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全球都出現了基於“身份政治”（或與“身份政治”類似的基於種族、文化、信仰、地域、價值觀等形成的“對內高度認同”和“對外強烈排異”）的群體及相關的運動、行動。
在美國，民主黨以少數族裔、女性、LGBT等群體的“身份政治”，與共和黨尤其右翼民粹的白人民族主義、男性、異性戀者的“身份政治”，相互對立。而印度、土耳其、俄羅斯，歐洲和亞非拉許多國家，以及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有著各種形式的“身份政治”相關的，包括官方和民間參與的、網絡和線下都發生的爭議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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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國家和地區各種群體的動向，本質上都是強調獨特的身份認同，並且樹立向外敵視仇視的對象，以強化團結、對抗“敵人”和達成目標。而從現狀看，不談這些“身份政治”是非對錯而隻看效用，他們團結“自己人”和實現某些政治、意識形態、利益訴求的目的，還是頗為成功的。
“身份政治”之所以好用，就是因為它在很多方麵符合人性的特點和現實的需求。“身份政治”將複雜問題簡單化為不同身份的人的衝突，並且默認相同身份者利益和立場一致，就符合人抱團結黨的特性。
而且，同質群體確實有更多共同語言、共同價值觀、共同利益。而人不僅愛“黨同”，還熱衷“伐異”。人們對於體貌特征、宗教信仰、文化習俗不同的他人，往往自然產生隔閡。而一旦有了很多接觸，尤其涉及到利益衝突，就很容易產生歧視和仇恨。
而因為人的“黨同伐異”，所以往往會環護同類、鄙夷異類，因此各種個體衝突往往上升到群體間的對抗。然後雙方的每個個體都被裹挾進衝突，被對方群體所惡待，然後引起反彈，雙方你來我往，惡性循環。
這種惡性循環下，大多數人很難跳脫，反而被深深的裹挾和進一步的參與。這不僅有“身不由己”的逼迫，更有仇恨產生的動力。相對於愛與和平，衝突和仇恨其實更能激發人們參與某些行動的動力，尤其是舍生忘死、不計血本的參與。
“身份政治”下的惡鬥，的確會“勸退”一些旁觀者，但對於相關身份的涉及者尤其已經付出代價者，反而會更加堅定的參與。這又是“身份政治”對人性的利用和誘導。
最近十年來，最能反映“身份政治”強大威力，尤其其鼓動、團結、破壞能力的，是2019-2020年香港反修例運動。
在反修例運動之前，香港關於追求更多自由和民主的活動一直在進行，但一直是以相對溫和平靜的方式進行的。即便2014年聲勢浩大以要求“真普選”為目標的“占中”運動，整體上也相當平和。
後來數年，因為國內外政治局勢的變化，香港的自由民主越來越受到限縮，但香港大多數民眾都很平靜，並沒有多大的現實反應。除了少數知識分子，大多數民眾雖心向自由民主，但卻並不熱衷政治，主要還是想的掙錢養家，在物價高昂的香港生存下去。
很多香港人甚至會為了一些恩惠，投票給建製派。在香港回歸後的二十多年裏，在政治色彩較淡的區議會選舉中，建製派能夠得到超過五成選票，泛民隻有四成，還有不到一成是中間派（當然2019年區議會選舉除外，這次選舉情況特殊）。在政治色彩較濃的立法會選舉的普選票中，泛民占有五到六成，建製派也有四到五成。
而區議會和立法會投票率都隻有五成左右。這說明香港民眾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並不是那麽強烈，起碼有一半選民對政治非常冷淡，隻想拿選票換一些現實利益。
與主張自由民主的力量日益消沉相比，香港本土主義勢力逐漸抬頭。這些人也追求自由民主，但更強調“香港人優先”的本土主義立場。還有一部分本土派更加激進，鼓吹“香港城邦論”及“香港獨立”。
而香港本土派的崛起，很大程度在於香港本土居民與大陸人的隔閡與衝突。香港回歸以來，由於語言、文化、價值觀、習慣的差異，以及對香港有限的資源和機會的競爭，香港人與大陸人經常發生衝突，雖大多是個體之間的矛盾，但日積月累，也成了兩個群體普遍都有強烈感受的問題。
而媒體的報道甚至炒作，雙方一些人士的火上澆油（例如北大教授孔慶東辱罵“香港人是狗”事件和香港部分人集資刊登“蝗蟲廣告”事件），加劇了雙方衝突。隨著陸港兩地交流的加深，衝突越來越頻繁。
而因為眾所周知的大陸與香港在製度上的差異，也讓港人對大陸缺乏好感，並恨屋及烏，對整體大陸人也逐漸有了敵意（當然這也有部分大陸人的責任，例如為專製辯護和攻擊港人親英戀殖，然後引起很多本來是大中華主義者的港人逆反）。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本土主義勢力日益崛起。這些人不僅在思想層麵構建“香港城邦論”等港獨理論，還在現實中發動一些行動騷擾和攻擊大陸人。
