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爐夜讀】四月，一起懷念王小波

在網上，無意讀到一篇紀念王小波的文章。才驚覺，四月，正是王小波離世的日子。這篇張為民的文章，順手轉載到自己的博客裏，篇幅有些長，寫的不夠簡明。也許緣於熱愛吧，才不舍得略去任何一個關於王小波的細節。

一個字裏行間都翻卷著幽默與機智的人，一輩子，卻是最寂寞。因為他的寂寞，更加倍的熱愛他。

我大多讀的，都是他的隨筆。一直遺憾的，是沒有讀過他的小說《黃金時代》。據說那是他的鼎盛之作。

三十歲以後，對於時間，是一分一分的精明起來。讀書更願讀曆史，人文或是科學類別的。對於小說，挑之又挑。一直有個心願。有空閑的時候，認真的讀一遍王小波的《黃金時代》，然後，把感想寫在我的【圍爐夜讀】裏。

四月，一起懷念王小波。一起記憶。魂魄相遇也好。

天舒  4/25 晚

 

懷念王小波
——張衛民

我自命清高，瞧得上的當代小說家隻有寥寥幾位。1994年，或者更早時候，偶然見到一本香港出版的《王二風流史》，作者王小波。因為是過路書，未能借走，在別人家匆匆翻了翻，以後就記住了王小波這個名字：令人讚歎的機智，仿佛瘋魔的驅使，要窮盡語言的可能性，把語言伸張到極至，形式之曲折多變，結論之直率大膽，在漢語小說中實在是前所未見。我一向認為，當代小說家要末膽小，要末不夠聰明，要末二者占全。而小波的探索到底使我看見了亮色。後來華夏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黃金時代》，我才得以細讀，經常被小說中到處閃爍著的智慧搞得讀了後頁忘前頁，以至於不得不從第一頁重新讀起。此後我一有機會就向人推薦王小波，這點好多朋友都可以證明。我早就想寫評論小波的文章，為文學界對他的忽略和輕慢而憤憤然，但我沒有寫，首先是因為我寫不好，我覺得這應當比我頭腦更清楚、比我更有見識的的人來寫更合適。再者，我還有一個偷懶的想法，我覺得小波源源不斷地寫作本身就是證明，他用不著續貂的文章鼓吹。現在小波死了，還沒有從震驚中緩過來，我就開始寫這篇文章，這對我是一種責任。

第一次見王小波，是1995年春天的某天，周一或周五上午，我正在辦公室坐著百無聊賴，鏤克打電話說，王小波來了。我二話沒說，下樓到了鏤克的辦公室。幾句寒暄過去，我就對他說：我非常喜歡你的小說，我覺得你的小說是可以傳世的。聽到這話，他臉上表情木木的，我猜，不會有人這麽對他說話，但他自己肯定明白，當然，對他來說，這隻是眾多說法中的一種說法，他不會拿這種說法當一回事兒。他從一個挎包裏拿出一本《黃金時代》，簽上名，送給了我。那天沒聊什麽，他急著去清華賣書。

認識了就免不了要交往，隔一段時間，我們總要喝一次酒，他、鏤克、我，三個人少了誰都不行。鏤克經常哀歎自己太窮，否則他一定拿重金買斷小波的全部作品，似乎也不是為了盈利。我也曾幫他介紹過出版商，談過幾次，但後來不了了之。每次喝酒，他來我們這裏多，我們去他家少。每次都看見他晃晃蕩蕩從過街天橋上走下來，衣著極普通，不修邊幅，很難把他從北京街頭的人群中辨認出來。他不象北京市民，也不象幹部，更不象知識分子，事實上大多數學者和小說家也不會把他看成自己人，我想這是因為在學術和文學兩方麵小波都比他們高明許多倍，他走得太遠，遠出他們視線所及。除非讀作品和直接交談，你才會把這個看似粗獷、有時候簡直象外地民工的高大漢子同敏捷、敏感、博學、細膩聯係起來。

