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做好下嫁的準備，

千萬別回小縣城”

河南的公務員何璿還記得，2022年考入體製，到單位的第一天，所有人見到她都會過問一句，有男朋友了沒有？

何璿27歲，在縣城的語境下，已經邁入“大齡”的門檻。她開始相親，但幾段相親經曆，最終淪為和朋友調侃時的段子。一個男生在第一次見麵的餐桌就要給她喂飯，另一個相親對象，在電影院裏朝她的耳朵吹氣。有人剛坐下就開誠布公：“我這個人很多缺點很多毛病。”“我知道你們女孩子都喜歡驚喜，但我就是不想給。”

跟她見麵的男性通常也是體製內的，因為工作清閑，不愛運動，喜歡約人吃飯喝酒，一個個體型發胖，在喜歡健身跳舞的何璿這裏，通通卡在了顏值第一關。

何璿做過粗略的統計，在一個縣城裏，單身適齡，家庭背景相似的，不超過十個。相親來回都是那幾個人，早碰撞不出什麽火花。有時朋友相過親的對象，兜兜轉轉又被人介紹給了自己。

父母沒怎麽催婚，但身邊的同齡朋友都在急著趕婚姻的末班車。一個女性朋友與認識五個多月的相親對象閃婚，結婚半年後就生下孩子。另外幾個朋友，前陣子還在托她幫忙介紹，幾個月後，突然在朋友圈曬出結婚證。這讓何璿感到焦慮，自己身邊連個能閃婚的人都沒有。她陷入了一種兩難境地，怕將就結婚，又怕真的結不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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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的基層公務員孟佳不排斥結婚。她排斥的是小地方的婚戀規則，二十五六結婚，一結婚就要孩子。她預想的是結婚年齡是30歲左右，用幾年的時間，確認是否可以與對方攜手共度餘生，能不能當合格的父母。但矛盾之處在於，“如果按我自己的節奏走，那我在想結婚的年紀，就已經找不到想結婚的人了。”

大學畢業後，在疫情的影響下，孟佳原本打算要去浙江應聘的幾家企業，都縮減了招聘名額，待遇也降低了。因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她最終考上了家鄉附近的公務員崗位。

哪怕身處熟人社會，人也會不可避免地感受到孤獨。對於孟佳來說，這樣的感覺常出現在下班後的夜裏。小鎮裏的人休息得早，九點過後，哪裏的路都漆黑，連出門夜跑都沒有地方可去，隻剩下兩三家燒烤夜宵店還有人走動。她不感興趣，但喝酒聊天是唯一的娛樂活動。

孟佳獨自租房，她的家在50公裏外的鄉下，平時隻有周末不加班時才會回去。孟佳的社交圈子，隻有單位裏的幾個同事，上班見，下班聚會也見。“說來說去都是這個圈子的一些破事，誰又升職了，誰又結婚了。”她感到厭倦，自己才25歲，以後是不是就被困在這裏了？

當工作近乎靜態，生活趨於安穩，女性就容易被周圍的環境推到結婚生子的固定流程中。

“女孩子被催婚的壓力最大，說媒的人特別多的時候，大概是26～28歲。”歐陽靜說。歐陽靜是江西財經大學的教授，也是最早關注到縣域體製內女性婚戀問題的學者之一。

“比如說以前有幾十個人天天來催你，到了29、30歲，可能隻有幾個人。30歲以上，幾乎沒有什麽人來給你說親了。因為你的機會、資源越來越少，周圍人的信心也越來越弱。”歐陽靜的訪談對象，都是縣城體製內的女性。過了三十歲，大概率隻能找體製外的，或是離過婚的男性。這就是她們麵臨的現實處境。

2019年，歐陽靜完成了一篇名叫《縣域體製內的“剩女”——基於中部D縣的調查》的論文，她在論文寫道：“縣域‘剩女’具有明顯的‘體製’特點，主要出現在縣鄉黨政機關和事業機關內，其中女教師是剩女主體，縣鄉女公務員呈現出越剩越多的趨勢。”

歐陽靜有一位36歲的學生，同時也是她婚戀調研的訪談對象。學生告訴她，到了這個年紀，身邊催婚的人都消停了，包括領導、同事，在她麵前也不會輕易聊到結婚的話題，“大家都知道你就這樣了。”

