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互聯網行業的高速發展告一段落，不少大廠人主動或被迫地離開了“高速公路”，轉而投奔更穩定的國企。

他們也管這叫做“上岸”。在這個時代，人們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實習……好不容易才進了大廠。如今，他們再一次放棄了舊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

然而，當兩種工作塑造出的印跡、思維、生活方式相碰撞，人們要經曆怎樣的轉變，又會獲得哪些好處？在岸的轉換中，失去的又是否隻是高薪？最後，他們是會慶幸，還是後悔？針對這些問題，每日人物訪談了多位上岸國企的前大廠人。而他們的故事，最後都關乎一個核心命題——

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

浪潮與岸

趙夏已經很久沒見到這麽美的夕陽了，金色的光芒在遠方炸開，毫無顧忌地塗抹了整片天空，太陽的餘溫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遠看，光亮越盛，天際線處已經紅得發紫。

“紅得發紫，這可真是個好兆頭。”那是趙夏從一家短視頻大廠離職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擔卸下，渾身輕快得像是要飛起來，29歲的女孩忽然恢複了小學生心性，迎著夕陽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

然而，接下來的半年，趙夏再也沒有如此輕鬆過。為了找到一份國企的工作，她投出了七十多封簡曆，參與了十多場筆試、麵試。失業的恐慌、30歲即將到來的焦慮，讓她瘦了二十多斤，原本飽滿的臉頰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處凸起，根根清晰。

2021年，因為工作壓力過大，身心難以承受，趙夏在衝動之下辭掉了工作。盡管擁有985碩士學曆和還算漂亮的工作履曆，但環顧四周，留給她的選擇也並不多。

“去其它大廠，還是一樣的用命換錢；去小公司，薪資降級，還不穩定；考公務員，競爭激烈，年齡和專業都不占優勢；創業又還沒攢夠本錢，找好賽道。”思來想去，趙夏覺得到國企工作可能是為數不多的好出路，“雖然薪資肯定不如以前高，但勝在穩定，還有什麽比穩定更重要的呢？更何況，朝九晚五，雙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誘人。”

趙夏的選擇不是個例，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大廠職員選擇跳槽國企，他們大多在過去十幾年間，被互聯網的高薪、開放、自由、機遇等優勢吸引，一頭紮身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職業之中。

然而，當財富的浪潮不再風雲湧動，留給普通人的生存空間也越發逼仄，收獲與付出的時間、精力不成正比，無休止地加班與內卷卻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連保住工作都成了殘酷的大逃殺。

▲ 圖 / 視覺中國

在浪裏撲騰久了的人，會更向往岸的安逸。這時相對穩定，對職場人士更加友好的國企，成了不少大廠人新的奶與蜜之地。劉思哲就發現，最近兩年，身邊準備跳槽國企的大廠人越來越多。

2013年畢業進入互聯網工作的劉思哲，經曆了整個行業從野蠻生長，到繁花似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業的高速發展，給她帶來過許多成長與紅利，例如曾經開放的工作氛圍，一段從0到1搭建新興業務的經曆，一個中層管理者的體麵職位，更實際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區無貸的房子。

但當浪潮不再能激蕩出新的水花，而是向從業者頭頂淹去，她漸漸有了溺水的感覺。領導的壓力、工作的辛勞與評價體係的嚴苛，讓她患上了抑鬱症，最嚴重時，隻有幾歲的女兒都能看出她的異樣，“媽媽，你的眼神怎麽總是直愣愣的”。

為了將自己從水中撈起，獲得喘息，劉思哲也開始向岸邊遊去，四處尋找國企的工作。隻是投了半年簡曆，她隻收獲了一個工作機會，薪資還低到她難以接受。

很久之後，她才從朋友處了解到，盡管不少國企也希望吸納互聯網人才，為企業注入新的思維與活力，但由於湧入的人過多等原因，上岸的難度也在不斷提高，“有些地方會要求學曆，比如和我同時入職的，都是碩士，年齡門檻也有隱形標準，大多卡在35歲”。