每次的話題自然離不開文學。關於文學，我並不是一個謙虛的人，因為我很少從別的朋友那裏獲得直接的教益。但小波是例外，在他麵前，我的狂悖就會收斂許多。每次交談之後，我總有直接的收獲，說不定他的哪句話就觸動了我，在他也許本是無心，但卻使我良久沉思。他閱讀之廣，令我驚歎，我在他麵前提到的每一個作家，他都讀過，而且顯然下過功夫研究，或褒或貶，一語中的。一天夜晚我讀完了《蕭伯納戲劇集》，這套書出版於五十年代，市麵上很少見到。我想他未必能讀全蕭伯納，心想總算有了顯擺的可能，就給他打電話，沒想到他對蕭伯納如數家珍，從《匹克梅梁》、《奧古斯都斯盡了本分》，到《英國佬的另一個島》，到更冷僻的《蘋果車》，他說得頭頭是道。

說起文學，他怪論時出。有一次說起諾貝爾文學獎，他說從諾獎設立以來，隻發對了兩個人，一個是英國哲學家羅素，另一個是德國小說家海因裏希·伯爾，我想抬杠，但我拿不準他是不是在開玩笑。還有一次，他問我是否知道一個叫王道乾的翻譯家，我不知道。回家翻書，才知道司湯達的《拉辛和莎士比亞》就是王道乾翻譯的，我很喜歡這本書，曾看過兩遍，但我沒注意譯者是誰，小波提起此事，我暗自慚愧。此外王道乾還譯過小波很喜歡的法國小說家杜拉斯。小波說，如果說誰曾影響過他（指漢語作家而言），那麽此人就是王道乾。至於郭魯茅巴，小波說，和他沒有關係。我沒聽清楚，忙問誰是郭魯茅巴，聽他一解釋，我和鏤克忍不住哈哈大笑。那天是96年春節前夕，我們在他家附近的一家飯館吃涮羊肉，好象也是在那天，他抑揚頓挫、大段大段地背誦了查良錚翻譯的普希金《青銅騎士》。王氏和查氏早年都是才華橫溢的詩人，後來迫於形勢，不得不改事翻譯。說起他們的命運，小波神色黯然。

我無條件地喜歡小波的每一篇作品（包括隨筆），但我不能完全讚同他關於小說的主張。他認為今天小說的使命是要探索形式的無限可能性，創造無窮無盡的形式的可能，說起這點他總要激動——他很少激動，至少你很難從他臉上看出激動。而我以為，既然生命是有限的，文學就不可能真正自由，更談不上創造，在這個時代，文學的使命是見證。每逢爭論起來，鏤克總在一邊調和，說小波先有關懷，然後才講可能性。我理解鏤克的話，我想我也理解小波的關懷，但關懷歸關懷，主張歸主張，這件事要認真。我以為，探索形式可能性的文學是懷疑、智性的文學，而“有限”的文學更傾向於見證，這種文學是祈禱的、呼喚的、安慰的。這種文學隻顧著說話，大概騰不出手去關心形式。你可以主張智性的文學，事實上正是小波的作品為我打開了文學的這一維度，但是不能不提祈禱的文學或安慰的文學。實際上就創作實踐而言，無論小說還是隨筆，小波的關懷是不加掩飾的，文學於他是自由的，但他決不躲進形式裏。許多人在大談自由主義、理想精神，對現實問題卻一言不發，而小波不聲不響地寫作，針砭時弊，對發生在我們身邊的許多荒唐事極盡譏諷，立場之鮮明，文字之漂亮幹脆，我佩服得五體投地。關於氣功，關於外地民工，關於女權主義，關於近年來時髦的國學熱，還有更時髦的“說不”，小波的表態是在替他自己惹禍。我看過他的幾乎所有隨筆，知道他的理性立場和人道立場是一以貫之的，未曾後退半步。我隻見到一次例外（關於這點，我並不能肯定），記得是96年春天，我幫一家雜誌找他約稿，正好他剛寫了一篇文章譏諷一位女小說家，好幾個朋友對此都有微詞，文章寫得很尖刻，但道理未必錯。他似乎有點不安，問我說：“明天要去參加一個會，她可能也去，你說，見了麵她會不會照我臉上啐一口？”我說：“你文責自負嘛”。似乎有了解脫，他連聲說：對，對，文責自負。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到小波的“軟弱”，但我覺得很可愛。

