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為了保存文化血脈，同時也為了培養人才，各大高校幾乎都選擇了內遷。所謂內遷，也就是從高校所在地遷往四川、雲南等大後方繼續辦學，這可以說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長征。抗戰時期堅持辦學不僅需要艱苦奮鬥的精神，更需要百折不撓的勇氣，因而這段充分反映抗戰精神的高校內遷史也備受重視。正因為如此，近些年來，對於西南聯合大學、重慶中央大學等內遷高校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但是，各大高校的教職員工廣大學生除了隨校內遷外，也有一部分教授因為各種原因而不得不繼續留守。然而，對於這些留守教授的研究則是少之又少，即使提到，也往往一筆帶過。筆者以抗戰時期北平城內幾所著名高校的“留平教授”為例，通過那一段段鮮為人知的往事，進而揭示戰爭環境下知識分子沉淪與抗爭的特殊曆史記憶。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7月29日，北平淪陷。就在這一天下午3時，日軍進入清華園肆意穿行。8月25日，日本憲兵進入北京大學，到第二院校長室進行檢查，漢奸組織地方維持會也約集北大等校負責人前往談話。更有甚者，當時某日報登載了清華學生二百餘人在門頭溝附近被敵人屠殺的消息，盡管後來沒有證實，但形勢已經萬分緊急。因此，北平各大高校也相應加快了內遷步伐。1937年8月中旬，清華大學委派張子高等籌組北平清華校產保管委員會，委員會由5名委員組成，畢正宣任委員會主席。而與此同時，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等國立私立大學也做好了內遷準備，同時也在留平人員中組織校產保管委員會。抗戰時期的主要留平教授名單詳見下表：
這張表格裏備注中標記有維持費的，表明是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校方正式承認，記錄在案的“留平教授”。因此盡管這些教授仍然滯留北平，校方依然每月為他們郵寄維持費。這些“留平教授”中，北京大學的四位“留平教授”本無太多爭議，但由於抗戰中周作人變節附逆投敵，因此他的“留平教授”資格也受到了懷疑。戰後審訊汪偽漢奸時，法官甚至讓周作人拿出校方任命他為“留平教授”證據，而由於周作人無法拿出任命他為“留平教授”的電報稿而不得不委托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寫信證明確有其事。除了這四位校方承認的“留平教授”外，還有包括繆金源、容庚在內的三十餘名教授“南方無處可歸，正在翹首以待校長之命令也”。而根據國立清華大學在平教職員事變後未能南來由校繼續酌發維持費者名單，可以發現王文顯、吳可讀、鄧以蟄、張子高、薩本鐵、臧玉淦、溫德七位教授的名字，其中吳可讀、張子高、溫德以及錢稻蓀四位教授也是“平校保管委員會”的保管人員。1938年6月17日，在昆明祟仁街清華大學辦公處舉行的第十五次校務會議上議決“留平教授”應於下學年前來服務，如1938年9月內不能來滇，應作聘約暫行解除。學校發給留平教授維持費以發至本年7月份為止。在這種情況下，吳可讀、張子高、溫德、劉文典先後離開北平，輾轉南下昆明，來到西南聯合大學繼續任教。除此之外，還有包括錢玄同、俞平伯、陳垣在內的許多不同院校的教授們因為身體狀況、家庭處境等多種原因無奈滯留北平，而他們也將在抗日戰爭這個大背景下書寫屬於他們的人生道路。
國立大學的“留平教授”大多加入了“校產保管委員會”，因此他們除了保證自己一家老小的生計之外，也要盡最大努力保護學校的財產不被侵犯。可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覆巢之下，又豈有完卵。盡管這些教授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但是他們的使命依然沒能夠履行。僅以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所著名高校為例。1937年9月3日，日軍就進駐到了北大第二院以及灰樓新宿舍；10月18日，偽北平地方維持會把“保管”北京大學的布告掛到了第二院的門口。