年前後，還發生了一起轟動性的案件，有一位青年因為傳抄《少女之心》被判處了死刑。周勍為此查閱了一些記載文獻，在西北政法學院科研處 1982年（此類案例集中發案期）5月油印的《西北地區青少年犯罪研究文集》，青海省西寧市公安局青少辦的《青少年失足犯罪原因初探》一文中提到，一位賈姓女青年因為從朋友那裏借來一本《少女之心》手抄本如獲至寶，朋友索要時，她以丟了為借口拒還，整天翻閱，並開始尋找男流氓。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 月出版的《麵對形形色色的案件》一書中，有關因看了《少女之心》手抄本而實施性犯罪的案例也是連篇累牘，特別是其中一篇《一本彩皮書的背後》更顯離奇，文中寫一個名叫李軍的現役軍人，整天抱著一個用《大眾電影》彩封包皮的抄有《少女之心》的本子如癡似呆，先是跟蹤少女進女廁所，近而在公共汽車上耍流氓，接著竟將戰友來部隊探親的女友先奸後殺，最後被執行了死刑。
看過十幾個不同版本《少女之心》的周勍認為，雖然《少女之心》在傳抄的過程中不斷加入抄寫者的個人感受和想象，但其主體無論是性行為的敘述語言，還是細節描寫，都沒有超出《赤腳醫生手冊》中有關生理衛生部分的介紹性白描文字的範疇。“當時民間所流傳的和《少女之心》有關係的流氓案，在一定程度上是‘認罪格式’所致。我發現監獄裏占絕對多數的罪犯們的‘認罪’或者‘懺悔’材料，幾乎是一成不變的口不言心的‘老三篇’——簡述犯罪過程、深挖犯罪根源、無限上綱上線的自我作踐，然後再痛下決心迎頭趕上之類的套話，因閱讀《少女之心》而犯罪也可能是在深挖犯罪動機時最容易想到的一個原因，因為《少女之心》大家都知道。”周勍並不認同把社會的性犯罪都歸結為一本書，文學文本應該沒有那麽大的作用，“如果是這樣，在能夠更容易找到性讀物的今天，強奸罪的案發事件顯然應該更多，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傳抄《少女之心》，在當時是有風險的，不過是視“情況而定”，有著變通的餘地。朱大可有一位女同學看《少女之心》被老師發現，老師問她書從哪裏傳來的，朱大可當時還很義氣地站出來承認，說是他車上撿的。“後來那個老師看我還挺講義氣的，就沒有追究，也沒有追究到我的學校，我是僥幸逃過去的，相當幸運。那個時候已經是1975年了，相對比1974年管得鬆。”到了80年代，朱大可開始得到一些《少女之心》的收藏本，“有些人直接給我了，他們的興趣似乎在減弱，最先讀到《少女之心》時緊張傳遞的情景並沒有繼續發生。”不過，在當時讀過十幾個版本《少女之心》的朱大可，從來沒有想過作者是誰，他為什麽寫這本書。這在當時是一個謎團，現在也是。
作者到底是誰，一直就沒有人清楚
因為在民間的不斷傳抄，在情節上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變動，甚至每個人讀到版本會相差甚遠。“比較十幾個版本，有著很明顯的時代印記，我記得當時 80年代流行的襯衫也出現在主人公曼娜的衣著描述上”，在書名上更是多種多樣，周勍讀到的版本除了有《少女之心》、《曼娜回憶錄》外，還有《梅茹回憶錄》、《我和我的表哥》，不過，有些版本沒有寫書名，或者直接加上一個書套。
在2004年，曾經傳出要出版《少女之心》的白士弘，從丹麥女記者葉鳳英那裏得到一個版本，關於這本《少女之心》的來曆，書中介紹說是署名為“小思”的作者“我”在坐牢時所交待的材料，後來被傳抄出來，最後被定名為《少女之心》，後來成了“文革”時期的“大毒草”。
周勍也曾接到過一個電話，稱他有一個親戚是山東一個檢察院的幹部，辦過這個案子，“當時接到這個電話，我很興奮，《少女之心》的作者是一個謎，我當時和白士弘極力想找到作者。於是，我趕緊再和對方聯係，但是他提供不了這個資料，我說我可以馬上趕往山東，見那個檢察官，他後來就不和我聯係了。”
