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
我媽媽在2010年83歲時寫了一篇《我的一生與家庭》，現發表出來，懷念母親。
這一年， 實行工資改革，國家文件規定： 凡是52年前理工科大學本科畢業的學生一律定為技術9級， 北京地區（六類地區）月工資為105元， 而財經等文科52年前的大學本科畢業生一律定為行政19級， 北京地區的月工資是78元； 黎傑是按他轉業時的副連級（定為行政20級）， 現升一級為19級， 月工資是78元， 而我由原定22級的基礎上升一級為21級， 月工資是62元；這一下不僅我倆有意見， 而全科、計劃處的大部分同誌都有意見； 還有人發出： “今後永生永世不上財經學院， 子子孫孫都不上財經學院”的誓言。 我雖同感，但也無法； 等拿到補發的工資後， 即寄往蘇州30元錢， 給母親做一件新衣服， 為與她的新親家（二哥的嶽父母）見麵之用。
由於黎傑在與他弟弟通信中講到， 我們家經濟困難， 連孩子都無錢送往幼兒園的全托等語。 遭到的回信是，稱他為“黎傑先生”， 信中主要內容是：“ 你留著錢去送孩子入幼兒園全托吧， 把你的小家過好就行了， 父親如能有錢到北京或上海去治療是不會死的， 硬把父親從窮困中逼死了， 現在母親在你那裏不能另眼相待， 等我來自會處理， 我們就此脫離關係-------等等”。我倆看信後都很生氣， 連婆婆都在講：“小晚兒（李校）是一根筋， 講話不在理”。 這封信經我倆決定是永遠保存的。（但在文革中因怕紅衛兵
來抄家， 故把它燒了。）
國慶節後， 科裏派我到武昌造船廠去了解造船工業的統計工作情況， 我首先是到漢口一機部的中南辦事處住下， 這個地方是原來的“四明大樓”， 解放前美國兵曾利用舞會的機會， 就在這個樓裏對中國婦女進行了集體強奸事件， 這對我是又一次的受到了愛國主義教育。 那時從漢口到武昌因為尚未建橋， 還是要乘船過去的， 在船上， 看到了長江的風光， 太美了， 可一飽眼福，真是一次美差。 僅過幾天時間，突然接到黎傑打來的電報， 說寶寶病了， 要我趕快回來， 我想了解情況是可深可淺的， 於是就匆匆忙忙回到了北京， 回家後， 見到寶寶哭得喉嚨都發啞了， 我很心疼地把她抱了過來， 說也奇怪， 她睡到媽媽懷裏就不哭了， 願來她是在發高燒要出麻疹， 我抱著她是一刻也不能放手， 放手她就要哭， 三天三夜除解手以外， 連吃飯睡覺都要抱著她， 直到她退燒為止。
過春節了， 寶寶是一周歲了， 大家都誇她長得漂亮， 我們把她視為掌上明珠， 好東西都留給寶寶吃， 見她小嘴吃了比起自己吃還要高興百倍； 三代人正在高興的時候， 接到蘇州的信， 說母親在臘月二十九的早上因起不了床， 才發現她是死了。 真是傷心極點， 痛哭不已。
57年春天， 聽了一次傳達報告， 是毛主席的講話， 說是黨要開始整風了， 希望大家幫助黨整風， 要多提意見，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向黨提意見， 黨決不對提意見人進行打擊報複， 因為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等等。然後就學習文件， 開展小組討論等，再深入下去， 要大家在小組會上提意見， 並指有專人做記錄， 我們小組上提的多是一些關於工作上的問題， 還有人來提醒說要對政策上多提意見，又要大家寫大字報把自己的意見寫出來，貼出去； 這就是“大鳴大放大字報”開始了； 還要大家走到外麵去看別人寫的大字報， 回來進行討論； 我看了有的人寫的大字報是很有道理， 但自己就是想不出這些意見來， 當時還怨恨自己的見識短， 不能想出那些好的意見來。
有一天， 黎傑因參與研究如何搞好運動問題， 下班不能按時回家， 我一人抱著寶寶先回家了， 發現婆婆床上睡著一位男青年， 不等我問話， 婆婆就說：“這就是李校”。 我當時想： 他是來接婆婆走的， 婆婆是他的母親， 他要接走的話， 我也隻有由他的便了。 因此，就正常地招待他， 他對我很客氣。 一天兩天的過去， 誰知他未曾提過要走的事， 卻住了下來； 而且他還拿了他的高中畢業文憑和高考未被錄取的通知書獨自去派出所， 以“回家”的名義報上了北京市戶口。 我倆雖難解其意， 更是有口難言， 無話可說， 也隻有默認而順其自然了。
