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可怕，溫州人不賺錢，誰賺錢？！

汶川大地震發生後，上海溫商捐款登記在冊的就有6600多萬元

也許，溫州人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溫州的啟示

溫州的事總是特別地令人興奮——“南聯盟”的硝煙還沒有完全散盡，他們已經進入了急待重建的廢墟；“長三角”的樓市剛剛加溫，溫州人已經先機而入，待到所有的樓市都轟轟烈烈的時候，他們已經轉戰金融、能源、建材甚至古董、字畫……

融資、炒煤、炒股、煉油、購房、“鞋城”被焚、爭論不休的地下錢莊——

中國之有溫州人，一如歐洲擁有猶太人。

曆史上，還從來沒有一個商團像“溫商”一樣飽受全國眼球的關注。

溫州，不僅僅隻是一個地理名詞，而且還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的象征。

他們立誌要成為能夠真正挺起腰杆的有錢的中國人。他們執著於賺錢、自立自強、敢想敢幹、艱苦創業、永不言敗；他們四海為家，敢為人先，有市場的地方就有我，有我的地方就能拓出一片市場；他們白手起家熢順鏑♂ⅲ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調動資金和商品。

溫商，也許不在於為中國貢獻了多少“大”的東西，而在於給國人多少全新的啟示。

一個全新的溫州，正在崛起！

“可怕”的溫州人

中國要走向世界，溫州這支商業的野戰部隊戰鬥力是最強的。

溫州啟示錄

如果，你還在苦苦尋覓以發展私營經濟為主要內容的溫州模式之所以能夠創造一個個商業奇跡的秘笈，那麽，很遺憾，你已經落後了。

血管裏流著的是一樣的華夏民族的血液，卻似乎擁有與生俱來的獨特商業基因的溫州人，對於商機的敏感固然是他們成功的重要幫手。我們一直感歎，他們簡直就是東方的猶太人，不過，“勤奮”、“務實”與“團結”，這幾個聽起來誰都懂得的道理，卻是最終引領溫州人率先摘取市場經濟豐碩果實的關鍵要素。

差距就在這裏，擁有更多知識背景支撐的我們，在智慧上未必落後於農耕草根起家的溫州人，但相比他們，“勤奮”、“務實”、“團結”，這些似乎輕易就能做到的事情，我們卻未必能夠堅持。

因此，與其思考溫州人為何能夠成功，不如直接去思考溫州人的意誌為何如此堅定！

想一萬條，不如紮紮實實做一條！溫州民間俚語“低頭拉車，抬頭看路”，溫州人的性格裏，有一種輸得起的精神，無論是個體還是集體。很多成功的溫商回顧他們的創業曆程，說得最多的一句就是：隻要認準了一個方向，我就要走下去，再苦、再難，都不放棄。

金輝著書《可怕的溫州人》，也有人著書分析溫州商人的性格特征，說溫州人“臉皮厚”，不管你怎麽看他，不管你怎麽折騰他，他就是死咬一個目標不放棄——我要賺你的錢！

多可怕，溫州人不賺錢，誰賺錢？！

溫州人的經驗告訴他們，市場經濟沒有捷徑，成功的路子隻有一條——一份耕耘，一份收獲！

因此，在改革開放前30年獲得市場經濟真經的第一代溫州企業家告誡他們的子女那個千古流傳的哲理——上蒼總是眷顧勤奮的人。

我一直認為，溫州人似乎就像我們的寓言，讓我們在巨大的落差麵前明白了古語的真諦。

從改革開放初期至上世紀末，溫州一直在爭議中行進，1985年，媒體第一次提出“溫州模式”，至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各界開始關注並尋找溫州精神。

研究溫州，重要的是我們要從溫州人身上學到什麽。

今天，在金融危機時代，如果，你還在憂慮這場金融海嘯什麽時候才能結束，而我們又該怎樣迎接這個挑戰，那麽，很遺憾，你又一次落後了——當我們還在僅僅圍繞著“危”消耗我們寶貴的腦細胞的時候，溫州人已經在思考如何抓住“機”的問題了。

你看到的隻是溫州龐大的遊資在不斷回流，給你的留下的印象是連溫州人也暫時收斂拳腳過冬了。

就像當初，過了若幹年，我們突然驚愕地發現，溫州人已經悄悄占據了經濟領域的若幹個製高點，現在，就像拳擊運動一樣，溫州人雖然收起了拳頭，但他們卻是在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出擊。一部分溫州人已經出動，收購難以為繼的礦產、企業、爛尾樓……溫州人在四處尋找“底部”。

出擊！吃進！

若幹年後，我們會不會又一次驚訝地發現，在金融危機帶來的這個新的起跑點上，“曆史的錯誤”在我們身上重演——遲鈍的我們，又一次讓溫州人搶跑了？！

這確實是一個可怕的人群，這確實是一個不能不讓人佩服、有著特殊商業魅力的人群。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經濟的發展最終還是要落實到人的身上。勤奮、務實、團結，成功鋪就了“從無到有”的創業道路，但“從有到大”，在這樣一個知識型的社會，就不是僅靠勇氣就能實現的了。

不差錢，就差文化的第一代溫商已經深刻意識到這個問題，企業發展到今天這樣一個規模，麵對國際化的挑戰，草根出身的他們越加覺得吃力了。

溫州人在行動——加快進行產業機構調整，引入職業經理人製度，從濃厚家族企業色彩的企業向現代管理的企業邁進。

從企業家到企業化，這是溫州人至關重要的轉變。

曆經改革開放30年市場經濟風雨洗禮的溫州人，商業文化在傳承的同時也有了新的拓展。

一個新的學習型的商會文化已經在上海溫州商會中建立，並發揚至各地的溫州商會。為了全麵提升企業家的專業、人文與生活素養，滬上大批知名學者被請進溫州商會講壇。

似乎在有意無意之間，一批在上海取得成功的溫州企業領袖，比如王均金、周星增、張文榮，不約而同開始熱衷於捐資助學，甚至幹脆直接在滬上辦起了民營院校。

以我們對溫州人先入為主的先期印象，我們認為辦學當然潛藏著商機，盡管目前在民營教育產業的起步階段可能需要企業家倒貼不少資金。

但不能就此懷疑投身教育與文化產業的溫商的動機。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如何回報社會，現在是除了錢之外，溫州企業家們越來越關注的話題。

台風、雪災、地震，屢屢災難中，我們不斷看到溫州商人豪爽捐贈的身影。透過這些行動，我們看到溫州人的公眾形象在不斷閃亮。

知識可以形成生產力，第一代溫州商人正在蛻變，不差錢、不差文化的第二代溫州人也已經登上舞台。

有了知識的力量，溫州人將更加“可怕”。

話題回到眼下，6月11日，新一屆世界溫州人大會在上海召開，來自全球的近千名溫州商業領袖們集聚黃浦江畔共商發展大計。

民營經濟在這場金融危機中被寄予重望，而溫州的民營經濟又被視為中國民營經濟的晴雨表。

眼下的溫州商界，“抱團”、“突圍”是最熱門的兩個詞語。

溫州，某種程度上代表著我們的方向與信心，因此，這場大會的召開尤為引人關注。

溫州人在思考什麽？又能給我們怎樣的啟示？

關於商會

要了解溫州人，把脈溫州的商業文化，現年50歲的上海市工商聯溫州商會(簡稱“上海溫州商會”)會長楊介生是一個很好的人選。這位溫州商界公認的儒商與絕大多數溫商一樣，從市場經濟中獲得的第一桶金是苦難，1980年，教師出身的楊介生懷揣著300元隻身來滬，成為改革開放初期最早一批在上海創業的溫州商人。

近30年後的今天，在上海生活的溫州人已經高達21萬之多，所辦的企業超過2萬家，總投資金額超過2000多億元，行業覆蓋服裝、製鞋、電器、機械製造、房地產、教育、貿易、航空等諸多領域，其中上海市民營百強企業中，溫州商會的會員就占據了16席。

在這些溫商中，楊介生是一個不多見的傳奇人物，他亦儒亦商，從當初300元起家，到今天成為赫赫有名的上海錦麗斯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商業上的奇跡自然不必多述，在成功經商的同時，楊介生還兼任了華東師範大學等滬上多所大學的客座教授，將他多年的經商之道傳授給莘莘學子。

上海溫州商會成立至今已有10年，楊介生連續擔任了第二、第三屆會長，他說，在上海的溫州人是全球除溫州本地以外溫州人規模最大的一個群體。“上海之所以如此吸引溫州人，是因為這座城市的綜合魅力比較高！”楊介生說，對於溫州人而言，上海是國內的一個製高點，在這個人才高地，溫州企業可以吸納到更多符合企業發展需求的高端人才，同時，依托上海，可以借船出海，加快企業的國際化進程。“溫州人看好上海，還因為上海的教育、治安環境，這對於他們培養企業接班人都有好處。”

目前，全球共有240萬溫州人分布於150多個國家和地區，溫州人戲言，有太陽的地方就有咱溫州人。楊介生談及溫州特有的商會文化時說，僅國內，注冊的地一級以上的溫州商會就有178家，至於縣一級的就更多了。

溫州商會在溫州人的商業行動中一直發揮著非常強大的作用，楊介生分析，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就是溫州人的團結。要經商就要整合資源，商會可以讓大家更好地團結在一起，互通商機。“溫州人之間的交往非常簡單，大家一見麵，覺得項目好，談好各自利益就行，不用像外麵那樣經過一係列複雜的論證、談判、法律程序。”

楊介生認為，這背後有一個強大的合作文化，溫州人不是生來就有錢的，在創業初期，溫州人比很多地方的人都要貧窮，溫州人到外麵跑生意，訂單拿回來了，卻沒有錢生產，怎麽辦？“溫州人很早就明白，隻有先把一個人搞上去，大家才能都有飯吃。”

