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請自來 闖入維族家庭的百萬公務員
文章來源: 紐約時報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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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這些“大哥大姐們”來的時候都是一身遠足的行頭。他們結伴出現在村子裏，背包鼓鼓囊囊，行李中塞滿了電熱水壺、電飯煲，以及送給主人的其他各種實用禮物。他們遠離家人，有點難受是顯而易見的，誰願意離開舒適的城市生活，跑那麽老遠來“吃苦”呢。但這些“親戚”（他們被要求這樣稱呼自己）有任務在身，所以當他們進入維吾爾人的家，宣布要住下來時，他們會昂起頭。
2017年11月11日，新疆呼圖壁縣園戶村鎮上三工村，該縣縣委宣傳部幹部許文玲給結對親戚艾則孜·賽麥提（左一）送去艾德萊斯燈籠。
村裏的孩子立即發現來了外人。他們聽見這些人試著用當地的土話跟人打招呼，看到了他們胸前別著閃亮的中國國旗和習近平或毛澤東的圓臉。這些孩子知道該怎麽作出反應。“我愛中國，”孩子們趕緊大聲喊。“我愛習大大。”
在過去的一年裏，位於中國西部的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傳來消息，那裏正在進行一場從宗教和文化上打壓當地穆斯林的運動，並且修建了越來越多有鐵絲網圍起來的營地，把他們拘留、監禁在裏麵。中國政府有時候把這些地方叫做“教育轉化中心”，有時又叫做“去極端化培訓班”，而最近，麵對國際社會的批評，又將其稱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官方媒體最近還報道了通過“結對認親”，大規模進駐少數民族家庭的計劃。
政府稱，此舉是為了應對恐怖主義。的確，這些營地可以看作政府幾十年來為了努力根除新疆穆斯林少數民族當中的“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的一種合乎邏輯的延伸，雖然它荒誕不經。新疆乃至中國，當然經曆過突發的大規模暴力事件，以及維吾爾人因數十年的歧視和迫害生出的絕望情緒所導致的有預謀的暴力事件；然而，中國政府眼下所采取的一係列防患於未然的政策，似乎是基於大多數維吾爾人都是準極端分子的假設上。
外媒的許多報道都集中在了配合該行動而部署的監控技術的空前規模和侵入程度上，以及中國政府如何向其他國家施壓，要求他們協助遣返居住在海外的維吾爾人。但較少受到關注的是，政府動員了超過100萬的中國平民（其中絕大多數是漢族），作為軍隊和警察的補充，住進新疆的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家裏，執行教化和監視任務，他們表現得像大哥大姐，之後卻可能決定是否要把麵前的男女關進那些營地。
作為一名人類學家，今年春天，我回到曾住過兩年時間，研究維漢社會生活的地方，在南疆各地以維族為主的城市聚居區和城鎮，我采訪了漢族平民國家工作人員。在那裏逗留期間，加上之前和之後，通過網絡，我和十多個人聊了去維吾爾和哈薩克家庭當“大姐大哥”的經曆。他們當中包括去執行監控、身份為平民的國家工作人員，也包括這些實施監控者的朋友和家人。
其中一些人是我2011年開始在烏魯木齊搞田野調查時結交的漢族朋友。還有一些人，主要是該計劃直接參與者的朋友和家人，是我在中國境外認識的熟人。另外一些人是我2018年在烏魯木齊和喀什遇到的。