最終，又投了半年簡曆，劉思哲終於找到了一份相對滿意的國企工作，盡管薪資隻有原來的40%，但這份工作足夠穩定，下班和雙休時間還幾乎不會被打擾，放在以前，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眼看身邊許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後，都沒有被續簽，不知將被浪潮衝至何地，劉思哲覺得，自己還算是比較“幸運”。

掙紮

之所以對離職那天的夕陽印象深刻，是因為在大廠工作那三年，趙夏幾乎沒見過夕陽。無論外界陽光普照，還是淒風苦雨，她都如同一根釘子般，紮在恒溫的辦公樓工位前，有時偏頭看看窗外的光線變化，有種“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

最開始，加班是自願的，甚至是榮耀的。剛入職那一年，她也的確會被一些瞬間擊中，例如一次做用戶活動時，接觸到一位22歲的女性卡車司機，會叫他們哥哥姐姐，“很認真地發來一大段話，說感謝哥哥姐姐，讓她有機會通過直播多賺一點生活費”。

可當最初的新鮮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瑣碎、繁重的本質。2019年公司年會時，CEO正式提出了“追求極致”的企業文化，而這句話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變成了“一個方案反反複複修改無數次，一周要開N個複盤會議，有時半夜兩點，突然被拉進工作群，對齊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有段時間，她連續兩個月，每晚十一點才能從公司離開，在後廠村明如白晝的加班燈光中，夢遊般地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地大哭”。

▲ 圖 / 視覺中國

趙夏曾經告訴自己不要想那麽長遠的事情了，“什麽理想、情懷，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資，不想明天的掙紮”，直到病曆單上“胃潰瘍，三尖瓣中度返流，重度焦慮”的文字提醒她，“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

她恍然明白，為什麽很注重口腔清潔，嘴裏還常出現奇怪的味道；為什麽失眠時，總能聽到心髒裏像是有水流動的聲音；為什麽總是控製不住地煩躁，坐立難安，想摔碎手邊的東西。

而當外部增速減緩，帶給大廠人內部的不隻是內卷式加班，還有越發嚴苛的評價體係，日漸收縮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帶來的自我懷疑，這時人的掙紮就會更加激烈卻徒勞無功。

2015年，劉思哲入職了一家大廠的新業務部門，“快車道那幾年，能趕上從0到1的大項目是很難得的，也比較好拿結果，所以我每一年都會晉升，速度非常快”。

但等到2018年，經曆了結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的劉思哲，卻剛好趕上了轉折點，“行業逐漸飽和了，用戶增長沒那麽快了，創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藍海變成了紅海”。

有些難以適應工作節奏的劉思哲，一度懷疑是生育讓她趕不上周圍人的成長速度，“給自己的壓力很大，因為一件事做不好，領導會歸結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這件事不行”。

在大廠的最後時光，劉思哲一個人承擔了兩個模塊的業務，經常沒時間吃飯導致身體暴瘦，巨大的工作壓力也造成了她的抑鬱症複發。

“我是那種越說我不行，我就越要證明給你看的性格，這就很容易被PUA，領導對我的反饋，永遠是你沒做到我滿意的程度，也不會給我更高的績效。”一位大廠資深HR對此邏輯深感熟悉，“其實越是踏實肯幹的員工，越會得到中等評價，因為這樣既不會讓你晉升太快，又會激發你更加賣力地工作”。

而大廠外包員工陳勇，是在一場慘烈的裁員之後，才猛然發覺，自己甚至都沒資格進入這套評價體係之中。

2021年，陳勇以外包身份入職某大廠後，很長時間甚至沒有得到一個工位，“總部人太多了，領導說坐不下，讓我們拎著電腦，挨個兒樓層看看，哪裏有空位就先坐下辦公”。

臨時的日子過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陳勇忽然發現，辦公區的空位變多了，“經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後來他才知道是因為裁員。一次找工位的過程中，陳勇看見了一個詭異的景象，“前一天那層樓還坐得滿滿當當，第二天再過去，隻有燈光亮著，座位上空空蕩蕩”。