北大從此落人日偽之手達八年之久。紅樓一度成了敵寇的憲兵隊隊部，地下室被用作囚禁迫害愛國誌士的地方。中國語文學係的門口，掛起了“小隊附屬將校室”的牌子；文學院院長室門外的標誌則是“南隊長窒”。而清華大學遭受到的破壞也很嚴重，1937年10月3日，日本特務機關人員來到清華，以“參觀”的名義大肆攫取財物；10月13日，日軍開始強行霸占校舍；到了1938年8月，日軍駐紮清華已有三千餘人，不僅將清華校園全部強占，同時將校外住宅區，即保管委員住之舊南院也全部征用。而清華校產保委會一再交涉，全無效果，隻得全部搬出校園。偌大的清華園裏，竟然沒有了清華人的蹤影，這是怎樣的奇恥大辱。北大，清華這兩所有著光榮曆史的名校不僅遭到了戰火的蹂躪，同時也遭到了精神上的羞辱。“留平教授”被迫離開了與之朝夕相處的校園，他們的生活處境更加艱難。
盡管部分“留平教授”會得到學校的維持費，但這些錢對於維持一家人的生計依然捉襟見肘，而那些得不到維持費的教授處境就更加悲慘。周作人在致《宇宙風》主編陶亢德的信中說：“弟以係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雖然愚夫婦及小兒共隻三人）未能去北平，現在以北京大學教授資格蟄居而已，別無一事也。”他甚至已經準備“賣文為生”。北京大學考古係教授容庚在戰後致傅斯年的公開信中更是詳細記載了當時教授的清貧生活，“教授最高之月俸，曾不足以購百斤之米，或一噸之煤。故破衣惡食變賣書籍家具以為生者比比皆是。兼任講師，受苦尤甚，至有步行往返四小時於道路而授課二小時者，其所得遠不如賣煙拉車之輩為優”。容庚後來由於生活所迫而在偽北京大學教了書，盡管他在抗戰中也曾辦過愛國雜誌《火把》。但抗戰結束後，他仍然被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以曾在偽北大就職為由辭退。
“留平教授”中經曆最複雜者無疑當屬周作人。關於他的學識、經曆以及抗戰時期在日偽組織任職的經過，海內外學者已經有過許多研究，因此這裏不再贅言。本文想探討的是作為“留平教授”的周作人究竟起到了怎樣的作用，作為“留平教授”，他又是否稱職？應該這樣講，周作人作為“留平教授”的確為保護校產做了一些貢獻。戰後他針對國民黨首都高等法院“三十五年度特字第一。四號”判決上訴到最高法院，申請複判。其中一條重要理由就是他受委托保管校產並設法保全理學院，“忍辱冒死虛與委蛇得不辱使命。北大文化機關各種設備，有增無減”。而這一點也得到了證實。1938年春，日本憲兵隊要把馬神廟的北大第二院（理學院）作為它的本部，為了保護理學院寶貴的實驗儀器不被破壞，作為“留平教授”的周作人和馮祖荀急忙去找已出任偽華北臨時政府議政委員長兼教育總署督辦的湯爾和，向他說明利害關係，最後理學院的儀器設備才得以保全。此外，周作人在解放後《致周恩來總理信》中，還說明了自己在抗戰期間的另一貢獻，即“北京大學圖書館及文史研究所亦以我的名義收回，保存人與物的原狀，後來對於國立北平圖書館也是如此辦法”。正因為如此，戰後北平一些文教界知名人士為周作人在抗戰期間出任“偽職”說情時曾請北大鄭天挺教授簽名，但依然遭到了拒絕。鄭天挺的理由是，盡管“在周任敵偽北大文學院長時，也確實為學校圖書館弄來不少善本珍籍”，但他覺得“一個教授應當有起碼的民族氣節。周曾任偽教育總署督辦，這是不能原諒的”。由此可見，盡管周作人為保護北大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在抗日戰爭期間，全國人民同仇敵愾，奮勇抗戰時，他卻選擇了一條投敵附逆的道路，而這也成為了他一生無法抹去的汙點。
除了周作人之外，還有另一名“留平教授”附逆投敵，他就是清華大學的錢稻蓀。錢稻蓀祖籍浙江吳興。1887年出生於一個世代書香之家，精通日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但他卻是個民族失敗論者，早在抗戰前就有過許多消極言論。據金嶽霖回憶，日本人占領北平前，金嶽霖表示非抗日不可。而錢稻蓀則說“萬萬抗不得，抗，不隻是亡國，還要滅種”，如此言論逼得金嶽霖這樣謙和的學者都要動手打他。北平淪陷後，他接替湯爾和擔任偽北京大學校長兼文學院院長。由於他是錢玄同的侄子，因此便勸錢出山任職。但錢玄同絲毫不為所動，終日閉門謝客，拒絕為日偽組織服務。他將名字改回自己的原名“錢夏”，表示自己是“夏”而非“夷”，表明他永不做日偽政權的“順民”，直至逝世。當時的進步刊物《文獻》發表了《悼錢玄同先生》一文，給予高度評價，稱錢玄同“壯年以鬥士領導青年，中年以學者努力學術，晚年以義士保持名節，錢先生總算是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國家民族的一位完人了”。當時已經內遷至西安的西北聯合大學許壽裳，為了表達對老友的哀思，寫了這樣一副挽聯。“滯北最傷心，侯難競成千古恨；遊東猶在目，章門同學幾個存。”