我想了解不同的漢族平民群體如何看待自己在這個人類工程項目中的角色，以及他們為什麽會同意參與進來。我向他們保證，我會保護他們的身份，以後不會在任何出版物上公開他們的姓名。我問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及其目的。我還對他們如何與少數民族，以及彼此之間的互動進行了觀察。我很好奇，他們是否會同情那些他們參與“改造”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
為弟弟妹妹們製定一個時間表是首要任務。每天早上，他們會在村黨支部辦公室外舉行升旗儀式、唱國歌，晚上則參加習氏“新中國”願景的課程。“文化課”貫穿其間。他們用普通話交談，觀看經過批準的電視節目，練習中國書法，唱紅歌。而“親戚們”則一直在對村民進行觀察，做筆記，評估維吾爾人對祖國的忠誠度，注意他們的中文水平，留意他們對伊斯蘭教的忠誠是否有“極端”的跡象。
維吾爾主人用阿拉伯語Assalamu
Alaykum（祝你平安）跟鄰居打招呼？那需要記在筆記本上。家裏放的那是一本《古蘭經》嗎？有人在周五祈禱或者齋月期間禁食嗎？妹妹的裙子是不是太長了，或者弟弟的胡子是不是違規了？為什麽沒有人打牌、看電影？根據當地政府的政策，所有這些維吾爾人的文化實踐，都是宗教極端主義的標誌。
一名維吾爾族男子在喀什市場上試戴傳統帽子。據報，一對夫婦因違反蓄須和罩袍的規定而被判入獄。
當然，他們也有可能去的是一個“健康的”世俗家庭。也許牆上貼著習近平像和中國國旗。也許孩子們不用提示，就會主動講普通話。
最重要的證據，並非總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房客們得到授意，要多問問題。主人有親戚住在“敏感地區”嗎？有認識的人住在國外嗎？他們懂阿拉伯語或者土耳其話嗎？去過村子外麵的清真寺嗎？如果已成年的弟弟妹妹的回答不完整，或者他們似乎在隱瞞什麽，那麽接下來就應該問孩子問題。
有時候，大哥大姐擔心維吾爾人可能會耍滑頭，不管多麽興高采烈地敞開家門，或者宣布對中華民族的忠誠，但在他們的微笑和健康的世俗主義姿態之下，或許隱藏著更為不可告人的效忠，對他們“病態的”宗教方式有著未治愈的忠誠。但用一些簡單的方法，就能測出來。可以給主人一根煙或者讓其喝口啤酒；向異性的弟弟妹妹伸手問候，留意對方是否退縮。或者，去市場買回一些新鮮的肉餡，提議全家人一起包餃子。然後，等著看維族人是否會問袋子裏是什麽肉。
所有這些，都是有價值的證據。所有發現都要記錄在案，寫在本子裏，然後在網上填表。大哥大姐會把一切因素考慮在內，最後形成建議，看看哪位主人可以和自己的子女留在家中，哪位主人應該送走，由國家來修複他們的缺陷。
這些“親戚”基本上是分三撥征召加入進來的。第一波運動始於2014年，政府派遣了20萬名黨員，包括少數民族黨員，在維吾爾人的村子裏常住，此乃“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2016年，第二波11萬名公務員下到維吾爾人的村子，作為“結對認親”運動的一部分，這個運動重點是把“親戚”安置在那些有家人在坐牢或者被警察打死的維吾爾人家庭。
2017年，作為2016年運動的延續，第三波探訪活動開始了。在這個階段，派出了100多萬平民到農村的穆斯林“親戚”那裏，每次住一周，這次的側重點，往往是那些被急劇擴大的“教育轉化”項目關押者的親人。
官方媒體把這些“民族團結活動”描述為一種溫和的政策方針，說它對新疆的“長期穩定做出了巨大貢獻”。在《環球時報》英文版2018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一個跟喀什一戶農家結對認親的幹部，駁斥了西方媒體有關村民反對政府工作人員來訪的報道。他指出，在“結親周”期間，每個政府工作人員每天給“寄居”家庭50元，而且他們“尊重當地維吾爾族村民的傳統”。在本文英文版發表後，《環球時報》11月另一篇英文報道中重申了政府的說法，即“配對與援助計劃”是成功的。報道稱，截至9月，110萬名公務員與169萬多名公民配對，走訪居民4900多萬次。
