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憲法法庭23日針對“死刑是否合憲”展開曆史性辯論，律師、法務部、專家與大法官從死刑是否侵害人性尊嚴、判決是否具有“恣意性”等展開言詞攻防。台灣會不會從此廢除死刑，釋憲最快3個月內就會有結果。

37位台灣死囚提出釋憲，案件23日在憲法法庭展開言詞辯論。其中一位死囚王信福無法到庭發聲，透過廢死聯盟公開其信件：“要剝奪一個人的生命難道已不再需要聽其辯解了嗎？”

（德國之聲中文網）“1996年我高一的暑假，把我一手養大的阿嬤在炎熱的夏夜裏遇上搶劫，一個人孤零零地死在街頭…… 當時的我有強大的意圖，想要親手殺了這個犯罪行為人。”這是代表37位死囚聲請釋憲的律師之一李宣毅的開場陳述。

阿嬤的死，讓李宣毅走上法律的道路，不斷試著解答自己的困惑。“我漸漸意識到，我想要追殺的人不是那個被告，而是那個犯罪成因，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防止悲劇再度發生……創傷的狡詐需要國家出手研究，進而建立有效的係統來協調。很難我知道，但是心疼被害者就是台灣價值，他們值得。”

李宣毅說，死刑的存在“降低了國家步上艱困道路的決心”，如今更該直麵問題，真正積極協助受害者家屬找尋真相、走出創傷。

在法庭上，犯罪受害人保護協會律師陳淑貞提出該協會的調查數據指出，有超過九成的受害者家屬不支持廢除死刑，其中一位家屬更批評廢死是“沽名釣譽”。

盡管如此，英國人權組織“死刑專案”（The Death Penalty Project）共同執行董事雷紹爾（Saul Lehrfreund）接受DW訪問時表示，從他與台灣許多受害者團體的談話以及國際案例看來，他發現家屬需要的往往不隻是死刑與複仇。

雷紹爾說：“他們要的是得到尊重，要的是犯罪司法體係提供充分資訊，要的是在有必要時獲得補償，要的是支持。”

圖為牛津大學犯罪學教授霍伊爾 (Carolyn Hoyle) 和英國“死刑專案”共同執行董事雷紹爾 （Saul Lehrfreund）2023年訪台時合影。（資料照）

台灣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則告訴DW：“我相信他們（被害者家屬）一再的訴求，就是他們希望被看見，希望可以被好好的照顧到。”然而，台灣政府過去並沒有在這方麵付出足夠努力。

死刑存廢該不該看民意？

23日辯論一大焦點仍圍繞台灣的“民意”。台灣法務部要求大法官謹守“司法自製”，不該“逾越權力分立的界線”。在法務部看來，台灣社會尚未形成廢死的共識，大法官不應貿然宣告死刑違憲，而該把這樣的重大爭議事項，“留給民主機製決定”。

偏向支持死刑合憲的諮詢專家之一、中研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員許家馨認為，死刑存廢是“兩種價值體係的衝突，沒有哪一種必然優越”，不適合由大法官做出“終局決斷”；此外，若直接宣告死刑違憲，亦排除了經由立法來改良製度、找出替代方案的可能。

對此，林欣怡表示：“司法已經自製20年、30年了……在它自製的過程當中，事實上很多人命就消失了，因此現在來讓大法官來做出（廢死與否）的決定，是正確的。”

圖為台灣廢死聯盟執行長去年5月在台北出席“亞洲廢除死刑策略研討會”。（資料照）

國際人權專家雷紹爾則重申“死刑存廢不應單看民意”，強調憲法法庭是“憲法的守護者”。“法庭的作用是保護所有人的權利，就算是邊緣人和脆弱群體。法庭不是來表達多數意見或呈現多數人意誌的。”

雷紹爾說，憲法法庭的角色是審視憲法，解釋並維護憲法保障的權利，考量的是價值、人權原則、國際法律義務和世界各地的判例發展，民意反而不是決定因素。事實上，在廢死議題上，多數國家的人民是在政治或司法的引領之下，才逐漸接受廢死的理念。

