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人語：始於上世紀末的流動人口遷移，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農村青壯勞力。受到體製性因素等的製約，他們的孩子被留在鄉下，荒草一樣生長，終於在本世紀初以成為社會問題的方式，提醒主流人群：在中國城市化與現代化轉型的成本計算中，至少已經漏算了一代人的成長。

在充斥著各種數據、來自各個層麵的留守兒童調查報告中，多是簡單的問卷與局部掃描，全麵而嚴謹的研究付之闕如。在媒體已有的報道中，極端的負麵個案與戴紅花的榜樣少年讓想要理性認清問題現狀的人們，需要付出格外的努力，在主流人群對邊緣故事的講述方式中進行信息的甄別與還原。

這一轉型路上的衍生問題，其解決之道本質上取決於更根本的製度變遷。一個階層的上升通道如果因為太多“結石”而產生梗堵，痛感遲早要傳遞出來被社會的每個部分感知。

在深入采訪的過程中，記者們不僅驚訝於留守孩兒的現狀，同樣驚訝於這一群體背後更為廣大的整個農村兒童教育的困境甚至農村發展的困境。農民的確擁有了越來越多的選擇的自由，在貧窮的陰影與製度的夾縫之下，這種自由的質量體現在哪裏？此時我們才醒悟，“留守”與“非留守”的區別如此脆弱。

“其實不想走，其實我想留，留下來陪你每個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過。”這是時代的流行歌手獻給農民工父母的歌。在時代的大背景下，“新農村建設”未來可以預見的成就，將讓他們走，還是讓他們留？——劉 陽

交臘村的孩子

楊芝豔，一個人的黑夜

交臘村在2003年以前隻有學校有一部電話，村民們要和遠在浙江、上海和廣東等地的打工者聯係，隻有靠這部電話。2003年校長配了一部手機後，學校電話的壓力才減小。

楊芝豔是交臘小學六年級的學生，爸爸很早就離開人世。她兩歲的時候，媽媽改嫁了，現在她和哥哥住在一起。

哥哥叫楊富賢，今年18歲，在黔東南州首府凱裏技校讀書，放假的時候才回家。平時家裏隻有楊芝豔一個人，他們的田自己種不了，就隻有給叔叔種，收穀子時一家一半。能夠送到楊芝豔手中的穀子有200多斤。他們全家還要買米600多斤。她自己喂了兩隻羊，已經有20多公斤了，正在等待新學期的時候把羊賣了掙學費。另外，她還上山采薇菜去賣，一斤15元左右。如果實在不夠，就隻有去借，如果借的是叔叔的就不用還了，他們飯不夠吃時就到叔叔家去吃。

“我看到別的孩子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的時候，感到很傷心。有時候我在家覺得害怕，就和隔壁家的女孩一起睡，有時候還夢見我哥哥，還有我的同學。” 據介紹，她小學階段的書費和學雜費都已經得到滋根基金會的支持，滋根還給楊富賢支付了學雜費和生活費。

楊勝芬，蹲在家裏

見到楊勝芬的時候，她正蹲在她家的一個櫃子下麵，眼巴巴地看著人。她12歲，瘦得隻有皮包骨頭。正在讀二年級，能夠聽懂普通話。記者問她有什麽希望的時候，她說：“還想讀書。”

1997年到1998年，她生了一場大病，治療花了一萬多元，現在已經沒有錢治療，吃飯也吃不到兩碗。現在她的父母都出去打工了，隻有妹妹和哥哥在家裏陪她，上學的時候都是妹妹或者哥哥背她到學校去，她自己走不了。但是她在班上的學習成績一直都是第一或者第二名。

楊玉梅，哭過之後慢慢堅強起來

楊玉梅，三年級，12歲，爸爸媽媽出去打工了。她開始寄住在舅舅家，但從舅舅家到學校有10公裏。舅舅家沒有女孩，怕她孤單，就把她轉伯伯家來，她在伯伯家呆了快一年了。

玉梅的父母外出打工六七年了，每年回來一次，在家呆上幾天就走了，最多在家呆一周。他們在廣州搞裝修，也不知道每月能掙多少錢。對玉梅來說，父母掙錢了自己就有新衣裳穿。玉梅平時很想念爸爸媽媽，在記者采訪她之前，她剛接到父母打來的電話，還沒說話就哭了，後來她才慢慢堅強起來，不哭了。

玉梅的伯伯承擔了家裏所有的重擔，在他的名下隻有一個人的田，好的時候一年能收1000多斤穀子，不好的時候有可能一顆穀子都收不進家，他們租了別人家的5 畝田種，收益對半分，每年能夠收入2800斤左右；還要養雞、豬，這些都要拿出去賣，增加一點收入，根本就不敢吃肉。他還要去做木工，這樣，一家年收入有 2000多元到3000元左右。他還有一個男孩，已經外出打工去了，自己的女孩在雷山讀初中。

伯伯說，他會盡量照顧好孩子，即使“沒有滋根的資助，我們一樣照顧孩子，少吃一點，少穿一點就是了”。

“外逃大軍”成就沙縣小吃

女法官寫出的160封信

從沙縣采訪回來，才知道遍及全國的“沙縣小吃”背後還隱藏著兩種“隱情”。

其一，沙縣24萬人，5萬多人外出經營小吃。這份小吃已成當地的品牌和經濟支柱之一。縣委書記池秋娜稱，經營小吃占農民收入的40%。

上世紀90年代初，沙縣賭博和民間標會盛行。一時間，標會像病疫爆發一樣紛紛倒會，眾人外出躲債。因小吃手藝祖輩相傳，外逃者就地經營，一二十年過去，“外逃大軍”成就了沙縣的“小吃產業”，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蔭。

其二，很多父母並沒有把自家孩子帶在身邊，而是留在老家托付老人照看。如此一來，這支龐大的外出經營隊伍後麵，就有一支數量不小的留守兒童特殊群體。

而留守孩兒童的成長令人擔憂。來自沙縣法院的數據顯示，十多年來，該院少年庭共審結未成年犯罪案件199件，判處未成年被告人388人，其中留守兒童占43%，主要罪行是盜竊、搶劫和故意傷害等。

當留守兒童脫離學校之後，流入社會而又尚未就業，遊弋於家庭、社會、學校“三不管”地帶。他們知識有限，缺乏閱曆，是非難辨，稍有引誘教唆或一時衝動，就可能走上犯罪道路。在外父母通常隻給他們生活費用而忽視其心理變化，等到孩子受外界不良影響淪為少年犯時，父母後悔不迭。

基於這樣的實情，1992年10月，沙縣法院在福建省成立首家“青少年審判庭”，2003年12月，組建“沙縣‘留守孩’維權工作站”。因其成效突出，2004年6月，沙縣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評為全國少年法庭先進集體。

張嶽是這家法院少年庭的庭長。10年前，她還是當地一所職業學校的教師。考入法院係統之後，她就一直呆在少年庭，從書記員一直做到庭長。

而張嶽的角色似乎也從起點回到了原點。“當我在庭上，麵對被告席都是十五六歲的孩子，與他們交流時，這些失足少年泣不成聲，驚恐而又無知地問我，審判完我可以回家嗎？我會被判死刑嗎？此時，我心裏總被觸動，想到以前自己從事過的教師職業。教師的職責是教書育人，少年庭的法官就像一名‘特殊教師’。”

倪誌強的緩刑判決

父母在廈門開小吃店的倪誌強，因一場爭強好勝的鬥毆而在沙縣“一夜成名”。

倪誌強原是當地某職業中專學校的住校生。一回與社會上一幫人發生口角，雙方約定以武決鬥。兩夥人手持鐵棍、刀具和劍，交鋒城郊麻公嶺。倪誌強這夥把對方一人砍成重傷。這場鬥毆震動全縣。倪誌強這邊9人，6人是其同學，均為在校生。事後，這所學校即被縣委政法委列入重點整治對象。致人重傷者雖非倪誌強，可他驚恐萬分逃往廈門，躲進父母的店裏。