於是，兄弟姐妹、親朋好友便主動湊錢，幫助他盡快安排生產，這是溫州最初民間融資一個非常有效也很普遍的方式，當然後來也衍生出了各種形式的抬會、標會。“ 雖然抬會、標會出過事情，但畢竟是極少數的，不能因此全盤否定這種融資方式，溫州早期如果沒有這個方式，也發展不起來！”楊介生說。

在前期發展中嚐到了抱團的甜頭，溫州人因此逐步形成了合作的文化傳統，之後就逐漸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商會。在商會的平台上，企業可以互相支持，你有什麽項目不能做，可以分給有實力的同鄉。楊介生認為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可以互相學習。他說，人發展到一定程度，自我感覺就會過於良好，企業內部無人敢說他，但是到了商會，都是老板，可以直言不諱，直接指出彼此發展、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對於企業發展集思廣益，大有裨益。

身為文化人的楊介生一直看重文化在生產力中的作用，他認為，經濟發展中，最成功的部分一定是文化在起作用。

“改革開放30年，你說什麽文化在起作用？那就是發展的文化，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胡錦濤講如何發展、怎樣發展，實際就是科學發展的問題。”

關於文化

當了6年的上海溫州商會會長，楊介生說他最有成就感的就是率先在全國178家溫州商會中，率先打造了一個學習型的商會文化。“這6年是溫州人在上海發展最快的6年，我們始終把學習擺在商會文化的第一位！”

從2005年開始，上海溫州商會啟動“人文東方”係列講座，楊介生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最終促進兩大價值的提升——一，企業家在商業活動中的價值；二，企業家從人的角度全麵發展的價值。

“我們現在的民營企業家，普遍農民出身，金融、經濟、管理等專業素養不夠，而且人文素養、生活素養也不夠，這三大素養的不夠會阻礙企業的發展，你說，一個人文素養差的企業家，他的社會形象差、企業擔當不夠，他能有怎樣的發展？”

在楊介生看來，溫商既然來到上海，就等於一隻腳跨上了國際的舞台，不能再把自己局限於溫州企業家的範疇，“你就代表著中國的商人形象”。

溫州人有一種豪氣，想引領中國民營經濟，這也是溫商一直追求的目標，“沒有國際化企業家的素養，如何實現企業國際化？！”

楊介生解釋，溫商距離自己的目標還有多遠，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方向不能搞錯。“這是一個學習型的社會，我覺得說溫州人很有錢的人不少，但說溫州人很喜歡學習的人不多。”

為提升企業家的“兩大價值、三個素養”，商會請來了上海大學曆史學係知名學者朱學勤主講商業文明，“生意人一定要知道什麽叫工商文明，重商了不等於就文明了，企業家還有一個社會責任，明白了工商文明，我們就知道該怎樣去努力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哲學專家周國平感慨，他還是第一次被商會請來給企業家講哲學。

楊介生介紹，講座至今已經舉行了10次，“通過不同領域的專家給企業家們充電”。

比如，對於財富和成功的概念，告訴企業家們，有了財富，不等於成功了，成功的內涵除了財富標準，還有人格是否高尚等精神層麵的要求。“還有埋地雷的問題，給企業家敲警鍾，不要在發展過程中越過道德底線、法律底線。”

“5·12”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後，上海溫州商會請來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孫景堯教授，請他圍繞災難文化作了主題為《留得真愛在人間》的主題講座。

孫景堯告訴在座的溫商，在地震中所有的文學都在歌頌英雄與愛心人士，企業家要帶頭，關注弱勢群體，回報社會，並喚起更多企業家投身愛心事業。

汶川大地震發生後，上海溫商捐款登記在冊的就有6600多萬元。

“人文東方”講壇開設之初，確實有不少溫商覺得奇怪，商會不給大家提供商業信息，組織學習人文做什麽？

“凡是與商業有關的，比如現代企業管理、金融危機方麵的講座，大家都感興趣，可是很多人對人文就提不起精神。”楊介生回憶，很多溫商都是小學文化，覺得這麽深奧的文學、哲學聽著就頭大，但是來到講座，聽著聽著就入迷了。

複旦大學哲學院院長吳曉明在講座上剖析了“什麽叫科學技術，什麽叫人文素養”的問題。鑒於聽課企業家的知識背景，吳曉明不能講得太深奧，他用一兩句話就深入淺出概括出了這兩個問題的核心。

吳曉明打了一個比方——一個人沒有錢，他去偷東西，比如偷銀行，這需要工具，否則打不開，這就是技術問題。

大家又問，那你的人文體係呢？“很簡單，你沒有錢，要不要打開銀行，你決定打開還是不打開就屬於人文素養問題。”

楊介生看到企業家們豁然開朗，覺得很高興，“解決了企業家的方向問題”。商會就是要這樣引導企業家去思考做人做事的底線。

“溫州一些企業早期發展過程中忽略了一些底線問題，確實損害了溫州人的形象。一個高素養的企業家才能贏得社會的承認。”楊介生認為。

受永嘉學派中利與義兩者關係的影響，溫州人一直存在幫助弱勢群體的意識，楊介生說，溫州人出手一直很大方，這一點從他們對待親朋好友的方式可見一斑。“現在通過專家的表述，讓他們更加係統、深入、具體地明白，什麽叫愛，什麽叫社會責任，什麽叫財富文明。”

關於金融危機

近 30年在上海闖蕩的經驗告訴楊介生，一定要將溫州與上海這兩座城市精神中最精華的部分融合起來，在滬溫州企業才能得到更大的發展。“溫州人有時候把勇氣擺在智慧前麵，該出手時就出手，敢為人先，我自己的經驗，有時候勇氣確實要比智慧重要。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容不得你考慮那麽多，那麽成熟，世界上也沒有那麽十全十美萬無一失的好事情，等你廣泛論證覺得可以做了，商機早就被人拿走了。”

“ 溫州人的思維，隻要我能輸得起就可以了，或者我一個人輸不起，幾個朋友一起合作，輸了一起承擔，隻要輸得起，就先幹了再說！”在楊介生看來，上海是一個更強調智慧與理性的城市，“企業做大了不能再單靠勇氣，一定要與智慧互動。在這樣一座城市，擁有兩種優勢文化的結合，成功的概率才會更高。”

那麽，對於眼下的金融危機，溫州人又有著怎樣的思考？溫州的企業家又表現如何？楊介生說，溫州人在市場經濟跌宕中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經驗，對於風險已經有了免疫力，比起其他商業群體，抗擊打能力更強。

“ 由於存在合作、團結的文化，溫州人的自救能力也比較強，如果一家企業遇到困難，他的朋友隻要在資金不是很困難的情況下一般都會出手相助，來自朋友之間的幫助很多時候比銀行來得更快。在溫州，如果一個人做生意沒有幾個好朋友，大家會覺得很奇怪，說明這個人為人不好，大家都不願意與你合作。”

“溫州人出手很快，生意做久了，能正視問題，行情不好，虧一點就出讓了，或者賣掉一部分廠房、設備，保存一定的實力，等到回暖了再東山再起。”他告訴記者，目前，溫州除一些出口外向型的企業受到影響較大外，其他一些企業受到影響並不是很大。

楊介生說，溫州人始終不會停止步伐，眼下即便金融危機，溫州人也認為機遇始終存在，溫州人現在討論最多的就是什麽時候到達底部，哪些行業已經到達底部。“有些企業已經有了多餘的資金，或者已經整理好部分資金準備出手，有些已經進去了，收購了一些地區銀行、礦產、地皮、爛尾樓。”

眼下，越來越多來自國內外的企業、政府邀請溫州人過去投資，楊介生認為，中國要走向世界，溫州這支商業的野戰部隊戰鬥力是最強的。

溫州人現在的目標是，一定要在國內率先走出金融危機，率先找到商機。那麽，“機”找到了嗎？楊介生的回答擲地有聲，“找到不少！”

“外界一直流傳溫州民間遊資有6000億的規模，實際遠不止！溫州人尋找商機的眼光很獨特。”楊介生說，在尋找商機的道路上，溫州人永遠不知道疲倦。

眼下的溫州，“抱團”與“突圍”被頻繁提及。因此即將於6月11日召開的世界溫州人大會備受關注。

楊介生介紹，這次大會確切地應該叫做世界溫商領袖論壇，與會的溫商領袖近千人，來自世界各地，大會的主題就是“跨越危機、凝聚商機”。

在最困難的時期，溫州召開了這次會議，溫州人發家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團結精神將再次發揚光大。

“全世界溫商團結起來，力量不得了，我們有好的項目，全球溫商可以來，他們有好的項目，我們可以走出去，到北美去，到歐洲去。”

楊介生說，中國要走向世界商業群體，溫州人就要有自己的想法，衝在最前麵。

關於溫州精神

關於第二代溫州人，楊介生也有著自己的思考，他覺得總體來說，第二代溫州人書讀得多一點，吃苦耐勞的精神要差一點。但他認為，第二代溫州人長久的發展一定會超過父輩，因為第二代溫州人，包括楊介生自己的女兒在內，接受的都是中西方的教育，至於經商，他們的基因裏肯定遺傳了父輩們的因子。

“相比我們，他們的勇氣可能不如智慧，但是我想，他們按照學到的世界發展上成熟的商業經驗，結合我們的經驗，再加上所接受的良好的教育背景，一定不會讓我們失望。”

第一代溫州商人現在大多已到半百年紀，楊介生說，沒有關係，我們還可以繼續帶動他們。“香港的邵逸夫一百多歲了不還是董事長嘛！”

溫州人一直在有意識地培養自己的企業接班人，楊介生認為，客觀上也在培養中國自己的現代企業家，年輕的一代沒有經曆過“從無到有”的創業道路，但他們要走的是“從有到大”的過程，這是一條管理者的道路，需要建立現代企業管理製度，進行更多的國際買賣、交往，這就是父輩望塵莫及的了。