不過，朱大可卻認為少女之心不可能是“認罪書”，“從我的幾十年的文學研究經驗上看，它的文本並不像口供，《少女之心》還是有一定的文學性。” “就這本書本身而言它是一本低級的色情文學，直截了當地描述性生活；但是在‘文革’當中，它有一個叛逆的進步性，它是對意識形態的消解和叛逆，也對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反叛，對禁錮的社會的一個挑戰。”
摩羅曾經為白士弘的整理版本寫序，“當時摩羅、餘傑風頭正盛，白士弘通過朋友就找到了摩羅，希望他能寫序，在當時，摩羅的序能夠直接地拉動銷量。”周勍告訴記者，在序言中，摩羅高度稱讚《少女之心》，認為《少女之心》立意不在渲染所謂黃色，而在表現性禁忌造成的荒謬以及給民眾帶來的精神傷害和人性扭曲。摩羅還因此猜測作者很可能具有豐富的人文主義文化資源，就像張中曉、黃翔、趙一凡、北島等人一樣，是當時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人。“這篇序在當時引起了比較大的爭議，很多人認為對一部黃色小說評價過高，不靠譜。在《少女之心》的評價上，呈現出兩極化的狀況。”
但是，作者是誰，她為什麽寫這本書，對於雙方而言仍然是一個頗為好奇的謎團。“如果當初我們找到了作者，也許是好事，也許未必是。”周勍讀過《第二次握手》的兩個版本，“手抄本《第二次握手》隻有八千到一萬字，但是張揚後來擴充到了幾十萬字，如果《少女之心》的作者還在，我不知道她會怎麽擴充，但是，我可以肯定觀眾的興趣已經不會太大，性的曖昧已經逐漸消除，我們甚至每天都能夠在電視上見到裸露著身體的廣告，以及無意中流露的性暗示。”
大事記
1974年因《少女之心》中提到的“學黃帥”運動起於1973年年末，1974年達到高潮。出版人白士弘依此推斷，《少女之心》開始在民間傳抄的時間最早約是1974年。
1975年“文革”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作者被“四人幫”逮捕並內定死刑。1979年1月在胡耀邦直接幹預下平反。《第二次握手》於1979年7月正式出版。在“文革”期間，《第二次握手》和《少女之心》都被列為“壞書”。
1980年第一期《科學畫報》刊登了北京郎景和醫生寫的《新婚性衛生》一文，當時便有人歡呼：“性禁區被打破了”。同年，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江西胡廷溢編著的《性知識漫談》，該書於1985年和1988年再版，發行總數達280萬冊。
1988年國家教育委員會、衛生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聯合發出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並計劃在全國5000所中學開展青春期的性健康教育。
1997年重新修訂後公布的《刑法》取消了“流氓罪”，原流氓罪中“強製猥褻、侮辱婦女罪”被收入“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一章中，“聚眾淫亂罪”被收入“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在《少女之心》傳抄中，被抓獲罪者多以“流氓罪”判處。
1998年《焦點》在該年的第12期雜誌上發表《〈少女之心〉冒名走江湖》一文，文章稱在深圳發現哈爾濱出版社出版的《少女之心》，該刊記者經采訪後獲知，哈爾濱出版社並未出版該書，《少女之心》的書號盜自《數學的曆史思想與方法》。
2004年白士弘在1月初舉辦的北京圖書訂貨會上，向公眾展示了《少女之心》的書樣，該書計劃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不過印刷完畢後，正待上市卻被叫停，相關部門同時通告各有關出版社，不得安排該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