總的來說，這三撥幹部隊伍下鄉，將國家工作人員與挑選出來的維吾爾和哈薩克家庭配對的做法，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時代的國家工作人員和學生下放向普通百姓學習的做法，頗為類似。當年的國家幹預與眼下與之類似的強製登門的區別在於，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權力正在把城市平民作為國家和漢族價值觀的代表，輸往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農村的“群眾”當中——正如工作手冊所言。在過去，城裏人下鄉是為了“向群眾學習”。
這些“親戚”接到了要如何行事的書麵指導。據我在烏魯木齊、和田的維吾爾熟人說，這些手冊裏提供指導原則，以及需要填寫的表格，然後經數字化放入安全數據庫。在喀什地區使用的一本手冊中，“親戚們”得到了具體指導，要如何讓”群眾放下戒心”。這本手冊（一開始放到了網上，但就在本文要發表的時候，又拿了下來）建議大哥大姐要表現出“熱情”。它指出“不急於開展宣講”，要做出關心他們的家人的樣子，給孩子帶糖果。它列出了一份清單，上麵包括這樣的問題：“進門時家庭成員表情慌張，言辭躲閃嗎？”“家裏是否從來不看電視節目，隻看 VCD碟卡？”“家裏是否還擺放懸掛帶有宗教色彩的物品？”
這本手冊還示意這些親戚告訴他們的“弟弟妹妹”，他們的網絡和手機都被監控了，所以他們關於伊斯蘭教和宗教極端主義方麵的想法，撒謊是沒用的。這本手冊還指示他們要幫助村民脫貧，給他們提供做生意的建議，幫忙做家務。他們被要求上報所有對“扶貧活動”的抵製。
我采訪的公務員及其親屬來自兩個不同的群體。其中4個人認為自己是新疆的“當地人”，也就是“老新疆人”；還有6個人是過去20年裏搬到這裏，也就是“新新疆人”。在許多情況下，他們與該地區關係的長短，似乎決定了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在改造維吾爾社會中所起的作用。
“新新疆人”這個群體以充當“親戚”、給維吾爾社會帶來漢族“文明”而自豪。一些人熱情地談論著中華民族的未來。有的人說，中國終於成為了一個跟其他大國平起平坐的國家。一些人談到了民族主義動作片《戰狼2》，說這部片子讓他們身為中國人而感到自豪。其中一些人以“同誌”互稱，不帶一點諷刺的意味。
“新新疆人”這個群體，說起話來像是真正的信徒。一些人說，他們希望為中國民族主義的蓬勃發展出力，讓維吾爾社會成為中國特質的一部分。他們對我說，教育維吾爾人是他們的責任。一位從廣東來新疆才幾年的年輕人告訴我，“這些維族人隻是文化程度不高，所以才從事這些極端的伊斯蘭教活動，不是他們的錯。他們被強硬的極端分子誤導了。他們不知道這很糟糕。”他告訴我，國家工作人員上門常住令安全狀況得到了改善。他說，“現在，我進維族村子也不害怕了。現在情況好了很多。”
中國國家電視台播放了參加“學習”的穆斯林如何成為守法公民的視頻。
與我交談過的幾個“新新疆人”告訴我，他們2014年來新疆的時候，有傳言說，漢族老百姓被當地維族人殺死。那個來自廣東的年輕人——他喜歡動漫和西方電影，在旅遊局工作——告訴我，威脅現在沒有那麽大了。他說，“我聽說，當初有一些漢族工作人員在敏感地區的維族村莊時被殺了。女的晚飯後出去散步時，維族男子抓住她們，割開她們的喉嚨。”他用手在喉嚨上比劃了一下。“我們普通人很多都不了解恐怖主義問題的嚴重性，”他說。“我們所知道的是，必須要做什麽。”