倪父原是名鄉村教師，本想外出掙錢為兒子上學所用，可脫離父母管教的兒子卻犯下傷害罪。倪父即刻把小店轉讓，帶著兒子回沙縣公安局投案自首。

由於案情複雜，從偵查到起訴幾乎花了一年時間，到了張嶽手上進行審判的時候，有8個被告、4項罪名、28頁的判決書。

倪誌強所為顯然構成了故意傷害，按正常量刑，致重傷害者，可判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作為主審法官的張嶽，在庭審合議之後，判倪誌強為緩刑。

“這個結果當時是有爭議的，我們也頂著壓力，萬一倪誌強在緩刑期間重新犯罪怎麽辦？”

張嶽告知記者，少年庭對於留守兒童的判決，要考慮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他們遠離父母，跌倒了，我們要扶一把，不能判完了事。而判緩刑，我們就要做更多的幫教工作。難怪，有個失足留守兒童的母親在給張嶽的信中說：“你們的判決給了孩子重新做人的機會，而不會讓他們產生破罐子破摔的心態。”

為了養家，倪父還是回到了廈門“重操舊業”，並經公安機關的批準，把兒子帶到廈門監管。現在，倪誌強已在廈門一家公司找到工作。

3年160封信

同樣因故意傷害罪入獄的陳毅斌此前已被公安機關行政拘留5次，在法庭上聽到法官4年6個月的判決表現出一臉的不在乎，“我五進五出看守所，今天的判決書就算是我進出看守所的畢業證吧。”

陳的父親同樣在外忙於生意。而對眼前的陳毅斌，張嶽決定用疏導的方式與他交朋友。

張嶽與失足留守兒童的書信往來，3年就有160多封。

下麵是張嶽與陳毅斌的書信“對話”。

——2003年4月30日。張嶽姐姐，我想拜托您一件事，不知道您可不可以幫我去找我爸爸一下，因為現在天氣冷，這邊沒毛衣穿，我沒有錢買毛衣。如果我老爸不來看我，叫他可不可以寄點錢給我。我長這麽大，除了我叔叔奶奶外，就你對我很好！我想要你做我姐姐行嗎？

張嶽回信：你說沒有毛衣禦寒，我心裏很擔心，馬上聯係你父親，但還是沒法找到。我希望你別太傷心，我會給你寄去毛衣、毛巾，還有一些食品。春節來了，希望你快樂，也希望聽到你受嘉獎或減刑的消息。

——5月3日。在少管所的日子，我覺得自己真的變了許多，不會再像以前那樣愛打架了，而且有了自己改造的方向。現在我已經有6個嘉獎了。

張嶽回信：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從你獲得6個嘉獎也可以看出你正在積極努力改造，真心希望下次再去幫教時，你已經獲得了減刑，加油！努力！告訴你一個小秘密，我到法院工作之前當過老師，所以今後你可以稱我為“張老師”，老師總是要教育學生成材的，你願意當一個特殊的學生嗎？

——5月8日。也許你回憶童年，是件美好的事，但對於我來說，我不敢想，因為我的童年給我心中帶來了極大的傷害。我覺得要找一個朋友很難，我希望你能教導我。

張嶽回信：交朋友特別是最可信任的朋友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現在處的環境特殊，交往的人也有限，等將來改造好了回歸社會，會有更大的接觸麵，我們以後還可以麵對麵來談論這個問題，好嗎？

幾年來，張嶽的周末差不多都是在辦公室度過，那是她給這些失足“留守孩”回信的時間，也是與她的這些“特殊朋友”談心的時候。

顧及敏感的心靈

在張嶽看來，失足留守兒童的心理反應格外敏感，因此沙縣法院少年庭的“圓桌審判”就充分體現了人性化的設計。

普通的法庭布局均有三個落差，審判席最高，公訴人和辯護人其次，被告最低。而沙縣“圓桌審判”的結構是，被告、辯護、公訴和法官的位置是平行的，並且連成一體，呈半圓狀，象征母親張開雙臂擁抱改過自新的孩子。被告席的桌子設計成翻開的書本，意寓未年成人在接受審判時，就像在課堂一樣，做錯事了，要學會改錯。而法庭的主色調是乳白色的，含義是洗刷過去，重新書寫人生。

張嶽告知記者，在這樣的環境下審判，有助於消除未成年人在法庭上的緊張情緒，避免他們的兩個極端：或者法官問什麽，就盲目認罪；或者什麽都不說。

不僅如此，張嶽還要求主審法官在每個案件的《判決書》後麵附加“法官寄語”，針對留守兒童的敏感心態，因勢利導地給予開導和鼓勵。

曾有一回，當張嶽主審的一個案件的《判決書》送達看守所之後，七八名同號在押的犯人傳閱她寫的“法官寄語”後，推薦了一名“代表”給沙縣法院寫來一封信。

他們說：我們多數都是“留守孩”，我們的父母在外麵，我們是多麽想念自己的親人，多麽渴望有自由的生活，但是，悲慘的命運降臨到我們頭上。看到“法官寄語”，我們想到的是，你們都有一顆善良慈母般的心，希望你們能給我們一點改過自新的機會。

留給政府的責任

沙縣僅夏茂鎮的“留守孩”就有1200多人，這部分人群因缺少家庭的教育和看管逐漸成為社會治安的一個隱患，單純依靠張嶽們的“青少年審判庭”和“沙縣‘留守孩’維權工作站”，確有力所不及之處。單靠法院而沒有配套製度，許多幫教工作就有可能前功盡棄。

該院副院長餘其興對記者說，“留守孩”問題應該納入社會的綜合治理，現在他們走的是兩條線，一條是司法係統的，包括公檢法司，另一條是社會的，包括工青婦，關工委、街道社區等等。而司法係統內部因為涉及財力、人力反而不好弄，比如少年犯和成年犯關押在一起容易“交叉感染”，我們提出分押，但沒錢解決不了。我們的詢問、起訴，都需要懂得少年犯罪心理方麵的專家，但我們的人才還不夠。

社會那條線，目前在沙縣做得相當活躍。就在記者采訪的時候，沙縣方麵正在召開有關“留守孩”成長的專題會議，縣委副書記潘峰、副縣長邱華英協調教育、公安、計生、法院等等眾多政府部門，明確提出要形成政府合力解決留守兒童問題。

現在，他們專門為留守兒童創辦了全日製學校，建立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調查製度，與失足留守兒童父母建立“監管保證書”和“成長新生書”製度，在街道社區設立“留守孩愛心矯正勞動教育基地”等等。各種跡象表明，這個縣在繼續拓展小吃產業的同時，也正在對留守兒童負起責任。

過去半年，他們的生活就像電視劇

譚海美在城市，譚海美在鄉村

2005年前後，她的經曆像是一場夢。之前，她在城市的垃圾堆上艱難求生，在巢湖邊上的小山村裏寂寞讀書；之後，她成了全國留守兒童的楷模，在人民大會堂發言，被電視台、報紙不停地采訪。

爺爺給她取的名字叫譚海美，意為“像大海一樣美麗”。在她艱難的生存故事背後，確實有著美麗的品格，但社會的苦難與功利也在其中暴露無遺。

3 月15日，記者去安徽尋訪這個13歲的小女孩時，恰好碰到合肥市團委一行人也去找她。“我們找她拍宣傳畫。”團委少兒部主任尹玲說。團委要成立一個扶助留守兒童的基金會，打算找譚海美做代言人，他們帶去了扮演老師的模特以及新華社的攝影師，加上碰巧湊在一起的本刊記者，我們一行進入巢湖邊的小村時，儼然一個龐大的采訪團。