部分專家和大法官進一步對司法與“民意”的關係拋出疑問。大法官詹森林以同性婚姻合法化、通奸除罪的釋憲案為例：“難道我們不可以在或許當時跟民意有衝突、甚至完全相反之下……對民眾闡述憲法價值，或對一般大眾做憲法教育的解釋或裁判？隻要跟民意有關，就絕對要和民意妥協？”

認為死刑違憲的諮詢專家、台大法律係教授顏厥安提出另一種論點，主張大法官並非毫無民意基礎，因為他們是由人民選出的總統提名，再經由立法院的民意代表同意；反而是一般法院有權判死的法官，並沒有民意基礎。

目前全球有超過140個國家在法律上已廢死、或在實務上超過十年未執行死刑。台灣、美國、日本是少數仍有死刑的民主政體。

從世界各地的廢死案例來看，包含德國在內的國家是在多數民意不支持的情況下，便先行以立法方式廢死；少數國家則透過憲法法庭解釋的路徑來廢除死刑，例如立陶宛、南非、阿爾巴尼亞等國。

應不應有死刑製度？

這次法庭辯論另一個焦點是死刑存在的目的。許多專家都同意，近期許多證據顯示死刑對犯罪的嚇阻效力不大；不過，開南大學法律學係教授鄭善印仍表示，有必要讓犯罪者“接受自己行為的責任”。

台灣法務部主張，“死刑製度存在，不代表會大量運用死刑”。法務部檢察司副司長簡美慧提起2014年台北地鐵隨機殺人案和2012年台南電子遊樂場殺童案，“如果刑法沒有死刑的選項，真的能夠全麵評價行為人的惡性嗎？”

據法務部說法，這些案件“犯罪手段凶殘，造成的危害重大，行為人也沒有悔悟教化的可能性”，因此若司法無法采取相應措施，不符合“罪責相當”。

聲請釋憲方則強調，死刑侵害人性尊嚴，而且死刑判決過程當中存在各式各樣的“恣意性”。結辯時，聲請方的李艾倫律師引用台劇《八尺門的辯護人》台詞：“一個人要有多麽的幸運，才能認定世界溫柔，而我們擁有絕對的權力，對罪犯殘忍？”

李艾倫拋出一係列假設，指出罪犯“如果運氣好”，或許沒有嚴重精神障礙、或許能得到有經驗的律師協助、或許能讓法院願意了解他的人生。

“有人會說，這就是運氣啊；我們會說，這就是死刑的恣意。我們認為，在台灣這個國家，沒有任何人的生命，應該被運氣決定；也沒有任何的生命，應該被國家決定，因為生命的價值，不應該被決定。”

台灣是否違反國際公約？

早在2009年，台灣就簽署了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國際專家認為，台灣有責任積極朝廢死前進。該公約寫道，尚未徹底廢死的締約國應該在可預期的未來“走上一條不可逆轉的道路”，在事實上、法律上完全廢除死刑；該公約已通過成為台灣的法律。

台灣法務部解讀該公約“並沒有要求締約國廢除死刑，隻要求必須將死刑判決限於最嚴重犯刑”。人權專家雷紹爾持不同意見，認為台灣違反了該公約規定，因為公約條文確實是要求簽署國廢死，而且強調任何人的生命都不該被“無理剝奪”。雷紹爾表示，台灣邁向廢死的道路走得太漫長，“政治上的進展並不足夠”。

23日在法庭上，台灣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高湧誠也說，死刑阻礙台灣成為“亞洲人權標竿”，國際審查委員早已多次呼籲台灣應廢除死刑。他還指出，國際公約強調保障生命權，而“保護被害人”與“廢死”兩者之間，不該被理解為對立。

台灣廢死聯盟也發表新聞稿：“這麽多年來，很多證據已經證明死刑製度是一個時常出錯，恣意且沒有嚇阻效果的刑罰，這樣的刑罰應該被廢止，殺人機器不應該被修補，應該被銷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