現在，他感到恐怖主義的迫切威脅已經解除了。自2017年以來，生活在維族村莊的漢人非常安全。不過，他還是說，“親戚們”在村子裏的時候，不允許單獨外出。為了以防萬一，他們外出都是三人一組，其中至少得有一名男公務員。
兩名公務員“親戚”和兩名“親戚”的朋友和家人表示，他們對參與“結對認親”活動持保留態度。這四人都是在新疆長大的“本地人”，也就是“老新疆”。他們抱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村莊的條件艱苦；工作很無聊，他們想念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他們一再提到與家人分開的不便。其中一個“親戚”是第一批長住者，得在穆斯林村莊住滿一年或一年以上。他說，每90天隻能休10天的假。
他們一再告訴我，為了這個工作，感覺被迫在生活上做了很大的犧牲。他們希望回到國有企業或者政府部門當官，或者在國家單位做醫生和編輯。在我采訪的人中，有兩人告訴我，他們或者他們的朋友，若是拒絕參與這個下鄉監控項目，就會丟飯碗，但他們也表示，參與進來的話，等任務一結束，保證會得到提拔。
從2017年9月開始，我跟烏魯木齊一家國企某中層幹部的女兒在網上聊天，她父親是2016年11萬名在“敏感”村莊長住的普通幹部之一。最近她去看過他，對他在村子裏的工作做了一些了解。她熱切地跟我描述起自己的所見所聞，以及她對這件事的看法。她說，作為一個“老新疆人”，她的父親對維族人並沒有什麽放不下的怨氣，盡管他們確實有朋友在2009年的維吾爾族民眾維權抗議和暴亂活動中受傷。她說，父親在一個維族村莊裏住了90天，平均每天的睡眠時間不超過6個小時，一起的有8到10名幹部，有漢人也有維族人。
這位幹部的女兒二十八九歲，喜歡貓和Lady
Gaga，現在生活在美國，用英語跟我交流。她解釋說，自己的父親“被攤上了這個任務”，政府把這些“親戚”隊伍逼得都特別緊，她父親進行過“反抗”，想讓規定靈活一些，不要傷害當地（維族）人的感情。她告訴我，那是她父親當時唯一能做的。
她說，她聽說一些工作人員在村子裏受到了維族人的死亡威脅，但她稱這是“那些人了解他們之前的事情”。據她解釋，之所以發生這種事情，是“因為維族人失去了對政府，或者政府派來的任何人的信任”。在她看來，這不是因為“親戚們”做了什麽。而是維族人誤解了他們的任務。
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視頻圖像下，是和田的許多個安全檢查站之一。
那次交流幾天之後，我告訴她，我把她的話轉達給了幾個維吾爾熟人。他們感到好笑，她父親怎麽可能一方麵監控他們的言論，一方麵還保護維吾爾人的感情不受傷害呢。在他們看來，像她父親這樣的人都是政府的探子，假裝友好而已。他們還說，他們永遠不會信任這樣的人，但會客客氣氣，因為他們害怕這些人會上報他們的言論，把他們帶走。
對此，這位年輕女士說：“嘲笑、懷疑其實很簡單，他們卻沒有意識到或許還有人試圖反抗並找到解決辦法。”
她認為，自己的父親嚐試在“親戚”角色中發揮一點作用，他不去故意侮辱那些受到監視的維族人，同時還允許他們保留一定的尊嚴。
“我爸不是間諜，他已經盡力而為了。我上次見到他時，他瘦了10斤，每天他都跟我說，他覺得無所適從。然而，他又必須完成他的日常工作，努力以個人的方式安慰那些人家。”
然而，隨著對她的采訪繼續，她之前的辯護沒那麽可信了。她告訴我，她父親的任務是在90天一輪的時間裏，每天“兩三個人一組”探訪“村裏的每戶人家”，判斷“這些家庭是否與‘恐怖組織’有聯係”。
她說，她相信新疆過去一直是“恐怖主義的目標”，以及“恐怖主義意識形態”在窮困的村莊裏壯大。她父親和其他“親戚”被送到這些村莊常住是有道理的；她的父親不僅讓新疆變得更安全，而且還幫助村民們認識到世俗化的好處。