爺爺對此似乎早就習慣了，“從北京回來之後，已經記不得有幾批人來看望我們了。”他拿出了一疊包括中央電視台記者在內的名片，甚至把需要回答的問題已經準備好了一個書麵材料。

這個小鎮從來沒有如此熱鬧過，盡管這裏是一位國家領導人的故鄉。爺爺說，過去的這半年，他們一家人的生活就像電視劇。而其實，之前的10多年，他們的生活更像一部關於苦難的記錄片，平淡而真實地記錄著時代轉型中的個體境遇。

在一次又一次地被慰問和采訪後，爺爺現在學會了一句話，並想當然地認為這是一切變化的根源：我們海美現在是全國留守兒童的代表了，上了電視，全國人民都看著她呢，(雖然，電視台的采訪已經播放好多次了，但是沒有電視的一家人從來沒有看過電視上的海美是什麽樣)，她的未來，不僅僅是我家的事情，也是政府的大事情。

村民們都說，自打去年上電視後，爺爺就把這些話放在嘴邊，聽起來有些誇張。但這似乎並沒有錯，譚海美確實因為額外增加的一個身份“留守兒童”，而改變著命運。

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去城市打工的潮流席卷整個中國農村，持續至今。見識了城市的繁華後，這股潮流中的大多數人再也沒有心思返回鄉村，但他們無力將整個家庭搬遷到城市，他們留在鄉下讀書、成長的孩子被社會學家們命名為“留守兒童”。在譚海美就讀的學校，這樣的孩子占60%，在全中國，據不完全統計，有 2000萬左右。

幸運的是，譚海美一家平淡的苦難有了這樣一個機會被社會記錄下來。

垃圾山上曾是家

上世紀90年代，打工潮正熾，和中西部大部分村莊一樣，安徽省肥東縣六家畈鎮湖光村的大多數勞力紛紛外出打工，譚國平就是其中一員。1993年，譚國平一家悲喜交加，女兒譚海美出生，自己卻在一次事故中，被坍塌的廣告架砸掉一隻手，喪失了勞動能力，換來的是700多元的賠償。無法麵對苦難的媽媽，在生下譚海美6個月之後，悄悄地跑了。“據說跑去了新疆，10多年了，再也沒有回來過，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譚國平隻好帶著女兒投奔在合肥市揀垃圾的奶奶，奶奶在城裏的垃圾山上有個“家”。垃圾山位於合肥最大的鋼鐵廠附近，鋼廠以及全市很大一部分生活垃圾都堆積在這裏。日積月累，垃圾堆成了山，有10多米高，山上長出了花草，加上奶奶種的菜，光禿禿的垃圾堆有了幾分生命的氣象。

鋼廠裏，信佛的老人特別多，但一直沒有一個固定的佛堂，最終大家出主意，在垃圾山頂辟出一塊平整的土地，用廠裏的廢舊磚瓦蓋了兩間平房，一間做佛堂，一間就做看堂人的住處，信佛的奶奶一直承擔著這個差事，這裏也就成了譚海美的家。

隨後的10年時間，中國的城市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所在的合肥也不例外，但那個垃圾山沒有任何改變，他們一家的生活也沒有改變，隻是簡單地重複，即使譚海美已經進入了當地小學讀書，一家人仍然沒有什麽特別的事情可供回憶。像她這樣在城市郊區學校借讀的孩子在合肥市多得很，在整個中國的城市邊緣更是不計其數，沒有人會注意到一個借讀的小女孩以及垃圾山上頑強生存著的這家人。

在合肥市郊的漕衝小學，譚海美和城裏的孩子沒有太大不同，穿得幹幹淨淨，紮著小辮子，蹦蹦跳跳地去上學、遊戲；在課堂上講普通話，成績中等；放學後，跟在奶奶身後揀垃圾，像很多借讀的孩子跟在爸媽身後賣菜、燒煤球賣炒麵一樣。

信佛的奶奶一直是這個小女孩最大的依賴，“我們吃自己的，喝自己的，不丟人。”跟在奶奶身後揀了近10年垃圾，這樣的話，譚海美不知道從奶奶那裏聽了多少次。對他們好的人，奶奶都讓譚海美記在心裏。“有一次，我打電話找她，奶奶接過電話後大聲喊‘海美，媽媽的電話’，這讓我大吃一驚。”尹玲說，後來她才知道，凡是對她們有一丁點幫助的人，年齡和媽媽差不多的話，奶奶都會讓譚海美叫媽媽。

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家人的創收能力越來越弱，但上學需要繳納的費用卻越來越高。直到2003年，一家人揀垃圾所得終於沒能湊齊580元的借讀費，譚海美不得不返回老家的小學讀書，奶奶和爸爸留在城裏揀垃圾，她跟著爺爺回到了鄉下，老房子早已坍塌無法居住，爺爺幫打工在外的鄰居照看小孩，正好可以寄居在別人的房子裏，70多歲的老人擔負起3個孩子的衣食住行，還包括教育，這裏也就成了譚海美的新家。

新學校跟以前的學校也完全不同了，老師管得鬆，學習要求一點都不嚴，班裏56個同學，其中54個家長在外地打工。對於這些新同學，譚海美的第一印象並不好，“他們不講普通話，非常凶，不懂禮貌，我跟同桌天天吵架”。她的普通話腔也總是惹起同學們的嘲笑。

新夥伴們的現狀大都一樣：父母在城裏打工，跟著爺爺奶奶生活在鄉下。他們的未來也幾乎可以預見：讀完中學，去城市跟著父母一起流浪。能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隻是極少數，而且，越來越高的讀書費用和大學畢業後越來越難找到工作的現狀，讓村裏相信讀書改變命運的人越來越少。

雖然一開始有隔膜，但城裏讀書的經曆，讓譚海美有了一種性格和學習上的相對優勢，很快她便成了“孩子王”，組織了自己的新夥伴群。由於學校離家很遠，夥伴們就先在她家集合，然後一起騎自行車去上學，放學後一起在她家裏做作業。

新夥伴裏，有個叫蔡青青的讓譚海美記憶深刻，他性格孤僻，爺爺和爸爸都去世了，媽媽在北京打工，家裏隻有奶奶，而且聽力很差，整天沒有幾句話講。每年都是燒好了年夜飯，才能等到媽媽回來。

從小村到京城

在六家畈鎮養正中心小學讀書的兩年裏，周圍的同學都和自己一樣，爸爸媽媽不在身邊，這讓譚海美很快有了一種歸屬感。一次家長會時，她看到全班同學要麽家長沒來，要麽來的是爺爺奶奶，這讓她萌發了組織一個“打工者兒女之家”的想法，並很快得到了孩子們的響應。

在老師的幫助下，她的組織更換了正式的名字，製定了有模有樣的隊規，成員很快發展到28人，隨後又在學校推廣，增加到117人，她“孩子王”的身份變得正規化了。

“其實，主要就是可以一起做作業，一起玩。”在垃圾山上長大的譚海美，最了解孤獨的感受，她隻是比其他孩子多了點組織才能。但她沒想到，這個簡單的行為給她帶來了難以想象的變化。

在譚海美的生命中，2005年是另一個重要的年份，這一年，共青團中央、教育部和中央電視台等5家單位組織評選全國十佳少先隊員。她的故事被老師寫成材料，逐層上報，一直到團中央。在她被稱為“留守兒童的楷模”，她組織的“打工者兒女之家”被命名為“留守兒童之家”後，通過了層層篩選的她，得以第一次坐火車，第一次住賓館，第一次去北京，生活開始了戲劇性的改變。

