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年僅27歲的中國女留學生程逸翾倒在了凶手的刀下。
她遇害的地點是悉尼東郊一處繁忙的購物中心。這裏不僅是遊客集聚地，也是附近居民休閑娛樂的主要去處。距離最近的居民，隻需要步行200米，穿過一條馬路便可到達。
沒有人能想到，在一個尋常的周六下午，一個身穿運動服、看上去平平無奇的中年男子，手持三十公分的刀具，衝向毫無防備的人群。
據中文媒體報道，當時正在購物的中國遊客洪女士回憶，她最開始根本不清楚發生了什麽。“忽然就聽到一陣尖叫，然後看見有人在往外麵跑……我從上往下看到三樓一位女性倒在血泊中，胸部受傷……還以為是有人墜樓”，她這樣說道。
凶手喬爾·考奇在上樓時被白衣路人使用工具攔截
直到洪女士跟著人群躲進商店避難時，有人用中文告訴她，有人持刀殺人。
後來看報道，洪女士發現行凶者的行凶軌跡，與自己當天的購物路線居然高度重合。“如果我在某家店付款多耽誤幾分鍾，那我就會和凶手迎麵相撞”，對此，她仍心有餘悸。
洪女士是幸運的，因為隨著案件細節曝光，警察發現，來自昆士蘭州的行凶者喬爾·考奇並非隨機殺人，他似乎有意地避開男性，向女性下手。
此次襲擊是2017年以來澳大利亞發生的最嚴重的大型暴力事件，共造成6死12傷，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女性，其中包括澳洲億萬富豪之女道恩·辛格爾頓。唯一一名被殺害的男性，是商場保安。
六位受害者
即便是在澳大利亞這樣一個大力推進性別平等進程的國家，也麵臨著嚴峻的性別暴力問題。
近兩年，頻繁見諸報端的性別暴力事件，將女性在公共空間和親密關係中的不安全感，擺在明麵上，對此，澳洲人難免自問，一個社會需要做到哪一步才算足夠？
女性是目標
根據目擊者拍攝的現場視頻，這次襲擊案中，行凶者似乎不敢，或是不傾向於和男性發生正麵衝突。
當行凶者試圖乘坐扶梯抵達另一樓層行凶時，一名白人男性通過揮舞電梯護柱成功逼退了他；在行凶者衝向一家五口時，身材健碩的男主人選擇硬碰硬，擋在了家人身前，這使行凶者放慢了步伐，並最終選擇轉身離去；即便有男性與行凶者迎頭撞上，並慌亂摔倒，行凶者也未對對方下手。
最終，正在附近執勤的女警察艾米·斯科特率先趕到現場，她對行凶者大喊“放下刀”，在後者刺向她的瞬間，果斷開槍將其擊斃。
至於行凶者是否真的基於性別選擇襲擊目標，新南威爾士州警察局長凱倫·韋伯對此表示：“對我來說，這很明顯，對其他警員來說也很明顯，這是一個調查方向。”
麵對公眾的熱烈討論，當地警方表示，這起案件的調查程序，可能需要耗費數周甚至數月，但他們向公眾確認行凶者有精神病史，並排除了恐怖襲擊的可能性。
目前仍不清楚為何行凶者要對女性下手，但其父親安德魯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自己的兒子也許是因為“找不到女朋友而生氣”，並透露考奇“不善社交”，“對刀具很著迷”。
總之，六條無辜的性命，就這樣被他殘忍剝奪。其中有正在悉尼大學讀書的中國留學生，有剛剛購買好婚紗準備結婚的道恩·辛格爾頓，也有剛成為母親不久，正帶著女兒逛街的醫生阿什·古德。
有目擊者表示，身負重傷的古德，按壓著自己孩子的傷口，試圖為其止血，並在尚存力量之時，將女兒交給了路人。最終，這個九個月大的女嬰保住了性命。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稱這起案件“震驚全國”，要求對襲擊事件進行全麵調查，並從中吸取“安全教訓”。與此同時，澳大利亞多地降半旗悼念遇難者，人們自發地前往事發地附近獻花悼念。
在這樣沉重的氛圍中，女性在公共場所的不安全感問題，被再次擺在了明麵上。
不安全感
女性在公共空間的不安全感，並非公共場合暴力襲擊事件的後遺症，而是早已融入日常生活的議題。
早在2016年，澳大利亞就針對女性安全問題啟動過一次全國性調查。數據顯示，三分之一（30%）的15至19歲澳大利亞年輕女性表示，會在天黑後會避開公共場所，約23%的女性認為，獨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安全。
如何提高女性在公共空間的安全感，一直是澳大利亞政府十分重視的性別議題。比如，讓女性參與到如何改善公共空間的決策，再如日常生活空間的改變，公共廁所的設置、固定牆壁的去除和塗鴉的清理等。
