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知青下鄉”

從2008年開始，中共中央組織部決定，用5年時間選聘10萬名高校畢業生到農村任職。在此之前，遼寧、江蘇、北京等地已試行此政策多年。2009年，北京市三年前選聘的第一批大學生“村官”即將合同期滿“卸任”，他們同時麵臨著下一步的出路問題。

特定意義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所指的事件，發生在上世紀60年代末。較之“老知青”，此番大學生下鄉也是讓知識服務鄉村，同樣麵臨城市的就業壓力，且帶有行政意味，我們因此把當下的大學生“村官”稱為“新知青”。

兩次“知青運動”當然無法類比，上一次是強製性色彩濃厚的政治動員，而這一波雖也有政策性激勵，但一些大學生帶著“改造鄉村”的理想化情結自願“上山下鄉”，早已不是孤例。

無論是行政動員，還是個體自覺，我們對他們的關注都出於對中國問題的探討：新一輪“知青下鄉”有怎樣的政經背景？80後“新知青”給中國農村帶來什麽真實變化？他們與中國農村的未來之路在哪裏？

80後女大學生的村官生活

母親對於女兒當村官不以為然：“好不容易把她供出來，結果又回到農村了。”

畢業僅半年的女大學生劉榮華，帶領歲數跟她父親甚至爺爺差不多大的老黨員，治理這個800多口人的村子

本刊記者/張鷺(發自河北、江蘇)

為村裏打了5眼機井，修了一條350米的水泥路與鄰村相通。這是女大學生村支書劉榮華上任不到3個月交出的施政答卷。

今年3月25日，這個去年剛畢業的“80後”女大學生，全票當選為唐山市樂亭縣大相各莊鄉王潘各莊村的村支部書記。

一個年僅22歲的小女生，何以在短期內贏得村民和村幹部的認同？劉榮華的上級、大相各莊鄉黨委書記鄭洪濤說：“你不能隻注意看得見的那點成績，還有那些看不見的呢！”

樹立威信

劉榮華當選之後才發現自己接手的是一個負資產的村：沒有企業，上屆村委修路把村裏唯一能賣錢的樹林給賣了，村裏的集體機動地也租給了別人，目前還有20多萬元的債務。

“ 快栽秧了，再不打井，又該打架了。”上任半個月，有村幹部提醒劉榮華。在樂亭這個蔬菜大縣，水和交通是農村發展的兩大製約因素。具體到王潘村，用於灌溉的 19眼機井有7眼經常不出水，村民隻能排隊澆地，但時間不等人，排在後麵的人等別人都澆完地，節氣也過了。每到栽秧季節，都是村裏爭吵打架的旺季。“因為缺水，很多人不敢種蔬菜，隻能種玉米，靠天吃飯，而一畝地用來種玉米，收入頂多1000多元，如果種西紅柿，少說也得5000元。”1985年曾擔任村支書的史少勝說。

麵對上任後的第一件大事，劉榮華表現得很謹慎，“怕她們騙我，糊弄我是個小丫頭。”劉榮華拉著大她5歲的村主任黃新勇到地裏考察了一番，情況果然如此。算了一下，要解決灌溉問題，需要新打6眼機井。接下來的問題是，錢從哪來？

在王潘村當村支書前，劉榮華曾在鄉裏另一個村幹過半年村主任助理，對於如何為村裏爭取資金和項目，她並不陌生。這個村的包村單位是市民政局，劉榮華與代表民政局與村子接觸的幹部反複溝通，為村裏爭取到了20萬元的支援。能爭取到這個數目，除了對口因素，劉榮華的個人努力也不可或缺，鄭洪濤說，“在唐山地區，包村單位每年給村裏的支援，不成文的‘行情’是10萬。”

包村單位“承包”的時間是 3年，自從上一任包村單位屆滿，王潘村還沒有新的接替者。在劉榮華上任前，黃新勇為了打井的事，曾通過朋友去找過一些企業，“但你沒項目沒產業，人家不可能給你錢，你又不是希望工程。”劉榮華隻能通過鄉裏引薦到縣水利局和財政局，然後一趟趟地找上門去磨嘴皮子。她發動了從鄉黨委書記到一般幹事在內的力量幫忙遊說，直到兩個單位合計3.5萬元的打井款項匯到村裏的賬戶上。用這筆錢，村裏打了5眼機井。一位正在地裏澆地的村民說，原來的老井光走字不上水，新井打出來後，澆一畝地的電費從200元降到了40元。

劉榮華的另一個政績是修路。兩個月前，如果從西邊灤南縣的高各莊村進入王潘村，兩村間交界的土路是過往司機最頭疼的。這條路是村裏往外運輸蔬菜的必經之路，“蔬菜怕顛，一顛就壞。”村主任黃新勇曾想自己墊錢把這段路修成水泥的，被劉榮華製止了。

“這條路屬於村村通工程，鄉裏是有修路指標的。”根據這個判斷，劉榮華向鄉裏遞了材料爭取了一段350米的修路指標，又找同樣有修路需要的高各莊村籌了1萬多塊錢，加上村裏收上來的電費作為預付款，把路修了。欠款等工程正式驗收完，鄉裏給的修路款到賬後再還上。

劉榮華說，當地幹部更多的是困在自己家的一畝三分地裏考慮問題，“我的視野可能比他們開闊一些。”

而在村民們眼裏，劉榮華的大學生身份顯然在此過程中發揮了光環效應。史少勝的話代表了村民對她的普遍看法，“國家有支持大學生下鄉的政策，縣裏鄉裏對大學生村官也很重視，有些錢我們去要可能夠嗆，劉書記出麵就不一樣了。”而村裏幹過20多年的老支書史井俊，更是把大學生劉榮華比作“金鳳凰”，“落在哪哪跟著沾光”。

調和鄉村矛盾

得知劉榮華要參加王潘村的黨支部競選後，史少勝找到鄉黨委書記鄭洪濤說，“鄉裏如果一定要派她來參選，至少我不參加選舉。”