一家人都鬧不明白這一切變化因何而來，10多年在城市與鄉村之間艱難討生活而無人關注，2005年何以發生如此大的變化？爺爺還是在中央電視台記者的提醒下，才知道自己的孫女是全國留守兒童的代表，雖然，他並不十分清楚“留守兒童”的準確內涵。

但是，團中央、教育部以及一撥一撥去采訪的記者們都知道，2005年有些新的變化。這一年，人們都在提“新農村建設”，農村的一切變得重要起來，農民的孩子也得以進入主流社會的視野，就像20多年前，人們大範圍關注城裏的孩子，擔心過分溺愛使他們成為“垮掉的一代”，並為他們製造了一個名詞：小皇帝。

如今，當國家終於把目光投向農村時，人們發現，農民工這些留在家鄉的孩子，麵臨的不是過分溺愛，而是缺乏教育，缺乏關愛，急劇上升的犯罪率讓他們有了成為“毀掉的一代”的危險，他們是鄉村的未來，是阻斷貧窮代際轉移的希望。

2005 年10月12日，譚海美第一次來到人民大會堂香港廳時，她被眼前的金碧輝煌刺得目眩，雖然已經經過了好幾天培訓，老師反複教她如何站立、如何發言、如何答禮等等。但她上台發言時，卻感到“心裏特別難受”，依然很長一段時間都緊張得無法開口。當她在大腦經曆一片空白後，終於克服障礙時，人生仿佛上了一個境界，後來回到安徽，所有人都說，譚海美像變了一個人。

“蔡青青也在北京”，在北京的幾天，應接不暇的榮譽和接見中，她想起了蔡青青。她知道，小學畢業後，他就被媽媽帶到了北京，幫著賣菜，再也不回老家了。但她沒辦法找到那個性格孤僻的小夥伴，也許永遠都聯係不上了。北京比合肥還漂亮，譚海美說，她也想留在那裏。

可是，這個13歲的小姑娘終究還是要回到老家去讀書，許多年後，她也許有機會再來叩開北京的大門，而她的小夥伴已經留在那個金碧輝煌的北京了，但也許很多年後，卻依然叩不開這座城市的那扇門。

害怕被社會遺忘

回到安徽，譚海美被評為“安徽省十大新聞人物”。進入2006年，她又有了新的榮譽，在中宣部、團中央聯合舉辦的“全國青少年身邊最讓我感動的人”評選中，當選為10個“感動人物”之一。如今，在搜索網站上輸入“譚海美”三字，5000多條目錄顯示的全都是與這個苦難的小女孩有關的故事。

雖然一家人仍然在貧苦中掙紮著，但2005年發生的一切，讓老師和家人都樂觀地相信，譚海美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奶奶花了一大筆積蓄，做了一堆鏡框，把她在北京的照片一張一張地裱起來，掛在垃圾山的小屋子裏最顯著的位置。

很長一段時間，爺爺都認為，他們是活在全國人民的目光下，而不是被人遺忘的垃圾堆裏。中央電視台的節目播出後，每天都會有幾十封信從全國各地飛來，噓寒問暖讓習慣於被遺忘的一家人不知所措。

3月14日，和團委的尹阿姨約時間拍照片時，譚海美還在北京返回安徽的火車上。原來，3天前，北京一個自稱中央電視台的節目組打電話約她去北京做節目，並通過縣裏有關部門把電話打到了學校，學校隻好趕緊讓班主任陪著她趕到北京參加節目。

五年級最堅強的同學

高岩小學是雷公山腹地方祥鄉的一所比較大的小學，這個學校的五年級一共有25個學生，記者和誌願者一起在這個班做了一項活動——評選最堅強的同學。

在我們的鼓勵下，全班評選出金劍平、金貴、金權、賀秀花、金麗美、金麗華6位同學為最堅強的同學，然後，我們到他們家裏去家訪。

金秀花：希望自己到廣州去

2005年6月1日，我們來到金秀花家。金秀花16歲，她家居住在距離高岩有一個半小時路程的水溪村。我們進門，問到她害怕不害怕的時候，她和另外一個女孩抱著頭哭了起來。

她出生之後不久，父親就去廣東打工，媽媽3年以前也去了。爸爸兩三年回來一次，一個月打一次電話回來，都囑咐她看好家，不要亂跑。爸爸媽媽在一起打工，打電話回來的時候是一起打的，每次秀花都哭，爸爸媽媽隻是鼓勵她加油讀書，說沒有知識在外邊很苦。

金秀花的父母外出打工的原因是他們家地少，全家隻有一個人的地，5分5，種地連一個人都養不活。

從爸媽出去打工的時候起，金秀花就和哥哥一起生活，後來哥哥到縣城讀初中，家裏就隻有金秀花一人了。晚上她就把燈全部打開，一個人看電視，想睡覺的時候全部關掉。

2005年春節的時候，爸媽不回家，讓她去廣州過年，她第一次看到了城市的高樓大廈。現在，她不希望爸媽回來，她希望自己到廣州去，和他們在一起。如果他們都回家的話，飯就不夠吃了。

金權，看到總理討工錢就想到爸爸

金權15歲，在記者采訪的所有孩子當中，他家的條件算最好了。木樓上裝上了藍色的玻璃，家裏電視機、影碟機都有。這在當地一般的農村家庭，已經算是難得。

金權的爸爸媽媽都40歲了。20年前他們剛剛結婚，爸爸就去了廣州打工，5年後媽媽也跟著到了廣州。

金權出生以後，爸爸又去打工，搞建築。有一次去了4年才回來，“我想爸爸，想他好好工作，他也在想我們，希望我們好好讀書。”

他平時和父親的聯係都是打電話，前幾年兩三個月打一次電話，這幾年電話費便宜了，他們不到一個月就能打一次電話。金權很少跟爸爸說話，都是媽媽去接的，有時候媽媽哭了，說是在外邊工作很苦，回來吧，爸爸就說為了我們能夠繼續讀書，他隻能呆在外麵。

“我看到溫家寶總理為民工討工錢的新聞，就想到爸爸很苦，希望他們好好工作，我好好讀書。爸爸沒有文化，讀書隻讀到二年級。我有時候夢見他被別人欺負，有時候大吼一聲，要伸手去打欺負他的人，但一伸手就醒來了。他希望我們不像他，要我們一定要做一個有知識的人，以後有工作了，一定要好好掙錢。”

金貴，姐姐說讀書為了不受欺負

金貴是記者采訪中年齡最大的孩子，已經18歲了，按照國家的標準已經算是青年了。在高岩小學五年級的教室裏，他個頭最大。當同學們把他推選為“最堅強的同學”時，他樸實的麵孔掛上了淚花。

金貴住在水溪村，家裏的房屋隻有一間是完整的，那是姐姐金燕的臥室。姐姐金燕19歲，在三中讀初三，一個星期或者幾個星期回來一次。姐弟倆在家的時候，不管誰做錯事了，都會相互批評。“姐姐特別關心我，我也會關心姐姐，她對我說要好好讀書，不要調皮，不要和其他孩子一樣，沒有知識去打工，就會被人欺負。”

小時候金權經常生病，流鼻血、發高燒，因此他上學比較晚，18歲了才上五年級，但他的成績在班上一直處於中上等的水平。

金貴父母去浙江打工已經兩年了，他們做的是修建高速公路，每個月能有400到500元的收入。“我看見別人和爸爸媽媽在一起高興的樣子，就想到我在家裏一個人太孤單了，他們在家的時候，說好話我就聽，說不好的話我就睡覺，現在想讓他們罵我、打我都沒有機會了。”