“他們一定要到市場裏去，遇到問題才能學到技巧！”楊介生說，溫州商業文化中很多優秀的內涵已經得到傳承。

溫州人的發展欲望特別強烈，形成了這種特殊的文化環境，一個人如果不追求發展，在溫州人的世界就會變得很難為情，而既然要發展，就要務實。

務實，這是溫州人在商業裏悟到的真理。“在全國，很難找到這樣一個勤奮的群體，溫州人的勤奮已經形成一種文化，身體要勤，腦子也要勤，為賺錢，晚上可以不睡覺。”

楊介生說， 現代企業家一定要有全球視野，全球性企業家的素養與國際交往能力，如果沒有就走不出去。“世界五百強企業，他們的今天可能就是我們的明天，我們一定要尋找差距，我們跟不上的，就把子女送出去學習。”

“從無到有的經曆告訴我們很多非規律的東西，但是從有到大，企業到了一定規模，一定有一些規律性的東西，管理學強調的是規律性。”楊介生說，一些溫州標杆企業，已經或者正在利用金融危機的時機解決製約企業發展的管理機製與產業結構問題。

提及眼下正在為找工作犯愁的大學生，楊介生說，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發展的時代，不同領域的人都會用賺多少錢來衡量一個人的成功與否。

“這種方式我同意，沒有辦法，時代背景。年輕人是這個時代中最優秀的一個群體，我能理解年輕人對於財富的渴望。可是不能急躁。”

“很多年輕人一定要擠到金融行業，或者想坐辦公室，這是不現實的，一方麵是很多人抱怨找不到工作，一方麵又是很多行業招不到高素質人才。”

討論溫州，最核心的一點就是，我們要從溫州人身上得到些什麽啟示。楊介生認為，隻要堅持，再困難，也要找到一份工作，先做起來，“不要抱怨運氣不好，做什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堅持。一定要知道，隻要你無論在哪一個領域，隻要做到無人能超過你，將來就一定會有機會。”

多年來，楊介生在產品上一直堅持做最好的品質，做最好的細節。

他說，你讓我去打掃馬路、掃廁所，我也一定都會比別人做得好。

態度決定人生！

年輕朋友們，也許，溫州人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熱敏溫州——溫州市長趙一德訪談：政府，就是應該服務於民

推動溫州發展最寶貴的資源是溫州人精神，溫州30年走過的路，就是一條敢為人先、創新發展之路，溫州人的骨子裏充滿了甌越文化的原始張力，溫州人的血液裏始終流淌著祖先搏擊大海的智慧和精明，溫州人精神的特質，就是一種生生不息的實踐理性和創新精神。

溫州的事總是特別地令人興奮——“南聯盟”的硝煙還沒有完全散盡，他們已經進入了急待重建的廢墟；“長三角”的樓市剛剛加溫，溫州人已經先機而入，待到所有的樓市都轟轟烈烈的時候，他們已經轉戰金融、能源、建材甚至古董、字畫……

融資、炒煤、炒股、煉油、購房、“鞋城”被焚、爭論不休的地下錢莊——

6月11日在上海舉行的“2009世界溫商領袖(上海)論壇”將使公眾對溫州的關注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因為，這次大會召開在“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金融危機之際。

春江水暖鴨先知。寒流中，溫州人的腳丫，比鴨蹼更熱敏、更快捷——這樣的一次“大集結”，是經濟轉暖的“氣象預報”，還是投資抄底的先期討論？是前瞻性的市場分析，還是實質性的“商機瓜分”？

大會前夕，我們采訪了溫州市市長趙一德同誌。

《新民周刊》：每一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總有一些先行突圍的經濟實體。他們是公眾的希望和世界經濟複蘇的先導。

雖然，經濟的複蘇首先是多種元素的合力所致，但這一次，我們關注溫州——確切地說，是關注遍布世界各地的“溫商”的舉動，他們已經是國際範圍內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即將在上海召開的“2009世界溫商領袖(上海)論壇”尤其讓我們產生某種期待，我們注意到，這次主題為“創新克時艱，匯智迎未來”的盛會是由溫州市委、市政府作為“特別支持”，溫州市委統戰部擔任總規劃的。顯然，政府是這一屆論壇的有力推手。那麽，政府部門是怎麽看待這屆世界溫商領袖論壇的意義的？對它的籌備起到什麽作用？

趙一德：必須看到，當下的國際金融危機還在持續。這場危機已從局部蔓延到全球，從發達國家傳導到新興市場國家，從金融領域擴散到實體經濟領域，正在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溫州經濟和溫商群體都不能置身事外。

本屆“世界溫商領袖論壇”在“危機”中召開，可以說意義重大，我想，這樣的危機和挑戰，對溫商來說，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溫州所走過的道路，就是一條應對危機、捕捉商機、爭取先機的發展之路，所以，這次大會應該是一次“應對危機、捕捉商機、爭取先機”的深度探討，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論壇，進行思想的對話、理念的交換、智慧的碰撞，進一步堅定信心，理清思路，研究對策，從而把危機的損失降低到最低，把危機當中轉化出來的機會效應放大到最高，盡快地送走“ 寒冬”，迎來更加富有生機和活力的春天！

至於溫州市政府對它的籌備起到什麽作用我以為主要還是“服務於論壇”，比如提供各種政府掌握的資源、資訊，當然，還提供了一部分資金，具體的工作主要是溫州商會在運作，大家應該向他們表示感謝。

《新民周刊》：“溫商”是中國內地以地域都市命名的最著名的商人群體。我們的國家，因為曆史悠久，在“大文化圈”下，存在不少各有特點的“地域性文化圈”，如果我們再深入一點的話，能否從“地域性文化”的特征出發，探討一下溫商的價值觀源頭和哲學背景？您不覺得這樣的“根性的探討”其實對徹底了解溫商頗具積極意義嗎？

趙一德：您是不是在提示我談論我們特有的永嘉學派？嗬嗬，我覺得這樣的探討非常有意義，而且搔到癢處(笑)，為什麽呢？世界上沒有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也沒有無根無源的價值判斷。

溫商的做人原則、經商信念、商業倫理等一係列思想的“根”，在哪裏？

我認為和溫州曆史上曾經影響全國的“永嘉學派”有關，從“永嘉學派”可以找到溫州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密碼。

永嘉學派，又稱“事功學派”、“功利學派”，是南宋時期在浙東永嘉(今溫州)地區形成的一個儒家學派，是溫州創業精神的思想發源。

集大成者是著名哲學家、詩人葉適。永嘉學派的形成，與南宋時期永嘉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有密切的關聯。當時，永嘉地區出現了富工、富商及經營工商業的地主，永嘉學派就是代表這些新興階層利益的思想家。永嘉學派的最大特點，就是強調功利，注重事功，經濟上，他們反對中國傳統“重本輕末”、重農抑商的思想，認為應該“通商惠工”、“扶持商賈”，發展商品經濟，並認為雇傭關係和私有製是合理的，富人應該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學術思想上，他們重視事功之學，認為講“義 ”不可以離開“利”，對漢儒所謂“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董仲舒語)的說法表示異議，提出了“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的“義利並重” 觀，試圖把兩者統一起來。

我這麽說的意思並不是說溫商都研習過“永嘉學派”的著作，而是想說明，由於永嘉學派長期在溫州地區傳播，曆經千年之後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廣泛的“亞文化殼”，這個“亞文化殼”的影響非常大，時間既久，就形成務實的、開明求利的社會風氣，憑借永嘉學派的堅實砥柱，成功地抵禦了傳統文化中的“空談義理”和“君子不言利”的風氣，整個社會的貶、褒、崇、抑都很清楚，許多溫商的優秀品質和經商風格都可以從中找到源頭……

《新民周刊》：嗯。如果我們沒有記錯的話，當年燃燒在“南聯盟”的戰火剛結束，進入戰後重建的第一支隊伍就是“溫商”，更早些時候，第一批介入柬埔寨和非洲諸國戰後重建的也是“溫商”，可以說地球村落的每個角落都有溫州商人的身影。有人說，溫商憑著“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吃苦耐勞的傳統，憑著“一有土地就發芽，一有陽光就燦爛”的生存毅力，憑著“有機會抓機會，沒有機會就創造機會”的市場眼光，成為一個特別的市場經濟、民本經濟的標本。從“商團”特點出發，您如何看待這個標本的蘊涵？

趙一德：您剛才說的那些順口溜，其實就是“永嘉學派”思想的“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的亞文化傳播和俗文化表達。

改革開放30年來，勤勞智慧、敢為人先、特別能創新的溫州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指引下，把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和溫州具體實際有機結合起來，在非常艱難的條件下，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走出了溫州的路子，形成了溫州的模式，創造了溫州的奇跡，提升了溫州的文明，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實踐證明，推動溫州不斷發展的根本力量是溫州人民，溫州30年走過的路，就是一條人民群眾創業發展求生存之路，民營、民有、民享、民富，就是溫州模式的基本特征和精髓所在。

推動溫州發展最優質的資源是世界溫州人，溫州30年走過的路，就是一條以商業網絡整合全球經濟資源，以人員流動置換生存空間的發展之路，溫州之所以有今天的知名度，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世界溫州人有非常響亮的品牌。

推動溫州發展最寶貴的資源是溫州人精神，溫州30年走過的路，就是一條敢為人先、創新發展之路，溫州人的骨子裏充滿了甌越文化的原始張力，溫州人的血液裏始終流淌著祖先搏擊大海的智慧和精明，溫州人精神的特質，就是一種生生不息的實踐理性和創新精神。

《新民周刊》：不錯，世界上，哪裏有商機，哪裏就有溫商，溫商被認定為當今中國最具活力、最會賺錢的現代商幫。但是恕我直言，人們對“溫商”也一直有褒有貶，褒者稱之為“戰略性商機敏銳”或“財商發達”；貶者稱之為“經濟動物”或“唯利是圖”，對此，您怎麽看呢？