成都，人民公園的相親角處©視覺中國

如果沒法在社會“約定俗成”的年紀順利結婚，取而代之的，就是對個人價值的全方位否定。孟佳經常聽到別人議論隔壁鄉鎮單位一個50歲左右的未婚大姐，“這個人是不是有什麽毛病？”要麽是精神上的，“性格是不是有問題”，要麽是生理上的，身體是不是有缺陷，生不了孩子。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環境帶來的焦慮感。

在河南家鄉的一個體製內崗位工作的曉媛身邊有不少單身朋友。她們表麵看起來過得很開心，私下聊天時，才會透露，自己焦慮得不得了，父母每天在耳邊念叨。有人說氣話，“幹脆找個人隨便嫁了。”曉媛參加一個親戚的婚禮，看見台上像是強行湊成一對的新人，新娘年輕漂亮，至於新郎，“長得很不行。”她替那個女孩感到惋惜：“我們受教育多年，有才華有頭腦有理想，婚姻到底給女性帶來了什麽呢？”她在社交媒體上提醒那些想要回鄉發展，又有結婚意願的女性：沒有做好下嫁的準備，千萬別回小縣城。

曉媛是身邊不少人的羨慕對象。她已婚，丈夫也同在體製內。曉媛來自一個條件不錯的雙職工家庭，丈夫的家庭也不比她差。兩個人性格合得來，又門當戶對。但曉媛也做了讓步，比如接受一個精神上不完全契合的伴侶，“我要是用這個標準，估計這輩子也找不到對象。”

曉媛喜歡看書，曆史、哲學、心理學，她跟丈夫探討書裏的內容。丈夫是醫生，人更務實，這些書沒看過，接不上話，隻能用“嗯、哦”來禮貌回應。兩個人拌嘴，曉媛也會攻擊丈夫：每天按部就班地生活，從不審視自己的人生。

丈夫也不理解，曉媛為什麽總是那麽喜歡追問意義。一個月到頭，有人發工資不就完了嗎？生活的意義，就是工資到手，每周出去，穿暖吃好，多開心，為什麽總是要追問那些東西呢？

“我工資還比你高呢。你每天都想這些東西，工資還是那麽少。”

無論被動還是主動，許多縣域體製內年輕女性停留在了單身狀態。

歐陽靜的論文中，引用了一組她在中西部一個縣城裏拿到的數據。數據來自縣裏的民政局、組織部、人事局、團委、婦聯、教育局和衛生局：

“D縣自2008年以來新招聘總人數為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在這些女性中，目前30歲以上未婚女性約有248人。”

這意味著，在8位女性中，至少有1位大齡未婚。在她們中間，很多是縣城裏最優秀的女性，比如女公務員、女幹部等。

“找對象隻有他挑的份兒”

選擇單身，是因為縣域女性擇偶標準太高了嗎？歐陽靜並不這樣認為。

在她看來，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社會，無論是北上廣，還是中西部小縣城，女性的擇偶意願從來沒有發生過根本性的改變。更值得探討的問題是，為什麽隻有到了當代社會，女性才越來越多地選擇單身？如果說，一線城市的女性單身，與頻繁的職業流動有關，那為什麽回歸縣城，生活穩定的女性，也有做出了相同的選擇？

歐陽靜調研的D縣，體製內單位在2008年～2018年期間的招聘人數中，女性占比是63.3%。其中，教育係統的男女比例失衡最嚴重，80.1%都是女老師。

體製內單位性別失衡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更多年輕、優秀的女孩子會選擇回到縣城。這通常與家庭的期待有關，父母更想讓女兒留在身邊，追求一份安穩的工作。而對男孩的要求，則是到大城市闖蕩，才顯得有本事。正如歐陽靜的一位訪談者觀察到的那樣，“優秀的男青年都去大城市，回到小縣城的都很一般。”

進體製的女生更多，也因為她們的考試能力和麵試能力往往比男生更強。歐陽靜在人事局的調研證實了這一點。在D縣一次教師招考中，30多名男生報了名，進入麵試的有7名，最後隻錄取了3位體育老師。其他科目錄取的全是女性。主考幹部說，單位太缺男老師，如果有男生進入麵試，一般都會考慮錄取，但這次淘汰的四位麵試者“實在太差了，不敢要，怕誤人子弟”。

考進體製的女生，大多自律，也能吃苦。歐陽靜有一個女學生，農村出身，考進了縣城的事業單位。為了能晉升，又讀了公共管理在職碩士，歐陽靜每次上課，都看見她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後來，她順利從原單位考到縣檢察院，還跟歐陽靜提到過，想讀她的博士。