“我讀書是為了以後建設我的家鄉，我們這裏沒有通公路，我要好好建設，把家鄉變成旅遊區，讓全世界的人都到我們家鄉來。”

“想到我父親63歲了還出去打工，我就想哭，為了減輕父親的負擔，我隻有努力學習，自己種菜，自己種地，姐姐來了我們倆就一起去種，不來我就一個人去種。以後我要好好讀書，找一份好的工作，媽媽53歲了，我擔心沒有錢去上學，爸爸老了，我怕他不能支持我去上學。”金貴說，“如果父親不打工，我準備自己先借錢，放假的時候去打一次工，掙錢了再還。聽說搞完普九，初中收費就會提高，將會達到300元，現在是250元左右。”

遙遠的爸爸媽媽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被發展甩在後麵的西部農村出現了大量的打工潮流，人們擁向富庶繁榮的東南沿海地區。在他們走向城市的同時，留下了他們的老人和孩子，漸漸蒼老的老人漸漸管束不住漸漸長大的孩子。

1996 年，教育部主管下的“中國滋根鄉村教育與發展促進會”成立，在中國的北京、貴州雷山分別設立了辦公室，支持上萬名女童和孤兒入學、支持鄉村醫生以及開展農村可持續發展工作。提供資金支持的滋根基金會由海外華人1988年在美國創立，宗旨是促進以人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人民對人民的援助。2006年3月 24日，中國滋根在貴州雷山召開了大型鄉村發展交流會。

雷山縣所屬的黔東南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的世界十大返璞歸真、回歸自然的旅遊勝地之一，在中國，同時獲此殊榮的隻有西藏。但由於經濟的貧困，黔東南也是中國外出打工最徹底的地區之一，除了具有悠久曆史傳統的民族文化麵臨消失的危險以外，留守兒童問題也在一天天加深。

2005年6月，記者在貴州雷山滋根基金會的項目點采訪時，記錄下很多留守孩子的故事。

影像中那些留守孩子

在今年的“兩會”上，來自重慶的全國人大代表、西南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劉明華就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做了一個提案，呼籲全社會來關心這些孩子，不要讓他們生活在教育的真空下。他還參加了中央電視台一期關於“留守兒童”問題專題節目的錄製，節目播出之後，劉明華接到一位導演的電話，邀請他前去觀看一部剛剛製作完成的電影，名字就叫做《留守孩子》。

打電話來的是劉君一導演，電影《留守孩子》就是他的作品，他同時也是這部電影的編劇和投資人。在全社會對“留守兒童”這個社會問題的關注逐步升溫的時候，劉君一以一個影視工作者的身份加入了這個行列，拍攝出第一部此類題材的作品。

當天的會議結束後，劉明華就去觀看了《留守孩子》，看過之後，他給出一個簡潔的評語，“很感動”。他還表示同意導演在劇中提出的針對“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方案，跟他的想法不謀而合。

幾天之後，電影於3月17日在拍攝地湖北襄樊舉行了首映式，並開始在湖北的一些城市上映。

刻意回避極端的電影

《留守孩子》的拍攝地選在湖北襄樊，劉君一導演的家鄉。故事以襄樊的一個小鎮為背景，片中人物都講著一口襄樊話。

小主人公名叫王小福，父母外出打工後，跟奶奶一起生活，奶奶雖然身體不錯，但不知道怎麽教育孩子，遇事隻有著急和哭泣；另一個主人公杜小葦，跟多病的爺爺住在一起，承擔著照顧家庭的責任；他們的同學月月在父母外出打工後，跟弟弟一起寄住在嬸嬸家，放學後一邊幹著繁重的農活，一邊忍受著嬸嬸的謾罵。他們的生活狀態分別代表了“留守兒童”的幾種類型。

幾個孩子在“野生”的狀態下成長，打架、遲到、去網吧玩遊戲，在被網吧老板欺負後，產生了報複的念頭，在路上的伏擊中把網吧老板打得鼻青臉腫，引來了警察的介入。後來，一群孩子因為思念父母，湊錢雇了輛跑長途的汽車奔向廣東尋親。

“留守孩子”的境遇引起了派出所民警孫大陽和長得跟鞏俐有幾分相像的班主任老師小芹的注意，於是這對情侶決定承擔起照顧孩子們的責任，在鎮黨委書記和其他熱心人士的幫助下，建起了“留守孩子之家”(這也就是劉明華代表所說的“解決方案”)。在“留守孩子之家”熱熱鬧鬧地開張中，影片結束了。

這部電影全部啟用了非職業演員，有20多人是在襄樊本地招考的，小演員中大多就是貨真價實的“留守孩子”。影片的一個高潮是“留守孩子”讀信，班主任布置作文《給爸爸媽媽的一封信》，讓學生在課堂上朗讀。麵對鏡頭，孩子們讀著讀著自己就哭出來了。剛剛被網吧老板打了的王小福口述了他的作文，傾吐了對長期不在身邊的父母的怨恨：“爸爸媽媽，你們知道嗎，我恨你們，你們一走就是兩年，一回來把我打一頓，走時候扔點錢。我學習不好的時候你們在哪？我生病的時候你們在哪？有人欺負我的時候你們在哪？有人打我的時候……我恨你們寄回來的錢，你們出去掙錢，把我變成孤兒、野種，叫我被人打，有爹媽沒爹媽一個樣，不如靠我自己。爸，媽，我跟沒人管的仙人掌一樣，混身長滿刺，長的難看，紮人！”

記者問劉君一，信是孩子們自己寫的，還是他給寫的。劉君一立即反問：“你覺得假嗎？”說實話，除了王小福的這段傾訴中的個別句子，所有孩子的表現都很真實，對臨時學習了一段表演的小演員們來說，實屬難得，以至於劉君一自信他們將會在表演上拿到獎項。

由於在題材和演員選用上的特點，《留守孩子》難免要被人拿來與張藝謀的《一個都不能少》作比較。劉君一說，有些看完片子的人認為，《留守孩子》在各方麵都要比《一個都不能少》好。

非職業演員們的出色發揮使整部片子遠離了記錄片風格，但電影在情節上卻沒有很“故事化”，除了個別場景值得商榷，沒有任何聳人聽聞的鏡頭。劉君一表示，他拍的“不是特殊角落裏的特殊人群的特殊遭遇，而是轉型期農村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所以不但沒有對現實進行誇張，而且刻意規避了一些極端的個案。

湖北省文明辦未成年人教育處處長羅丹青認為，《留守孩子》表現的並非湖北的特殊情況，而是對全國情況的概括和總結。他說他在同劉君一討論這部片子時也提出了批評意見，認為結尾顯得過於匆忙，提出的解決辦法有些草率。羅處長並不認為建設“留守孩子之家”是個好辦法，因為這不但需要資金上的投入，而且在人口居住分散的農村，每個村都建也不現實。

廣電總局電影局藝術處處長陸亮對影片的評價基本是正麵的，他說《留守孩子》真實、樸實，以動人的細節展現了農村孩子的生活狀態，而且不僅簡單地呈現，還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一部成功的片子”，至於會產生多大的社會效果，還要看發行做得如何。

“花錢買個樂意”的電影

劉君一沒上過大學，早年是個先鋒詩人，現在是北京君一影業公司的老板，但還堅持寫詩。《留守孩子》是他的第三部電影作品，他的第二部電影《一百萬》曾在紐約國際電影節上獲得最佳外語片獎。目前，他執導的一部電視劇剛剛在北京開拍。

劉君一稱自己身上有一種老派的中國文人情懷，雖然不再是平民(劉導演並不認同這種說法，他反問記者，為什麽我就不是平民了呢，因為有沃爾沃嗎？)卻有著平民意識，這是他敢於挑戰市場規律去拍一部農村兒童題材電影的原因。