自己所在的業務線也在不斷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地滅掉”，那種不知鐮刀何時落下的恐慌籠罩著陳勇，他開始在工作時止不住地冒冷汗，手滑到捏不住鼠標。最後，也沒有人專門向他解釋是為何被裁員，接到業務線解散的消息後，他需要做的，隻是和其他人一樣，從這座大廠中消失。

▲ 圖 / 視覺中國

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

曆經7個月的尋覓，最終趙夏在老同學的內推下，進入了青島的一家國企。她匆忙收拾行李，離開北京，回到老家。父母對她的選擇十分滿意，找工作時每天一遍的“關心”結束了，盡管薪資隻有此前的五分之一，但看起來更加穩定靠譜的工作，讓她第一次得到“出息了”的評價。

隻是入職國企的第一場飯局上，趙夏心中五味雜陳。那時她剛剛辦完入職手續，還沒弄清楚具體工作內容，就被領導通知，“晚上聚餐”，並且特意強調，“上麵的大領導也來，你們好好準備一下”。

趙夏思索了一個下午，沒搞清楚究竟要準備什麽，最後偷偷溜到便利店，買了兩瓶解酒飲料，塞進包裏。

晚上聚餐時，吃飯的桌子大到看不清對麵的人臉，這和她過去的經驗相去甚遠，以前在大廠和同事吃飯，大家最常去的是小酒館和燒烤店，七八個人挨在一起，最適合低聲交流，吐槽八卦。

而等到大領導入座，所有人都像根彈簧一樣，蹭地一下站起來彎腰、點頭、微笑，趙夏才恍然意識到，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要從此刻開始了。

▲ 圖 / 視覺中國

那場飯局尷尬到趙夏不敢仔細回憶，卻又始終縈繞在她腦海裏，先是部門領導引用李白和蘇軾的詩句，起身致辭，緊接著，又是讓趙夏和另外兩名新人做自我介紹。

這時趙夏才明白“準備一下”的含義，前麵的大哥是另一地區調來的同事，先是讚美了領導的文采，再是謙遜地講起自己的經曆，最後幹了一小杯白酒，感謝大家的款待。

輪到趙夏時，她隻感到一陣莫名的尷尬，幹巴巴地講了兩句過去的工作，又學著大哥的樣子，喝掉了麵前的酒。唯一讓她感到“安慰”的是，坐在她旁邊的應屆研究生，也和她一樣不善言辭，這讓她顯得沒那麽突兀，兩人紅著臉，捱過了整場飯局。

和趙夏一樣，周潔語剛從大廠跳槽到國企時，也有些難以適應。那是她入職第二周，因為連日陰雨，為了方便，她光腳穿了一雙勃肯鞋來到單位，卻發現走到哪裏，大家都會特意抬頭看她一眼。

最後，是旁邊工位的姐姐提醒她，“以後不要穿拖鞋來上班，太不正式了，領導看見會不高興”。

“以前在互聯網公司上班，看到穿JK製服，穿超短裙的，都見怪不怪，但在國企，完全是另一種生態。”為此，周潔語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櫃，裙子要過膝，鞋子不能露腳趾，以前常背的LV和CELINE包也裝進了防塵袋，換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張揚了”。

而等到入職第四周，周潔語已經摸清了周圍同事的家庭成員，及其工作單位、性格愛好，“甚至誰家房子是漲是跌，孩子學習成績上升還是下降，我都知道了”。

那是一種過於緊密、透明的同事關係，“因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幾乎沒什麽個人隱私”，而在大廠，同事們頂著花名來來往往，連組建個微信群，都在嚴密的監控之下，有時知曉真名，“已經是夠鐵的關係了”。