“他嘴上說是自己不參加選舉，實際上的意思是，他這一派的黨員都不參加啊。”鄭洪濤對記者說。

王潘村的村支書選舉，一直是困擾該鄉的長期病灶。此前，由於派係矛盾該村已連續兩屆選不出村支書，今年換屆選舉之前選了兩次也是無果而終。

“每到選舉村支書，你這派有希望當選，我這派的人就不到，村裏黨員人數就那麽多，有一派不到就湊不齊人數。”鄭洪濤告訴記者。

今年2月，已經是黨員，當時正在鄉裏另一個村當村主任助理的劉榮華聽說了這個事情，主動請纓，申請參加這個村支部的選舉。正為此事感到頭疼的鄭洪濤，決定用“公推直選”的方式，把劉榮華的黨關係轉到了王潘村，參加村黨支部的選舉。

在老支書史井俊的描述裏，現任村黨支部委員兼村委委員的史少勝是個攪局者。每屆選舉史少勝都要競選，雖然很少能當選一把手，其派性力量卻足以影響一把手的產生。在鄭洪濤麵前，史少勝絲毫不掩飾自己的想法，“我覺得這個書記我也能當”。劉榮華確定要參選後，他的對策是，“你不是不從我們這裏選嗎？你來選了，我們也不到會，讓你選不成。”村黨支部的兩次選舉因此而流產。

劉榮華在成為王潘村支部的黨員後，開始了她與村民的接觸。“走訪一些村民，看看村裏需要什麽。”作為老支書，史井俊也不時向村民打聽這個大學生的情況，陸續聽說她幫村民收大頭菜，給村裏的孤寡戶留錢，“小姑娘家，心眼可好。”

結果，3月25日選舉那天，村裏在場的23名黨員全票通過，劉榮華當選王潘村支書。“其實史少勝可能也在觀望，他知道自己選不上，跟我說，那就讓她試試吧”。鄭洪濤分析這位攪局者當時的心態。

兩個多月後，看到了大學生為村裏辦事的效率，史少勝開始接納這位小書記。在中央電視台拍攝的一段修路的視頻上，劉榮華拿著高音喇叭在工地上不停地走來走去，叮囑施工隊，“厚度寬度都得保證好了，一定要保證質量”。而年紀比她大一倍多，個子高過她一個頭的史少勝，跟在劉榮華急促的腳步後，亦步亦趨。

“王潘村有個殘疾人，房子破得不能住人了，要蓋新房，但縣殘聯隻能解決一部分資金，史少勝聽說後居然主動借了他5000元，又發動一位村幹部的親戚借了他5000元。”這件事也改變了史少勝在鄭洪濤心中的印象，“這要在過去，他當不上支書，隻能是搗亂。”

按輩分算，史井俊是史少勝的族叔，兩人的家直線距離不到100米，因為一些陳年舊賬，兩人20多年沒說過話。中央電視台記者采訪完，借村幹部一起吃飯的機會，在劉榮華的斡旋下，史少勝當著鏡頭的麵，主動站起來向史井俊敬酒，自此，村黨支部內部長達20多年的矛盾被化解了。“他們其實也沒什麽深仇大恨，可能是礙於麵子，誰都不想說第一句，兩個人就這麽較上勁了。”鄭洪濤說。

“她是大學生，又不是本村人，在村裏沒有什麽私利的牽扯，說話辦事更加超脫。”鄭洪濤說，“比起跑資金、跑項目，她在村裏更大的作用在於調和村裏的矛盾，平衡各方利益。”

村官生活

劉榮華的家在離王潘村50多華裏的另外一個鄉，母親對於她當村官有點不以為然，“好不容易把她供出來，結果又回到農村了。”

做村官，對劉榮華來說，一半主動一半被動。2008年，劉榮華從石家莊職業技術學院畢業，實習期間她曾在蘇寧電器做過一段客服，“每天打電話搜集客戶的反饋，再錄入到電腦裏，沒什麽挑戰性。”

因為學的是電子信息工程，之後在網上給一些電子公司投過簡曆，順便在6月份參加了河北省統一招聘大學生村官的考試，沒達到河北省的錄取線，但被唐山市錄取了。她在村官培訓課認識的一個女孩，因為找到了合適的工作，放棄了已經考上的村官資格。“說實話，如果就業形勢不那麽緊張，誰也不會主動想到回農村。”劉榮華說。

劉榮華以前在學校是學生會文藝部長，她的妝容還能在一張與女友的合照裏看到：灰褐色、燙成波浪的長發，剪得整齊的劉海擋住了眉毛。村主任黃新勇在去年12月份去鄉裏開會，還見過這頭長發，等到今年2月份她來村裏，已經變短了。以前在學校的衣服也都不能穿，跟同伴去買衣服，顏色以白、灰、黑為主。

村官的生活跟學校差不太多，鄉裏安排10個大學生住在鄉政府的宿舍裏。劉榮華和其他3個女生住一個宿舍，牆上糊著報紙，吃飯在鄉政府的食堂，一個菜一份飯，菜往往是白菜、土豆、粉條、青椒之類。這裏實行中午和晚上定時供水，村官們需要排隊接水，保證飲用和洗漱。男生們閑時打籃球，而劉榮華喜歡上網、聽音樂。

每天早上8點，她會準時騎著自己的女式彎梁摩托車來到3華裏外的村址。農村的事情瑣碎而繁忙，統計家畜，植樹造林，說服村民參加新農合，計生宣傳，任何一個上級單位的任務，到了農村基層都得由村幹部來完成。

