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的中國，還是一個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國家，盡管有清末洋務運動時期建成的一些工業，以及一些外國資本在中國開辦的工業，但總體而言，中國的工業基礎相當薄弱。就從國人的一些口語詞匯中就可以看出一點端倪，比如連最簡單的鐵釘，都被叫作洋釘，顧名思義也是從海外進口的。
而軍事工業是整個工業係統中技術含量最高的，自然在這樣基礎薄弱的情況下，是難以有所建樹的。雖然當時正是軍閥混戰的年代，各地的割據軍閥為了擴充自己的實力，也陸續建成了一些兵工廠，能夠生產一些武器裝備。但是這些兵工廠相對來說，還是比較低層次的，主要是生產手槍、步槍、機槍以及彈藥，能夠生產火炮已經是相當先進的了，當然火炮產量也是很低，比如上海兵工廠月產七五山炮隻有6門，漢陽兵工廠月產七五山炮更少，隻有2門。至於坦克、飛機、艦艇，那就更不用說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位於沈陽的奉天兵工廠落入日本之手。而奉天兵工廠的規模是當時中國兵工廠裏最大的，對於抗戰時期中國的軍事工業是個巨大的損失，而且此消彼長，奉天兵工廠在抗戰期間替日本生產了大量武器彈藥，像三八步槍的月產量最高達到6000支，九六式輕機槍月產量最高達80挺，九二式重機槍月產量最高達50挺。此外，在中國的日軍彈藥有70%是來自奉天兵工廠，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奉天兵工廠簡直就成了日軍的幫凶，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應出軍事工業對於國家命運的重要價值。而奉天兵工廠的損失，對於軍工行業本來就很薄弱的中國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1944年初，第21廠近100名職工參與研製了120毫米迫擊炮。此炮最大射程3000米，重量隻有法國同類產品的一半，提高了運動攜行能力。
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時，國民政府實際掌握的兵工廠有14家，隸屬軍政部兵工署。主要分布在廣東3家，河南、武漢、重慶各2家，山東、湖南、廣西、南京、上海各1家。其中在沿海地區的就占了一半，在優勢日軍的進攻下，這些兵工廠所在地很快就將淪陷。所以盧溝橋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就立即決定將設在廣東、上海、濟南、金陵等沿海地區的兵工廠開始內遷。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對戰爭形勢估計不足，不太相信戰爭會曠日持久地持續下去，把更多的希望都寄托在英美出麵調停之上，並且也低估了日軍的軍事能力，因此起初沿海地區兵工廠內遷的目的地都是到武漢。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後，日軍溯長江而上，兵鋒直指武漢。1938年6月，日軍逼近馬當防線，武漢告急，於是內遷至武漢的兵工廠，還沒安定下來就開始了新一輪的搬遷，這回的目的地是西南、西北地區，主要是重慶地區。1937年初的重慶，轄區隻有46.8平方公裏，人口也才隻有40餘萬。1939年升格為行政院直轄市並被定為戰時首都，轄區擴大到300平方公裏。就是在這300平方公裏的區域內，先後建起了10多家兵工廠，員工總數達到8萬，成為中國抗戰時期的軍工重地。
選擇以重慶為軍工基地是相當明智的決策，不要說是在抗戰時期，即使是在60年代的大三線建設，軍工業的核心仍然是選擇了重慶。這是由重慶的地理條件和戰略地位所決定的，處在山區，便於隱蔽;兩江環繞，水運交道便利。因此很自然地成為軍工生產的基地。
截止1940年，軍工企業的大內遷基本完成。內遷的兵工廠數目，有不同的說法，一種說法是由兵工署直轄的獨立兵工廠共有11家在重慶，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二，而在這11家兵工廠中有9家是內遷而來。另一種說法是，兵工署內遷的兵工廠有14家。主要的內遷兵工廠，計有：金陵兵工廠、軍用光學器材廠、濟南兵工廠、廣東第一兵工廠、廣東防毒麵具廠、鞏縣兵工廠、中央修械廠、炮兵技術研究處、航空兵器技術研究處、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廠、中央南京飛機製造廠等。
