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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朱德與美軍觀察組成員在延安。
1944年，美軍觀察組空降延安。
國際友人林邁可與觀察組成員共進晚餐。
在延安中學，一片現代化的建築包圍之中，有8孔古樸的窯洞，窯洞由條石砌成，已經略顯殘破。但在上世紀40年代，這裏卻是延安軍民為歡迎美軍觀察組專門修建的“豪華住所”。
1944年下半年，美軍觀察組共18人分兩批先後抵達延安。這個正式名稱為“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的代表團，由美國軍官、外交官、醫生和專業技術人員組成，是“美國同中共領導之間正式接觸的開始”。
在這次接觸之前，美國人對延安的印象是矛盾的，一邊是斯諾等西方進步記者報道中的“紅色延安”，一邊是國民黨政府對外宣傳的“反動延安”。真實的延安究竟是什麽樣？經過與延安軍民900多天的近距離接觸，觀察組成員最終看到了一個孕育著中國希望的聖地。
1944年7月22日上午，重慶霧氣彌漫，天色灰暗，一如往常地炎熱潮濕。一架美軍C-47運輸機從重慶九龍坡機場起飛，越過四川盆地和大巴山，直奔黃土高坡上的小城——延安。與運輸機一同飛行的，還有三架護航的戰鬥機。
這架神秘的運輸機上搭載了9名美國人。除飛行員外，包括美國陸軍上校包瑞德、美駐華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美國陸軍步兵部隊和戰略情報局約翰·高林上尉等8人，他們身份各異，卻共同隸屬於一個新成立的小組——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
派遣一個軍事觀察組進駐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延安，美國人早在1943年就有了這個大膽的設想。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出於對日作戰的總體考慮，迫切需要中國戰場拖住更多日軍兵力，因此一直從經濟和軍事上援助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然而，扶蔣抗日的美國對蔣介石和他的軍隊並不滿意，尤其是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約瑟夫·史迪威。
史迪威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參加過一戰，多次任美國駐華武官，曾被《時代》周刊稱為“一位真正的老中國通”。1942年3月，史迪威第五次來華，擔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兼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這位性格粗獷、心直口快的“中國通”，與蔣介石的關係幾乎從一照麵就不大融洽。第一次緬甸戰役失敗後，兩人關係進一步惡化，蔣介石抱怨失敗全在史迪威不聽指揮，而史迪威則向羅斯福告狀，打不贏是因為“花生米”——花生米是美國俚語，特指野心大而能力差的人，史迪威在日記裏就直接用“花生米”指代蔣介石。
對蔣不滿的史迪威等美國人很快注意到了中國的另一支力量，這就是活躍在敵後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武裝。
從1942年6月開始，史迪威的政治顧問、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約翰·戴維斯就曾多次訪問當時在重慶的周恩來。1943年初，戴維斯第一次同史迪威討論了派遣一個觀察團前往陝北的話題，史迪威當時表現得頗感興趣，無奈眼前要處理的事務繁雜，一時耽擱了。1943年6月24日，戴維斯將這個建議落在了紙麵上，他寫了一份長達10頁的備忘錄遞交給史迪威，同時將一份副本送到了美國國務院。可惜，國務院沒有什麽回音。