我不了解他的經曆，雖然我曾試圖弄清他同小說主人公的關係——王二到底是誰？王二和王小波有什麽關係？我的問題純屬好奇，智力上的某種惡作劇。有幾次話到嘴邊，但終於沒有問。這隻能怪罪我念過中文係，懂一點現代文學理論，知道不能庸俗地理解作者和主人公的關係，但我相信，小波的在天之靈決不會嘲笑我這句話：巴爾紮克為他的主人公痛哭流涕，決不是沒有緣由的。我並不了解他在現實生活中的牽掛，也不曾向他說起自己的牽掛，交往的時間都被文學占了。後來越來越熟悉，話題中又添了時事和政治，而且調侃居多。他的敏銳和犀利是罕見的，哪怕是關於日常小事。好幾次他到我家，看著我空空的房間，總要開玩笑說我應該金屋藏嬌。他說：我去過很多朋友家，就你家感覺最舒服。我說：我家有什麽好？家徒四壁，沒一件值錢東西。他反問道：還有什麽比空間更值錢？這句話問得真漂亮，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曾說給好幾個人聽。現在小波走了，我才明白過來，拿時事這些話題去調侃、罵街是沒有意思的。我應該和他談愛情和痛苦，應該繼續談文學，畢竟文學是我們共同熱愛的事業，也是我們在世路迷茫中唯一可靠的寄托。而且談文學應該談得更細、更技術，他有見識，有經驗，他的見識和經驗能使我少走許多彎路，對我這個初試小說的人來說，這種機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不敢說，小波看重文學超過世上一切，但我敢說，盡管他嘲諷過許多事情，但他嘲諷的鋒芒從未對準文學本身。寫到這裏，我才覺得當初同他爭論可能和有限是多麽無聊。祈禱的文學和智性的文學分別代表了信仰和理性，事實上在信仰和理性之間，我更信任理性，因為從小到大，人家總在拿信仰捉弄我們。我猜想，小波隻談理性、不談信仰的苦衷也在於此。我這才明白，他不提生活的有限和重負，因為這本是他寫作的前提，所以他轉而嚐試形式的可能。就象卡爾維諾說：“詩人哲學家乍然敏捷一躍，將自己揚舉於世界的重力之上，顯示出自己雖有重量，但卻擁有掌握輕盈的奧秘。”我覺得，這段話對理解小波的作品有重要意義。

我總覺得，他身上有一種東西藏得很深，在他嘲諷的背後，肯定有另一種東西。也許是懷疑，也許是失望，也許是高處不勝寒的孤獨。作為一個寫作者，一個寫得很深很遠的寫作者，如果他突然醒來，發現他用語言構築的世界與現實格格不入，或者他決意構築一個荒誕的世界，或者他發現現實比他虛構的世界還要荒誕，這時候他該怎樣說話呢？也許他應該沉默，但他熱愛語言，不管它怎樣被汙染，他還對語言抱有信心，而且探求未知、喜歡嘲諷於他是一種天性，我猜想，這是他最終選擇用寓言和嘲諷的方式寫作、而不是讚美和歌唱的深層原因。所以他給我們留下了這些看似荒誕不經、實則處處閃爍著智慧的洞察的小說，和鋒芒畢露的隨筆。有朝一日，如果我們有幸擁有一部值得一提的當代漢語文學史，小波的寓言該怎樣讓後來的研究者爭論成一團呀？寓言是理解小波的鑰匙，當然，也將是他的誤解之源。不過我並不知道，對一個誠實、心性和悟性極高的寫作者來說，別人的理解或誤解到底有沒有用。小波的小說主人公王二說：我從13歲那年就成了一個悲觀主義者。小波本人是否這樣想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是他的親密朋友，雖然我希望是。我知道我不夠格，從年齡、學識到閱曆，這些我都不夠，如果小波多活幾年，我相信我肯定是。簡言之，我和他的關係是：作為一個喜歡他小說、並且自己也打算寫小說的人，我有許多想法想和他切磋，準確說是想得到他的驗證，結果我就不斷去找他喝酒，如此而已。他屢次對我提起意大利小說家卡爾維諾，去年，我在他家看見一本卡爾維諾臨終前寫成的演講集《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是廣州的艾曉明博士寄給他的，書裏邊好象還有曉明博士的圈點，我們還曾一起感歎過曉明的認真。我幾次找他借這本書，他不肯借，說他自己還沒有看完。似乎要吊我的胃口，他說：“卡爾維諾關於文學的主張和我比較接近。”說得我更想早點看。後來一位朋友從香港帶來這本書，我認真看了，做了許多筆記，正打算找他談一談，結果永遠沒有機會了。