縣城裏的男孩給她的留下的印象截然相反。有一次，歐陽靜到一個縣裏的公安局做調研，一支大隊160人，裏麵140個男輔警，全都是年輕人，臨時工種。歐陽靜很詫異，那麽多小夥子，一個月為什麽願意就領2800塊錢工資。她很快弄清楚，這些年輕人，一般是縣城做生意的富二代，或者是生活優渥的雙職工家庭，有人甚至開著家裏買的名車上下班。這樣的男生，天然有繼承家庭資源的優勢，“他們需要努力嗎？”歐陽靜說。哪怕自己能力一般，也能找到條件更好的女性。

她在論文裏總結道：“縣域體製內女青年普遍想選擇比自己更優秀的體製內男性青年為婚配對象，但縣域體製內男青年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上均無法滿足這一擇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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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尚可的體製男性成了婚戀市場的香餑餑。每年10月份，是D縣公務員的入職時間。這時候，未婚女性的七大姑八大姨、各路媒人紛紛出動，找人牽線，吃飯、散步，爭相預定適齡的新入職男青年。一般半年以內，“就被人家搶走了。”

一位縣檢察院的副科級幹部，身高1.75，長相端正，在縣裏買了房。剛進檢察院，就有人開始給他介紹對象。到後來，他對縣裏所有條件好的女孩了如指掌，隨便報上哪個人的名字，他都知道這個女孩的長相、職級，以及父母的職業，“找對象隻有他挑的份兒。”

另一位小學英語老師，身高偏矮，長相和家庭條件都一般，認識他的女生跟歐陽靜形容，“說話有點娘娘腔”。但這位男老師陷入甜蜜的煩惱。一個學校裏的女同事經常幫他代課、打飯、送水果，約著一起玩。鄉鎮的一個女幹部也時常打電話約他一起散步。還有衛生院的女護士，人長得漂亮，也對他表示有好感，“真的不知選哪個好。”

很多女性要求伴侶“談得來”，認知一致，三觀相同，對長相沒有過多的限製。男性的標準簡單得多，一個男生的原話是，“顏值，顏值，顏值。”

“因為夠他選的。在長得漂亮的女孩中，能選家庭條件好的，可能還會找到一兩個性格好、有談得來的。”歐陽靜說。她的一個女學生為此感到不公平，為什麽她們那麽優秀，卻隻能選擇比自己差的？她寧願單著，也不願意找“歪瓜裂棗”。

現實狀況顛覆了女孩們原有的認知。過去，貴州公務員孟佳原本以為，在婚戀市場，女性向上夠，男性向下兼容。進了體製後，才發現現實是完全反過來的。男性通常優先向上選擇，為未來的晉升考慮，一般會選領導、幹部的親戚，比如女兒、侄女、外甥女。女生幾乎找不到跟自己同等條件的男性，“（同等的）人家都往上找了，你就隻能向下兼容。”

在年輕人女多男少的體製內，孟佳察覺到一種女性之間微妙的磁場。去年七夕，她參加過單位組織的聯誼活動。她化了妝，換上一件稍微有點低胸的裙子，在玩遊戲時，她下意識捂住胸口，又用一張紙巾墊在領口處防止走光。一旁的幾個女孩突然嘲諷她：“穿都穿了，還擋什麽擋？”她沒想到，這樣的話會出自女性之口，有些難過：“我一直覺得女孩子都是很美好的，但換一個環境，就變成這樣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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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璿也覺察到了自己的改變。一開始，她沒有把結婚看作一回事兒。可當身邊的朋友陸續按時交上人生的答卷，她開始擔心起自己的未來。“縣城價值觀單一，它就會更容易植入到你的觀念中去。人很奇怪，雖然知道（婚戀焦慮）不好，還是會有一種趨同性。”何璿說。

她喜歡孩子，但不結婚，就沒法合法擁有一個小孩。父母不可能陪伴自己過一輩子，“以後看著大家萬家燈火，沒有一盞為我而亮。”

領導給她介紹對象，順帶警告她：“XX單位還有一個93年的，你現在不找，以後想跟她一樣嗎？”這話放在剛入職那時，哪怕不是直接對自己說的，何璿也會感到冒犯。但現在她的想法改變了，“人家說的也是事實。”

那些不算愉快的相親還在繼續。以前，她抱著無所謂的心態。現在，她更想快速得到結果：“到底成不成呀，我就那麽點時間。”即使著急，也要保持耐心。她放寬了標準，以往會一眼就淘汰的人，現在還會約著再見一麵，隻要不太胖，不太矮，還是可以再給對方一些機會。