半年後的1944年1月15日，戴維斯在一份簡短而措辭激烈的備忘錄中，再次強調了派遣觀察團前往邊區的必要性。他寫道，自從1938年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艾文斯·卡爾森上尉訪問延安後，還沒有一個美國觀察家訪問過中共根據地，關於中共活動的所有信息都是二手的，“中國共產黨曾多次暗示歡迎我們派遣軍事觀察組去，但是隨著形勢的變化，他們的態度可能會改變，因此我們需要在還受歡迎的時候及時派遣一個軍事政治觀察組去那裏了解情況。”也許是因為這份備忘錄簡潔明了，這一次終於引起了羅斯福總統的注意。
1944年2月9日，羅斯福向蔣介石發出電報表示：他將很願意看到一個觀察組被派到共產黨地區，以增強關於中國北部和東北的日軍情報的來源。他請求蔣介石予以支持和合作。蔣介石當然不希望美國官方和軍方直接與共產黨建立聯係，但他不能直接拒絕羅斯福，就在回電中委婉地提出“為了觀察使團的效率，它的巡回路線隻應在國民政府保持著政治控製的或有政府軍隊駐紮的地區中選擇。”國民政府保持政治控製或駐紮軍隊的地區，當然不包括中共的根據地。
羅斯福沒有就此罷休，先後於3月9日和22日再次給蔣介石發電報。為給蔣介石施壓，史迪威還推遲了將中國軍校學員送往美國受訓的時間。種種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做出些姿態，表示原則上同意。
後來被史迪威選為美軍觀察組團長的包瑞德就在這時接到了赴重慶的命令，他得知自己可能是這個觀察團的領導者，頓時充滿了幹勁兒。可包瑞德的滿腔熱情很快被潑了一盆冷水，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接到通知，要我在5月初回到桂林，恢複在Z部隊的職務，不要再過問使團。”顯然，國民政府所謂的“同意”，僅僅是口頭上的同意，在具體行動上仍然是不停拖延。
但蔣介石並沒能拖延太久，1944年6月，羅斯福又派副總統華萊士訪華，議題之一就是與蔣介石磋商派遣軍事觀察組考察事宜。華萊士與蔣介石會麵時，羅斯福再次發電報明確表示，他在派遣觀察組問題上持讚成態度。最終，在美國的巨大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同意讓步。
作為由中緬印戰區派駐的使團，美軍原本對使團的稱呼是“美軍代表團”或者“中緬印戰區美軍觀察團”，卻遭到了蔣介石的激烈反對，他認為稱其為“團”規格太高，提議將其改名為“視察組”。“視察組”的名稱傳到延安，毛澤東評價說，“視察”通常是上級對下級的蒞臨檢查，這種稱呼顯然不合適。後來，經過美國、重慶、延安三方麵的磋商，代表團的名稱最終確定為“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
美軍觀察組終於正式成立了。7月初，包瑞德再次被召至重慶，投入了使團出發前的準備工作。他和觀察組的成員們更習慣用另一個代號稱呼這個新的觀察組——“迪克西使團”。這個名字的準確含義並沒有出現在文件檔案中，但許多年後，使團的靈魂人物之一謝偉思曾這樣解釋，“迪克西”有兩個意思，一是指美國南北戰爭時南方反叛的各州，另一個意思是太陽照耀的地方。延安對於當時的他們而言，就是這樣一個令人向往的太陽照耀的地方。
美軍觀察組第一批成員很快來到了太陽照耀的延安。1944年7月22日中午11時30分左右，晴空萬裏，包瑞德等8名觀察組成員乘坐的飛機降落在延安機場。
說是機場，其實隻是一條相對平整的臨時跑道，地麵並沒有任何導航設備，飛機駕駛員錢皮恩能依靠的，隻有山頂上矗立的黃色寶塔和黃土高坡上熱情歡迎的人群。簡陋的機場上，錢皮恩操縱著飛機穩穩地著陸了。不料，就在飛機要離開跑道停下來為後麵的護航戰鬥機讓道時，“砰”的一聲巨響，飛機突然向左一歪，停了下來，周邊頓時塵土飛揚。包瑞德和錢皮恩跳下飛機一看，發現飛機的左輪陷入了一個無人留意的舊墳坑裏，飛機與地麵相撞，左邊的螺旋槳和機頭被撞壞了，螺旋槳像方向失控的尖銳刀片，一下子切入了飛機的駕駛員艙位。如果不是螺旋槳切入飛機的刹那，錢皮恩正在俯身關掉發動機，他很可能就要因此喪命了。