她說，事實上，由於這些村子裏的大多數維族人是文盲，在決定哪些人應該被送到“再教育中心”時，他還必須考慮他們的“文化水平”。那些很難融入“主流文化”的人，要麽被送到“再教育中心”，要麽要求他們在晚上或周末上政治課。
她告訴我，所有這些培訓著眼於將世俗價值觀引入維吾爾社會。在她看來，這無疑是件好事。
她說，新疆的主要問題是人們缺乏有效溝通。漢語和漢族世俗價值觀的教育，將改變這個狀況。她告訴我，“新疆可以成為另一個雲南，省外的人會被吸引到這裏，而來自省內的人被同化。”
總的來說，跟我談到上門“親戚”的5位維族人，在說起他們的時候，蔑視中混雜著恐懼。他們形容自己感到被矮化，失去了尊嚴。當中許多人告訴我，他們生活的方方麵麵感覺都像是一場政治考驗。他們似乎對這些“親戚們”能關注到他們生活中的悲傷和困難不抱任何希望，因此拒絕執行他們重塑維吾爾社會的命令。
正如一位家人在和田政府工作的維吾爾中年人在郵件裏給我寫的：“這些漢族國家工作人員看到農民生活在赤貧當中之後，可能會更加同情他們，或者來訪之後，可能會更加鄙視維吾爾人。他們對維吾爾人‘落後’的看法，以及他們作為漢族人的優越感，在這個過程中可能得到強化。”
許多維吾爾人告訴我，“結對認親”最痛苦的部分，或許是它虛弱了維吾爾父母的權威，並摧毀了家庭。他們說，這些“親戚”試圖奪走他們的未來。許多人解釋說，家庭和他們的信仰，是維吾爾人最後的避難空間和獲得安全感的地方。那位中年維吾爾人說，“現在他們奪走了我們的家庭和信仰。現在我們一無所有了。”
大門前的一塊牌子顯示這裏是一座“教育轉化中心”。它是自毛澤東時代以來最為廣泛的拘禁營項目的一部分。
在住在農村期間，這些公務員花大量時間，確保對維吾爾族兒童的教育是用中文進行的，並確保教育中包含了有關新中國的愛國主義元素，淡化他們作為少數民族的差異。網上發布的那個手冊，尤其鼓勵他們通過維族兒童了解真實情況。
在維吾爾人聚居地進行的諸多人類工程項目中，國家通過大量增加講漢語的教師人數，似乎正在努力隔開維吾爾兒童與他們的父母以及維語教育的聯係，並利用刑罰中心體係，減少維吾爾文化價值觀及其規範對兒童的影響。
有一個維吾爾年輕人，我叫他阿利姆，他的哥哥於2018年1月被帶走，他害怕如果嫂子也被帶走的話，自己的侄女和侄子要怎麽辦。這位年輕人穿著緊身牛仔褲，戴著蘋果手表，主要跟我講英語，還會說一口流利的漢語。他說哥哥以遊客身份去過土耳其，他猜測這可能就是他被帶走的原因。他說，他的嫂子“在政府工作人員上門時，仍然有些不服，所以我擔心他們會認為她也需要接受再教育。如果那樣的話，她的孩子將由國家來監護”。事實上，網上發布的新聞報道和政府建築招標都顯示，新疆在建的孤兒院數量出現激增。阿利姆告訴我，他和父母當然很樂意照顧他的侄女和侄子，但聽到許多報道說，拘留者的子女不能由家人照顧。
他用顫抖的聲音說：“他們想把我們的孩子從我們身邊帶走。我侄子8歲。他已經受到了這件事情的影響。現在變得不大愛說話了。”
他說，最後一次在侄子的臉上看到發自內心的笑容，是在他生日那天，打開“父親送的”禮物時。“我們跟他說，他父親從北京給他寄來了樂高積木。我們告訴他，他父親在北京出差去了。他很開心。”
在我交談過的許多下鄉的“親戚”當中——既有本地的“老新疆”，也有近些年來新疆的漢族定居者，他們對於“再教育轉化”中心裏的生活，不太有概念。這兩個群體都把穆斯林被送去的地方稱為“學校”，認為穆斯林在那裏接受現代的漢族生活的教育。
當我進一步追問時，前文提到的那名來自廣東的“新新疆”年輕人告訴我，這些“學校”就像戒毒所。他說，他們也知道對於那些被送到那裏的人及其家人來說，一定很艱難，但若不幹預的話，代價太高。他說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是一種病，必須被“治愈”，這與中國官方媒體的報道中經常出現的一個比喻類似。他說，“這些維吾爾人正接受治療。”