不結婚的女性

在婚戀帶來的巨大焦慮麵前，一些逆反的情緒也在醞釀。

在過去，願意回到縣城體製內的工作的，一般都是願意聽從父母，回到家人身邊的乖乖女，周末爬爬山、看看油菜花，向往傳統的安穩生活。2020年，疫情爆發之後，因為就業問題，回到縣城的高學曆女生越來越多，既有985高校的，也有一些研究生，高知的女性們回到家鄉，進入體製，偶爾也會帶去一些全新的觀念和做法。

幾年前在縣城裏做婚戀研究，歐陽靜沒有聽說過誰是不婚主義者，大家都有積極的脫單意願，考慮的問題也很現實，不結婚生子，那麽多熟人天天催著，還怎麽出門見人？

現在，歐陽靜給MPA（公共管理在職碩士）學生上課，他們都是來自全省各地的公務員。談到單身問題，有的學生會反問她，在體製內工作穩定，收入穩定，為什麽要依靠男人？我自己有朋友，為什麽一定要他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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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靜的同事也跟她抱怨，小孩不知道怎麽回事，念了個大學，回來天天講不婚不育。一個一起調研過的同事給她打電話：“你們大學都教了什麽東西，高中還沒有這種觀念。”

縣城的舊有秩序正受到衝擊。在孟佳身邊，不願意結婚的，幾乎都是家庭條件優渥的獨生女。在縣城體製內上班，家裏幫著買車、買房。衣食無憂，每個月的工資都能投資在自己身上。她們從小生活幸福，不明白為什麽要選一個條件比自己更差的伴侶，婚後生活或許過得還不如現在。

孟佳選擇單身，也有現實層麵的考量。她來自一個農村家庭，父母靠種地、打工為生，家裏還有弟弟和妹妹，無法給她提供什麽幫助。如果找對象隻能“向下兼容”，要承擔伴侶的經濟壓力，“還不如一個人。”

放在過去，一兩個單身女性會被視為異類。但近幾年來，據歐陽靜所知，縣裏85、86那一代人，至今沒有結婚的，已經有好幾十個人。同樣單身的女性們，組成了一個固定的社交圈子。歐陽靜訪談過的幾個女老師，平時都喜歡養貓、養狗。一群人有假期時，就約著一塊旅遊，彼此安慰，彼此支持。春節聚會，一個親戚本來總喜歡躲著親戚，避免催婚。到了三十多歲，眼看著結婚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她開始重新出現在社交場合。別人的“放棄”，反而讓她獲得自由。

情感社會

在湖南、江西、湖北的縣鄉做調研時，歐陽靜遇到過不少發愁的領導幹部。一個組織部幹部說：“這些年部裏招的都是女生，太多了，都找不到男朋友。”另一個縣政府的幹部，把行政大樓十多層挨個數下來，三樓人大、四樓政協、五樓政府辦，每層樓都有幾個大齡未婚女性，加起來大概有二十個。歐陽靜在中部一個縣裏做調查，部門領導們都很配合，還問她：“國家要不要解決這個問題？”

在體製裏，領導熱心介紹對象是常見的事。在曉媛結婚之前，她的領導就問過她的擇偶標準，遇到年齡合適的人，經常幫她要來微信：“加一下嘛，你倆我看著挺合適的。”曉媛不著急，領導反而比她更上心。

如果按照市場經濟的思維，很難理解這種行為的意義。女性選擇單身，不是更能把時間投入到工作上嗎？

在歐陽靜看來，這是縣域體製內單位與大城市市場化的企業最不同的地方。

歐陽靜的一個老同學在深圳工作，當上了公司的中層領導。同學42歲了，仍不敢要孩子，怕休了產假，好不容易得到的位置被會被別人代替。“沒有人關心你結不結婚，生不生孩子，單身就更好了，這樣可以更好地為老板服務。”一個學生在北京上班，她告訴歐陽靜，公司不管你過得快不快樂，不管你每天通勤需要幾個小時，公司關心的是你幹了多少活，有多少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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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赤裸裸的市場邏輯，一個人除了勞動之外沒有任何價值。”歐陽靜說。在她看來，大城市裏的女性看似選擇更多，但是否獲得了真正的自由，尚且有待商榷。“因為整個環境也在逼著你，你根本沒有辦法這樣選（結婚生育）。”