此前，接到美軍觀察組即將到延安的消息後，毛澤東就極其重視。延安許久沒有飛機往來，延安軍民花了好幾天時間，才平整了廢棄許久的機場跑道。毛澤東還專門把懂航空的同誌請到自己的窯洞裏，研究美軍飛機的安全著陸問題。隨後，他在7月4日親自草擬了一份電報，詳細介紹了機場的長度、寬度和走向等情況，由林伯渠和董必武向美方轉達。
準備工作如此細致，竟然還是出現了意外，歡迎人群陷入了一陣混亂。但很快，觀察組成員依次走下飛機時，就看到了恢複鎮靜的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彭德懷等中共領導人。周恩來上前握住團長包瑞德的手，坦誠地說：“組長，一位英雄負了傷，我認為您的飛機是一位英雄。很幸運，另一位英雄也就是您自己沒有受傷。毛主席要我向您轉達，他對您的安全到達表示慰問。”52歲的團長包瑞德上校在中國生活多年，能講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話，他引用了《論語》中的一句話回答道：“傷人乎？不問馬。”一場緊張的意外就這樣化為了輕鬆的笑談。
當天下午，觀察組的成員被安排進窯洞住宿，而延安軍民迅速開始修整機場跑道。觀察組成員很快發現，中午還在飛機旁迎接他們的八路軍總參謀長葉劍英，竟然也在整修機場的勞動人群中。美國人幾乎驚呆了，他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軍官，在重慶，就算是營長或連長，也不會這樣和士兵百姓們一起幹粗活。受到感染的美國人挽起袖子，和中國人一起勞動起來。
這一幕被觀察組成員約翰·高林用相機記錄了下來，而這僅僅是他們看到的延安新鮮生活的開始。
由於飛機受傷，本來計劃隨後就到的第二批觀察組成員，直到8月7日才抵達延安。前後抵達的18名觀察組成員被安排入住在延安北門外的幾孔窯洞，窯洞由條石砌成，洞內地麵鋪上了灰磚，外麵還設有木柱組成的走廊，用當時擔任觀察組翻譯的淩青的話來說，“是當年全延安最豪華的窯洞賓館”。但美國人開始仍不適應，在他們看來，窯洞隻是“凹進陡峭山坡約15英尺深的淺洞”，室內擺設“像斯巴達人一樣簡樸，一張粗糙的桌子，一兩把簡易木椅，每人一張台架床（即把木板放在木架上），一個搪瓷洗臉盆架和一個毛巾架，沒有地毯。”房間內外根本沒有什麽水管，廁所被安排在與住房距離比較適當的地方，這還是特意為外賓們建造的。
開始時觀察組成員不會生爐子，常常是爐子還沒點著，整個窯洞裏濃煙彌漫。觀察組的醫生卡斯伯格不得不警告觀察組成員，不要在燒炭時關閉門窗，他不止一次將包瑞德等人從煙霧中拯救出來，令人哭笑不得。但是開著門窗，又會有蒼蠅、蚊子、蜈蚣甚至老鼠跑進窯洞。
物質條件無疑是艱苦的，好在，觀察組成員非常清楚，“我們就沒有打算在這裏過舒適的生活”。並且，對於觀察組的衣食住行，中共領導人無微不至地一一過問。有一次，觀察組成員換洗衣服後問是否有熨鬥，當時中共領導人穿的都是粗布做的寬大衣裳，上麵還三三兩兩打著補丁，熨鬥是極為罕見的，但楊尚昆還是讓人給他們找了一個燒木炭的老式熨鬥。
為了照顧美國人的飲食習慣，中央辦公廳特意調來了學過西餐的廚師。李耀宇就是這個時候被安排到延安的，他曾回憶說，為了給美國人改善夥食，他“把一隻汽油桶改造成烤爐，烤起了羊肉和整雞。延安無鴨，我們就用烤鴨和脆皮雞的混合工藝，烤出皮脆肉嫩、純香四溢的‘延安雞’。大廚把豬肉剁碎，加入調料，放入烤爐，烤成外脆裏嫩、味道鮮美的碎肉餅。‘延安雞’和烤肉餅餐餐都被美軍官兵吃得一幹二淨。”
