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總聽大人嘮叨“想當年”，如今輪到我想說說當年的那些事兒時，怎麽就覺著不好意思開口呢？冬去春來，花落花開，那個生在文革中，長在文革後，脖子前當啷著一串鑰匙的小破孩兒，顛簸在升學壓力的驚濤駭浪裏，沐浴在改革開放的無限春光中，轉眼間也成大人了。故事就從一九七六年開始，在那個天災人禍和歡天喜地摻雜在一起的一年裏，我其實什麽也沒明白，唯一知道樂的，就是不用為了躲避上山下鄉，再去彈我家那架舊鋼琴了。用我媽的話說“你可算是趕上好時候了。”
第一次被罰站
在太平路小學的一間教室裏，昏暗的日光燈照射下，二年級的學生們都埋頭寫著課堂練習，四個管燈壞了倆，過去大廟改成的教室裏永遠看到的都好像是陰天。課堂上靜悄悄的，突然“唉呦”一聲，大家不約而同地把臉朝我這邊轉了過來。“報告老師，周晨征把我眼鏡打壞了。”聽到坐在我旁邊的李愛國的告狀聲，班主任白老師的圓臉上立刻變成了長臉“怎麽回事？”“他，他越過三八線了。” “所謂三八線，就是男女同桌之間假設的一條分界線，誰的胳膊也不能越過到旁邊同學的領土上。帶著誓死捍衛女生領土的決心，我據理力爭。“我橡皮掉到你桌子底下了。”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小學裏，這種男女生之間的禁忌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在老師眼裏，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耽誤了她寶貴的上課的時間，讓她很不爽。她不由分說走到我麵前：“那你也不應該打人，去到後麵站著去，班長，家長聯係本上給她記下來。”
我委屈又憤憤不平地站在最後一排同學的旁邊，他們偶爾偷偷地抬頭瞟我一眼，我就裝著沒看見一臉無所謂的樣子。麵對著前麵四十個後腦勺，還有教室前麵兩個掉了漆的粗粗的柱子，再抬頭看見的是那跟落滿了蜘蛛網的房梁，趁著老師背過身寫黑板的時候，我悄悄地挪了個地方，身體剛好被靠門口的大柱子擋住，雖然臉上不在乎，心裏還是覺得挺丟臉的，這可是我這個語文課代表，長這麽大第一次被罰站。他是男生，他就是不能到我們女生的地方來，這男女之間分得如此清晰的界限，到底是誰傳授給我的，我也說不清，不過沒多一會兒，我的心就飛了，飛到了誰都看不到的地方。
十年動亂結束了，學校裏恢複了正常教學，對於我們小孩兒來說，更留戀的是不上學時在家屬大院瘋跑瘋玩的日子。春天揪花兒，夏天沾蜻蜓，秋天拔老根，冬天打雪仗。最興奮的時刻莫過於穿新鞋的日子，一年就能穿上那麽一雙新鞋，蹦得多，跳得快，就跟解恨似的，一雙鞋沒多久就昏頭土臉地露了腳指頭。每當我媽剛拿回來我的新鞋，我就迫不及待地登上它，然後一陣風地就跑沒影兒了。踩水坑，垛煤堆，踢樹幹，反正是能讓我使勁兒樂的事，我都幹了。最讓我媽氣大的是穿著她為了我參加運動會而買的白球鞋，去爬鍋爐房旁的煤堆，真是立竿見影，白鞋立馬成了灰鞋。就在我媽準備數落我的時候，我胸有成竹地回了一句“沒事兒，明天我抹點兒大白就成了。”這就是我，一個全班女生裏個頭最高，又黑又瘦，長得跟麻杆差不多的小孩子最愛做的事。不過在我媽心裏，她可不覺得那有多樂，相反她最擔心的是我再這樣瘋玩下去，心總有一天會玩野了。
“周晨征，你站好了，別晃來晃去擋著別人看黑板。”就在我天馬行空回味著那些自由的日子時，我被老師的話驚醒了。我媽說我沒錯，站沒站相，怎麽一會兒工夫就挪了地兒了？那天放學時，我實在是沒有臉麵跟著同院孩子的路隊一起回家，我偷偷地說了聲上廁所就溜跑了。
就在獨自一個人沒精打采地邊走邊踢著路上的小石子時，同院的馬軍在背後把我嚇了一跳。“周晨征，你先別回去，不知道是誰把你罰站的事兒告訴你媽了，她剛開完會正在找你呢？”誰這麽嘴欠，我小聲嘀咕著，一臉緊張地問：“你看見我媽了？她什麽表情？”“沒看清楚，我正好出去買醬油。”在那個年代，我們這麽半大的孩子，煮麵洗菜打醬油已經是天經地義的事了。“爸，你怎麽回來了？” 我站起來急忙拍拍屁股上的土，一臉驚奇地看著他。我爸是軍醫，他工作的軍隊醫院離家很遠，差不多一兩個星期才回家一次。跟我媽比起來，他常常是沉默不語，或許文革時，因為爺爺是地主，他一直在單位裏抬不起頭來。如今全家的話基本都讓我和我媽說了。那時大哥住在大姑家，我媽說是為了他補習功課方便。二姐剛剛考上了外語學校，很快就要住校了。所以那天我一看我爸特別興奮，拉著他也不顧手上的煤灰，邊走邊擦汗，那形象連我自己都無法想象。
檢查著我平時的作業，看著都是一個個的對勾，我媽和我爸也沒有再深究我罰站的事。特別是當我把我寫的毛筆字奉獻到我爸眼前時，就知道今晚的日子好過了。那時候為了培養我坐得住的耐心，我爸開始教我寫毛筆字，雖然我不是很喜歡，但是這是我唯一可以討他和我媽歡心的法子。看，果然奏效。
就在那天晚上，我睡在那張窄小的木板床上，聽到我媽一直跟我爸嘀咕著：“這麽下去，晨征早晚都得給耽誤了，得想辦法給她轉個好學校去。”轉學？我的學校不好嗎？什麽是好學校？我沒有見過，哪怕是做夢，也沒夢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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