縣城則是另一套規則。熟人社會，也是一個情感社會。家住哪裏，男朋友是誰，父母的職業，親戚是幹什麽的，每個人的信息在單位裏都是公開透明的。歐陽靜將其稱為“類家庭工作場域”，個人生活、情感和工作交織在一起。每年過年，歐陽靜在縣城工作的哥哥姐姐，都要請單位的同事、領導到家吃飯，今天是這個人請，明天再換一個人。彼此參與到彼此的生活、家庭中去。個人的生活，在這種環境中變得邊界模糊。

歐陽靜的家人都在江西一個小鎮生活。去年，她的父親離世。在老家辦喪事，整個村莊的人都來參加葬禮。在縣城的朋友也都趕來隨禮、吊唁，其中就有她調研時的訪談對象。歐陽靜沒想過他們會來，僅僅是一兩次訪談，彼此就建立了朋友關係。看著花圈擺滿宗祠堂，她感覺到父親雖然去世了，但仍有很多人記掛著他。歐陽靜突然有些感動，“這些人怎麽這麽有情有義。”

她常說，自己年過40歲，才回歸到傳統中國文化中，理解中國人的行為。為什麽紅白喜事總是特別隆重，因為它代表著一種社群的儀式，承載著情感，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鏈接。

這也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麽縣城的婚戀問題總給女性帶來更大的壓力，縣城、鄉鎮就像一個中國傳統家庭，講人情，有溫度，但也有侵犯邊界的關心，和以愛為名的施壓。

在情感社會裏，幾乎所有領導都懂得“用感情留人”。比如有些基層崗位工資低，歐陽靜好奇，就那點工資，怎麽動員人？一個幹部回答她，錢不夠，其他方麵就要補足。比如有人家裏碰上長輩生病，或是小孩要上好一點的學校，忙不過來時，領導可以批準放假，需要找關係的地方，領導可以幫著找熟人、打招呼。誰生病住了院，工會領導也會到醫院看望。這些都不是錢可以換來的。

私人的生活需求是被允許的。何璿的父母也是公務員，她記得，自己小時候經常跟著爸爸到單位裏去。大人可以一邊上班，一邊照看孩子。小縣城裏都是熟人，對於有家庭、孩子的同事，人們也都互相諒解。家裏的小孩上下學，大人可以按時去接，不必打卡，也不必嚴格遵守坐班時間。天氣好的時候，就跟領導請個假，到公園去遛娃。“在體製內工作，真的特別適合結婚。”何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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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細心留意過，就能發現，單位裏偶爾會有很久都沒見到過人的工位。那也許是申請了產假的年輕母親，或許是身體不好，請長假調理的同事。他們不必擔心被解雇，也不必擔心休假期間的收入來源，按照規定，長期請假會按一定的比例扣錢，但有些單位領導並不計較，照常按正常上班發放工資。

前不久，已婚未育的曉媛有了備孕計劃。如果換在以前工作的大廠，她絕對不敢跟上級提起。但在體製內，她立馬告知了領導，以便讓他協調分配，減少戶外類的工作。聯係上曉媛的時候，正是周五中午。她準備結束采訪，趕一趟14:30的車，到周邊的城市旅遊，逛書店、看博物館。為了趕出行計劃，她有時會在多請半天假，提前過上周末。領導通情達理，隻要做完手頭的工作，請假一般都會批準。她在踐行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是主線，工作是副本”。

當然，這種寬容也有前提。一方麵，當有家庭的人能夠從工作上脫身，相應的工作就會落到其他人頭上，成了變相的單身懲罰。另一方麵，它默認女性為家庭主要照顧者。就如曉媛所說，“體製內大部分都是男人的江山”。女領導占比很少，“因為你覺得女同誌遲早就是要以家庭為主的。”

縣城是一個複雜的生態，它對人寬容，有時又幾近苛刻。它讓年輕人想逃離，但在外部世界風雨飄搖之際，又變成一座召喚人回歸故土的燈塔。

如今，孟佳依然過得不快樂，時常感到孤獨。但有時候，她也會想，剛畢業就遇到疫情，如果不進體製，普通大學出身的自己，可能在大城市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至少目前，她沒有失業、裁員的煩惱，還有一份穩定的收入，可以不用伸手跟家裏麵要錢，婚戀、生活，也不必向家人妥協。她安慰自己：“現在走的路不是我所希望的，但也許已經是我最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