盡管生活相當簡樸，但延安軍民所呈現出來的精神麵貌，還是給觀察組成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幾十年後的1970年，包瑞德在回憶錄中這樣陳述他對中共的印象：“在重慶，我們所到之處都能看見警察和衛兵；在延安，我所見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都沒有一個衛兵。在毛澤東樸素簡陋的住處前麵，即或有什麽人在站崗，這對於一個偶然的過路人來說，也是不顯眼的……如果什麽人打算暗殺毛澤東，在我看來似乎是非常簡單的，但事後逃脫就是另外一碼事了。”
觀察組成員對國民黨區域有一個共同的印象，“征兵當局用繩子將壯丁捆成一串”，但在延安，這種被捆著去當兵的人，包瑞德從未見到過。他還回憶說：“在華服役期間，我有好幾次看見國民黨的軍官其中包括一位兩星將軍抽打士兵的耳光，這種情形我在共產黨區從未見過。”
觀察組的另一名成員約翰·高林則對隨時出現在街頭漫步的中共領導人印象深刻，他寫道：“領導人輕鬆地在他們的人民當中走來走去，並且經常和邀請他們的人一起跳舞。”“士兵和軍官在輕鬆的同誌式友愛氣氛中，相互談天和開玩笑。在集會上不安排座次，在討論中，毛和所有其他人都簡單地被稱作‘同誌’。”
這一切，讓包瑞德不由得發出感歎：“在我們這些人看起來，倒似乎是共產黨控製區的自由要更多一些。”而謝偉思則在他來到延安的第一份報告中這樣寫道：“延安民眾官吏打成一片，路無乞丐，家鮮赤貧，服裝樸素，男女平等，婦女不穿高跟鞋，亦無口紅……民主模範自修、自覺、自評，與重慶另一世界。”
謝偉思後來成為了迪克西使團的靈魂人物。他出生在成都的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謝偉思的父母在那裏創建了基督教青年會，為中國的現代化奔走。當時的愛國青年們渴望中國的現代化，紛紛報名參加，青年時的陳毅也曾在那裏學習英文。三十多年後，陳毅和謝偉思的手在延安握到了一起，每次提起謝偉思，陳毅總是笑著說，這是我老師的娃。
在中共歡迎迪克西使團的晚宴上，謝偉思第一次零距離接觸毛澤東。大多數使團成員對毛澤東的湘潭口音聽不懂，謝偉思卻如魚得水，做起了翻譯。謝偉思就坐在毛澤東身邊。席間，毛澤東拋出了一個試探性的問題：“依你看，美國國務院是否能在延安設立一個領事館？”
謝偉思猶豫許久，說：“這有一些實際困難，這個地方的美國人為數太少了。”
毛澤東說：“我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在打敗日本人之後，美軍觀察組會立即撤離延安，那就是國民黨進攻和打內戰的最危險時候。”毛澤東接著又說，“據我所知，你們能獲得允許來到這裏是很不容易的。”
謝偉思說：“我有許多問題想在你有空的時候和你探討，雖然沒有一個算得上是公事。”
毛澤東會意地笑了笑：“待你們安頓好以後，我們會有充分的時間交換意見，先認識認識。”
8月23日，毛澤東邀請謝偉思到棗園談話。這天風清氣爽，天高雲淡，談話從下午開始，足足進行了6個小時。
一個中國革命領導人，一個美國駐華二等秘書，一個湖南湘潭口音，一個四川成都方言，從國共關係，到抗日形勢，兩人聊得不亦樂乎。謝偉思曾總結道，“毛澤東很坦率，直截了當又開誠布公”，“他說話妙趣橫生，引經據典，一針見血，出人不意”，“他並不會壟斷會談，毫無‘強加於人’之意”。
7月28日的晚宴接觸和8月23日的棗園長談，讓謝偉思感慨頗多。10月10日，他再次與毛澤東談國共關係；10月12日，與周恩來談中國國內形勢；次年3月13日，與毛澤東談中美關係；4月1日，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董必武談中共最新立場和路線。
在簡樸的窯洞裏，謝偉思就著微弱的煤油燈，寫下自己親眼所見的延安。從1944年7月到10月，4個月時間裏，謝偉思寫下51份政治報告，1945年2月至4月又寫下26份報告。
那一時期，迪克西使團和外國記者團對中共領導人充滿了好奇，隨時隨地都能找他們談話和聊天，不拘形式。在美國人眼裏，中共領導人性格各不相同，但都充滿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