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流行音樂大佬組成的“縱貫線”全國巡演最終到了尾聲，備受矚目的專輯《北上列車》《南下專線》也即將問世，就像曝光的首支單曲《亡命之徒》熱血沸騰的氛圍一樣，四個人轟轟烈烈地北上南下，蔚為壯觀。巡演最末的時刻，羅大佑在我們麵前，說起那些還隻是羅大佑時候的事兒。

羅大佑到上海是為了“縱貫線”全國巡演的最後一站演唱會，四個老男人，年紀加起來逼近200歲，要不是張震嶽稍微減了幾歲，幾位老先生真要突破200歲大關了。話說2008年剛過完年，滾石老板段鍾潭和另外兩個巨蟹座流行音樂大佬—羅大佑和李宗盛—一起喝酒侃大山，12瓶紅酒下肚，三個喝高了的人拍腦袋想出一招絕的：組一樂隊。

第二天，段鍾潭用兩瓶紅酒搞定周華健（兩瓶酒據說還是周華健自己帶的），又一個電話擺平張震嶽。華語樂壇超難搞、最牛的樂隊於是橫空出世，假想敵是五月天和蘇打綠。

2009 年1月，央視春晚的舞台上，“羅大佑們”抱著吉他，敲著鼓，首次以“縱貫線superband”樂團的形式，在長達7分鍾的時間裏為全國觀眾演繹了《真心英雄》《親親我的寶貝》《童年》《愛之初體驗》4首經典老歌，以及新單曲《亡命之徒》。後者是羅大佑為樂隊寫的第一首歌，不知道是不是歌名和春晚的喜慶氛圍不同，這首歌當時改名《出發》。

四人組合和原本孤軍作戰的狀態完全不同。羅大佑覺得組團之後，原本熟悉的李宗盛和周華健忽然陌生起來，音樂理念的差異也曾經讓他們拌嘴，但羅大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音樂最怕的是一成不變”。

3 月開始，台北、香港、北京、杭州、西安、成都、哈爾濱……一直到7月11日的上海虹口體育場，“縱貫線”可謂“縱貫”全國。除了老歌新唱舊瓶裝新酒之外， “羅大佑們”籌備許久的作為組合的專輯也即將推出：8月8日推出的《北上列車》和之後計劃的《南下專線》。他們聽各地的民歌，到雲南高原訓練，目的就是要保證新唱片的品質。羅大佑對他們的音樂能力深信不疑：“這張唱片不僅不同凡響，而且一定能賺錢。”

即將推出的專輯能不能改寫大家心目中四巨頭的固有形象？恐怕不可能。《出發》並沒有如他們所有暢銷金曲般流傳一時，歌迷對“縱貫線”的狂熱，最終的投向其實是自己。那些老歌曾經陪伴著“70後”的年輕人讀書、高考、戀愛，當皺紋爬上他們偶像的臉時，歌迷自己也經曆生老病死，白發，在黑發中間蔓延。以羅大佑為例，我們記憶中的黑衣、墨鏡的羅大佑已永遠被取代，那個憤怒的、憂鬱的、批判的羅大佑，那個寫出纏綿悱惻的《滾滾紅塵》的羅大佑，已經和那個年代依依作別。如今再回說那些過去的閃亮的日子，以及那些日子裏輾轉反側的不眠夜，才明白眼前的羅大佑早已不是那個羅大佑，這已是個告別羅大佑的年代。

“小妹”確實是對張艾嘉的昵稱

時代周報：1974年，你怎麽會為衛道中學學長林懷民的雲門舞集作曲的？

羅大佑：其實不是作曲。那一年，林懷民正好到東海大學講舞蹈藝術，然後他聽說東海有個年輕人彈鋼琴彈得很不錯，於是通過我的同學來找我，當時他隻是需要有人幫他彈一些節奏，他帶了6個舞者來向東海大學的學生講舞蹈是怎麽訓練的，需要一些伴奏。他找到我，我就彈給他聽，我彈一小段然後就問他：“是不是要這樣子？”他說不是不是，要那樣子，我就按照他的意圖彈一個節奏給他，當然那是完全即興的東西。現在想來也是蠻有趣的。

時代周報：《歌》是你發表的第一首創作曲，用的是徐誌摩的詞。

羅大佑：也很奇怪，歌曲有時候要慢慢碰到正好合適的歌詞。1974年我寫《歌》的時候隻寫了旋律而已，歌詞也寫了，但我覺得很爛，那是硬填進去的一首歌詞，但是我一直覺得旋律還是很不錯。

一直到1977年我寫電影《閃亮的日子》的主題曲，又重新把這首《歌》翻出來，它成了電影中的一首插曲，也就是張艾嘉演的角色在友人去世後，到他的墓前唱的一首歌。編劇在劇本裏用了英國女詩人克裏斯蒂娜寫的詩，中文由徐誌摩翻譯，當我讀到這首詩的時候，我突然想起3年前寫的一首歌，結果一拍即合，真是很巧。有時候一首歌要耐心等待，等到真的對的時候才出手。

時代周報：1977年，你投入商業音樂創作，為電影寫歌。那是怎樣的機緣？

羅大佑：朋友介紹，1972年的時候我組了一個學生樂隊叫“Rocks”，樂隊鼓手在《閃亮的日子》裏擔任副導演，電影需要有懂音樂的人來負責電影配樂這一部分，包括什麽錄音哪、樂團哪、處理樂器的事情哪等等。我的鼓手朋友知道我能作曲，於是將我推薦給導演，導演聽了我的歌之後覺得正是他需要的，就這樣子。