抗戰時期的“留平教授”中，附逆投敵的隻是少數。絕大多數的“留平教授”都能夠堅持民族氣節，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們用自己的所作所為向世人昭示了民族尊嚴，因而值得每一個中國人尊敬。北京大學官方承認的留平教授除了周作人，還有孟森、馬裕藻、馮祖苟三人。這三位教授相繼在抗日戰爭期間去世，沒能夠看到最後的勝利。但他們在外敵人侵，國破家亡麵前所表現出的大無畏氣概卻是值得我們永遠記住的。
孟森是著名的曆史學家。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他已身患重病，不能隨學校跋山涉水，遠赴後方。因此，不得已留了下來。1937年11月29日的“留平教授”會議在孟森家舉行，但據周作人回憶，“孟先生已經臥病，不能起床，所以在他的客房裏作這一次最後的聚談，可是主人也就不能參加談話了”。孟森臥病期間不僅沒有放棄研究，為維持校務，他還與鄭天挺、馬裕藻等人天天一起商討對策並經常會提出別人所注意不到的問題。甚至在他病重時，還不忘記寫詩諷刺偽滿洲國總理鄭孝胥。1938年1月14日，孟森教授懷著對日本侵略者的痛恨以及對淪陷國土的哀怨逝世於北平。3月13日在城南法源寺召開的追悼會上到者僅28名北大同事，別無儀式，隻默默行禮而已。周作人為此撰寫了一副挽聯：“野記偏多言外意，新詩應有井中函。”以表達自己對孟森的尊重與哀悼。
北京大學的另一位留平教授是馬裕藻，他不僅是一位國學大家，更是一位堅定的愛國者。抗戰時期，他的一位學生請其寫些字，留作紀念。他以“現在國土淪陷，我忍辱偷生，絕不能寫什麽”為由婉拒學生的要求。而馬裕藻的學生張中行更是給予老師高度評價：“馬裕藻愛國，有時愛到有近於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國最終一定勝利，而且時間不會很久。”他與周作人原來關係也非常好，可是當周作人附逆投敵後，馬裕藻非常氣憤，兩人關係就從此決裂。甚至周作人三番五次登門請馬裕藻出山任教，均被馬裕藻拒之門外不見。1945年初，日夜期盼抗戰勝利的馬裕藻在病榻上喃喃地說：“天快亮了，天快亮了。”當年4月，馬裕藻在抗戰勝利前四個月帶著巨大遺憾與世長辭。
而在學校危難關頭奮勇護校的數學係教授馮祖苟也是一位值得世人尊敬的愛國知識分子。當日本人的鐵蹄踏進北大校園時，他不惜以自己薄弱的身軀與虎狼一般的侵略者據理力爭。據周作人後來回憶道，“那（即與周作人一同保護校產）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馮漢叔（即馮祖荀），看他的樣子已是很憔悴，已經到了他的暮年了”。盡管身處淪陷區，生活已經十分艱難。但馮祖苟依然不忘記遠在昆明的同事學生。但由於山高路遠，他很少能夠得到西南聯合大學數學係的消息。憂國憂民之心和沉重的心理負荷，使他再也支撐不住了，1940年馮祖荀先生病逝。臨死前，他手指南方，但已虛弱得說不出話來。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動容。
除此之外，北京大學的繆金源教授寧肯餓死也不肯失節；清華大學的劉文典教授畢業於日本早稻時大學，日語極其流利，但在日寇麵前，竟“以發夷聲為恥”，諸如此類的事例還有很多。這些知識分子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詮釋了視死如歸的堅定決心，抗戰到底的非凡勇氣。也許他們表現民族氣節的方式不盡相同，但他們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可以說是殊途同歸，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錚錚鐵骨。