趙一德：改革開放以後迅速崛起的溫州商人群體，不僅人數多、隊伍大、分布廣、經營範圍寬，而且素質比較高，在全國乃至世界的知名度、美譽度和影響力都在不斷擴大，已經成為世界華商中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對溫商的價值取向，我們有過“四句話”的概括，一是戀鄉不守土。溫州人走南闖北，漂洋過海，生活在別處，成功在他鄉，奔走在全國各地、世界各方。有人說：“世界上凡鳥兒能飛到的地方，便有溫州商人的足跡。”二是敢冒知進退。溫州人開拓創新意識很強，改革開放之初，溫州人在別人還在計劃經濟樊籬中彷徨的時候，就先覺醒、早行動，率先發展市場經濟，在不少方麵先人一步、快人一招，贏得了先發性優勢。溫州人敢於開拓又不蠻幹，一個辦法行不通就換個思路幹，一個地方沒有發展空間了，就會拉家帶口尋找新的希望之地。三是自信不自滿。溫州商人和企業家在經商創業中有一種不斷進取、永不言敗的精神。溫州人不僅敢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而且能夠做成別人不容易做成的事情。同時，他們做事比較理性、低調和務實，對自己事業的成功不愛炫耀，對自己擁有的財富不作宣揚，而且非常注重自身的學習提高，現在是“白天當老板，晚上看黑板”。四是重利不守財。溫州人特別能吃苦，隻要有錢賺，最苦最累的活也願意幹，一分一厘的錢也願意賺，不少人就是靠一分一厘地賺錢而發家致富的。但是，溫州人不是把賺錢作為人生的唯一目標，富起來的溫州人也把回報社會作為一種追求，作為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一種方式。

總之，溫州商人以其優異的經營業績，為溫州和全國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以其獨特的個性和風格，樹立了自己鮮明的形象。現在“溫州商人”這四個字已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名詞，可以說已經成為一個“品牌”，一種精神的象征。

政府，就是應該服務於民

《新民周刊》：如果從“地域性商團實力”的角度出發，您覺得在這場公眾期待的經濟複蘇的努力中，“溫州商團”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作用？溫州民間資本非常雄厚也非常活躍，它們在對抗金融危機中有什麽出色表現？

趙一德：盡管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們帶來了許多困難和挑戰，但是在應對當前危機方麵，我們有以下四個方麵的優勢：一是市場營銷網絡的優勢。目前在全國各地創業的溫州人有175萬，已在全國170多個城市成立溫州商會，創辦商品交易市場2000多個，還有60萬溫州人在世界93個國家和地區創業發展，建立了遍布世界各地的溫州人營銷網絡。在產品出口受阻的情況下，這個營銷網絡對溫州企業發展至關重要，一方麵可以推銷溫州的產品，另一方麵可以將好的技術、信息帶回溫州，實現互動發展。二是產業和產品的優勢。溫州產品以生活必需品為主，具有較強的成本和價格競爭優勢，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國際需求下降主要是抑製了高端消費，這對溫州產品拓展市場卻帶來一些機會。三是雄厚的民間資本優勢。溫州民間資金比較充裕，今年春節前後，在外溫州人帶回資金存入本地銀行的有400多億元，市場資金流動性保持良好狀態。四是企業家群體的優勢。溫州的企業家有一個明顯的優勢，就是對商機的嗅覺特別靈敏，對市場變化的感覺特別敏銳。 “哪裏有市場，哪裏就有溫州人”、“哪裏有溫州人，哪裏就有市場”。根據這些優勢，結合溫州經濟特點，我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麵著手，全力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使溫州率先走出困境。

首先是拓市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最大的影響就在於國內外市場需求下降。從應對危機的著力點看，從溫州經濟特點看，首要的任務是拓市場。年初以來市裏提出要全力實施“溫州名品購物中心”計劃，就是發揮溫州人市場網絡、在外溫州商會、在外溫籍企業家和溫州產品價廉物美、品種繁多的優勢，政府引導，行業牽頭，以企業為主體，實行市場化運作，爭取通過兩年的努力，在全國大中城市建立100家溫州名品購物中心，推進溫州知名品牌聯合進入知名商場和商業街區，擴大溫州產品銷售，把溫州單個產品品牌優勢轉化為溫州區域品牌優勢。在國內建設“溫州名購”的同時，美國、歐洲等地的18個溫州商城、海外工業園正緊張建設，重點境外市場服務平台也已啟動。

其次是擴投資。現階段溫州最大的投資增量是抓好沿海產業帶建設，去年我市編製完成了產業帶實施規劃，對沿海產業帶建設的功能定位、開發時序等諸多重大問題作了進一步明確。現在各重點產業功能區和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正在積極推進，產業用地已經陸續推出，我們希望通過這個區塊建設，積極引進一批大項目、好項目，引進一批好的溫商回歸項目，帶動其他區域的存量調整，並激活整體的產業結構調整。

第三是抓整合重組。這是溫州產業經濟逐步走出“低、小、散”格局，共同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和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的需要。當前，我市企業整合重組的意願很強烈，也已經有了不少成功的案例。現在，整合重組的實施意見已經出台，對整合重組的政策已經很明確。下一步，我們要結合十大行業轉型升級方案，努力落實一批整合重組項目，打造若幹個具有全國，乃至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集群。

在同樣環境下，溫州民營企業辦法總比人家多、信心比人家足、活力比人家強。相信隻要我們善於發揮優勢，全力克難攻堅，就完全有可能使溫州經濟率先走出困境

《新民周刊》:一個責任、高效、服務型政府，應以民為本，是各地經濟發展的期待和保障，但是真正做到這點，決非一朝一夕之功，近些年，溫州市委、市政府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麵具體采取了哪些措施，切實扶持民營經濟，引導民間經濟走向，讓溫州民間的經濟日益搞活？

趙一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主要是抓生產、拓市場、搞研發，而政府主要是造環境、優服務、定規則。從這個定位出發，近年來我們主要是抓好四個能力建設:一是提高政策引導力。重點是完善和落實產業布局、產業結構、產業技術三個方麵政策的製定和實施。特別是在產業布局政策方麵，當前我市正大力推進1600多平方公裏的沿海產業帶建設，堅持把三次產業協同起來，把產業發展與城鎮建設、環境保護協調起來，科學調整區域發展布局，真正使沿海產業帶成為溫州科學發展的示範區。二是提高要素支撐力。比如在融資方麵，大力推進金融改革，以創新的方法破解融資難問題，允許企業股權質押，盤活了企業的靜態資產；推出了小企業聯保貸款的新模式，允許數家缺乏抵押物的小企業憑借供應鏈或從事的行業形成相互擔保，共同申請貸款。又如在土地方麵，去年部署開展了“破解留地安置難、土地辦證難、供地用地難”和“解決曆史遺留問題，促進規範用地”的專項行動，努力緩解發展用地製約。三是提高體製創新力。我們以民營經濟創新發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為切入點，認真研究製定階段性實施意見，理清改革試點工作思路和重點內容，啟動了13項改革內容，著力破解溫州民營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四是提高公共服務力。去年初，我們針對企業生產經營普遍困難的實際，開展了“政企聯動，攻堅克難”企業服務年活動，針對梳理出的製約企業發展的128個難題，落實責任部門，逐個研究解決。在企業服務年活動中，全市20多個職能部門紛紛出台服務企業的具體措施，切實優化服務，確保國家、省、市的有關優惠政策落到實處。比如，在加快出口退稅進度、提高通關效率和進口付匯效率、縮短檢驗檢疫出證周期等方麵加強了對出口企業的服務。

《新民周刊》: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個探索和艱難前行的過程，各地的經濟模式潮起潮落，精彩紛呈，前瞻地看，溫州經濟發展的新模式正在醞釀中嗎？它的前景如何？希望能為我們闡述一下？

趙一德:改革開放30年以來，溫州人民在可利用的自然資源少、人均耕地少、國家投入少、交通區位條件差的艱難狀況下，依靠勤勞和拚搏，實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曆史性跨越，創造了生機勃勃的“溫州模式”。反思過去30年的發展，我們雖然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巨大成就，但主要還隻是完成了“量”的積累，發展的“質”有待進一步提高，包括發展布局、產業層次、發展不平衡等方麵的問題都比較突出。當前，溫州正處在科學發展的新階段，我們要著力化解克服一些不符合科學發展的矛盾和問題，不斷拓展提升自身的優勢和特色，推動溫州模式的創新、揚棄和現代化。首先，在產業演進上，由增量向提質發展。經過多年的發展，溫州已形成一大批特色優勢產業。目前已建成“中國鞋都”、“中國電器之都”、“中國汽摩配之都”等30多個全國性的生產基地。這是我市今後發展的基礎和優勢所在，必須加快推進特色優勢產業整合提升，全力打造區域品牌，提高整體競爭力。同時，主動對接國家產業調整與振興規劃，大力發展新興產業，重點是規劃發展光伏、風電等新興產業，努力形成新的發展優勢。其次，在發展動力上，由創業向創業創新並重轉變。溫州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民營經濟，企業研發投入明顯偏低，過去溫州企業產品技術主要靠仿造，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注重自主創新。溫州企業已與國內外10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科技合作關係，有許多產品已進入航天、核電等高科技領域。今後政府要積極做好組織和引導工作，推動行業整體技術水平的提升。第三，在經營方式上，由地域性向國際化升級。溫州過去是在市內建立專業市場，現在已形成了一個覆蓋全國、連接世界的溫州人營銷網絡。但是遍布全球的網絡並不等於經營方式全球化，今後我們要在溫州人營銷網絡中積極融入國際化元素，通過溫州人營銷網絡這張“網”，進一步完善運作機製，更加有效利用國際資源、資本、人才等各種要素，真正實現在全球範圍配置資源。

王均金的新長征

對王均金來說，要真正實現企業長期的可持續增長，“家族式企業”這個門檻，是無論如何要邁過去的。

王均金果然有點不同凡響。

那是端午節前一天的午後，在均瑤國際廣場32樓一間豪華會客室裏。他目不斜視地走進來，握著一個插著耳機的手機，沒有寒暄，就一屁股坐在背對落地窗的椅子上，然後直截了當地輕吐出兩個字：“說吧。”