去年年初，他籌拍一部名為《看電影》的電影，到農村去搜集素材尋找靈感。在這過程中，他看到了關於“留守兒童”的報道。一個叫栓栓的孩子，母親去世，父親外出打工，奶奶下地幹活的時候就把他拴在樹上。他還遇到一個七八歲獨立生活的孩子。這些孩子的故事打動了劉君一，於是他“很衝動地”在一天之內決定，停下正在籌備的片子，轉而拍攝一部以“留守孩子”為主題的電影。

《留守孩子》可以說完全是反市場的，沒有哪個投資人願意出錢拍這個故事，因為題材是農村的，導演又不是張藝謀。劉君一曾說，這樣題材的影片，如果不是他自己投資的話，把劇本拿到任何一家電影機構，最終的結果一定是被拒之門外。

幸好劉君一自己還有錢，他拿了200多萬出來，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完成了所有的製作環節。劉君一說，在決定拍攝的時候，他就做好了虧本的準備，“這些錢對我們不算什麽，拍一部電視劇就有幾十萬，再拍幾個廣告就回來了”，“等於花這麽多錢買一個樂意，圖一個心理表達的痛快，有話想說說出去，就行了”。

劉君一將這部電影歸結為是“一種呼籲”，呼籲全社會更多地關心社會轉型期出現的這個新的龐大的弱勢群體。由於預算緊張，電影在技術指標上達不到更高的要求， “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真實”，這對一個純粹的電影人來講，不存在任何的挑戰和吸引力。推動他去做的是一個善良的願望，一部電影也許改變不了什麽，一個電影人的力量也很有限，但總得去做。

但是，《留守孩子》在發行上的前景卻比預計的要樂觀，很有希望進入主流院線，隻是劉君一現在沒有錢繼續去做發行了。他指望著剛剛開拍的這部電視劇，賺到幾十萬，他會把發行繼續做下去。

觀眾的反應也讓他開始琢磨另一個問題：掏錢進電影院的觀眾到底需要什麽？“作為一個有良心的藝術家，我們除了賺錢、除了拍攝一些慣常的電影電視劇以外，是不是還需要表達一種關懷？表達一種對田園、對普通百姓、對草根階層的情愫？”

企圖影響社會的電影

“如果說人大代表用文字來做提案，我就是用影像的手段做了一個提案。”在采訪中，劉君一這樣說。顯然，他不僅希望電影可以打動觀眾，也期待電影所呈現的“留守孩子”的生活能夠進入公共話語的討論範圍。

劉君一分兩個層次表述：一是希望，讓看到《留守孩子》的人都能對這個群體表達一種關注，盡他們的能力去關心這個龐大的群體，關心這一代人思想的培養、人格的形成，促進社會變得更和諧。二是奢望，即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出台一些可行的具有操作性的辦法，來解決“留守兒童”問題。

一部反映現實社會問題的電影首先要做到影響世道人心，這是作品發揮影響力的根源。雖然《留守孩子》在藝術表現力上算是成功的，但是它要麵對的是一個消費性的社會，在這個時代，一切都可以並已經轉化為消費，包括苦難和真情。眼淚是可以花錢買到的，渠道不單有《留守孩子》這樣的現實題材電影，也包括好萊塢巨製《金剛》這樣的科幻片，後者在眼淚之外還附贈視覺和聽覺的衝擊。

眼淚市場給《留守孩子》留下了空間嗎？劉君一個人還是自信的，他說，如果觀眾真的被感動了，真的買到了眼淚，這個眼淚就不會白流。電影所表現的真實會留在潛意識裏，隱隱地牽扯著他，一旦在城裏遇到需要幫助的農民工和他們的孩子的時候，這部分潛意識裏的感覺可能就會被激發出來，從這個角度說，那些流淚者已經加入到族群的和諧中來了。

就第二個層次而言，政府層麵對“留守兒童”問題的關注在某些地區已經有所行動，影片中“留守孩子之家”在襄樊開張雖然隻是故事的一部分，但現實中它已經在湖北監利出現，孝感、鹹寧等地還推行了“代理家長”製。

電影局藝術處處長陸亮說，按照慣例，電影局對於《留守孩子》這一類有社會意義的影片，會向中宣部、教育部等相關部委發文推薦。如果操作得當，電影《留守孩子》和政府相關部門的舉措有可能呈現相得益彰的局麵。

政府能做些什麽——以江西全南為例

“‘留守兒童’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沒有辦法解決的。”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院長葉敬忠說。

2004 年底，葉敬忠教授主持了一項對中西部農村“留守兒童”的調查研究，並將研究結果結集成書。他作出這樣的判斷並非悲觀——事實上他的團隊的研究結果表明， “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之間的差別並不顯著——而隻是在陳述一個事實：“留守兒童”群體是轉型期間的產物，外出打工的農民不可能全部回家，否則他們就會失去主要的收入來源；進城務工者也不可能將孩子帶在身邊，城鄉二元結構沒有給他們的子女提供方便的生活和受教育的機會。

全國到底有多少“留守兒童”？沒有人確切知道，根據統計口徑(有以父母一方外出為準，有以父母雙方都外出為準)的不同，估算出來的數字相差懸殊，但都以千萬為單位。如此龐大的群體不容忽視，問題雖然無法解決，但至少可以改善。2001年左右，媒體上開始出現關於留守兒童的報道，多以極端案例為主，引起了社會的關注。2004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革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幹意見》頒布以來，一些地方政府推出了針對留守兒童的政策和措施。

江西省全南縣就是其中之一。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做的“留守兒童”問卷調查，讓全南的所作所為被更多人知曉。

真實或表象

全南縣位於江西省最南端，與廣東接壤。也許由於地理上的便利，留下了數千名留守兒童。全南對“留守兒童”的界定采取父母雙方都外出的標準，如果以一方外出務工為準，統計數字將會增大很多。

全南對留守兒童的關愛措施並非首創，而是響應上級號召而開始推行的。2004年下半年，同屬贛州市管轄的於都縣率先開展了“留守孩關愛工程”，《光明日報》注意到這一現象，用頭版頭條的位置於當年11月進行了報道，中宣部、中央文明辦還將全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創新獎”一等獎頒給了於都。次年3月，贛州市在總結於都經驗的前提下，將“留守孩關愛工程”在全市範圍內推開。

在上級紅頭文件的指導下，全南成立了工作小組，並製定了相關工作的時間表：2005年3月到5月，為調查摸底階段；4月到10月，組織實施階段；11月為檢查督導階段；12月為總結提高階段。

經過調查走訪，全南縣總結了留守兒童的幾點主要表現：一是人格發展不健全，19%的人從不與同學、父母、監護人談心，46%的人偶爾與別人談心。該縣竹山小學五年級的一名學生，從小與奶奶生活在一起，性格孤僻，曾跟同學說自己就是課文裏那個可憐的“小凡卡”。在奶奶離她而去之後，被寄養在嬸嬸家，她覺得大家都不要她了，便喝農藥自殺，幸好得到及時救治。

二是學習成績普遍欠佳，47%的人作業完成情況“糟糕”，74%的人在父母外出務工後成績下降。全南縣實驗小學校長劉詩年告訴記者，該校在對留守兒童情況進行摸底後發現，留守兒童基本上屬於班上學習成績最差的部分。但學習不好並非留守兒童的共性，葉敬忠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就發現，“留守兒童”在學習上呈現兩個極端，好的特別好，差的特別差，學習好的大多是理解父母的辛苦，而另一部分孩子則早早地接受了“讀書無用論”。