這樣的努力，也帶來了實際性的反饋。根據谘詢公司新世界財富（New World
Wealth）發布的年度《全球財富移民審查》，近年來，澳大利亞多次位列全球女性最安全國家的榜首。
的確，很多澳大利亞人都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安全的國家。畢竟，澳大利亞有著嚴格的槍支和刀具管理辦法。每當悉尼商場襲擊案這樣的暴力事件發生時，人們才意識到，解決性別暴力問題，任重道遠。
事實上，性別暴力不光發生在公共空間，還藏匿於外人難以察覺的角落，它們根源於廣泛存在的社會性別不平等和文化規範問題。
去年10月，同樣在悉尼，21歲的水球教練莉莉·詹姆斯被同校24歲的曲棍球教練保羅·蒂傑森殘忍殺害。在事發當晚，兩人在學校見麵並發生爭吵。隨後，保羅便尾隨莉莉進了體育館衛生間。當警方在體育館浴室內發現莉莉時，她已經死亡，頭部多處遭受錘擊。
據報道，兩人此前曾有過短暫的戀愛關係。
有研究指出，澳大利亞主流新聞媒體報道女性遭受暴力時，很少將其放在更廣泛的社會背景中討論。於是，一個起接一起的案件，就被塑造成了孤立事件，或是一種“意外”。
冰山之下的現實是：根據去年澳大利亞統計局提供的最新數據，15歲以上的澳大利亞女性中，有39%遭受過暴力侵害，這一比例與男性相當，但遭受親密伴侶或家庭成員暴力的比例（27%）和性暴力的比例（22%），要遠高於男性。不少組織和學者，都將基於性別的暴力描述成一場“國家危機”。
這樣數字，讓不少人感到不解：為何在一個不斷更新相關法律舉措、完善社會保障機製的國家，此類暴力行徑仍然會愈演愈烈？
為自己負責
如何解決性別暴力問題，澳大利亞有著明確的規劃。
2010年，澳大利亞政府推出了《全國計劃——減少對婦女及其子女的暴力》，詳細規劃了從2010年到2022年間減少家庭和性別暴力的目標和策略，為防範相關暴力問題建立起一個長期的政策框架。
在國家計劃之外，澳大利亞各州和領地政府也通過一係列法律和法規，旨在提供更好的保護措施，加強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應對。
2022年5月，澳大利亞工黨領袖安東尼·阿爾巴尼斯成為新任總理。與自由黨—國家黨聯盟相比，工黨在性別議題上更加進步。同年10月，澳大利亞政府對全國計劃進行了更新，製定了新的10年國家目標，以圖結束基於性別的暴力，這不可不說是一種雄心壯誌。
隻是，無論是哪個黨派執政，在性別政策上的差異，已經不再像舊時那麽明顯，因為新自由主義已逐漸使黨派差異變得日益模糊。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開始席卷資本主義國家，這一強調市場自由化、公共服務私有化，以及減少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直接幹預的思潮，無疑也影響到一國對待性別問題的方式。
當時，伴隨著霍克政府的上台，澳大利亞性別平等立法也開始從社會自由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轉變。其中，於1984年頒布的《性別歧視法》，可以算是澳大利亞社會自由主義鼎盛時期的成果，但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多次試圖提高該立法效力的努力都失敗了。
當原本傾向於平等的天平，開始向自由倒去，帶來的影響是全方麵的。
在新自由主義語境下，效率優先，這雖然不代表不注重性別平等舉措，但在決定優先事項時，對生產力的考量變得日益突出。
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之所以被廣泛接受，原因之一在於，其對生產力提升和經濟增長存在積極影響。目前，這種積極效應，已成為為性別平等政策“融資”的有力工具。
女性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雙贏，無疑是帶來了社會的進步，但性別的結構性問題，還是沒有撼動。女性的確進入了勞動力市場，但在職場中，“玻璃天花板”依然難以打破，挑戰依然巨大。