據史井俊的觀察，劉榮華剛到村裏時，和村民說話還有些膽怯。鄭洪濤也覺得她有段時間有點沉不住氣，“村裏的自來水井老化該換了，需要20來萬吧，她急得不行，拽著村主任往我這跑，村兩委班子都來了，這是在向我施壓啊！”鄭洪濤至今感到好笑，“縣委組織部牛部長下鄉看望她時，曾對她說過，有困難找他去。結果她真的三天兩頭去找，牛部長也給逼急了，給我打電話說，讓她別再來找了，組織部肯定幫忙，但組織部也沒錢啊，幫個兩三萬還成，到哪去找那麽多錢給她？”

鄭洪濤說，其實這些錢鄉裏也能解決，“要集中全鄉的力量樹立一個典型很容易，但這裏有個公平問題，對她太傾斜的話，其他村怎麽辦？”

劉榮華自己也不好意思老是向上麵伸手，她心裏也在盤算著發展一些產業。她琢磨，一到冬天，村裏全是大白菜，能否加工成韓國泡菜？但轉念一想，很多蔬菜大縣都是這個路子，這樣會不會很沒有競爭力？她說，蔬菜包裝也許是一個比較現實的選擇，城裏人生活節奏快，沒空洗菜，我們洗幹淨包裝好了，做成那種開袋就能下鍋的。

記者采訪時，劉榮華正在隨縣裏組織的考察團訪問江蘇，參觀包括華西村在內的富裕農村，“說實話，可借鑒的東西有限。”劉榮華希望能有更多與當地農民交流的機會，因為“真正值得學的是當地農民的意識”。此次江蘇之行，她拍了很多照片，想用蘇南地區農村的繁華“刺激”一下村裏人，“雖然達不到這個水準，至少讓他們看到差距，提高他們的意識，讓他們把目光放長遠一點，我以後的工作也好做。 ”

前一陣號召村民清理街道時，正趕上插秧，白天幹了一天活的村民們，晚上不大願意再動了，這時候史井俊帶著一群老黨員把家門口清理幹淨，其他人也跟著動了起來。受此啟發，劉榮華想建一個村民活動中心，把村裏的健身器材放進去，讓大家有個交流的公共場合。她希望能以此帶動村民中的積極分子，“你要改變一個村，不可能就靠你一個人。”

剛剛上任3個月的劉榮華還處在和各方的磨合中，至於3年後，她說：“我沒想未來。” ★

村官突圍

他們對農村的理解與現實之間尚存在很多錯位之處。對此，有人選擇了適應，有人選擇了突圍

3個月了，陸成田一直憋著一肚子火。

3月初的一天，北京市平穀區人事局召集區內所有合同即將到期的大學生村官，宣讀了一份北京市政府有關續聘的文件。續聘一事，從此前有關部門一直承諾的“想留就留”，變成了“隻留20%”。陸成田續聘的打算，很可能要黃了。

這意味著，北京市首批招聘的2000名大學生村官，在距離合同期滿不到4個月的時間裏，將有80%的人必須再次麵臨出路問題。

難題

石景明是北京市平穀區馬坊鎮窪裏村的黨支部書記，是陸成田的頂頭上司。石景明至今還記得2006年3月村官匯報自己規劃的場麵：村幹部在下麵正襟危坐，村助理在上麵神采飛揚。聽著一個個氣勢磅礴的規劃，石景明心裏直犯嘀咕：“能實現嗎？”

陸成田自己有一個成型的規劃。在中國農業大學讀書期間，他就在導師的指導下，種植了一些中藥材，頗有心得。現在，他想把這個試驗移植到農村。在他看來，這至少有幾方麵的優勢：一是自己是學這個的，又有這方麵的實踐；二是自己的導師在行業內渠道甚廣，銷售應該不是問題；三是窪裏村土地資源豐富，人均達兩畝以上，正適合大規模推廣。

來馬坊之前，陸成田對村官的定位有二：一是“村助理至少應該算個副村級，在村領導不懂業務的情況下，還不是由你說了算”；二是主要負責發展生產，“帶領村民致富”。他記得，當時的宣傳中，有兩塊內容被著力渲染，一是“為副處級幹部儲備”，二是“為新農村建設加力”。

馬坊鎮是北京市2006年村官的兩個試點之一。當年共招收了30名村官。其中15名來自中國農大，15名來自北京聯大。由於上任的時間較北京市其他村官早了 3個多月，這些人受到了媒體幾乎密不透風的關注。陸成田後來的合作夥伴、馬坊鎮梨羊村村助理高浮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該鎮的30位村官，幾乎每個人都在媒體上露過臉。

要想推廣種植，先要讓村民看到好處，陸成田決定先找一塊試驗田。窪裏村書記石景明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由於村裏以前曾有過失敗的先例，大家對中藥材的前景並不看好。但在當時全民關注村官的大形勢下，村主任還是騰出了幾分地給他。陸成田於是遠赴河北挑選種子，同行的還有他的師姐、梨羊村的另一村官陳娟。

其他的村官也躍躍欲試，馬坊鎮開始進入第一輪密集的創業期：小屯村的助理程宣輝想辦一個家教班，給村裏的孩子免費輔導；高浮圖想著怎樣能將本地豐產的桃，供應給就在不遠處的順義設廠的匯源果汁。

陸成田的種子剛下地，就碰上了第一個難題：怎麽澆水？雖然水井就在50米遠的地方，但還是需要用管子把水引過來。村委會門衛張福恒可以提供管子，但是怎麽運過去？村民的架子車一趟就能解決問題，但問題是，村民會不會幫你？

陸成田原來想，這個試驗是為村裏做的，村幹部和村民提供點幫助理所應當。但他很快發現，村民根本不理他們這些大學生村官，把他們看成一群“不會幹農活”的“ 外鄉人”。村官們一腔熱血的致富理想，在村民的眼裏，隻是一個個來自於書本上的不成熟想法。他們滿腹狐疑，冷眼旁觀。村領導也在撂給他一塊地之後，任它生死由便了。