關於死亡，有各種解釋，從宗教、哲學到生物學。牧師、蘇格拉底和生物學家的說法各有不同，但在我看來，他們想說的話無非隻有一句：死未必是壞事。對死者本人來說可能是這樣，脫離了塵世的恩愛紛爭，終於擺脫了這一切，他們在另一個世界微笑，看著我們這些活者的愛和痛苦，他們會說，這一切多沒意思呀。但小波之死使我震驚，我無法接受這一事實。於公於私都一樣，我失去了一個幽默風趣、博聞多識的好師長，中國文學失去了一個真正的前衛，用健康、最後用生命去賭文學的先知先行。聽說他死在電腦前，臨死前那一瞬間還在寫作，他本應繼續在電腦桌前坐著，寫出更多令我們拍腿大笑、又令我們掩卷沉思的好作品。噩耗傳來後，一個基督徒朋友打來電話，給我念了《約翰福音》裏的一段話，大意是說，死者已得喜樂。我也願意說小波是去了另一個世界，那個世界裏不再有任何煩心事，使他悶悶不樂——去年七、八月份以來，他一直情緒不高，這和時事有關——那個世界還有他喜歡的羅素、蕭伯納和卡爾維諾，同他們當麵聊天是何等的快事。但我心裏難受，我悟性太差，實在喜樂不起來。

人實在是一種奇怪的動物，那天夜晚，我滿懷悲痛，又一次翻開了小波的《黃金時代》，讀著讀著，我又忍不住吃吃地笑起來，好象我的難受是另一個人的，完全忘了小波已經辭世這個事實。

小波一去，足見命運的叵測，生之短暫、死之憂患且不必論，好人一路平安的說法再也無法讓我相信，無法阻止我說出瀆神的話。上帝管我們的良心，管我們的來世，惟獨不肯管我們的今生，不肯讓好人和聰明人多活一些時候。好人未必聰明，聰明人未必好，但小波實在是一個好聰明人。關於生命和死亡，我說不出更深的道理。回憶同樣也是靠不住的東西，濾去了多少閃光的價值，隻給我們留下一些瑣事和碎片。以至於關於小波，似乎隻有瑣事可說。去年冬天，一位記者小姐屢次想見小波，我把他約來了。又是那個高大的身軀，慢慢悠悠從蘇州橋南端的過街天橋上走下來，拎著一個白色的布兜兒，裏麵裝著他幾篇隨筆，因為在此之前，我曾當麵指責他有些隨筆寫得有水分，他解釋說，好的都讓人家槍斃了。他帶來的這幾篇就是被編輯斃掉的那幾篇，特意給我們看，果然不錯。記得當時他說：我把這幾篇死屍帶來了。這本是件小事，他如此看重，可見他的認真。那天喝了不少啤酒，記者小姐覺得不過癮，提議喝幹白，並說幹白的錢由她來付，小波開玩笑說，酒錢怎麽能讓小姐出？我爭辯說，小姐月入四千，我月入八百，四千塊和八百塊當然不一樣，所以就顧不得自尊了。小波一揮手，大將風度地說，那就都去八百塊家喝茶吧。