2004年11月王均瑤先生英年早逝後，這個“二弟”便火線上陣，承擔起實現均瑤商業帝國平穩過渡並使之繼續可持續發展的重任。如今4年已過，40歲出頭的王均金看起來愈加老成持重，盡管形容依然年輕，但鬢發中卻已隱現白絲。

這4年多來，均瑤集團在王均金治下，已從一個傳統製造業轉化為以營銷、研發和服務為主導的現代服務業企業，航空、食品飲料、百貨零售和文化創意產業成為其四大主營板塊，形成航空運輸和營銷服務兩大支柱。

可以說，在原有業務基礎上做加減法，並使之具備可持續的增長能力，是王均金開啟均瑤新時代的鑰匙。

不過，一切似乎還隻是個開始。

在將均瑤集團成功納入一個新軌道之後，王均金的擔子亦輕亦重。他說，“均瑤的品牌、規劃和發展等，基本上都按我們想的在進行，沒有什麽偏差。”目前，除了社會活動之外，王均金重點考慮的，是如何打造維持企業長期發展的持續能力。其他的具體管理事宜，都放權給職業經理人了。

在王均金裝飾典雅的辦公室，掛著百歲老人夏征農親筆手書的“百年老店”條幅，這是王均金的目標，也是企業使命。

“‘百年老店’是一個戰略理念，所有的思考和工作目標都在圍繞它進行，隻有堅持不懈才能實現。”王均金說，“現在，我們離這個最終目標還遠著呢。”

不知是開玩笑，還是真的謙虛，他隻給自己4年多的成績打了50多分。

走出家族式經營模式

對王均金來說，要真正實現企業長期的可持續增長，“家族式企業”這個門檻，是無論如何要邁過去的。

談到這一點，有一個人物不得不提，他就是均瑤集團的第三任總裁黃輝——一位有著十多年跨國公司履曆的資深職業經理人。

說他是王均金的幕後軍師，一點都不為過。

在服務跨國公司時期，黃輝的成功之處在於，在規範的環境中做不規範的事；而在空降民營的均瑤之後，他的戰略則變為：在不規範的環境中做規範的事。

在王均金的支持下，他針對均瑤集團薪酬體係混亂、主營業務雜亂等不規範問題，首先推進了均瑤的薪酬體係改革，緊接著將集團業務做了全新調整和梳理，使之形成了航空、營銷服務兩大主業以及地產輔業的“2+1”業務框架。

有了黃輝這樣的職業經理人，王均金得以把具體管理各個業務板塊、抓執行的擔子移交出去，自己有了更多的思考時間，也有更多機會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說，“一個人什麽行業都管，怎麽管得了？肯定需要專業的經理人，這是企業發展所必需的。”

如今，像黃輝這樣的“外人”，在均瑤集團越來越多，主要的業務板塊都由職業經理人掌控。比如，航空方麵，吉祥航空的總裁是深圳航空公司的上一任，副總、飛行總管、機務總管等，都是從其他航空公司招募來的。再比如，乳業公司、置業公司以及文化傳播公司，主管的總經理都是職業經理人。

“資產、股份是家族的，但管理不一定就是家族的。”王均金說，“所謂的家族企業都是在變化的，我和弟弟在董事局做文章，把握好戰略方向和資源配置，其他的都交給職業經理人，給他們一個決策體係。”

如今的王均金就像一個船長，掌控著企業的“續航能力”和“航行路徑”，手下的“大副”、“二副”和水手則集中精力做大做強主業，圍繞服務業揚帆破浪。

做大做強文化產業

如今在均瑤的商業版圖中，除了航空運輸之外，讓王均金付出較多的，是文化產業。

自2005年年中拿下北京奧運會“福娃”的特許經營和零售權之後，王均金看到了文化產業中蘊藏的巨大金礦。

最讓他自豪的是一套由均瑤研發的、以“古技擷英·中華藏繡”為主題的奧運會特許繡品。這套作品運用蘇繡的工藝，將中國古代體育運動圖示和現代奧林匹克形象元素緊密結合，並借助中華傳統刺繡的形式加以表現，一款長40厘米、寬30厘米的繡品，市場售價高達2.98萬元。

他說，“這就是一種文化創意品牌營銷。依靠有文化底蘊的創意創新，為諸如奧運會、世界杯和世博會這樣的世界性品牌創造價值、增加價值，從而在市場營銷中取得更大成功。”

此後，均瑤集團又相繼牽手F1方程式大獎賽、2007年女足世界杯和上海世博會，申請特許生產和特許零售。如今，文化產業已為整個集團貢獻了超過30%的利潤。

對於每個授權品牌，均瑤集團都非常注重在理解品牌內涵基礎上對授權產品的創意研發。以F1為例，均瑤單為產品運營就投入了3000萬元，並集中眾多高級產品研發及市場運作人員，研發出包括服裝、服飾、紀念品和汽車配件等14大類的授權產品。

去年9月，均瑤集團又正式成為上海世博會標誌特許產品生產高級讚助商，根據協議，均瑤將獲得家用玻璃製品、家用陶瓷製品、家用金屬製品、禮品、玩具和箱包等世博特許產品的經營權，而整個世博會特許經營產品的市場價值，預計將在25億元至40億元之間。

除了品牌營銷之外，王均金還涉足教育事業。2005年，均瑤集團收購了原為公立學校的上海世界外國語小學和世界外國語中學，希望把它們作為一項公益事業來運營。

靜心應對金融危機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中，均瑤集團自然也不能獨善其身。

但王均金心裏很篤定。

他說，從企業角度來講，並非所有企業都會受到危機影響，影響肯定有大有小。“就均瑤集團來說，目前看衝擊並不大，因為我們以服務業為主。就航空業務來說，由於目前吉祥航空的航線都在國內，影響也不大。相反，今年1－4月份，吉祥航空的營收增長了15%，整體表現還不錯。”

對於危機本身，王均金有兩點看法。其一，它對企業增強長遠的憂患意識很有好處。其二，有助於幫助企業以大局觀看問題。危機來了，需要企業和政府共度難關，大家一起發力，共同應對。

他說，民營經濟是就業的主渠道，中國99%以上的企業都是中小型企業，生命力旺盛，當然也會有新陳代謝。“據我的觀察，大多數中小企業還是有底子的，尤其是溫州商家，現在減產觀望一下，休息一下，熬過一兩年，到經濟複蘇時，它們恢複得比誰都快。”

這就是溫州商人的活力。無論是創業精神，還是吃苦耐勞的品質，他們身上都具有做生意的細胞。

王均金其實就是他們群體中的典型代表。

身為新一代的溫商，王均金身上的創業精神沒變，吃苦耐勞的品質也沒變，改變的是眼界、資源配置能力和駕馭資本市場的能力。他讀過長江商學院的CEO班，也在沃頓商學院和斯坦福大學上過課，跟馬雲、牛根生等人是同學，還在工商聯和溫商商會任職——視野寬了，圈子大了，人脈廣了，底氣也就足了。

對於已經在路上的新長征，王均金累並快樂著。采訪結束時，他滿是期待地說，“明天是端午節，終於可以打打球了。”■

錢金波：我夢我思故我在

麵對全球經濟之“冬”，錢金波談論的不是應對，而是抓住所剩不多的時機，擴張進攻。

“紅蜻蜓要做中國LV！”幾年前，錢金波放出這句豪言時，遭到了人們不加掩飾的嘲笑。紅蜻蜓，這個土生土長於溫州的品牌，也敢與全球最奢侈的LV扯上關係？在業內業外許多人看來，這簡直是癡人說夢，而且還是個飄在雲端的夢。

但對錢金波來說，把紅蜻蜓打造成源於中國的全球奢侈品牌，這不是夢，而是夢想。

MICAM展爆出大新聞

2009 年3月4日-7日，意大利米蘭。著名的Duomo大教堂近旁，三條呈H形分布的貴婦街Viadella Spida，ViaS.Andrea和ViaMonte Napoleone齊聚著所有最頂級國際品牌專賣店，貨架上最新一季甚至最新一周的鞋、手袋、時裝及各種配飾，璀璨光鮮，奢華炫目，這裏是潮流的交匯點，高品位的中心，是米蘭這座全球時尚之都的心髒。

這幾天，像以往的39年一樣，鞋，成了米蘭城中、貴婦街上最當仁不讓的風光寵兒——此刻，頂級國際專業鞋展——MICAM國際春鞋展正在此地盛大開幕。盡管全球金融危機風聲鶴唳，奢侈品行業壞消息不斷，但居高不下的1600多家參展商和4萬多名專業參觀客其中包括1萬多名海外參觀客商的到來，不啻一劑強心針，提振了整個行業的信心，為危機下的米蘭賺足了麵子。作為世界上三大專業鞋展之一的MICAM國際鞋展，自1969年創辦以來始終將最前沿、最時尚的鞋類信息傳遞給專業觀眾，每屆展會所展示的鞋類款式和製作工藝都堪稱頂尖，它是來年消費者腳上的風情、歐洲各大商場的熱銷，以及全球最重要市場上的旺點的源頭。

不同尋常的是，今年的MICAM展爆出了一條大新聞——中國鞋進MICAM展啦，居然還是3號精品館！

這確是一條令人震驚的消息。要知道，40年來，MICAM國際鞋展一直被控製在國際頂級品牌手中，意大利、西班牙的一般品牌都隻能望“門”興歎，而亞洲企業和品牌更是從未獲準參展。MICAM展之所以“門”難進，是因為它有著近乎苛刻的參展條件。企業必須提前半年提出參展申請，然後由MICAM專設的專家評審組對申請企業進行審核，其要求包括款式設計代表國際時尚最前沿水平；產品不僅品質上乘，更要有自己的工藝特色；企業和品牌具有相當的實力等。

