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六四是李鵬預謀的政變
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曆程》出版以後，海內外評論如潮。有的人從中看出趙紫陽的政治改革新思路，有的人看到他晚年反思的人格升華，而在我看來，這本曆史資料中有關六四事件的一個要害問題，是本書的最大亮點。
這個要害，就是“四二六”社論。今年六四二十周年的討論中，香港的《明報》專門就“四二六”社論的問題組織了文章，但是我認為外界對這個問題的重視還是不夠。事實上，我認為“四二六”社論是整個六四事件的最大的關鍵點。學生運動為什麽會不斷升級到全民政治運動？中共決策高層內部到底產生什麽樣的分歧？以至於最後為什麽當局采取了那樣血腥的處理方式來對付抗議者？這些問題的答案，都離不開“四二六”社論。
四二六社論發表令人莫名其妙
作為一個當事人，我至今對於“四二六”社論的發表感到莫名其妙。整個八十年代，幾乎每年都有學潮發生，一般來講，在學生大規模上街之後，如果當局沒有采取更為強硬的措施，學生的行動自然會逐漸平緩。畢竟在八十年代的北京下，學生與當局的關係，在當時，還沒有到很對立的地步。所以到了四月廿二日數萬名學生占領天安門廣場，參加了胡耀邦追悼會之後，我按照以往的經驗猜測，這一次學潮基本已經結束，因為我當時已經在思考的，就是怎樣延續這次學潮的成果的問題了。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四月廿三日到廿五日，北京並沒有學潮繼續擴大的跡象。然後，突然就出來了“四二六”社論。而且，“四二六”社論的措辭之嚴厲，立場之保守，是十年來沒有見過的，完全是“文革”語言，這是最令我吃驚的地方。整個社會，對“四二六”社論的反應，隻有“驚訝”兩個字可以形容。眾所周知，四月廿二日的學生的行動，秩序是十分良好的，也是與天安門廣場管理當局取得了協議的，這種情況下，突然給學生扣上“動亂”的帽子，說學生悼念胡耀邦是要把中國引上動蕩的深淵，是要顛覆社會主義製度，這樣的含血噴人，導致的結果隻能有一個，那就是把學生推到政府的對立麵上去。
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的第二部分，開宗明義就提出：“四二六社論激化了矛盾”。這一點外界早有認識。但是，是誰策劃了“四二六”社論？是誰背著趙紫陽搞這樣的政治動作？而他們的目的又是什麽呢？過去外界一般把矛頭都指向北京市委李錫銘、陳希同一幫人。但是趙紫陽的回憶告訴我們，在李錫銘，陳希同的背後，更加高級的黑手就是李鵬。
李鵬以四二六社論綁架鄧小平
趙紫陽回憶說：“（四月十九日）我離開北京的當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錫銘、陳希同就找萬裏，要求召開中央常委會聽取他們的匯報。李鵬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開了常委會。”“四月廿五日鄧同李鵬等人的講話，本來是內部講話。但當天夜裏，李鵬就決定把鄧的講話向各級幹部廣泛傳達。四月廿六日又把這個講話改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
可見，“四二六”社論的基調的始作俑者是北京市委一批人，但是真正把這個基調上升到《人民日報》社論的高度，通過慫恿鄧小平講話的方式把這個基調定位對學生運動的政治定性的始作俑者和真正的決策者，卻是李鵬。也隻有作為代理總書記職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有權力作這樣的政治動作。李鵬強推“四二六”社論，就是為了在政治上綁架鄧小平，讓他在立場不能後退。
更值得注意的是，趙紫陽的回憶錄第一次披露出一個以前外界不知道的事，那就是鄧小平對“四二六”社論的發表是不滿的。盡管“四二六”社論依據的是鄧小平對李鵬、陳希同等人的談話的要點，但是根據趙紫陽的回憶：“鄧對李鵬大範圍傳達他的講話是不滿意的，鄧的孩子對把鄧推到前台也不滿意。五月十七日，在鄧家決定戒嚴的那次會上，鄧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李鵬連連說：不會！不會！”
顯然，政治經驗豐富的鄧小平，這次也被表麵聽話忠實的李鵬擺了一道，真正是“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還是要承擔起全部的責任。難怪鄧家的孩子對李鵬一直很不諒解。這裏就可以繼續推理下去：以李鵬的膽識，怎麽可能居然不經鄧小平的同意，擅自擴大傳達鄧的講話呢？他難道不怕鄧事後追究他嗎？是什麽使得他有恃無恐，居然敢擺鄧小平一道呢？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保守派預謀推翻趙紫陽
八九年的時候在中南海工作的原中共中央辦公廳幹部吳稼祥若幹年前就曾經寫過文章，指是中共內部的保守派推李鵬出麵，用“四二六”社論作為激化事態的手段，目的就是給趙紫陽製造麻煩，以便推翻他的總書記職務，最終目的是停止改革。換言之，當時的中共內部有一些人，顯然想利用這次學生運動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而他們的目的達到了，學生果然一下子就被激怒了，四月廿七日就發生了建國以來最大的學生遊行。
學生與政府完全站到了對立的立場上。這時候偷笑的，應當就是李鵬和黨內的保守派了。他們通過“四二六”社論，既挑動了學生的情緒，又挾持鄧小平站到強硬立場，是成功的“一石二鳥”之計。
可以說，六四事件本來就是一場由李鵬等人發動的，有組織，有預謀的，而最後以血腥代價取得成功的政變，而“四二六”社論就是這場政變的信號彈。
（王丹：一九八九年北京學生領袖、曾兩次被捕判刑，九八年流亡美國，二○○八年獲哈佛大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