三是道德凸現危機，31%的人平時有說謊的習慣，15%有過偷東西、破壞公物等不良行為。他們大多跟祖輩生活在一起，隔代教育最容易出現的就是溺愛，劉詩年校長說，他們學校曾有過爺爺奶奶到學校幫孩子做值日的情況。祖輩傾向於在物質上滿足孩子，由於文化程度的限製，極少能輔導孩子的功課並在精神上進行引導。

全南縣教育局教育股股長繆聖輝談到這樣一個案例，該縣陂頭鎮中心小學有一個學生，忽然間變得很壞，“什麽事情壞他就做什麽”，老師感到不解，了解後才知道，原來是他的奶奶找人給他算命，算命的說他這輩子注定要被槍斃，當地土話叫“打靶鬼”，於是他開始自暴自棄，並對老師的教育持抵製態度。

四是違規違紀現象多，“留守兒童”待人處事往往帶有盲目性、隨意性和衝動性，有的甚至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有20%的人經常遲到曠課，22%沉迷於打遊戲，30%有過打架鬥毆的經曆。

對照已有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全南縣對留守兒童問題的概括似曾相識，各種研究結果幾乎都在圍繞這幾方麵打轉。葉敬忠教授在梳理了現有的成果後指出，這些研究在假設上存在片麵性，“究竟哪些問題確實是父母外出打工造成的，哪些又是由於其他因素導致的”？全南縣對轄區內留守兒童問題的概括也沒有超越這個局限。在研究沒有從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的時候，得到的結論可能都是表象，甚至是一種可能起反作用的表象，即將留守兒童問題變成“問題兒童”問題。真相是什麽？我們隻能說，目前仍沒有定論。

關愛：有勝於無

按照贛州市的統一要求，“留守孩關愛工程”大致可以概括為“三知、三多、三溝通”和“一組、一員、一中心”。

教師被要求為留守兒童建立信息卡，並對信息卡實行動態管理，要知道他們的基本情況、知道監護人的情況、知道父母的去向及聯係方式。各學校要建立“心靈驛站”，有專人在特定時間接待並解答他們的問題，教師要多與其談心(每半月至少一次)，多開展文體、征文等活動(每周一次)，多家訪，了解校外表現(每月一次)。“三溝通”的意思是教師要定期與孩子的父母、代管人、校外輔導員溝通。

全南縣實驗小學的“心靈驛站”開通了親情熱線，供孩子們與在外務工的父母聯係，號碼為2639961，取永久的“六一”兒童節之意。劉詩年校長說，起初他曾經擔心，將留守兒童作為一個群體獨立出來照顧，是否會造成新的歧視，讓這些孩子在心理上感到壓力，但結果比預估的樂觀，這些孩子在學習等各方麵均有改善，可是他沒有具體的數據支持這個結論，隻是一種直觀的感覺。

在南逕小學的“心靈驛站”內，牆上掛滿了留守兒童的征文和班主任老師與他們的談話記錄。該校五年三班的譚世仕在作文的開頭寫到：“假如我是一朵小小的雲，每天一上完課，我就立即飛到廣東去，飛到爸爸媽媽的身邊。”

在 2005年9月14日譚曉珊老師與8歲的譚昕的談心記錄裏，留下了這樣的記載：主題，學習不夠專心，喜歡吃零食，幫助其改正不良習慣；過程，通過與監護人溝通，今後少給其零花錢，該生也認識到吃零食是不良習慣，以後一定改正。在與11歲的四年級學生李江婷的談話記錄裏可以看到，教師主要針對“厭學情緒”與她進行了溝通。

在教學條件稍艱苦的小慕中心小學，學校沒有開辟專門的“心靈驛站”，校長陳鄉柱說，他們學校三年級以上的學生都住校過集體生活，“留守”與“非留守”日常感覺不到差別。他要求各班主任建立留守兒童檔案，在本班範圍內注意可能出現的問題，相當於“把一個專門的心靈驛站分散開來”，當然，如果上級來檢查的話，也會做一點表麵工作。

“一組”是學校要為“留守兒童”組織校外學習小組，由高年級學生任助長，配備指導教師；“一員”是校外義務輔導員，以教育局、鄉鎮政府的名義聘請老黨員、老教師擔任。南逕小學就請原全南黨校校長、退休幹部譚其心擔任了這一職務，每月給留守兒童上一次輔導課；“一中心”是實驗小學的“留守兒童托管中心”。

托管中心就設在實驗小學校內，學校撥出三間房子作為宿舍，有一間廚房，卻沒有餐廳，中午吃飯就借用一年級的教室，午休時臨時將課桌當作餐桌，急急忙忙吃完，收拾妥當再騰出來上課。

這個托管中心原是由兩名下崗女工謝軍、陳勤英於1999年創辦的，二人下崗後為尋求再就業，接受外出務工者的孩子予以照看，第一年二人隻招收到一個孩子，每月收費220元，此後越來越多的人將孩子送給她們照看，到去年已經有50多人。由於物價上漲，費用調整為每月300元。

在 “留守兒童關愛工程”推廣之後，實驗小學在2005年9月開始與謝軍和陳勤英合作，將托管中心搬到校內，成為關愛“留守兒童”的一個主要措施。該托管中心總共聘請了12名工作人員，有的專職負責孩子的飲食起居，文化程度稍好的負責分年級輔導功課。雖然條件艱苦，但有序的管理讓家長們放心。謝軍說，有些沒有外出打工的家長也想把孩子送進來學習生活，但由於硬件條件的限製，托管中心已經無法接納更多的學生了。

正如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在於減少農民，全南縣各級教育工作者在關注留守兒童問題時也在致力於減少留守兒童。在全南縣教育局的統計資料裏，有兩組相差懸殊的數字讓記者感到不解，留守兒童總數一種說法是4503人，一種說法是3671人。

教育股股長繆聖輝解釋說，前一個數字是2004~2005下半學年的統計數字，後者則是2005~2006上半學年的數字，半年之內，“留守兒童”總數減少近千人。南逕小學教導主任鍾君泉的說法似乎可以佐證——在開家長會時，他建議外出務工的家長至少要有一方回來照顧孩子，他的理由讓這些家長無法回避：“賺錢還不是為了子女嗎？”

隨著中國農民工人數的增長，他們留在鄉下的子女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的留守兒童群體。近年來，關於留守兒童的負麵新聞頻現報端，人們開始以複雜而微妙的心態關注著這個在社會轉型中衍生的新群體。

記者為此專訪了中國青少年研究會副會長、青年政治學院常務副院長陸士楨教授。

不要高估留守兒童問題

《南風窗》(以下簡稱《南》)：在我國快速的社會轉型和城市化過程中，人口遷移流動日益頻繁。留守兒童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該群體的增大引發了哪些問題？

陸士楨(以下簡稱陸)：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流動人口開始大規模出現以來，留守兒童就產生了，但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引起關注，應該是在本世紀初。現在從農村出來到城市打工的已經不像早年大都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很多人已經進入婚育年齡，早年出來打工的年輕人也到了婚育年齡。再加上農民工人數增加，留守兒童群體有了一定基數，一些問題隨著時間積累開始顯得嚴重。

留守兒童群體除了一般的經濟困難之外，更多的是在父母照料、情感發展上和健全農村家庭孩子之間產生區別。留守兒童的監護權和發展權往往沒有得到落實，這種有缺陷的幼年生活對他們的價值觀和感情發展有一定影響，隨著他們年齡增大，幼年時有缺陷的生活帶來的問題會凸顯。有些人到了一定年齡就會到城市找父母，他們接受教育的程度和連續性也會有問題。