時代周報：1981年，你首度擔任唱片製作人，製作張艾嘉的《童年》，收錄單曲《小妹》，據說“小妹”這是你對張艾嘉的昵稱，是這樣的嗎？

羅大佑：對，“小妹”確實是我對張艾嘉的昵稱。

自己寫歌和做製作人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給每一個不同的人做製作都會不同。張艾嘉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優秀的音樂人，雖然當時她還隻是一個優秀的演員，但是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唱歌，一個不會跳舞的人也可以去跳舞，當然如果是一個會表演的人更有優勢，不管是她的身體表達還是聲音的表達，這種表達的能力她已經具備了，所以我覺得她來唱歌根本不是問題。

我的強項是作曲，我給自己作曲和製作唱片並不是什麽難的事情。這裏的重點是我給其他人製作唱片，我就要幫她找到她的喉嚨和嗓子，而且要設計一些不一樣的特色，使得這些歌曲變成適合她的年紀，適合她的形象，適合她自己的故事，所有這一切編成她的整體音樂專輯，有點類似於給她寫個劇本，把她設定在這樣一個場景裏麵，做成一部有聲的電影。

時代周報：可是到上世紀80年代，《童年》時代的風格大變，你寫了許多批判性的歌曲，一改鄧麗君時代的小調曲風。

羅大佑：《之乎者也》這張唱片（以及隨後的《未來的主人翁》）是很激進的狀態。那時候受到一些西方音樂的影響，同時，國民黨逐漸放鬆高壓統治。音樂其實是那個時代精神的一種反射，我們意識到，不能做一個旁觀者，不能眼睜睜地看著這個社會這樣子下去，如果你袖手旁觀，那麽你就會成為壓迫的一分子，你應該有這樣的社會責任感勇敢地站出來

還想到北京住段日子

時代周報：1985年，事業如日中天，你卻因為政治原因去美國當醫生？

羅大佑：那時候寫了《明天會更好》，但是我沒有想到國民黨將其作為“台灣光複40周年”的宣傳主題曲。可是，台灣民眾以為我放棄了立場，投向政權，這是很大的誤解。你們都聽過這首歌，在這首歌，我沒有任何歌功頌德的詞句，也沒有吹捧。國民黨方麵對我也不滿意，結果就變成兩邊都不討好。

有趣的是，這首歌在香港和大陸廣受歡迎，我後來去香港，也是因為《明天會更好》在香港廣為傳唱，香港電台和電視台邀請，我才去的。

當時確實是心灰意冷，覺得做音樂怎麽會搞出那麽多“飛機”出來？我當時完全想放棄音樂了，我想逃離這個環境，音樂怎麽會搞得那麽辛苦？到了紐約，我才發現無事一身輕，我覺得主要還是因為台灣是個海島，太封鎖，你去紐約的藝術家圈子裏看一看，每個人都很窮，賺一點錢，也就是20元一天的樣子，可是大家不會覺得那麽辛苦。

我在紐約考醫生執照。那時是想以後做醫生，我想如果那時退出歌壇做了一名醫生的話，我應該也不會很差勁才對。

時代周報：到香港後，“音樂工廠”的首張粵語專輯《皇後大道東》非常成功，後來為什麽沒再做粵語專輯？

羅大佑：唱粵語對我來說還是比較難。歌詞永遠要請林夕來寫，自己要寫粵語歌詞太難了。閩南話我還可以自己來寫歌詞，粵語歌詞需要很深的造詣才行。粵語唱片我在香港也隻出了一張而已，我還是覺得用國語寫作會比較得心應手。

時代周報：1994年的《戀曲2000》，那些綿延的長句還是你一貫的風格。從《戀曲1980》《戀曲1990》一路走來，是否是有計劃地寫“戀曲係列”？

羅大佑：其實都是有感覺才寫的，《戀曲1980》當然是自己感情經曆的產物，《戀曲1990》則是《阿郎的故事》的主題曲。這部電影杜琪峰需要幾首情歌，找我來寫，那完全是命題作業，還有《你的樣子》。

時代周報：我知道你正和你的好朋友徐冰一起籌劃音樂劇的項目？

羅大佑：音樂劇的項目我們正在籌劃，是一個龐大的計劃。我去百老匯看過兩次《貓》。《雪狼湖》沒有看過，我覺得《雪狼湖》中的歌曲沒幾首是可以傳唱的，《雪狼湖》好像賣的是張學友，而不是裏麵的歌。我覺得音樂劇能讓大家傳唱一時是很重要的，你看一提到《歌劇魅影》大家馬上就會想到《Memory》。一個好的音樂劇一定會讓人想到一首歌，《雪狼湖》就好像少了一點這樣的東西。

時代周報：你在北京的工作室現在是怎麽樣的狀態？

羅大佑：我現在常住在香港，北京的工作室處於停滯狀態，我實在太忙了，一直飛來飛去，那麽多的演唱會，今年的“縱貫線”已經開到第八場了，確實是分身乏術。我在北京和上海各住過一年。2000年以後，我對台灣的政治現狀有很多不滿，總覺得台灣有點怪。我一直反國民黨，但是民進黨上台後又認為我是藍營的人，你說怪不怪？所以我就想去北京找個地方住一段時間，但現在我常住的還是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