除了水的問題，還有很多現實問題。比如電的問題，澆水就要接電，電費誰來出。還有犁地、翻地、施肥等一係列問題。陸成田原來以為，這些雜事都會有人幫他料理，他隻需穩坐中軍帳，提供點技術方麵的支持。這種想法，在當時初來乍到的村官中非常普遍。東店村的大學生村官李豐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心目中的村官定位，其實就是技術員。

窪裏村黨支部書記石景明說，這一時期村官的一個特點就是理想化色彩太濃，“想法很多，但有點脫離實際”。到了第二年，村裏又來了一名村官，在石景明看來，踏實了很多，“叫幹啥幹啥，沒事就坐著。”

陸成田說，他本來可以把水管一根一根地扛到地裏去，但他不想扛，因為他看到了村民對此漠不關心。這種態度讓他意識到，即便自己的實驗取得了成效，也會在隨後的推廣中折戟沉沙。於是，這些被寄予厚望的種子，從下地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一個暗無天日的結局。

陳娟的中藥材試驗，由於沒有一塊像樣的試驗田，最終半途而廢；程宣輝的家教計劃，最終消弭在漫長的等待中；高浮圖專門去了一趟順義，發現匯源果汁早已有自己的原料供應商，並且非常穩定。

隻有二條街村的草莓項目看起來有些眉目。這個日後被廣泛宣傳的創業典型，為村官王麗娜贏得了北京市“五四獎章”等諸多榮譽。在其他村官看來，這一項目的成功，除了公認的村官自身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村幹部提供的良好平台。

錯位

陸成田承認，自己以前對農村的理解，有些一相情願。他想象自己工作的第一幅畫麵，應該是“很多村民圍著我，問一些生產上的問題”。

村幹部對發展生產也不十分積極，石景明說，一方麵是因為土地已歸各家各戶，村幹部很少有發揮的空間。更重要的是，上級對村幹部的政績考核，重點也不在發展生產，而在維護穩定。

石景明說，維穩占據了村幹部太多的時間，以至於很難再給生產擠出時間。此事之所以占據了太多的精力，是因為他們不僅要處理已有的問題，還要緊盯其中的隱患。而後者讓他們的神經時刻緊繃，因為他們的考評直接與此掛鉤。“有上訪的就要扣分，扣分就是扣錢”。

但除了戶口等一些現實考量外，大學生村官就是奔著發展生產來的。《中國新聞周刊》采訪了馬坊鎮近10位村官，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近乎一致，要麽是為了自己創業，要麽是帶領村民致富。

有時候，他們還要盡量避免陷入維穩的漩渦中。“一旦村裏有糾紛，他們就躲得遠遠的。”石景明說，他們管不了，也不願管。

“村裏的水很深。”一位不願具名的村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有些糾紛可能涉及幾代人的恩怨，一個外來人不僅解決不了問題，還會為自己招來禍端。”一開始，他曾試著用自己的善意介入其中，但在有一次差點把自己賠進去的經曆後，從此對這種事敬而遠之。

而真正的威信，卻又總是在解決此類爭端中培養起來的。“得能鎮住他們。”石景明說。這就產生一個矛盾：村官要圖發展，需要在村民中樹立威信，而威信的建立，又往往存在於他們極不願意涉入的維護穩定問題中。

突圍

但有的大學生村官還是心有不甘。梨羊村的助理陳娟，在種植中草藥失敗後，又將視線投向了甜玉米。

她是這一撥村官中唯一的碩士。農學出身的她一直在尋找一個農業項目，在剛來的第一年顯得尤為急迫。

但馬坊鎮工業城鎮的定位，正讓農業的空間變得越來越小。在二條街的草莓項目獲批後不久，農業大棚的大門也漸漸關閉了。

在否定了之前的好多想法後，2007年初，陳娟想起了母校的nd413超甜玉米。這是一個早已試驗成熟的品種，口感與牛奶相近，推出後在農大很受歡迎。

由於不改變原有土地的用途，這一項目在2007年4月份順利獲批。

此時，由王麗娜和劉亞鵬主持的二條街村的草莓項目早已名聲在外，在經過了與農村一年的磨合後，村官們之前受挫的創業意願再次抬頭。

與上一次不同的是，村官與村民之間的信任，已在過去的一年裏漸漸生長。陳娟的合作夥伴、村裏的另一位大學生高浮圖說，甜玉米項目後來能獲得推廣，受惠於他們在這一年中所做的兩件事情。

一是與村後的鐵路貨運站交涉，為村裏贏得了賠償。梨羊村緊鄰鐵路，經常有大量的煤渣傾倒於此。2006年春夏之交，大風卷著煤渣，吹向正處於受粉期的桃樹，幾成滅頂之災。村民找到村委會，正值村領導不在，兩位村官就把這活給接下來。

貨運站領導認定了兩位村官隻是想出出風頭，就以利誘之，說自己跟鎮上領導很熟，“說一兩句好話，就能給你們評個先進”。兩人沒理這一套，繼續交涉，最終為村民要回了賠償。

另外一件事，是京平高速施工時，堵上了村裏的排水管道，一些村民的東西被淹。他們倆拿著相機，把施工現場的情況一一拍下，最終也要回了賠償。

這兩件事情過後，兩人明顯感覺到，自己與村民之間的距離拉近了。

村領導拍著胸脯對他們說：以後你們想幹啥，村裏絕對支持。沒有地，擠也要給你們擠出來。

甜玉米第一年試種的5畝地，就是5個村幹部一畝一畝擠出來的。第二年推廣的350畝，其中的300畝是陳娟從鄰村租來的，另外的50畝，來自於村裏的“比較可靠”的農戶，村幹部在其中的斡旋起了很大作用。

這350畝地，陳娟都會和農戶簽合同，給他們承諾一個保底價。“保底價一般是每穗3毛6錢。按照畝產3000穗算，這已經比原來種植普通玉米的收入高出三四百塊錢。”

“如果賣出的價錢高出保底價，多餘的部分，在扣除管理費後，還要還給村民。”這樣算下來，在推廣種植的2008年，農戶的實際收入接近每穗4毛錢，一畝地算下來差不多1500塊，比原來的收入高出一半左右。