多年來，中國鞋業品牌雖然不斷向MICAM申請參展，卻屢屢被拒。事實上，隨著中國鞋的崛起，除MICAM之外的所有專業國際鞋展，無論是曆史最悠久的美國拉斯維加斯鞋展，還是世界三大鞋展中的德國杜賽爾多夫展(GDS)、意大利加答展(GARDA)都陸續被中國鞋攻克，唯剩MICAM展。且近年來幾乎每年 MICAM展上，意大利鞋業界都要發出“振興本土鞋業，抵禦中國鞋入侵”的呼聲，因此這個展會也被公認為歐洲鞋業抵禦中國鞋的最堅固堡壘。

2009年，中國鞋業終於揭開了曆史新篇章——紅蜻蜓翩然飛入MICAM展。

3 月6日MICAM展開幕第三天，對第一次以參展商身份坐在自家展位中的紅蜻蜓集團董事長錢金波來說，是異常忙碌的一天。意大利、西班牙同行在震驚之餘終於回過神來紛紛向錢金波道賀，恭喜中國品牌跨進世界一流鞋類品牌行列；歐洲媒體也紛紛找上門來采訪這個進入MICAM的第一個中國品牌；而希望與紅蜻蜓達成合作的品牌與采購商更是紛至遝來，達46家，現場成交鞋訂單3.8萬雙，成交額超過150萬歐元。

前不久在上海辦公室接受《新民周刊》采訪的錢金波，回顧起3個月前參展MICAM仍然十分激動：“我真的感到非常非常自豪！誰說中國製造沒有設計？誰說中國隻有廉價產品？我們在MICAM展上告訴全世界，中國鞋也能融入西方主流社會。”法國裏昂商人Samansa也許是紅蜻蜓在MICAM獲得的新客戶的代表，他對錢金波說：“剛看到這裏竟然出現中國品牌時我還很擔憂，和你們接觸後才發現你們是大公司，產品品質非常優秀。”Samansa在法國擁有數家高檔商城，是多個高端品牌的代理商，在這次展會上，他成了紅蜻蜓的新客戶。

精明的錢金波用足了MICAM展廳，他把那些歐洲鞋款設計師請到布置得大氣優雅的MICAM展位裏談合作。錢金波征服了這些曾經居高臨下看不起中國品牌的歐洲設計師，把他們曾開出的天價成功地變成了合同上的合理價格。這些設計師對錢金波說，無論如何，你的公司出現在這裏就表明和別的公司不一樣，先不談產品，進入這個館，我們就知道你們這個企業是有夢想的。

不是夢，是夢想

確實，MICAM展是一個裏程碑，標誌著錢金波又向自己的夢想前進了一大步。事實上，不管別人怎樣看待他的那個雲之夢，錢金波一直無怨無悔地踏踏實實地朝著那個遙遠的夢想邁進著。

早在幾年前，紅蜻蜓就製定了與大多數中國鞋類品牌不同的國際化策略，紅蜻蜓走的是主流商業渠道，堅決地把自己的專賣店開在國外高端鞋城、商場或商業大街上。與此國際化策略相適應，紅蜻蜓提出了“歐洲設計，中國製造”的理念，投入了巨額研發資金。2007年，紅蜻蜓投入2億元在意大利設立了研發中心，重金聘請了數位意大利頂尖鞋類時尚設計師參與設計。此次MICAM展上展出的產品，就是與西班牙著名製鞋商Florencia Marco S.L(FM)合作設計的，在歐洲流行趨勢的基礎上突出紅蜻蜓品牌風格。

幾年來，紅蜻蜓成功探索出了一條進入歐州主流市場的路徑，紅蜻蜓已陸續在德國、意大利等國家開出了10多家專賣店，展示自己的品牌與設計，也最終引來了MICAM展主辦方的關注。今年5月，紅蜻蜓又進軍美國主流市場——以首個中國品牌的身份進駐位於美國洛杉磯的頂級購物中心WEST FIELD(西田購物中心)。紅蜻蜓美國形象店位於西田購物中心廣場一側，四周LV、PRADA、GUCCI、DIOR等奢侈大牌環繞，整個店鋪麵積達 1300平方英尺，由美國WEST COAST公司負責店麵設計，完全符合北美奢侈品牌的店麵形象。店內陳列的紅蜻蜓產品也全部由西班牙頂級設計師設計。

紅蜻蜓再次為中國鞋業品牌實現全球價值夢想作出了榜樣。

很多人奇怪，麵對當今影響深重的全球金融危機，為何紅蜻蜓卻能逆勢振翅，騰空高飛，翩翩起舞呢？錢金波說，那是夢想帶來的力量。哲人說：“夢想絕不是夢，兩者之間的差別通常都有一段非常值得人們深思的距離。”當“做中國LV”被人嗤笑成癡夢時，錢金波知道，那絕不是夢，而是夢想，這個夢想背後積澱著他對人生和事業的深深思考。

與生意場上那個大刀闊斧、披荊斬棘、勇於開拓的成功商人形象不同，這個14年前500萬元起家，如今擁有2萬餘名員工，下轄9大子公司的產業集團董事長，架著眼鏡斯斯文文地坐在辦公室裏娓娓道來時，感覺他似乎更有些像憧憬著浪漫沉溺於遐想的文學青年。4年前的某一天，已進入不惑之年的錢金波墜入了深深的哲學思考中：人為什麽活著？創業究竟是為什麽？美麗的楠溪江邊紅蜻蜓翩然飛舞的童年畫麵，疊映在錢金波的腦海裏，揮之不去。於是，紅蜻蜓集團的“歸零跨越”戰略轉型方案出台了，思想落實在了實現夢想的路上。

2005年，就在地產、證券行業熱浪迭起之時，錢金波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全部產業“歸零”，全心投入紅蜻蜓。“在有生之年，把紅蜻蜓做成一個出色的品牌，最大限度地實現我的終極夢想，這就夠了。”錢金波說。

“ 歸零跨越”戰略抓了幾件大事。一是聚焦，從不相關領域撤回投資，慢慢剝離，結束了多元化，實現了資源的集中；二是解決與同行產品的同質化、同樣式、同價位的痼疾，尋找自己的設計特點和功能附加值。通過與全球著名的鞋研發機構比利時愛思康(Rsscan)公司的合作，攻關鞋舒適度，成功研發並推出了中國第一款運動皮鞋。三是調整渠道終端。在店租每年上漲30%的壓力下，紅蜻蜓在鞋行業中率先向國際品牌學習，推出集成店模式，店內所售產品從單一的鞋類延伸到包袋、時裝及手表、香水、絲巾、眼鏡等各種配飾，新模式不僅提高了效益，還給顧客帶去了全麵的時尚顧問服務。自2007年10月第一家集成店在溫州開業以來，紅蜻蜓在全國新開集成店超過了700家。同時，紅蜻蜓還在社區或二級商場開出專門的折扣店。四是實施全球戰略，采用與國內市場不同的運作方式，進攻歐美高端市場。

2008年紅蜻蜓年銷售額30億元，在上萬家溫州企業中稅收排名第26 位，在鞋行業中則排名第一。這份漂亮的成績單還包括如今經濟轉冷形勢下的“銷售同比增長和庫存下降”。錢金波說，這是執著於夢想，對人生、對事業認真思考後的收獲。麵對全球經濟之“冬”，剛剛基本完成“歸零跨越”調整的紅蜻蜓，顯得從容而自信，此刻錢金波談論的不是應對，而是抓住所剩不多的時機，擴張進攻。他說，經濟寒冬期所帶來的低成本、低門檻為紅蜻蜓逆勢擴張提供了絕佳機遇，而當下的擴張又將為下一輪起飛積蓄力量。

“時間是奢侈品最大的成本。”錢金波說，隻要堅持夢想，勤於思考，踏實行動，時間就能造就一切。■

周星增：賣低價房給上海市民

在周星增的眼中，一個人一生中，如果能辦成一件有功德的事，那就是成功。這件事，如果有利於別人，有利於大家，有利於社會，那就是有功德。做有功德的事，那是人生最幸福、最快樂、最高級的一種享受。

世人都說，溫州人是中國人中的另類，而周星增似乎是另類中的另類。

都說商人唯利是圖，2004年初上海房地產漲勢迅猛，他卻將建橋旗下27萬平方米、獲上海“白玉蘭獎”的美林小城，低價供應給上海市世博局安置市政動遷戶，為此少賺1個億。

他從來不提“利潤最大化”，隻求理性、穩健、可持續的“利潤合理化”，為此不惜退出房地產行業，因為這種“漲法不正常，不合理”，不符合他的賺錢原則。

他是第一個到上海辦大學的溫州人，也是第一個試水養老業的溫州商人。他把辦一所中國一流的民辦大學，辦一家中國一流的養老院作為畢生的事業來追求，而他的生意，倒成了副業。

他把辦公室設在上海建橋學院——那是一間不像企業家，更像是大學校長的辦公室。就在這裏，他每天都會在黑白的圍棋世界中進退、攻守、張弛、奪棄……窗外，飄蕩著陣陣朗朗的讀書聲，還有無數個龍騰虎躍的身影。

大學夢

“我的第一桶金是苦難。”很多年來，周星增一直這麽說。

年少時的家境清貧，不僅折磨口腹，更時時啃噬心靈。

周星增讀初二那年除夕夜，母親把四個兒女叫到跟前，說，“媽對不起你們，家裏沒錢，今年過年，你們沒有新衣裳，也沒有壓歲錢了……”周母哽咽著，說不下去了。母親那種黯淡的眼神，極度辛酸卻又無奈的口氣，讓周星增腦袋轟地一熱，他“咚”的一聲跪在母親麵前，立下誓言：“媽媽，我以後要是沒掙很多錢給你用，我就不是人！”

於是，他發奮讀書，成了全村第一個大學生，緊接著又成為令人羨慕的大學教師。然而，兩袖清風、蝸居鬥室的清貧生活似乎離他的賺錢夢越來越遠。就在那個熱火朝天奔南方的年代，周星增也心動了。1988年，周星增打算去海南闖一番事業。至於工作，先期去的同事已經幫他落實好了——海南工業發展總公司建材部經理。