下鄉的“老新疆”對於這些營地，看法就沒有那麽樂觀了。他們說，維族人被送進一個“再教育中心”，可能是因為沒有人保護他們。這個體製就是這樣運作的。也正是因為這個體製，他們這樣的“當地人”必須參與進來。“我們沒有辦法去保護維族人，”一位在烏魯木齊與維吾爾同學一起長大的漢族中年婦女告訴我。“所以我們必須設法保護自己。”
2015年，新疆西部的喀什，以漢族為主的政府加強了對維吾爾人的控製。這些維吾爾人大多是遜尼派穆斯林。
幾名漢族工作人員說，新疆政治的兩極分化到了讓人聯想到“文革”的程度。每個人都必須同意黨的路線，否則就會受到排斥，麵臨牢獄之災。當然，他們說，眼下的人類工程項目的主要目標是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作為漢人，隻要順從，他們認為自己就安全了。
不過，他們還是對以後的情形又擔心。一個年長的“老新疆”婦女說，“我不知道如果我們把那些維族人放出去之後，會發生什麽。”
不管是新來的新疆人還是住了很長時間的新疆人，許多漢族“親戚”及其朋友家人告訴我，他們在公開場合對這項運動必須絕對支持。在工作單位要求他們寫的網絡文章中，漢族的國家工作人員會說，他們在維吾爾人家中住的那幾周所遭遇的困難，表明他們願意為國家做出犧牲以及關切維族人。他們發表的文章和圖片，符合這個運動的口號：“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和“民族團結一家親”。
有人貼出了一些自己大聲朗讀，讓穆斯林少數民族深入體會“習近平思想”的照片。還有人貼出了一張她與她的鄉下“親戚”俯身在一個視頻播放器上看政治講話的照片。就連抱怨個人生活受到影響的國家工作人員，似乎也接受了自己在維族“小弟小妹”麵前扮演自詡的“大哥大姐”角色。他們中的許多人似乎都認為，稱維族男性為爹爹或者弟弟是一種親昵行為，是漢族公務員包容的表現。正如那位中層幹部的女兒告訴我的，她父親在一個“敏感的”村子裏長期擔任“親戚”工作：“現在他在那個村子裏已經住了10個月，當地人都把他當家人了。”
一位年輕的女“親戚”寫道，她讓一位年長的維吾爾族男子和她一起觀看一段黨的領導人的講話視頻時，感覺自己“就是他的女兒”。
在他們的博客貼文中，漢族“親屬”們樂於表現維吾爾族兒童喜歡他們的教導，或者維族母親急切地擺姿勢拍照。他們把這些行為視為好客和熱情的表現。“民族團結一家親”的計劃似乎奏效了。
“親戚們”嚐試以善意回應。常見的做法是向他們的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親戚們”贈送禮物，以此彌補因招待他們，以及警察國家無所不在所導致的收入損失。其中一些禮物是大米和油，給穆斯林“親戚”提供食物補充，但有些象征性的禮物，是為了鞏固漢族訪客們作為文明使命肩負者的地位。
例如，根據網上的宣傳材料，一群政府工作人員給維吾爾農民送去桌子和台燈，方便他們在晚上學習。他們寫到，這些桌子會讓這些農民們更舒服。其實許多維吾爾農民吃飯或者喝茶，並不習慣用桌子。維吾爾人有一個曆史久遠的傳統，就是在一個台子上簡單地鋪一塊桌布，用於吃飯。在他們的報告中，漢人來訪者說這個傳統“不方便”，是維族人貧困的標誌。
我采訪的那些“親戚”，往往不理解東道主對他們角色的看法。也許是因為他們在去那裏之前，並不了解維吾爾人的生活，而且也沒有意識到，他們向其傳授漢族世俗價值觀的那些村民，是何等的恐懼、憤怒與悲傷。
在對下鄉經曆的描述中，那些下鄉的公務員往往沒有注意到，他們所支持的安全機構恰是維吾爾人貧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采訪過一位在烏魯木齊長大的漢族年輕女性（她沒有被派下鄉），她說，她認識的一個工作隊，對於維吾爾家庭把這些“親戚們”給他們的禮物放屋子角落裏的做法感到不解。他們說，幾周後再回去時，那些禮物似乎都沒有用過。他們不明白，為什麽要拒絕禮物。