銷售始終是個大問題。有人為她算過一筆賬，如果甜玉米賣不出去，陳娟和她的合作者高浮圖、王麗娜，將不得不支付高達35萬元的土地保底價。其中的絕大部分，將由陳娟承擔——2007年11月，由陳娟發起成立了“新三農特色果蔬產銷專業合作社”，陳娟任法人代表，高浮圖和王麗娜任理事。

陳娟相信，農產品不同於其他東西，隻要努力找市場，總能找到銷路。“大不了就是拉到市場上去賣嘛！”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2008年的銷售渠道中，市場批發占據了差不多一半的份額。還有一部分，給了一個高端禮品的加工商。私下裏他們還在找一些其他的渠道。在鎮政府幫忙的高浮圖一聽說誰要買禮品，就會忙不迭地推薦這些甜玉米

自救

全額續聘的希望落空後，擺在陸成田麵前的路還有幾條：參加續聘考試，擠進20%的行列；參加專為村官準備的公務員考試；再有就是自謀生路。

前兩者陸成田不抱什麽希望。一是競爭激烈，二是加分因素在其中左右態勢。這兩場專門針對村官的考試，都製定了各級優秀的加分政策。其中續聘考試的加分幅度尤大：國家優秀加30分，市級優秀加20分，區級優秀加10分。“而試卷本身隻有100分，且隻按其70%計入總成績。總成績的另一部分，就是這些全額計入的加分。”

由於續聘考試距離政策的宣布隻有4天，加分因素在這些倉促上陣的考生中幾乎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果然，在平穀區所有續聘的30人名單中，各級優秀占了其中的28位。王麗娜憑借30分的加分，從原始排名的第57位一下子升至第1位。

由於優秀的評選標準不為人知，這些評選的公正性引來一些質疑。高浮圖搞不清楚，為什麽別人在奧運期間獲得的“首都‘迎講樹’活動先進個人”可獲20分的加分，自己同為奧運榮譽的“北京奧運會誌願者先進個人”卻沒有加分。

今年5月份專門針對村官的公務員考試，加分的幅度相對小一些：國家級優秀加12分，市級優秀加10分，區級優秀加5分。

在主動放棄了上述兩次考試後，陸成田開始在網上向用人企業投簡曆。

他發現，自己在農大時所學的專業技術，早已在過去的3年裏日新月異。學弟學妹們現在談論的熱點問題，已經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話語體係。

他不知道該如何向企業解釋自己這3年的經曆。發了10來份簡曆，沒有一點回音，陸成田有些喪氣。但高浮圖告訴他，自己發了不下500份簡曆，同樣杳無音信。

程宣輝接到了首鋼公司的麵試通知。這個從天而降的機會，來自於各大國有企業接到的市裏有關安置村官的通告。他的信息在通告上被首鋼看到，學食品的他於是順利地進入首鋼的後勤部門。多位村官在與《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交流時，都提及這個讓他們歎為觀止的成功案例。

陸成田和高浮圖決定不再作無謂的努力。此前他曾為第二輪任期內創業購買了紙箱機，於是在馬坊鎮敬老院的幾間平房裏，他們開辦了一家紙箱廠。

馬坊是平穀的工業重鎮，占地4平方公裏的工業園區和近2000畝的物流園區或行將破土或已開始招商。在陸成田看來，這些將為紙箱廠提供充足的消費需求。另外，平穀的桃香飄千裏，每一家桃農一年也要消費幾百個箱子。

對於最終還是選擇了自主創業，陸成田說，除了多條路都被封死外，還有始終吸引他的農村對於創業的各種便利。

比如，他們租了5間總共近百米的房子，房租1年8000元；他們雇了兩位附近村裏的殘疾人，每個月的工資每人不到千元。“這樣的成本，在城市裏都是不可想象的。”隨著郊區交通的日趨便利和周邊工業的快速興起，陸成田說，這些優勢將轉化為更為誘人的投入產出比。

唯一困擾他的是錢的問題。6月初，這個廠前前後後已經投入六七萬元，這已經耗幹了陸成田和高浮圖以及另外一位“二年級村官”魯書成有限的儲蓄。

唯一鼓舞他們的是銷售的形勢。開業一個月來，從淘寶網上淘來的訂單漸有增加的趨勢，5月31日當天竟然達到了創紀錄的10單。他們算了算，開業首月的收入已有五六千元。雖然距離賺錢依然很遠，但陸成田說，他已能夠看到這一天。 ★

“改造與被改造”的踐行

一些大學生帶著理想化情結自願“上山下鄉”，在“一村一個大學生”的政策洪流下，略顯孤獨

村裏年輕人大都外出打工了，跟村民們張羅專業合作社的，是大學生王德斌。這是河北省順平縣柴各莊，遠近聞名的貧困村。

最初村民把王德斌當成“北京來的人”。兩年過去了，合作社蹣跚著起步，他們也逐漸明白，王德斌和他們一樣“無權無錢”。

這個下鄉的年輕人多少帶有些理想化色彩，大學期間組織社團支農活動，畢業即加入一個叫“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的民間NGO，開展農村人才計劃。他自詡有著晏陽初、梁漱溟的誌向，“願意成為和他們一樣的人”。

八十年前晏陽初騎著毛驢進村，城市知識分子掀起鄉村改造運動。他們將中國農村的問題歸為“愚、窮、弱、私”四端，主張以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別醫治之。

王德斌出生於南方農村，相較“醫治”，他更願意稱之為“自治”。兩年前，這位有著“農民兒子”情懷的大學生，熱忱飽滿地回到農村；兩年後，他更為明白的是，村民仍是指望著“有權有錢”的人去改善他們的狀況。

“北京來的人”

王德斌到柴各莊，村民並不意外。一些村民看過“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帶去的一張報紙，上麵刊登了王德斌畢業前夕寫的一封家書。他在信中寫道：