例如早在2012年，本土派就發起“光複上水站”行動，抗議大陸“水貨客”的走私活動。類似的活動還有很多，主要針對的是在香港將非自需購買商品進行“人肉走私”的大陸“水貨客”。
不過，由於香港法律對群己權界的限製，大多數歧視和衝突行為停留在口頭、私下，或在公開場所以相對克製的方式表達，很少釀成大規模衝突。但這僅僅是“不敢”、“不能”，而非“不想”、“不願”，部分香港人對大陸人的仇恨在不斷積累，排外和獨立傾向越來越強。
終於，在2019年，借著對香港政府擬推出的《逃犯條例》的不滿，香港本土主義勢力將反中國（他們否認自己是中國一部分）、反大陸人、追求自決和港獨的長期蓄勢轉為現實行動。超過一百萬香港人參與了這場運動。運動一開始還較為和平，主要訴求也隻是“撤回《逃犯條例》”。
但因為政府低估了港人的反應，尤其林鄭月娥等人的處置失當，抗議越發激烈，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參與到示威遊行之中。在遊行示威中，“反《逃犯條例》”被稱為“反送中”，已經體現出其反大陸的本土主義色彩。
這些香港市民所厭惡的，不僅是大陸的執政黨和統治集團，也包括整個中國、幾乎所有的大陸人。這場行動也不僅是為反對《逃犯條例》，而是香港本土主義思潮下，本土自決行動和反大陸/反中國情緒和行為的總爆發。
6月，雙方衝突激化。以6月12日示威者衝擊立法會為界限，和平示威逐漸變為暴力衝突。而後來的7.21元朗襲擊事件和8.31太子站襲擊事件，是建製派和警察暴力的高峰，也更加激怒了反建製派。
從6月開始，示威者開始襲擊大陸人、衝擊中資機構、襲擊親建製派人士和店鋪，打砸搶燒無一不為並普遍化。凡是表露出大陸人身份的人，無論是記者、遊客、學生、職員，都遭到了暴力攻擊，連在港大宿舍回避衝突的大陸學生也遭到騷擾。
此外，其主要口號也變成了“光複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的口號也時常出現，並打出相應旗幟。後來，衝突還演變為街壘戰，以本土派為主的反建製派堅持“武裝鬥爭”了數月之久。而相對和平的主流抗議者，也不顧辛勞的在街頭日複一日的抗議和掩護暴力者。
直到後來，因為新冠疫情的爆發（此事非常意外，所有人都沒想到這個“黑天鵝事件”），以及中共和港府各種軟硬兼施，暴力才被平息，和平的示威和各種運動也逐漸停止。
而能夠支撐超過百萬港人前前後後超過一年（其中激烈衝突期約半年）的高強度示威遊行、製造和承受暴力的，正是香港本土主義所構建的“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價值認同，及其衍生的價值觀念與相關利益訴求。
其身份認同、價值觀及訴求的核心內容是：香港人是一個獨立的、不同於中國人更不同於大陸人的、有著自己獨特曆史、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共同利益的族群，與中國人、大陸人利益不一致乃至相對立，並受到來自中國大陸及大陸人的各種“入侵”和“毒害”，要拒絕和排斥中華文化及中國人/大陸人，實行“香港人優先”的政策，並以香港與中國高度切割、“民族”自決乃至獨立為最終目標。
而反修例運動的大部分時段（除了最開始幾個月），反建製派港人基本都是以這樣的認同、價值觀和訴求為動力和目標參與運動的。
一些政治觀察人士將反修例運動視為捍衛自由和追求民主、反抗專製極權的運動。這當然也有道理。具體道理許多人都說過，我在此就不重複了。隻說一下自己的不同意見。
雖然整個運動有追求自由民主和反專製成分，但這隻是其價值和訴求的一部分，且起碼在2019年下半年衝突最激烈時是相對次要的緣由。而反修例運動最主要的價值觀仍然是香港本土主義為基調，最具代表性的口號還是那句極具港獨色彩的“光複香港，時代革命”。
如果說運動的性質和主打價值觀還有爭議，但動員百萬港人參與，尤其其中至少上萬人參與暴力的動力，主要當然是香港本土主義思想，既包括對作為香港人的驕傲自豪及港人優先權的維護，更有對中國的厭惡與對大陸人的痛恨。
如前所述，仇恨而非愛與和平，才是讓人們舍生忘死投入政治運動的最大動力。香港人對自由民主雖然向往，但很少有願意為此死難者。“占中”的相對平靜，更能展現港人對自由民主的態度。而像反修例運動這樣激進暴力，隻有被侵犯了具體的利益，有了明確仇恨對象，才能做到。而各種激進行動和持久抗爭，也需要明確的身份認同和內部團結，以明晰目標和分工協作。