然後就去八百塊家喝茶。酒已微醺，說話也顛三倒四，文學、時事和幽默混在一起，頗有後現代之感。我又同他糾纏可能和有限，這個話題自然仍沒有結果。

那天晚上，他談起想接辦一份雜誌，吆喝幾個朋友一塊兒操作。問起我們都熟悉的一家雜誌的近況，我幹脆地拒絕說我沒有興趣，現在我隻想寫小說。他鄭重其事地同我碰杯，他說，為了你這句話，幹杯！我知道這不是為我，而是為了我們都熱愛的文學，盡管如此，我心裏仍很欣慰，仿佛得到了莫大鼓勵。

最後一次見麵是今年3月12日，距他突然辭世不足一個月。我和鏤克又去找他喝酒，一進屋，看見他正在鼓搗新買的電腦，邊鼓搗邊抱怨說現在的電腦商騙人，淨賣給人壞東西。我剛買電腦，處在對有關電腦的所有知識都感興趣的階段，看見他的文件目錄用卡通圖形顯示，每一個文件目錄都有王二的字樣，我大為詫異，向他請教，他說，容易得很。後來下樓去吃紅燜羊肉，我忘了問，他也忘了解釋。喝酒時不知怎麽扯起了《廊橋遺夢》，我開玩笑說：凡喜歡《廊橋遺夢》的女讀者都不可能喜歡王小波。他笑了笑，沒作聲。後來又說起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他問我是否看過，我說，這部電影沒勁，全靠伊斯特伍德和斯特裏普兩個大牌明星撐著，否則就沒人看了。小波說：那當然了，人家看電影就是看大明星睡覺，多過癮呀，我在美國時，有人跟我說伊斯特伍德多麽性感，連臉上的皺紋都性感，我說我臉上也有皺紋呀，怎麽就不性感呢？——典型的王小波風格，一句話就解構了伊斯特伍德的魅力，我和鏤克哈哈大笑。

近來我寫了不少隨筆，我在寫作時，隨時都感覺到小波風格的魅力，道理說得那麽透徹，而語言又那麽直率明白，我很難掙脫他的影響。作為一個熱愛智慧的人，我一提筆就想模仿他；作為一個有自尊心的寫作者，我卻非常苦惱。我對他說，我寫的東西越來越象王小波了。他停了一會兒說：寫作，就是想怎麽寫就怎麽寫。

那天下午下起了小雨，冒雨回他家喝咖啡，話題又回到文學。那天他說得很多。我們討論什麽樣的詩人最可愛，他說，悲情詩人最可愛，接著他引述卡夫卡的一句話：“一切障礙都可以擊倒我”，這句話竟然成了讖言。現在想起這句話，我心裏分外難受，但當時哪裏會想到這會應驗在他身上呢？我告訴他，我再也不想寫什麽隨筆了，談些勞什子文化問題沒有意思，要寫就寫小說。記得他當時反問我：小說寫什麽？我說，寫愛情，寫愛情的脆弱和愛情的失敗。他馬上說：對，就是要寫愛情。當時的情形我記得很清楚，他斜靠在椅子上，似乎有點激動，又顯得很嚴肅。交往幾年，類似的神情我隻見過兩次，一次是我說要寫小說（去年冬天），再就是這一次。兩次都和小說有關。過去聊天，說起身邊比比皆是的荒唐事，我總要憤憤不平地罵街，他調侃說我是一個憤怒的青年。那天說起我想寫小說，他說：衛民終於不是憤怒的青年了。

後來他說起北京的嘈雜。他想在郊外買一所農房，在那裏呼吸新鮮空氣，安安靜靜地寫作。我們就交通、供暖、廁所等問題討論了半天，結論是先租一處，住住看再說。告辭時，我和鏤克已走下半層樓梯，他還嚷嚷說：常聯係啊。這是我聽到的他最後一句話。
後來我真的和幾個朋友一起到懷柔、密雲打聽過房價，發現房價並不算貴，本想給他打電話，就聽到了噩耗，這個電話永遠打不成了。

1997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