內遷到重慶的兵工廠，基本上都分布在兩江河穀地帶，以便於充分利用江河進行水運。從長江沿岸東起唐家沱西至銅罐驛，依次散布著兵工署第2工廠(抗戰後撤銷)、第50工廠(現望江廠)、第10工廠(現江陵廠)、第30工廠(抗戰後撤銷)、第21工廠(現長安廠)、第20工廠(現長江廠)、鋼鐵廠遷建委員會(現重鋼)、第11工廠(後遷台灣)。嘉陵江沿岸的兵工廠，主要集中在雙碑，有第24工廠(現特殊鋼廠)，第25工廠(現嘉陵廠)等。因此，在重慶落戶的兵工廠共11家，似乎是比較準確的說法。
在艱苦條件下生產
通過軍工企業的大內遷，也給了國民政府對原來由各地軍閥控製的兵工廠進行統一整頓、統一管理的契機。自清末洋務運動以來，中國各地兵工廠各自為政、軍械製式混亂，往往既生產炮，又生產槍，還生產彈藥，但是產品質量不高，產量也不大。內遷後，兵工署開始統一製定械彈製式，並確定每個廠集中生產一種或數個產品，以集中有限的力量發揮最大的作用。
除了到重慶的以外，還有一些兵工廠也遷到了西南大後方，從而建立起了大後方的軍事工業。1940年以後，國民政府又在大後方新建了八個兵工廠。形成了比較完備的軍工體係。而且為了保密起見，兵工署還下令各廠廠名都不再像以前那樣冠以所在地地名，而一律稱為軍政部兵工署第幾兵工廠。
兵工廠的內遷對中國抗戰時期的軍工生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1937年和1938年，國民政府總共隻生產出了步槍123330支，輕機槍3600餘挺，重機槍700挺，迫擊炮1700餘門，步、機槍彈28926萬發，各式炮彈55350發，手榴彈168萬枚，山、野炮則幾乎沒有出品。
但是，遷移到重慶的兵工廠從1938年相繼複工至1945年抗戰勝利為止，共產各種槍彈8.54億發，步槍29.34萬支，輕機槍1.17萬挺，重機槍1.8萬挺，各種火炮1.4萬門，各種炮彈598萬發。在這些兵工廠中，重慶兵工廠幾乎承擔了三分之二的份額。 重慶兵工廠生產的火炮主要有60、82、120毫米迫擊炮和37毫米戰防炮、75毫米步兵炮、100毫米榴彈炮等，重點廠家包括兵工署第10工廠(以內遷的株洲炮兵研究所為主，解放後改名江陵機器廠)、第21工廠(以內遷的金陵兵工廠為主，解放後改名長安機器廠)和第50兵工廠(以廣東浥江炮廠為主，解放後改名望江機器廠)，這三家工廠在八年全麵抗戰中共生產火炮1.5萬門，炮彈598萬發。尤其是第21兵工廠更是居功至偉，共生產82毫米迫擊炮7000多門、炮彈300多萬發、重機槍1.8萬挺、中正式步槍28萬餘支、手榴彈30多萬枚、TNT炸藥包200多萬個。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時期正麵戰場的國民黨軍共進行大規模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其它戰鬥38931次。激烈的作戰帶來的武器彈藥的消耗也是非常巨大的，尤以1939年以及大反攻時的1945年損耗最大，1939年消耗子彈3.38億發、手榴彈483萬枚，1945年消耗戰防炮、火箭炮等炮彈240餘萬發。消耗最大的是機槍、迫擊炮彈和手榴彈，分別比戰前增長677%、867%和165%。另外，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戰初期也曾得到重慶兵工廠提供的武器彈藥。
內遷到西南大後方的兵工廠所生產的武器彈藥能充分滿足國民黨軍隊需要的有重機槍、迫擊炮、槍擲彈筒、槍擲榴彈和手榴彈;不能滿足的有榴彈炮等7種。生產能力從整體上超過了戰前的生產水平，並根據實戰需要還研製、生產了戰防炮、槍榴彈、擲榴彈等新型武器。
由此可見，戰時重新崛起的中國軍工業雖不能完全滿足國民黨軍隊作戰的需要，但是對中國軍隊能夠堅持長期抗戰，作用和貢獻是非常巨大的。至少為中國軍隊在戰場上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武器彈藥保障，可以設想，如果沒有這些兵工廠，在外援基本斷絕的情況下，即使想要堅持作戰，也沒有可靠的武器彈藥保障，真正是有心無力了。
正是看到了軍工生產對於堅持抗戰的重大價值，所以國民政府為了維持兵工廠的正常運作，可謂是舉全國之財力。以1939年度國民政府的歲入支出為例，赤字20.57億元，其中兵工署經費就占了該年度國庫總收入的32.38%。正是幾乎是不惜代價的付出，才給大後方的兵工生產打下了堅實基礎，從而為中國的持久抗戰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然，即使是投入這樣巨額資金，但是在戰爭環境下，各方麵的條件也是相當艱苦，有日軍不斷的空襲，有各種生活物資的匱乏，但是數萬軍工行業的技術人員和工人，卻依然堅持下來，並為前方提供了大量武器彈藥，因此，他們的犧牲和奉獻，絲毫也不遜色於在前方作戰的將士們，一樣也是值得我們後人的紀念和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