去年，警察在中國新疆喀什巡邏。
我采訪過的兩名工作人員表示，他們希望與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的互動，能夠培養出真正的友誼。他們說，他們很難過，穆斯林那一方沒有那麽“坦率”。
那位中層幹部的女兒告訴我，她覺得我和我的維族朋友可能認為她“傲慢自大、不關心少數民族的生活”。她認為自己遭到了誤解。她說：“請不要質疑我對維族人或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感情。”她覺得，雖然“親戚”所使用的方法並不完美，但她和她父親都是真誠的。
盡管政府工作人員持續數周的強行上門具有強烈的諷刺意味，但與我交談過的大多數“親戚”都表示，他們希望能夠與“不文明”的維族村民建立聯係。事實上，與他人的近距離接觸，有時會產生特殊的友誼，這種友誼可以培養對差異的包容。人們可以因此從相同的角度看問題。事實上，這正是漢族“親戚們”所使用的工作手冊上警告的“十不要”之一：“不要動搖立場，產生同情，最後被洗腦。”
在試圖全方位主宰生活的極權主義過程中，中國西北部正在發生的暴政，把不同群體的中國公民對立起來。暴政把漢族“親戚”和他們的維吾爾和哈薩克主人強行建立聯係的做法，在導致家庭、朋友和社區分裂的同時，也導致了個體遭到孤立，以及孤獨的蔓延。隨著不自由達到新的程度，這個項目造就了何為正常和平庸的新標準。我交談過的“親戚”替國家做著拆散維族家庭、把他們送進營地係統的工作，卻認為自己隻是“在做一份工”。
我相信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他們似乎根本沒有考慮過自己所帶來的恐怖。他們處在一個沒有新聞自由的環境裏。我采訪的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或不相信，再教育營是中國特有的集中營形式，裏麵毆打和心理折磨司空見慣，也不知道或不相信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會認為送到再教育營是一種懲罰形式。在我采訪的10名新疆漢人中，隻有一人認為，這些營地被用作監獄，來關押那些僅僅因為錯誤的宗教信仰或者民族類別而獲罪的人。
正如戴維·布羅菲(David
Brophy)等人所指出的，在撰寫有關漢族平民參與大規模拘禁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文章時，同樣不能忘記的是，抗拒國家維族人政策的漢族平民，會將自己置於嚴重危險之中。我在新疆的一個漢族朋友告訴我的，在這裏，“哪裏有壓迫”遇到的不是“哪裏就有反抗”，而是“哪裏就有屈服”。考慮到新疆搞的那種警察國家的極權政治，漢族平民似乎常常覺得，他們別無選擇，而隻能參與由國家主導的對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壓迫中。
集權國家的民眾幾乎總是被迫以否認其道德義務的方式行事。為了讓漢族平民拒絕中國政府迫害穆斯林的民間政治成為可能，首先需要的是對中國西北部發生的事情做出準確描述。正如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幾十年前所說的，這樣的係統之所以有效，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參與者被禁止思考自己的所做作為究竟意味著什麽。因為不許思考，他們就無法從那些生活被他們摧毀者的角度去充分想像他們該如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