每個從大廠進入國企的人，幾乎都會經曆一段適應期，不僅包括工作內容的轉換，更包括工作對個人生活、思維，乃至價值觀的塑造。

剛入職國企時，劉思哲還不太理解，為何申請電腦，開通賬號權限等手續要花費一周時間，“互聯網公司會在一天之內把所有流程辦完，方便人第二天就開始工作”。

在工作一個月後，她逐漸體會到，國企更多的是追求質量第一，不要出錯，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聯網公司，快速上線一個產品有bug，那就改唄，也不影響什麽，但在保險或者銀行領域，一個係統有bug，可能導致很嚴重的後果，所以有時遵循規則，是很必要的。”

“互聯網讓所有事情都加速了，總希望在一周內做完一個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帶貨，就是縮短消費路徑，刺激人快速下單，而實際人的工作與生活，真的需要這麽快嗎？仔細想想，其實也不一定。”

隱痛

帶著大廠的工作烙印進入國企，在最初的適應期後，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讓人難以預料的問題，也在慢慢展露出來。

35歲年齡危機是一個門檻。因為在最高點買了房子，麵對每月一萬多的房貸，與不知何時就會被裁員的動蕩，在大廠的34歲的李文華患上了抑鬱症，最嚴重時，甚至控製不住地，在許多人麵前痛哭。

為了結束這種狀態，他將目光投向了國企，招聘的領導希望他的大廠背景，能給一潭死水的團隊帶來些改變，可等他入職後，周圍的同事卻明裏暗裏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們會直接過來，問我打算什麽時候下班，因為聽說大廠下班很晚，怕我影響了他們穩定的生活”。

另一方麵，領導卻天真地認為，招一個大廠人，就能支撐起一個項目，“他沒意識到，這個項目最起碼需要十幾個人來做，隻有想法，又對具體的工作沒什麽認知”。一通折騰之下，李文華發現，自己的狀態已經從極度焦慮，轉變成了迷茫空虛，“人生都沒有什麽意義了”。

▲ 圖 / 視覺中國

而在如願進入國企後，陳勇也才發現，有時麵對一個巨大的體係，個人的價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

他曾有著一段堪稱神奇的工作軌跡。大專畢業後，他在一家洗車店做車輛保養工作，偶然結識了一位地產公司的小領導，看他處事成熟，能說會道，將他招進部門做招商工作，從此他才擁有了“一份體麵的白領工作”。

但在進入國企後，他發現自己的能說會道顯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場“交心酒”後提點他，“我們是甲方，合作對象十幾年沒換過，不需要你打點關係”，要想有發展，更要緊的是取得領導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領導在飯局上愛喝什麽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趕緊回家睡覺，還是組織下一場活動嗎？”

而周潔語是在入職國企一年後，才認識到，工作不僅與薪資、個人發展、生活狀態掛鉤，還會緩慢地影響一個人在社會關係中的處境。

她是因為同在大廠的丈夫開始創業，才決定從大廠離職的，“那時候覺得，一個家庭，總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時間經營，用穩定的收入托底”。

但薪資降為原來的三分之一後，她忽然意識到，自己失去了金錢支配的自由，“以前過得還是挺瀟灑的，五千塊錢的美甲卡說付就付了，剪頭發寧願等兩個月，也要花600塊錢，預約明星發型師。但那天晚上，我想給家裏買個1000塊錢的櫃子，想到這占了我工資的10%，居然下意識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

一次和大廠的三位好友聚會，大家選了遠郊的度假山莊，想想吃飯、住宿要均攤七八百元，她覺得有些不值。最後抱著聽聽行業最新動態的心思去了，卻發現自己根本參與不進話題，“那種狀態還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她們一樣，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權和套現，現在這些東西離我都很遙遠”。

更細碎、折磨的變化出現在親密關係之中，因為原本在大廠的人力部門，她可以在工作過程中第一時間了解到丈夫部門的情況，為他提供一些消息，但現在“我的價值好像消失了”。

她和丈夫有關工作的討論也越來越少，“你會發現在不同的環境下，大家是很難相互理解的，我不理解他為什麽對公司每天的支出憂心忡忡，隻覺得創業肯定要付出成本啊，他也不理解我為什麽每天都在想怎麽和領導匯報工作，隻說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樣嗎？”