諸如此類的問題，使得留守兒童生理和心理的成長產生了一些危機，犯罪和受到罪犯侵害的可能性就會高於健全家庭的孩子。如果放任這個群體以這樣一種生存狀態長大，會增加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南》：2004年8月，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發展研究院對湘鄂贛川豫等地的115個自然村的留守兒童、實際監護人、學校校長、任課教師和在京務工的部分留守兒童的父母進行了調查。根據這個調查和後續研究，您認為留守兒童的問題嚴重到什麽程度？

陸：留守兒童還不是一個完全處於特別困難境地的群體，對問題的嚴重性不能估計過高。我們的調查顯示，有些指標不是那麽嚴重，一些媒體報道是個案性的，可以說這個群體發生問題的機率是高的，但沒有任何一項研究表明，這個群體問題發生率高到什麽樣的比例。我們現在還沒有一個全國的、很準確的研究，基本都是局部的研究。

研究院目前正在做《留守兒童的權利保護與社會綜合支持措施的調查和分析》的課題，這是國務院婦兒工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委托做的。這個課題成果會有助於解決留守兒童問題。

很難采取一刀切的政策

《南》：在農民工問題解決之前，在社會轉型和城市化過程中，這個問題有沒有可能獨立解決？

陸：留守兒童問題是社會轉型和發展中的衍生問題，從根本上解決需要很多方麵配套發展，但是隻要留守兒童群體減少或者發生問題的機率下降，不構成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留守兒童的問題就不成為問題了。從這個意義上說，獨立解決是可能的，可以有很多方法緩解這個問題。

從政策層麵來說，要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質量。另外涉及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體製改革，在江蘇、浙江的一些富裕地區，已經有了一些政策。在湖州，企業給那些已經成為技術工人的農民工提供住房，鼓勵他們接子女來城裏讀書，不收高價學費。在義烏等地，規定企業必須給農民工一定社會保障投入。

單純靠政府拿出很多錢來解決這個問題不太現實，在很多地方，靠農民工創造了大量財富，這些地區應該拿出部分資金用來解決農民工的家庭養老等社會福利及保障問題，這樣就可以解決部分留守兒童問題。不能要求全國都這樣做，但可以呼籲富的地方和企業有所行動，發展應該惠及農民工。

《南》：其它國家或地區在社會轉型階段，是否也曾麵臨類似問題？

陸：中國的情況和他們不一樣。中國人口基數非常大，留守兒童群體的數量也很大，西方沒有一個特殊群體有如此巨大的人數，我們不可能像西方一些國家一樣有固定的服務模式和大量資金來支撐。

另外，中國和西方社會很大的不同是，從兒童福利視角看，中國傳統的福利體製是不健全的，社會性特征不突出，在農村，個人生存發展權益不能得到完全保障的兒童，是靠家庭和家族力量解決的，這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也是中國社會結構特征之一。但這和現代社會福利製度的理念是相悖的，根據現代理論，社會個體的福利責任主要是國家和社會的，也就是說要用社會和國家的力量解決個人可能遇到的困難。

我們國家享受福利的人隻是單位職工，兒童的問題是由家庭承擔的，現在國家還沒有能力把這些全部負擔起來。所以解決留守兒童問題，中國很難完全借鑒西方模式。

《南》：根據我國國情，解決或緩解留守兒童問題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陸：關鍵是整合社會力量，推動機製建設。我國有些地方已經做了一些有益嚐試，比如江西婦聯係統、江蘇如皋等，他們的做法給了我們很大啟示。一是在學校裏以教師為主，一個老師負責幾個孩子，臨時監護，也有聘請臨時、補充監護人的，這是當地組織的一種行為，而不是某個學校的個體行為。二是由共青團、婦聯等組成專門機構，抽出部分人專門做留守兒童工作，定期和留守兒童聯係。三是政府整合社會力量專門辦留守兒童之家。這種機構對留守兒童主要是照料性的，形式不是最好的，但也能解決部分問題。

有的地方還采取一些輔助形式，通過和父母通信等活動加強孩子和父母的聯係，減少孩子的孤獨感。還有一些地方發動教育部門，利用節假日召開留守兒童家長會。同時，農民工流入地的政府也積極調用資源，為留守兒童創造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條件。

我認為，解決留守兒童問題，地方還是有一些方法的，也希望政府和有關部門盡可能多提供可選擇的模式。就國家來說，解決留守兒童問題很難用一刀切的政策，要想全麵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體製的完善，比如建立留守兒童教育和監護體係。

《南》：您剛才介紹的幾種模式都需要一定的資金投入。

陸：資金確實是個問題，完全由政府出資是不現實的。我的建議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方，政府多出一點，一般地方，可以發動一些民間組織和社會團體的力量，條件較好的農民工也應該出一點。

製度與意識

《南》：根據《義務教育法》，我國義務教育實行戶籍所在地就近入學的原則，適齡兒童少年隻有在其戶籍所在地才能享受國家所規定的義務教育。外出務工者如果帶孩子進城就讀，必須繳納較高的借讀費和學雜費。無力負擔的農民工隻好把孩子送回農村。有關規定是否客觀上促進了更多留守兒童的產生？義務教育法有沒有修改的必要？

陸：這個規定其實已經在打破。一些城市已經批準成立打工子弟學校，我們也在定期培訓他們學校的老師。北京的借讀費已經取消了，上海等城市也有類似的做法，絕大多數城市都采取了盡力減收、少收、免收借讀費，取得社會資金等多方麵的支持。

《義務教育法》以後可能會修改，但它的修改與否不是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根本。

《南》：打工子弟學校是不是政府推行的方向？

陸：不是。一開始這些學校都是不合法的，而且大部分教學質量等相關條件沒有達到要求。但是因為一時半會留守兒童的問題還很難解決，政府開始有選擇地批準一些條件較好的打工子弟學校。現在單單海澱區就有近20所打工子弟學校，但被批準的隻有很少幾所。

這隻是暫時解決的辦法，更重要的，從城市就讀政策來講，是取消借讀費，盡最大可能為有條件到城市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提供方便；從農村教育體製來說，要有好的機製幫助留守兒童建康成長。不管采取什麽辦法，核心的目的就是讓這些孩子接受正規教育。

《南》：是不是應該在法律中明確外來工子女教育的管理主體，並規定對農民工子女隨父母異地上學的相關保障機製和法律責任？

陸：理論上講，教育部門應該不僅管理本地有戶口的孩子，還要把沒戶口的孩子也管理起來，但是實施起來比較複雜，比如大量的流動人口怎麽統計？政府投入的市政設施也好，教育資源投入也好，都是根據當地戶籍數投入的。有朝一日戶籍製度改革到位了，自然可以把農民工及其子女納入當地政府管理主體。現在在法律上進行硬性規定不太現實，對當地政府部門也不公平。

《南》：1998年，公安部、教育部聯合出台政策，要求外出打工人員的子女教育要以流出地為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日留守兒童的問題。這項政策是不是應該取消？

陸：我的理解，當時出台這項政策主要是針對流動兒童，防止他們失學。其實目前我們並沒有強調以流出地為主。作為一個衍生問題，其解決不能隻看一個視角。現在我們能做的，就是通過多種手段減少留守兒童的群體，並盡可能為他們提供好的環境。

有一點我很想呼籲一下，現在很多農民工經濟上還可以，城裏的學校也不再收取借讀費了，農民工的子女上得起城裏的學校，但這些孩子不願去，因為他們覺得在那裏會受到歧視。

60年代初，西方社會 離婚率上升，大量出現離異家庭兒童，在當時這些兒童可以說也是一個特殊群體，而且數量較大，當時西方的做法就是大力宣傳進步理念，減少社會對這些兒童的歧視，提高社會對他們的認可程度。

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除了國家政策、戶籍製度等方麵的改變，還涉及人們的意識，這一點一定要重視。社會越往前發展，越不是所有問題都是靠政策和錢就能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