“ 萬事開頭難，就算沒有美好的前景，我們也應該去做。想想為什麽占絕大比例的人口卻不能過著便利輕鬆的生活，為什麽一年到頭辛辛苦苦勞作卻抵不上別人幾個月的工作，為什麽別人可以拿退休金，而我們卻在60歲後還要臉朝黃土背朝天；為什麽別人有這個保險，那個保險，而我們生病卻不能及時醫治；為什麽大多人都把眼睛投向遠方，而不顧生我養我的地方？”

王德斌在華中農業大學的專業是農村區域管理。“我來自農村，所學與農相關，有責任也有條件回到農村，讓農民過上有自信、有尊嚴的生活。”

這封家書，建立了他與村民間的信任。

早在2003年起，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就對台魚鄉，包括柴各莊、小水村、史家溝等在內的周邊六個村進行調研，先後有兩名大學生駐村了解當地情況，組織發展當地合作社。村民並不清楚何謂NGO，知道他們從北京來搞鄉村建設，稱他們為“鄉建中心的人”。

鄉建中心的前期工作是組建老年協會、文藝隊。2004年，各類文化組織相繼轉型為合作社。

2007年7月1日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實施，當地已運行了2到3年的六個合作社終於可以改變“黑戶”的身份。法律施行的第二天，小水村的葛大爺就找到工商局，但隨後的注冊跑了兩個月，葛大爺明白，合作社缺個“明白人”。

“理論說得火熱，實際上農民自己並不明白合作社。”王德斌到順平縣要辦兩件事，一是讓村民搞明白合作社的事，二是搞明白農民如何合作的事。

8月29日，王德斌第一次來到順平縣，協助周邊六個合作社的運作。葛大爺到村口迎接，第二天又送他到五裏外的柴各莊，轉些天是史家溝、東五裏崗、南委村。

10月，王德斌返回順平縣城，先後到銀行、稅務、技監等部門谘詢。“後續工作像無底洞，領到營業執照之後還要辦理組織機構代碼證，逾期一個月罰款。農民不可能知道，也沒有任何機構履行告知義務。”他說。

王德斌就跟著村民跑手續，但這個“北京來的人”並沒有尚方寶劍。六個合作社為技監局“逾期罰款1000元”磨了整整七個月嘴皮子。最終免罰款辦下組織機構代碼證，又在稅務上卡了殼。

如此多番折騰，王德斌有些心涼，也越發明白辦事不易。他勸村民，“別著急，先做事”。他也在順平縣安頓下來，他的“安頓”，就是流動著住在村民家裏，家當是一包衣服，一箱書。

王德斌頻繁往返於各村，參加六個合作社的大小會。合作社有自己的理事長，而這個年輕人更像是拿主意的“領導”。他入股柴各莊“聞名柿子專業合作社”，成了社員。“聞名”是順平第一個在工商部門注冊成功的合作社，社員有48戶。

村民們看得很清楚，一個大學生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在王德斌眼裏，農民最盼望的還是扶貧款，“沒有錢也確實不能辦事”。王德斌就對他們說，“不能情緒化，把能辦的事情先辦了。”

王德斌開始著手眼前能辦的事。

小打小鬧的理想

農資站銷售點的土牆上，貼著一幅大字，“為理想而奮鬥”。作者是合作社的會計老靳，他有些拘謹，不像他的字顯得有力量。

問到理想是什麽，他說就是合作社。而對於這個理想，村民們沒有更多構想。

這是一片極為幹旱的土地，處太行山東麓，地勢崎嶇，經濟作物以果樹種植為主，品種主要是桃樹、柿子樹。柴各莊的四口機井被上屆村委班子承包給了外村人，灌溉用水靠購買，一小時60元左右。幹旱直接影響了果品的口味和質量，也限製了糧食作物的種植。

與幹旱的環境相比，王德斌麵臨的是更為複雜的心態和農村組織生態。

柴各莊有村民1400人，計300戶，到2009年6月加入“聞名”合作社的有69戶。柴各莊曾在2004年成立了兩個協會，一個老年協會，一個文藝協會。2006年轉型合並為合作社時，文藝協會退出。

“當時選舉理事，沒有選上他們的人，他們就要走。” 聞名合作社現任理事長於寶銀，王德斌稱她為於阿姨，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我們合作社現在也拉起了自編自演的文藝隊，可不比他們差，宣傳效果也好。”

“雙方已經有些矛盾，以前的文藝協會繼續在村子的另一邊活動。”王德斌夾在中間為難，“想讓村民都組織起來辦事太難，他們自己都說，那是人民公社時候的事情了。”

柴各莊沒有村長，兩次選舉都沒有人票數過半。2009年初，村支書組織村裏一部分人注冊了另一個專業合作社。

合作社就是自願聯合、民主管理的經濟互助組織，王德斌想，隻要這69戶村民認同合作社是自己的組織，他們投票選理事，開會議事就開了好頭。王德斌為合作社描繪了發展藍圖，於阿姨為合作社提供場地，花費3000元加蓋了兩間房屋。

但實際上，這個柿子專業合作社還名不符實，“柿子產、供、銷一體化，邏輯上沒有什麽問題，但就是做不起來。”

合作社開會討論，統產統銷？需要生產標準化，69戶人家的柿子樹遍布山坡，王德斌還拿不出生產計劃；柿子深加工？村民說，“這坡上產的是水柿子，做成柿子幹不劃算。”

能立竿見影的是農資統購。“農資是每戶的必需品，統購統銷能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有一定的銷售量，利潤也可觀。”

王德斌分析，分散的小農市場交易成本非常高。農戶組織到一定規模與廠家直接聯係，省去中間環節，生產成本能降低一半。“鄉建中心有成功案例，大家一算賬，也都同意跟著做。”