這一切，自由民主思想是無法完全提供的。隻有強調香港人認同並強烈排斥大陸及大陸人的香港本土主義思想，才能讓部分港人為之舍生忘死、不顧一切。反修例期間的暴力行動中，流行的“香港人報仇”的口號，就非常可以體現以上的分析和猜測。
有人會拿港人對八九民運的支持、對六四的執著紀念反駁，認為港人也完全可以為自由民主而付出和堅持。其實，港人力挺八九民運、長期紀念六四，同樣有身份認同的因素。隻是那不是香港本土主義的香港人身份認同，而是大中華主義的中國人和中華民族身份認同。
許多港人之所以在1989年付出巨大心血支持民運、營救學生，既有對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追求，更在於作為中華兒女的血緣與文化認同。否則，為什麽越南、日本、蒙古、巴西、以色列，這些國家及民眾，沒有如此傾心投入八九民運和紀念六四？原因非常簡單，他們並不是中國人。
而六四血案後，雖然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國都不同程度表達對中共譴責，還收留了很多中國學生和難民（“六四綠卡”），但關注六四力度也不如香港，同樣是因為他們和中國是異國異族，香港是同文同種。港人對中國民主事業的追求，包含著強烈的家國意識，港人的“民主之夢”是從“中國心”萌發的。
而隨著近些年香港大中華主義的消退和本土主義的崛起，參與紀念的六四的人數逐漸減少，關注力度也不斷下降。即便沒有《國安法》的出台和一係列鎮壓行動，對六四事件的紀念在香港也會越來越淡。這也反映了港人身份認同的變化。
當部分港人不再認為是中國人，就會認為六四是“外人”的事，於是不再關心或至少不那麽熱衷。這也更加證明了身份認同而非自由民主，才是召喚和動員相關人群參與政治的最大動力。
當然，從更深的層次、更根本的原因來說，部分香港人排斥大陸、仇視大陸人、厭惡與中國有關的幾乎一切，確實是因為大陸缺乏民主自由，沒有法治和公平。對《逃犯條例》的抗拒，也是對大陸專製極權的恐懼。
但是，引起香港人憤怒和對抗的直接原因，仍然是與大陸及大陸人的各種價值觀和利益衝突。港人所攻擊的對象，仍然是具體的代表中國大陸和中國人（而非僅僅代表中共和統治集團）的人和物。他們不關心中國大陸是否會自由民主，也不指望大陸同意香港實現普選和更多民主，隻是希望和大陸早日切割、和中國斷絕關係。
甚至，這些港人在運動中一方麵猛烈攻擊代表中國和大陸人的人和物，另一方麵卻有意避開對中共重要人物和執政集團敏感點和象征的攻擊。例如他們極少提及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及其在大陸的“黑曆史”提及也很少，也沒有特地的刻意的攻擊過中共。
這不像是無意間的忽略，而應是故意而為。至於原因，我個人估計，一是為強化其反中色彩、與中國大陸民主問題切割（以抵製支聯會為代表的大中華民主派“建設民主中國”的立場）；二是試圖以此減少中共對其的打壓，讓中共放過他們，他們不反對中共搞獨裁，換取中共允許他們搞“香港人優先”和港獨，互不幹涉。他們在各種文宣和演講中，都是強調反對“中國”而非“中共”，強調“自決”而非“民主”。
因此，香港反修例運動的聲勢浩大和反抗激烈，主要在於其發起了“身份政治”而非強調追求自由民主。我並不讚同這些示威者的大部分主張（隻讚同“雙普選”等純粹追求自由民主的成分，反對港獨和本土排外內容），更反對主動的、針對相對弱勢和落單者的暴力。
但是如果純粹從動員效果和產生的影響看，香港本土主義者的所作所為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的發生，反修例運動的結果還很難說。相反，如果隻強調自由民主和反專製，就難以吸引如此多的人參與，更難動員人們參與暴力行動。
不僅是香港，很多國家關於追求自由民主和反專製的運動，往往都是以強調其族群身份的“身份政治”進行動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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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寫於2022年。當時筆者對香港本土派及強烈的反大陸立場持負麵強烈看法。
經曆幾年來一些事情，以及更多觀察，筆者雖然仍然是大中華民主立場，也仍然反對香港人歧視和排斥大陸人。但對香港本土派及其主張多了一些理解和同情，明白其從大中華主義走向香港本土主義的複雜原因和不得已。
筆者希望香港人也能理解眾多在苦難中和渴望民主的大陸人民，繼續成為中國大陸的有益助力。中國全境實現自由民主，才是最有利於香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