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模式——這個在薄熙來主政重慶後出爐的所謂新發展模式，一度在中國備受推崇。當地黨校詮釋稱，該模式的實質和核心是重塑了重慶共產黨組織的靈魂，重樹重慶共產黨幹部的形象，重建重慶黨員幹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重拾人民群眾對黨委政府的信任與決心。即連港媒也高調背書，說這是重慶版的科學發展觀，是對共產黨傳統的回歸。

從2010年到2011年，薄熙來的聲望亦達到巔峰。即便麵對記者誘導性的發問，“重慶模式會不會成為中國模式”，他仍自信笑談，稱回答這個問題“會顯得我有野心”。似乎中南海咫尺可望。

但到2011年中，形勢卻似乎微妙地急轉直下。這一年六月，薄熙來率領千餘人的紅歌合唱團，浩浩蕩蕩開進北京，試圖至少找到一位政治局常委為其站台，以期在惶惶中為自己增添些定力。隻是非但常委們集體缺席，連政治局委員也無一露麵，紅歌現場的薄熙來盡管依然笑容滿麵，但形單影隻，頗顯蕭索。

再之後的故事便盡人皆知了，自王立軍奔亡美國駐成都領事館那一刻，薄熙來的政治生涯便已告實質終結。他衝擊了中共的基本規則，成為中共厲行反腐的最根源起點之一。

不久之前，因中國兩會後的輿論需要，重慶市再度大篇幅、成係列批判薄熙來和孫政才，並將前者定性為“資產階級政客”，這在改革開放以來還是第一次。

顛覆中共傳統基因

在中共的政治語境中，“政客”是一個天然的貶義詞，有著來自基因層麵的抵觸。《重慶日報》在文章中說，薄熙來“熱衷於政治表演，嘩眾取寵、沽名釣譽，要麽隻說不幹、弄虛作假，要麽殺雞取卵、寅吃卯糧，要麽貪天之功、據為己有，完全一副資產階級政客的做派。”

這和半個世紀前中共文革中批判走資派的表述異曲同工，“確實有那麽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他們當麵是人，背後是鬼，兩麵三刀，欺上瞞下，玩弄資產階級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可見世殊時異，雖然反腐和文革在意義上南轅北轍，但中共對“政客”的厭惡卻是一以貫之的，對虛偽的“政治表演”，根底上便不信任，極為排斥。

從這一點來看，始終在“表演”的薄熙來，走向敗落實屬必然。他在重慶花樣百出的唱紅打黑；履職三年在渝的各種講話、批示、文章等就以百萬計；“世紀大審判”“10萬人紅歌會”“知名媒體看重慶”……林林總總皆旨在為其拉抬個人聲勢。如果說中共以其政績尚可在初期容忍薄對噱頭和排場的喜好，那麽一旦察覺其政治異心，自然便不會再姑息。

薄的“政治表演”和乖張作風，與中共推崇賢能為官的“初心”，早已離題萬裏。

從《史記》說開來

既然薄熙來被當作官員的反麵典型，那麽中共眼中的賢能官員又是什麽樣的，標準在哪裏？賢能二字，一曰道德、一曰能力，任缺一者則要麽是德不配位、要麽是有德無才，危害都比簡單的平庸要大得多，唯有二者結合才是理想狀態。

曆史的看，縱覽中國各朝史書，有兩類官吏最為受到推崇。如早到西漢司馬遷所著《史記》中的《循吏列傳》，便記載春秋戰國時期的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及李離五人，雖然皆位高權重，卻仁厚愛民、清廉自正，在政績和道德層麵均是士人典範。

同樣在《史記》中，司馬遷亦列出《酷吏列傳》和《佞幸列傳》，對這兩類官員進行批判。他們或者熱衷於嚴刑酷法、肆意殺戮，或者吮癰取寵、專事諂媚，為人所不齒。

可以看到，實際上在奴隸社會晚期，中國便已經對國家組織中的統治階級有了比較清晰的好惡標準，此後隨著儒家大揚逐漸固定為主流史觀，“賢能”成為選官的唯一指標，並深刻浸染了中國人的現實基因。

再往後看，曆代以降，前述所指的兩類官員便漸而突出。一類如諸葛亮、包拯、海瑞、於謙等人，他們賢達清廉、為民請命，對自身的道德要求保持極高水準，人格光輝古今卓然；另一類則事實上是所謂“酷吏”的某種變形，他們都是一時之選的偉大政治家，推動乃至主導了時代的變革，盡管在個別層麵存在過錯或非議，但作為甚偉，瑕不掩瑜，譬如商鞅、李斯、張居正、管仲等各朝名相。

時間走到今天，中國雖然從人治邁入法治，但孕育於文化土壤中的價值觀並未發生根本變化。中共建政以來，受到官方肯定的官員依然不出“賢能”二字，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周恩來、孔繁森、焦裕祿、楊善洲；如略有爭議但傑出引領中國前進的毛澤東、鄧小平。此兩類人，同中國曆來史觀所宏，仍舊恰合。跋扈張揚，製造冤獄、一心謀權的薄熙來，顯然不在其中。

選舉選不出賢官

西方政治將民意放在最緊要位置，雖然字麵上保障了個人權利，但卻逐漸走向片麵。比如2016年美國大選投票率隻有57.3%，也就是說成為美國總統的候選人，其支持率可能隻占全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剩下那麽多人的民意又由誰來代表？

對西方選舉政治的警惕，如低投票率和治理能力欠缺，是促成中國極度排斥“政治表演”的另一關鍵推力。

再則對程序正義的極端追求致使西方政治體製易進易出，近者如特朗普和馬克龍，就任總統之前均毫無從政履曆，是完全的政治素人，乃是依靠對選民心理的精準把握及強大的宣傳策略成功，其本身的能力是不可知的，僅有單薄的口頭承諾可供參考。

這就使得西方政客長於選舉而弱於施政，他們總是高喊合乎潮流的政治口號，捉摸急劇煽動力的宣傳方式，以期在“易進”的大門前，能夠擊敗其他競爭者；而“易出”的設計，又導致各屆政府間常常在政策上彼此翻覆，以兌現對選民的承諾，彰顯自己與對手的截然不同。還看特朗普，在其上任後，短時間內幾乎將奧巴馬的政治遺產清掃一空，卻並不理睬是否會給民眾造成損失。

與西方相比，中國是完全不同的路徑。不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至少在領導人層麵，絕大多數都以政治為終身職業。他們沒有西方政治下的競爭壓力，無需通過攻訐同儕嘩眾取寵。唯一的上升標準便是“拿得出手”的政績，以及經受住監察機構的檢視。在中共《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中，中國的官員選拔結合了政治、品德和民意的方麵，“賢能”仍是核心。

換句話說，今天中國的選拔製，和數千年以來一樣，依舊強調倫理、強調責任，是在培養“公仆”而非職業“政客”，推崇的是“默默耕耘”而非“沽名釣譽”。

在重慶“自立王國”的薄熙來，既犯了文化的大忌，也犯了為官的大忌。他衝擊的並非簡單是中共的規則，更是對中國穩固的“賢能”價值觀的破壞。西方的選票製度不可能充分體現民意，也未必能選出最有能力的政治家，薄熙來想在中國走這條“捷徑”，最終隻能水土不服，走向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