2008年3月，由柴各莊、小水、史家溝三個專業合作社組建的農資服務部開始運作，從進貨、分貨到定價銷售、收回款基本由王德斌安排。

“第一年的嚐試效果不錯，盡管我們在分貨和管理上還有一些爭吵，4個月的農忙時間利潤近萬元。”由於利潤會按比例分還到社員手中，第二年社員積極性高漲，農資站的一切事項也都交由王德斌管理。

因為涉及行政許可經營，工商稅務部門還是會來找“麻煩”，王德斌不管他們，“他們要按紅頭收錢，我們也按紅頭辦事。他們罰款，不交就是。”

這一年，合作社開展了文藝表演、農資統購統銷、無公害柿子種植試驗、合作社骨幹外出培訓學習的活動。

在村民看來，這些事不來大錢，還是“小打小鬧”。合作社注冊運行兩年後，他們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談論最多的仍舊是扶貧款的“貪汙問題”。於寶銀希望“政府派來的大學生村官快點來，最好能做村長，不能做村長，至少也能監督扶貧款”。

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拓寬農村幹部來源，推進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工作，實施“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

相比大學生村官，王德斌顯得“沒權沒錢”，往後的角色也會更加尷尬。他的下一步計劃是組建技術服務隊，聯合附近的農業大學，為柿子產業化做準備。這仍舊是一件見效慢、見錢慢的事。但王德斌堅持認為，一件事不堅持五年以上，看不到成效。

“我之前想告訴農民如何做，現在認為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生活，唯一堅持的是他們能有一些最基本的權利。”在王德斌看來，最基本的權利就是能為自己說話，為自己謀利。“如何為自己謀利，並不需要人教，隻要放開讓他們自己去做。”

然而直到2009年初，六個合作社才相繼跑完所有注冊手續。

改造與被改造

也是2009年初，又有四名大學生到了順平縣。柴各莊兩戶村民給了他們幾間房。鄉建中心提出付房租，村民說，一年給個200塊吧。

這五個人組成團隊，細化合作社的工作，他們的目標是讓農民學會打理屬於自己的企業。

張可畢業於太原理工大學國際貿易專業，對幾個合作社的財務做了梳理，成為了六個合作社的“總會計”。“合作社有完整的組織機構，運轉良好，尤其是財務記錄，每月一次財務通報。”張可說。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到柴各莊的當天，正是農資站的結賬日。於寶銀負責每日的流水賬，張可建立了現金流、應收、應付賬本，教村民如何記賬。

這些大學生試圖改造農村的同時，也被農村的現實漸次影響。

包括王德斌在內，他們曾是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農村發展人才培養計劃”項目的學員。2004年起，人才項目每年挑選三十到五十名大學生，進行為期一年的理論與實踐培訓。

有人無法接受農村現實，中途離場，也有人加入鄉建中心，留在農村。至2009年初已有30名學員留下，分布在全國70多個村工作。

鄉建中心在小水村辦了農場。他們與當地一家農戶合夥，計劃養羊、養雞開發農戶承包的荒山，吸引更多大學生到農村創業。

徐英全今年20歲，培訓後期在農場負責放羊，直到7月培訓結束，9月回到學校。

“我說服了父母，休學一年，提早看看這個社會。”這一年，徐英全參加了中心的理論培訓課程、到深圳的玩具廠裝零件、紡織廠剪線頭；在小水村，她體驗村民的生活、王德斌們的生活。這一年，也將影響徐英全畢業時的抉擇。

“或許我們是看到真實世界的一群人，”王德斌說，“農村凋敝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現實，但我心不死。”

鄉建中心辦公室的牆上貼著，“為什麽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辦公室在北京市海澱區溫泉村，院子的地種著蔬菜，天上飛著鴿子。

辦公室的誌願者招募，針對女生有兩個固定麵試問題，一是怕不怕狗，二是怕不怕農村的廁所。

“據我所知，願意長期留在農村的大學生很少。”王德斌很理解，盡管他熱愛農村，但同樣是，“看得還不夠清楚，不知路還有多長”。

這個年輕人會在黑夜裏哭泣，他是家中長子，他說自己不孝。一次跟村民喝酒，王德斌醉得不省人事。村裏的王大爺哭了，他為這孩子的前程擔憂。

而王德斌仍舊堅持去做。

柴各莊柿子坡上的雪蓮果種植試驗失敗了，他無法評估一次孤立試驗的成效和意義。他站在柿子坡上看天空和夕陽，景色美好，也讓人感到空曠無形的孤獨。 ★

“新知青”的政府意願

由自發湧現的微觀現象上升到國家計劃，新知青的戰略意義，無疑來自新農村建設、基層政權鞏固、就業壓力緩衝等多重需求

由政府推動的一攬子計劃正掀起新一輪知識青年“下鄉”熱潮。

2009 年4月21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與中共中央組織部、教育部、財政部、共青團中央聯合下發了《關於統籌實施引導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基層服務項目工作的通知》將此前各部委出台的“三支一扶”計劃、“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工作”“特崗計劃”“西部計劃”進行了一次全麵“整合”。

此次統一的政策包括：按崗位統一生活補貼標準，統一各項保險，統一各項計劃的服務期滿就業的政策等。決策者希望借助此次“統籌”形成一股政策“合力”，拓寬出口，推動大學生服務基層工作的進展。

在部分地區大學生村官麵臨出口困境的背景下，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動下集中投放國家和行政資源，能否獲得預期收益？依靠行政資源支撐的“新知青計劃”路有多遠？

十幾萬人的下鄉計劃

在一個向往城市的年代，將人才拉向農村的道路並不容易。但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地的政策性嚐試從沒有間斷過。

2003年初，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畢業生就業問題時，由共青團中央建議的“誌願者服務西部計劃”被正式推出，當年，中央財政支持500萬，選派6000名誌願者赴西部農村，同時也鼓勵各地製訂地方的西部計劃項目。