這種決策的背後，是新自由主義政府成功將管理生育率和經濟效率的責任，轉移到了個人身上。這種強調個人主觀能動性，要求個人進行自我管理的做法，也部分解釋了為何性別暴力問題依然泛濫，因為它成功將社會問題個人化。
2022年，澳大利亞對於同居伴侶暴力、情感虐待和經濟虐待的發生率的統計，女性受傷概率均比男性受傷概率高
具體到女性在公共空間的不安全感，英國學者吉爾·瓦倫丁曾在《女性恐懼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Women's
Fear）一文中指出，出於恐懼，女性每天在使用公共空間時，都進行了妥協。為了避免潛在的威脅和不安全，女性常常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行為、路線選擇和活動時間。
這種主動的“戰略選擇”，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為提高自我安全意識並在公共空間及時規避危險，在很多情況下，被視為女性個人的責任，而非社會應共同承擔的責任。
這也是為什麽當性侵事件發生時，社會上仍會存在強調女性應該盡量避免獨行、甚至要求注意著裝“得體”的言論。
北歐悖論與暴力的可見度
如何抗衡這種危險傾向，也許在於政府不應該在性別有關的事項上過於“自由”。
但是問題也在於，即便在更強調政府管理職能的國家，也不意味著可以徹底告別性別暴力問題。
北歐國家，普遍被視為性別平等的模範。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2023年發布的全球性別平等指數，冰島排名世界第一，連續第14年保持榜首地位。芬蘭、挪威分別位列第二和第三名。在瑞典，政府內部和議會中女性代表比例非常高，甚至多次出現過性別平衡的內閣。
與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不同，北歐國家一直傾向於通過強有力的政府幹預，全麵的立法措施和廣泛的社會支持體係，來推動性別平等。
WEF2023年發布的全球性別平等指數
而人們普遍認為，高水平的性別平等，也會帶來女性更安全的處境。但北歐國家有一個匪夷所思的現象，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高發率、性別平等的高水平，明顯矛盾並存，這種現象被學界稱為“北歐悖論”，且未能得到一種共識性的解釋。
2014年，歐盟基本權利機構調查顯示，盡管北歐國家在性別平等得分最高，但女性終生遭受人身或性暴力侵害的發生率，也是歐盟國家中最高的。其中，丹麥和拉脫維亞排在第一，60%的女性遭受過性別暴力，芬蘭排在第二。而勞氏基金會2023年的一份報告也顯示，在工作場合，女性遭受暴力和騷擾的比例在全世界最高，其中芬蘭（48%）、冰島（42%）、丹麥（42%）、挪威（42%）和瑞典（37%），遠高於全球21%的平均比例。
有學者將其解釋為，這種暴力是性別平等運動的反彈，以及隨之誕生的其他意想不到的風險，或者，北歐特殊的酒精消費模式，加劇了針對女性的暴力侵害，再或者，推進性別平等的政策，與維持性別權力不平衡的現實之間，存在著脫節。因此有人質疑北歐模式是否失敗。
反彈論在學界較為普遍，其認為，對平等的要求，可能會使兩性之間的衝突變得明顯，並引發更多的摩擦、衝突、日常權力談判和侵犯行為。
更進一步，性別等級秩序不受幹擾時，可能不“需要”暴力來維持性別特權。當男權的屬性變得不那麽明顯時，就可能采取訴諸暴力侵害女性的行為。一如歐美社會近些年流行的非自願單身（Incel），認為是女性奪走了他們的交配權力，這帶來了普遍的厭女情緒。美國FBI的數據顯示，2015—2020年，北美地區至少有50起謀殺案與Incel的煽動有直接聯係。
回到北歐，高水平的性別平等，真的意味著更高水平的性別衝突嗎？其實未必，更可能的現實是，女性的恐懼和遭遇，得以被看見、被承認。
2021年，一份基於瑞典南部的定量研究表明，北歐悖論反映出一點，瑞典性別暴力侵害的披露程度和可見度，普遍比其他社會高。事實上，由於各國法律、文化規範等不同，暴力犯罪的界定、可討論、被承認的程度，也各有不同。
無論如何，總得有一個開始，即便在某些情況下，步子沒法邁得很大，但行動仍然具有意義，訴諸公眾的討論仍然具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