正在此時，溫州大學校長的一封來信改變了他的行程。溫州大學雖然已經設立了財務專業，但師資卻是零。心急火燎的校長不知從哪裏得知同鄉周星增在貴州工學院教財務專業課，課上得很不錯，於是十萬火急地發來了非常誠懇的邀請函。

溫州人夢想了幾十年，終於擁有了一所自己的大學。這在所有溫州人心目中都是一件無比自豪的大事——溫州不僅要發展自己的經濟，還要發展自己的教育，讓富裕起來的溫州人的後代能在家門口讀上大學，接受良好的教育。捧著邀請函的周星增再次熱血沸騰。母親跟他說過，溫州大學籌建時，曾以他的名義捐了300塊錢—— 所有的溫州人對溫大都充滿了感情——他決定回家鄉，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困難超乎想象。沒有住房，沒有教師，沒有資源。但周星增堅持了下來，財會專業很快成了全校學生人數最多、師資力量最強的專業。兩年不到，他擔任了財務教研室主任，四年不到，學校決定提拔他當副係主任。

然而，一個意外又讓周星增的人生發生了改變。

在一次次將學校分給自己的房子讓給新來的教師後，1991年周星增終於擁有了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但接收和裝修房子的2萬元錢卻沒有著落。雖然教學工作搞得風生水起，但周星增本質上仍然是個“窮教書”的。在家人的幫助下，2萬元終於七拚八湊湊齊了，但周星增的心裏五味雜陳。

看著周圍的同學、朋友一個個富裕起來，讓家裏人過上了好日子，聽著溫州街頭巷尾都在流傳的生意經，周星增陷入了沉思。“繼續在大學待下去，也許可以成為副校長，但我的人生從此就定格了，這不是我想要的。”

1992 年，周星增又成了第一個辭職下海的溫州大學教師。從幫別人打工到自己創業，進軍低壓電器行業，短短幾年，周星增就富了起來。他以為從此可以讓母親過上幸福的生活，但母親告訴他，她最感到自豪的還是那個當年考上大學的兒子，還是那個當大學老師的兒子；要是真想孝敬她，那就給孩子們辦一所大學吧。

母親一句不經意的話，讓周星增從此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牽掛。造一所大學，讓更多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讓他們的命運從此改變。數年商海沉浮的周星增，突然間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動。

赴滬建“橋”

從1997年開始，周星增就琢磨著要辦一所大學。他最先把目光投向腳下的土地，向溫州市的有關部門遞交申請。結果，申請遞了一個又一個，都不見回複。他坐不住了，跑到有關部門去打聽，得到的答複差點沒讓他暈過去。

溫州市轄三區二市六縣，各縣都有富裕起來的人把目光瞄準了民辦高校。有關部門的負責人發話：市裏沒有那麽多土地，也不可能審批那麽多學校，還是各人回自己所在縣辦大學吧。

每個縣辦一所大學？簡直是天方夜譚！

周星增明白了，溫州根本還未把創辦民辦高校列入規劃。他這一步在當地顯然走得太遠了。他開始跑杭州，跑了很多部門，因為政策、師資、土地等因素限製，最後都沒有辦成。尤其是土地問題，根本還沒有用於民辦教育的規劃用地，而作為商業用地征購，價格簡直就是天文數字。周星增一度心灰意冷。

隨著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召開，周星增強烈地預感到：國家要在發展民辦教育方麵邁出更大的步伐，中國民辦教育的春天就要來了！他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到上海辦大學。

1999年3月，周星增熱血沸騰，走進上海市有關部門谘詢辦學事宜，當頭迎來了一盆冷水：“溫州人是東方的猶太人，賺錢本事大，辦大學嘛……”這個“嘛”字拖得很長，被省略掉的下文，顯然是懷疑、否定、排斥。

這話也不奇怪。當時魚貫而入搶灘上海的民營企業家，大多是投資、經商、做生意的，還沒聽說誰要辦大學的。麵對懷疑的眼光，周星增據理力爭，“溫州人怎麽就不能辦大學呢？晚清的孫詒讓實業興教，當代的蘇步青、穀超豪，不都是溫州人嗎？”

對方愣了一下，就問，“那你學校建在哪兒？沒房子，我怎麽批？”

“你還沒批準我辦學，我又哪來的學校？！”這句話，周星增隻能在心裏反駁。麵對這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兩難命題，周星增明白，爭論沒有意義，他必須超常規“破題”。

1999年7月，周星增變賣了自己在溫州所有的工廠、設備，聯手幾位商界好友共同辦學。他一次性向市教委的銀行賬戶上打入500萬元，以顯示辦學誠意，同時，買地建樓。

資金難題迎麵而來。當時，上海最大的民辦學校麵積隻有50畝，周星增第一次買下了200畝，後來又加了287畝，辦學規模大大超過了原來的設想，前期基建投入巨大。剛開始時銀行不肯貸款，“你一個外地人辦大學，能不能招到學生呢？招不到學生，怎麽還貸款呢？”

周星增說：“那段時間，我每天都像在懸崖上走鋼絲，一不小心，就會跌下萬丈深淵，摔得粉身碎骨。那一年，我的新車10個月跑了9萬多公裏，比出租車開得還多。”

資金問題還是得自己解決。一批溫州朋友，還有他的大學同學、全國各地的朋友，都一起來幫他。周星增至今還記得，一位老同學騎著自行車，跑了3家銀行，把全家所有的積蓄一共2萬多元統統取出來，交給了他。他們看中的，就是周星增的人格魅力和不凡的決心。

康橋路上，一幢幢教學樓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消息傳開，驚動了上海市裏的領導。領導說，“我們得去看看，他到底是誰，他到上海辦的是真大學還是假大學？”領導們在建橋工地上找到了曬得黝黑的周星增，聽了他關於辦學理念、目標、規劃的匯報後，又吃驚，又佩服，又高興。有位領導悄悄問周星增，“這大學還沒批下來，你就砸鍋賣鐵幹起來，萬一上頭不批，這幾億元不就打水漂了嗎？”周星增胸有成竹地答道，“我這樣做，就是想告訴世人，周星增辦大學是鐵了心的。市裏不批，一定是哪些地方不足或不符合要求，你提一點，我改一點，你提兩點，我改兩點，等我都達到要求了，上頭還會不批嗎？”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周星增對教育事業的赤誠之心，敢為人先的溫州氣魄，得到了方方麵麵的信任和支持。“建橋工程”一路綠燈，各級領導先後親臨現場指導，南匯區更是把辦大學看成自家的大事，列入2000年政府重點工程之一。開學前夕，數百名康橋人為學院義務清理垃圾，種樹綠化……

2000年9月，上海建橋學院迎來了第一批新生，共1352人。當年建成，當年招生，建橋學院再次創造了溫州精神與上海速度相融合的奇跡。2005年，上海建橋學院順利升格為本科。2008年，中國民辦大學排行榜上，建橋名列第九。

彈指一揮間，上海建橋學院已經走到了第九個年頭，已經培養出了上萬名畢業生。周星增說：“現在我在外麵，在機場，酒店，各種場合，經常會碰到建橋畢業的學生，他們都認識我，還主動把工作中開心的事情告訴我，這個時候我也特別開心，感覺自己又像回到了當大學老師的年代。”

溫州“鯰魚”

自打上海灘鑽進了建橋這條鮮活的“鯰魚”，憑著溫州基因的活力，得益於上海良好的“生態”環境，這條“鯰魚”迅速壯大，還帶來了“同伴”，攪熱了民辦教育界這個“深潭”，逼得本土“沙丁魚”們你追我趕，力爭上遊。

在建橋學院逐步走向正軌之後，周星增又把目標對準了養老院。在建橋學院不遠處，一家名為“親和源”的老年公寓已經於2008年5月正式開園。這家投資超過5 個億的養老院是迄今為止國內最高品質的老年社區。社區內的所有設計、環境、設施都是針對老年人的特點精心設計，並且由國際一流的專業服務機構向老人提供專業養老服務。

“比如，物業管理由美國著名的愛瑪客公司提供服務，社區配餐中心由法國的索迪斯進行經營；社區內的護理醫院由曙光醫院進行管理，社區內的康體會所由香港的美格菲提供。這裏還有亞洲最好的老年休閑、療養、娛樂和健身設施。”

周星增的“親和源”無疑和傳統意義上的養老院有著天壤之別，其“會員製”的模式也是國內首創，這種完全不同於傳統養老機構的管理模式無疑又走在了大多人的前麵。

“夢想與現實總是有距離的，不少朋友就認為我的想法太‘烏托邦’了！不過有些事情需要堅持。堅持就是力量，時間就是影響。民辦教育就是因為參與者多了，才有後來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在養老事業方麵，我們也想開個好頭。”

周星增不止一次地強調，“我在溫州老板中，資金量肯定不是第一位，但可能是最有幸福感、成就感的老板。”

“ 每當生意場上遇到煩惱的時候，在校園裏轉一圈，看到一張張充滿活力的青春笑臉，聽到朗朗讀書聲，一下子心就放鬆了，也寧靜了，心曠神怡，覺得自己的辛苦努力是有意義的。前幾年，有個企業家朋友參觀了建橋學院後，說：‘我花了5個億，投資了一家五星級酒店。但我情願用兩個五星級酒店跟你換建橋學院。’我說，別說兩個酒店，就是20個，200個酒店我也不會換的！”

“辦一所中國一流的民辦大學，辦一家中國一流的養老院，這是我畢生追求的夢想。做這兩件事情，我更注重社會效益。如果說回報的話，我已經得到了，因為建橋品牌、建橋文化得到了廣泛的尊敬和認可。辦大學，辦養老院，帶給我精神上的滿足感、成就感，這種快樂和幸福，是多少金錢也買不來的。這就是最大的回報。”

在周星增的眼中，一個人一生中，如果能辦成一件有功德的事，那就是成功。這件事，如果有利於別人，有利於大家，有利於社會，那就是有功德。做有功德的事，那是人生最幸福、最快樂、最高級的一種享受。■