盡管北平各校大多數教職員工都已經隨校遷到了內地，留在北平隻是極少數人。但這些身處大後方的學者們卻並沒有忘記身處淪陷區的朋友們。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參加了日寇在北平召集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消息傳來，舉國嘩然。茅盾、鬱達夫、老舍、夏衍等18人為了勸周作人懸崖勒馬。盡早南渡，共同發表了《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
……去秋平津淪陷，文人相繼南來，得知先生尚在故都。我們每聽到暴敵摧殘文化，仇害讀書青年，便慮及先生的安全。更有些朋友，函電探問；接先生複書，知道決心在平死守。我們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難，並希望先生做個文壇的蘇武，境逆而節貞。可是，由最近敵國報章所載，-涼悉先生競參加敵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照片分明，言論具有，當非虛構。先生此舉，實係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藝界同人無一人不為先生惜，亦無一人不以此為恥。先生在中國文藝界曾有相當的建樹，身為國立大學教授，複備受國家社會之優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韙，貽文化界以叛國媚敵之羞，我們雖欲格外愛護，其如大義之所以在。終不能因愛護而即昧卻天良……我們最後一次忠告先生，希能幡然醒悟，急速離平，間道南來，參加抗戰建國工作。
當時正在倫敦的胡適，得到了國內友人的報告。也深念老友的前途命運，特意寫了一首詩函，寄給了周作人。盡管這些好友的忠言相勸沒能阻止周作人附逆投敵，但我們仍能從中感受到茅盾、老舍、胡適對老友周作人由衷的深情厚誼。
此外，因為侍奉父母加之身體多病而向學校請假一年的清華大學教授俞平伯也遭遇到了同周作人一樣艱難的抉擇。1942年9月13日，他出席了在北京飯店舉行的偽華北作家協會成立大會及第一次全體大會，並被選為偽華北作家協會評議員會的評議員；1943年春，他參加了偽華北作家協會第一次“華北文藝獎金”審查委員會會議，並擔任詩歌方麵的主審委員，這期間他還一再在敵偽報刊上發表作品。在榮辱的關鍵時刻，朱自清為了使好友俞平伯不再沉淪便來信勸告不要在此間的刊物上發表文字，而俞平伯則回複朱自清“並不想多做，偶爾敷衍而已”，朱自清閱後很不滿意，於1943年11月22日再次來信，“前函述兄為雜誌作稿事，弟意仍以擱筆為佳。率直之言，千乞諒鑒。”正是感動於朱自清這位諍友對自己的關心，俞平伯聽從了朱自清的勸告，沒有繼續為偽雜誌寫稿。1948年朱自清去世時，俞平伯十分悲痛，發表了一篇題為“諍友”的悼念文章來紀念這位患難之交。
抗日戰爭是一場全民族參加的，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尊嚴的偉大戰爭，在這場戰爭中，無數仁人誌士前赴後繼，視死如歸。廣大知識分子投筆從戎者有之；跋山涉水，堅持辦學者亦有之，他們都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是我們永遠的驕傲。但是，在緬懷他們的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了這樣一群“留平教授”，他們盡管身處淪陷區，隨時麵臨生存危機和生命危險，但是他們身上所表現出的錚錚傲骨、民族氣節以及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卻是值得我們永遠牢記的，他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書寫了知識分子以身許國的豪邁氣概。那些不懼艱險，跨越萬水千山，遷往內地，堅持辦學的人們固然值得我們欽佩不已，但這些身處淪陷區卻依然能夠出淤泥而不染的“留平教授”同樣值得我們肅然起敬。正如譚嗣同那首著名的絕命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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