一次閑聊中，丈夫不經意地提起，現在時間寬裕了，或許可以考慮要個孩子了，這讓周潔語感到恐慌，“我的時間是寬裕了，那你呢？”一陣爭吵過後，她開始用“等你公司穩定下來”，和“今天太累了，想喝點啤酒”為借口，暫時拖延了備孕計劃。

離開的，留下的

工作帶給人的印跡，是會緩慢變化的。這是趙夏在入職國企兩年後的感悟，她開始習慣於下班就走的日常，“最開始5點下班會覺得恐怖，夜晚還那麽漫長，我怎麽能不工作？這樣是不是就被別人落下了”。

但現在她學會了慢一點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探一探店，陪父母聊聊家常，剩下的時間還足夠學一陣英語，有時人的成長，不一定都在工作之中”。

略顯傳統的職場環境也逐漸適應了，“其實隻要提出不能喝酒，不會有人硬勸，也不會有人批評我不合群”。一次母親肺部查出有些異常，她需要請假帶母親去複查，領導二話沒說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還主動給她介紹了熟悉的醫生。

以前請病假，她都會有愧疚感，覺得自己耽誤了工作，發燒了還要盯著電腦，看有沒有緊急需求，“最誇張的是，聽說有個同事，回家參加親人葬禮還要帶著電腦，隨時待命，現在想想，那種環境是不是已經有些病態了？”

劉思哲也是在入職國企半年後，感受到了工作與生活邊界感的重要性，她終於有時間全心全意地陪女兒練鋼琴、學跳舞，計劃家人出遊，而不用不時查看工作消息，“有時間做瑜伽、健身，現在我的體型是大學畢業之後保持得最好的，就連皮膚都變好了”。

▲ 圖 / 視覺中國

在進入國企前，她也曾對陌生的環境有過許多擔憂，“會不會說錯話？會不會讓領導有成見？”但在真正經曆了之後，她才發現許多困難都存在於想象之中。

“其實技術條線的人都比較單純，基本沒什麽應酬，同事的學曆素質都很高”，而那些不能改變的事情，例如職級關係的嚴苛，“其實在哪裏都一樣”，她對一個帖子記憶深刻，“一個3-2（職級）的人吐槽說，我一個3-2的人，要聽你一個2-2的人說我產品策略有問題嗎？”

“但凡是職場，都會存在這樣的特征，就像阿裏也有被吐槽了很久破冰文化，重要的是，人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麽東西、有什麽底線。”

陳勇則是在一場場酒局，一次次揣測領導究竟喜歡吃什麽菜係、唱什麽歌曲之後，逐漸明晰了自己的底線。他開始懷疑自己被破格招進國企的原因，不是過去的職業經曆豐富，能夠勝任工作崗位，而是自己看起來在社會上混了很久，“太油了，適合伺候領導”。

因為學曆原因，他始終被隔絕在“體係”之外，“在大廠，是外包員工，在國企，是合同工，明明我們做的都是一樣的工作，但薪資待遇、未來發展，差的不是一點半點”。

這一次，他決定跳出外界定義的“體係”，他籌劃著等到3年合同到期，自己攢下些本錢和資源，或許可以創業做點事情，“哪怕是學個手藝、擺個小攤呢，如果要用尊嚴換體麵，那我覺得體麵也沒那麽重要”。

而在一次次內心掙紮之後，周潔語也開始向朋友打聽，最近大廠還有哪些機會，“這一趟走下來，才發現一份工作對人的影響，到底能有多大”。

隻是如今，大廠不再像6年前她畢業時那樣，敞開大門，對所有欲欲躍試的人呐喊歡迎光臨，問了一圈下來，“連職級最低的崗位，都所剩無幾”。

但這一次，她已經不再會魯莽地更換工作，畢竟從岸上跳入海裏，“需要更大的勇氣”。

▲ 圖 / 視覺中國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