“到西部，到基層，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2003年，200多名首批誌願者在北京中華世紀壇舉行了隆重的宣誓出征儀式。培訓，學唱誌願者歌曲《到西部去》，以及宣誓和出征儀式，使這項計劃從一開始就帶有“理想”色彩。

從2003年至今，西部計劃的分項目已達到11個，為農村輸入各種知識人才10萬人次。2009年，團中央將派遣到西部基層服務的計劃上升到1.5萬，誌願者服務期也由1至2年調整為1至3年。

共青團中央誌願者工作部副部長侯寶森說，早在1996年，團中央聯合有關部委實施青年誌願者扶貧接力計劃，通過公開招募、自願報名、集中選派、定期輪換的方式，選派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到中西部貧困地區開展教育、醫療衛生、農業科技等方麵的誌願服務。

顯然，西部計劃的探索，為後來一係列“知識下鄉”政策提供了借鑒。

2005 年開始，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麵向基層就業的實施意見》，提出國家鼓勵青年到基層就業。隨後，多個部委陸續出台“下鄉”項目：教育部牽頭組織“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組織“三支一扶”(支教、支農、支醫和扶貧)計劃。

2008年，中組部牽頭組織的“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工作計劃”將“知識下鄉”推向高潮。該計劃提出，用5年時間選聘10萬名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

據不完全統計，僅2009年度，各部委的下鄉計劃總數已達到十幾萬人。

相對於中央的強力推出，地方的嚐試更早一些。中國農業大學大學生“村官”研究課題組長、中國農業大學教授胡躍高說，早在1995年，江蘇省最先開始招募大學生擔任農村基層幹部。1999年南通市如東縣為解決大學生資源閑置與農村建設亟需人才矛盾，公開招考了88名大學生村官。同年，海南和浙江省也相續推出大學生村官計劃。

據《2009年度中國大學生“村官”發展報告》統計，到2008年底，全國在任大學生“村官”總數已達13萬人以上，分布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約80%的縣與縣級市。北京市實現了村村兩名大學生村官。

胡躍高認為，地方的試點衝開了改革開放以來知識分子回流農村的另一個渠道，但仍未擺脫其實驗性質。各部委的分項計劃將知識青年下鄉由“星星之火”推成了“燎原之勢”。

政策映照下的現實

就業壓力與農村精英流失的“剪刀差”成為新知青政策的現實背景。

2008 年底，教育部在連續多年作出“就業形勢嚴峻”的判斷後，再次發出了“2009年更嚴峻”的重要提示。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09年《經濟藍皮書》中稱，2009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611萬人，比2008年增加52萬人。大學生就業被普遍認為進入30年來最艱難的時期。而在4年前，這一數據隻有 338萬。

早在2003年上半年，大學畢業生就超過了200萬，加上SARS的影響，學生就業壓力驟增，誌願者服務西部計劃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推出的。

“當時團中央給中央領導提建議，由中央財政給予支持，從2003年起，在畢業生中招募一批誌願者去西部鄉鎮一級服務，樹立到西部去的導向，並借此推動畢業生轉變就業觀念。”侯寶森說，中央決定實施該計劃，並在隨後幾年連續推出了一係列促進計劃。

在嚴峻的就業形勢麵前，在連續實施了10年的教育產業化之後。政府開始發揮宏觀調控功能，嚐試用行政、財政的手段，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以解決就業難題。引導大學生到基層就業和鼓勵自主創業，成為最時興的思路。

中國人民大學2006年的一份對應屆大學生的調查表明，超過57%的人認為“大學生村官計劃”是就業壓力下的選擇，17%的人把農村當作磨練自己的舞台，對農村懷有感情，想紮根農村的有24%。

與就業壓力相對的是農村精英匱乏的現狀。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中國村社發展促進會秘書長、農業部農村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餘展認為，一方麵大學生相對過剩，另一方麵農村急需人才，輪流下鄉顯然為解決就業提供了新思路。政府對“三農”投入的增加，也為“新知青”創造了客觀需求和起碼的資助條件。

路向何方？

2006年，正當北京的大學生摩拳擦掌欲在農村一展身手的時候，較早推行“大學生村官計劃”的海南省卻在這項計劃實施7年之時宣告失敗。

海南省1999年啟動“大學生村官”計劃，其中，定安縣、臨高縣、昌江黎族自治縣、東方市、文昌市、儋州市、三亞市等市縣都先後組織招聘過一批“大學生村官”。但由於地方財力不支、少編缺編、缺乏配套機製和社會保障，至2006年，選拔計劃工作已陷於停頓。

出生於80後、90後的大學生已經不再是單一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身上具有了明顯的利益驅動因素：待遇吸引、優惠政策等。餘展說，“經濟利益的考量成為了他們行動的源動力。”

作為中央機關的下放幹部，餘展在農村當過兩年生產大隊長，他說，當年知青下鄉是靠著行政命令和政治理想鼓舞下的被動流動，並未給農村帶去革命性的生產方式，並以知識青年幾乎全部返回城市而告終。

餘展認為，海南村官計劃的破產，一方麵有財力支撐條件的製約，另一方麵還有退出機製的不健全。知識分子下鄉多有服務期限，一般規定在2到3年，因此退出機製和通道建設，往往決定了政策的可持續性。

“決定可持續性的來自合理的激勵機製。”餘展認為，在緊張的就業壓力下，新知青“下鄉”更多是一種被動選擇，真正吸引他們的是對服務期滿後工作前景的預期。

4 月底下發的《關於統籌實施引導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基層服務項目工作的通知》規定，從2009年起，到鄉鎮事業單位服務的高校畢業生服務滿1年後，在現崗位空缺情況下，經考核合格，即可與所在單位簽訂不少於3年的聘用合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縣及縣以上相關的事業單位公開招聘時，應拿出不低於40%的比例，聘用服務期滿考核合格的高校畢業生。”

顯然，中央已試圖拿出更多的行政資源解決新知青的“出口”問題，但在行政資源有限的背景下這樣的“出口”能有多寬，未為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