千萬不要預測周成建：從小裁縫到美特斯邦威

把周成建的經曆叫做“神話”，一點也不過分。一位除了一把剪刀別無他物的裁縫，為何能在十多年間創造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服裝企業？周成建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話題。

名人周成建

上海電視台大樓《頭腦風暴》節目的演播室裏，周成建穿著窄腿褲、棕色休閑西裝，沒係領帶。坐在他四周的，是諾基亞全球副總裁鄧元鋆、家樂福中國區副總裁康柏德、安利大中華區副總裁劉明雄等等著名跨國公司的大老板。他們的服裝是中規中矩的商務西服，一絲不苟。

相形之下，周成建顯得有些特別。他斜靠在椅背上，臉上因微笑而形成的大大的“括號”透露，他正在享受自己特立獨行的風格，也一定在享受與國際企業明星們平起平坐的成就感。

2008年錄製的這期《頭腦風暴》，節目主持人袁嶽要嘉賓提供一張圖片，來表明自己心目中的“幸福感”是什麽，周成建拿出的照片是他裁剪衣服的鏡頭。這也證明，周成建對自己的經曆與成就，打了一個很高的分數。

周成建是《頭腦風暴》的常客，2009年一期討論高考改變命運的節目，他又是座上嘉賓。坐在他對麵“陣營”的，都是擁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企業家，而他自己，被劃入草根起步、白手起家企業家的行列。

其實，兩期節目正好可以概括今天的周成建。20年以前，周成建還是浙江青田縣的小裁縫，走村串巷靠手藝吃飯。餐飲、裁縫、補鞋、理發、修理——“五把刀子”是當時浙江手藝人中最興旺的行當，周成建就是其中一把。

青田縣鄰近溫州，1980年代末的溫州，湧動著市場經濟帶來的亢奮空氣，成千上萬小企業、小商販，不放過任何可以創造財富的機會，活躍在這個當時還非常偏僻的小城市。1986年，周成建也收拾行囊，跟很多同鄉一樣開始了闖溫州的人生旅程。

到了溫州，周成建還是隻能當裁縫。不過，一些流傳的故事證明，周成建不是普通的裁縫。裁縫是個辛苦的行當，有一次，實在困得不行，周成建操作機器時把一批西裝的袖子裁短了一大截。但周成建想了個辦法，將西裝袖子改成了夾克袖子，把西裝變成了夾克衫，這批貨竟然成了暢銷產品。如果不是他的機靈，他本要賠償老板幾十萬元。

打拚幾年後，周成建自己當起了老板，在妙果寺市場做起了前店後廠的服裝生意。

如果一名裁縫缺少創意，他永遠是裁縫；如果裁縫充滿奇思妙想，就變成了設計師；如果裁縫喜歡奇思妙想還充滿當老板的欲望，就變成了周成建。

周成建最有名的一次商業炒作，是縫製了一件世界最大的風雪衣，創造了吉尼斯世界紀錄。在上世紀90年代初，這樣的驚人之舉，贏得了全國範圍的關注。2005 年美特斯邦威上海浦東總部落成典禮上，這幅巨型風雪衣的新聞照片還陳列在展覽室裏，巨大的風雪衣被“穿”在一棟樓房身上，那情景即便在今天看來，也極具視覺震撼。

周成建嚐到經銷策劃的甜頭，這些經曆讓他得到一個經驗：那些無形的東西，也許是最值錢的。事實上，當他真正開創美特斯邦威這個事業的時候，周成建仍然固守他的經驗，隻不過這個“無形的東西”有了實在的目標——“品牌”。

不走尋常路

在中國其他地區，甚至其他國家的人眼裏，溫州人有著猶太人一般的精神，在溫州，最不少的就是敢為天下先的人。但即使在溫州，周成建也算是“奇人”，當大多數溫州商人還在墨守薄利多銷法則，依靠低成本產品闖市場的時候，周成建就開始玩“品牌”遊戲，創造出後來被總結為“虛擬營銷”的商業模式。

1995 年，美特斯邦威公司成立，周成建的玩法是，在廣東、江蘇等擁有成熟加工工廠的地區，尋找代工工廠為美特斯邦威生產服裝，然後到全國尋找特許加盟商，銷售美特斯邦威的產品。看起來，周成建除了一個商標，什麽也沒有。但是，正因為如此，最大的利潤，都進了周成建的口袋。正因為選擇了一個最合適的經營方式，美特斯邦威在14年中，以超出所有人想象的速度迅速發展。

到今天，有各種人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周成建成功的原因，周成建自己談得不多，但他的認識，似乎比外人更加冷靜和理性。

“ 美特斯邦威當初為什麽這樣去做呢？我也一直在總結。其實從某個角度說，美特斯邦威過去更多是處在一種被動創新的狀態。1990年代初，特別是在創業初期，那個環境下大家都是大而全小而全，美特斯邦威當時的實力不如一些兄弟企業。在這種背景下，對於我來說是一種被動的創新、被動的放棄。何為被動放棄呢？我是做加工出身的，但我想要去做品牌，又沒有經濟實力，沒有管理基礎，我隻能兩者選一。所以，我最後是被動地放棄了製造這一塊，而做了品牌這一塊。為什麽是被動的創新呢？其實從我角度說，我不是做管理出身的，也沒有太多的經驗，這種模式也是被動的創新，是不得已而為。”

如果單單把周成建一係列“被動選擇”而得到的成績，歸功於“好運”，應該是不公平的。相反，是明智地選擇“取”和“舍”，周成建才可能探索出最合適的道路。

美特斯邦威的成績一定讓一些同行企業嫉妒，2000年左右，曾經與美特斯邦威在同一產品領域競爭的幾家國內休閑服裝品牌，如今紛紛逐漸消沉，隻有美特斯邦威，保持著旺盛的發展勢頭。這些年，周成建成長為“著名企業家”，央視“春晚”嘉賓席上頻頻露臉，國內各種財經、商業節目也很喜歡邀請這位非常“上鏡”的老板，周成建在鏡頭前的微笑，也越來越從容。

但是，周成建並沒有被閃光燈晃花眼睛，對自己企業的發展，他依然保持著冷靜。“我覺得，結合目前的市場形式，美特斯邦威對服裝行業的執著和忠誠相當重要。曾經在樓市、股市瘋狂熱炒的時候，美特斯邦威也依然沒有涉足這些並不熟悉行當，而是固守在服裝行業。也正是因為美特斯邦威這樣的固守，使它免於遭受樓市及股市的不利影響。”

麵對H＆M等國際服裝品牌進入中國的市場形式，周成建又開始了一次新的商業探險。2008年底，美特斯邦威推出相對以往產品更加高端的新品牌 ME&CITY，希望借此改變過去“學生服裝”的固有形象，給美特斯邦威帶來新的活力和增長空間。周成建為ME&CITY 請來都市白領們的偶像——《越獄》男主角米勒，單從形象代言人的選擇，就能看出周成建想讓新品牌進軍國際市場的野心。

“ 眾多國際服裝品牌都在搶占中國市場，對美特斯邦威來說，我們並不覺得這是一件壞事，或者會給Meters/bonwe及ME&CITY的品牌發展帶來哪些困難。反而我覺得，這些國際大牌的進駐，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人對服裝、時裝的消費觀念，使他們更能夠接受平價時尚這樣的理念，對美特斯邦威來說，這反而是一件好事。”周成建說。

周成建看溫商

其實，周成建算不上“純粹”的溫州商人，他的家鄉從行政區劃上不屬於溫州，2005年，周成建把公司總部從溫州搬到上海，上海已經成為美特斯邦威的根基。但是，周成建發家於溫州，溫州，是他今天一切成就的起源地。

正因為從溫州來，但又站在溫州之外，周成建對溫州商人和溫州經濟，有著自己的解讀。對於經濟危機下民族產業、溫州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周成建有自己的思考。

“ 我認為這輪金融海嘯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對中國的民營企業發展，積極多於消極。特別是對我們的浙商和溫商來說，更需要去歸納去總結。溫州是一個率先發展民營經濟的地方，過去靠我們自身的膽略和市場的先機，把企業做起來了，把市場做開了。過去30年，整個社會都是處在一個高速的發展階段，一直以來我們都沒有停下來，沒有歇下來看看，我們過去走的路是不是全對，或者在哪些方麵是值得去總結值得去分析，或者值得去梳理的。我覺得通過這一輪的金融海嘯，客觀的環境促使你的主觀意願更加堅定地歇下來看看想想，這樣會讓溫州的經濟，溫州人的經濟更加健康，以後才會有可能使溫州的經濟走向更遠更久，讓溫州人的企業走向更遠更久。”

其實，探討改革開放30年以後，民營企業該怎樣走，周成建自身就將是一個標本。盡管過去的成就可以用“神話”來形容，但未來的路，必定更加充滿挑戰。“我相信美特斯邦威的未來麵臨的挑戰將比過去更大，過去是在無序中發展起來的，在社會和市場快速發展中跟隨成長起來的。但接下來，特別是在這一輪的金融危機背景下，全球更會走向一體化。發達國家企業的力量還是非常大的，再瘦的駱駝也比馬大，其實我們還不是馬，是小毛驢，我們這隻小毛驢如何更加健康地成長，讓它走得更遠，這個挑戰還是蠻大的。”

回到幸福的話題，周成建還是堅持，他的“幸福”，來自於手裏這把裁縫剪刀。“有句老話，叫做‘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對我來說，我覺得我最大的幸福就在於，我‘入對了行’，我可以終身從事我自己鍾愛的服飾行業，可以有機會將自己和我的團隊們一手創造的“Meters/bonwe”和 “ME&CITY”，以及未來可能擁有的其他品牌打造為國際知名服飾品牌，這將是我奮鬥的目標。”

千萬不要預測周成建，千萬不要去預測一個明了規則、但又不走尋常路的人未來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