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論《這是為什麽》，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就開始了， 不可理解的是這些“言者”都會變成罪人，我們計劃處就有兩名被劃為右派的行列了； 是按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六條標準來衡量的， 可是這六條標準在傳達報告中也未曾聽過呀！ 幸好我們都是無知者， 那時提不出意見來卻變成是一件好事了； 從那時起， 知道了思想也要有標準的， 以後說話就要留神了， 遇事都要想想六條標準， 一切都要按黨的指示辦， 不僅不敢亂說， 就是連亂想也都不敢想；將自己的思想僅是束縛在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範圍內，其他一概都不敢想了。
57年底，接到蘇州的信， 說大哥因被懷疑參加反動組織， 已被上海鐵路局遷往新疆勞教所（這一去就是22年）， 要求我多寄一點錢回家----， 同時又接到二哥的信， 也說到此事， 並說他準備每月寄回家30元， 給父親、大嫂、還有五個半孩子（那時家鼎還在大嫂的肚子尚未出世）共七、八口人的生活； 我把這兩封信一起交給一位處長（他曾當過毛主席警衛員的老紅軍戰士）陳江同誌看了， 他還表揚我立場堅定， 並指導我對家裏的老人與孩子要寄錢去負擔他們-----等語。 從那起， 我也同二哥一樣的每月寄往蘇州30元錢。 接著機關裏發出要支持人民公社的號令， 需派人到河南新鄉去進行勞動鍛煉， 黎傑榮獲批準了， 大家敲鑼打鼓的到前門火車站， 去送黎傑等一大批往新鄉勞動鍛煉的人， 還把我也帶上了大紅花， 一起在前門車站前的廣場上拍了一張照片。 留下我在北京，隻有帶著寶寶和婆婆、小叔一起過了， 每天我仍是把寶寶送到幼兒園後再去上班； 黎傑每月78元的收入中， 扣除他本身生活費25元外， 交40元給婆婆作為家用， 餘下的13元還不夠給寶寶在幼兒園的交費之用， 我的收入除去寄出30元錢外， 還要維持寶寶的需要和自己在食堂吃一餐午飯之用等， 將將究究的過吧！ 不久， 李校考進了北京化工二廠， 隻能在星期天和秀珍二人全都回來團聚一下。
我的辦公地點遷到複興門外了， 隨之宿舍也搬到複興門外， 我帶著婆婆和寶寶， 同本科的一位女同誌——王婷鳳，兩家合住了一處兩居室， 幼兒園是離宿舍有一站路之遠， 我和幾位同誌合雇了一輛兒童車每天將幾個孩子按時接送， 倒也很方便。
來了一個規定： 中央要支援地方工業， 叫大家自願報名， 大家都紛紛報名， 我當然也不能例外， 我們科裏人還特地買來大紅紙， 我還搶來一張寫了要求去支援建設地方工業的申請報告， 並貼在牆上。
北京市要用義務勞動來建設十三陵水庫， 各機關安排職工分批勞動，每人半月時間去參加建設， 我被安排在最後一批， 時間是58年六七月之間， 那時我隻有將婆婆和寶寶送到海澱大姑家裏， 請她代為照顧一下， 自己就帶著簡便行裏隨著大夥， 一起去搞轟轟烈烈的建設十三陵的水庫了； 首先是乘汽車到一家農戶家裏， 在一間大房間中， 地上鋪滿了稻草， 這就是給來人準備好的睡覺地方； 每天早上5點鍾就聽起床號聲起身， 5點半就要整隊出發， 背著草帽排在整齊的隊伍中， 高喊口號：“總路線萬歲”、“大躍進萬歲”、和“人民公社萬歲”，還一起唱：“社會主義好”這首新編的歌曲， 浩浩蕩蕩地要走近兩小時才能到達工地， 那時太陽已高升在天空了， 隻見工地上是人山人海的， 大家都是拿著手工操作的工具， 一邊唱著勞動號子， 一邊努力勞動，挖的挖， 抬的抬； 看：真的一筐一筐的土， 就把水庫大壩堆得很高了； 中午有人送玉米麵的窩窩頭和鹹菜來， 大家都吃得很香， 誰也沒有叫過苦， 都說是“勞動光榮”，還有人說：“要用螞蟻啃骨頭的精神建設十三陵水庫”；又有人利用休息時間編了一首“勞動者之歌”，並教大家演唱， 現在我隻能記得其中的一句：“攔洪大壩比天高”； 勞動一天， 要到太陽下山時才能收工， 回到住處已是晚上八九點鍾了； 堅持半月的勞動後，回到北京， 先把個人衛生處理一下， 再將婆婆和寶寶接回來， 立即又回到辦公室從事自己的業務工作。
時過幾天， 大家自動申請去支援地方工業之事已被組織批準了， 在計劃處全體同誌的會議上， 由處長章傑宣布名單， 真也奇怪， 統計科的同誌除任擇生一人因曆史問題而被送往東北北大荒農場去進行勞動教養外， 其他十多個人全都列入去各省支援地方工業的名單內， 連分管統計工作的副處長——孟子玉同誌也被調到成都刃具廠去當廠長了， 而計劃科的人卻很少下去， 這就說明“統計無用論”的論點在開始作怪了。 無條件服從是原則問題， 是動搖不了的事，所以誰也不會有怨言， 就積極準備吧！ 組織上對我還是特別照顧的， 那時有人來主動關心我， 問我有什麽困難？ 我說：“我不知道， 因為我一人帶著婆婆和孩子到安徽省那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還不知道會遇到什麽困難，隻有到時候再說吧！”。 誰知過了幾天， 未曾想到的事——黎傑同誌提前完成了他的勞動鍛煉任務而回來了， 說是組織上的決定， 是要他和我一同到安徽省去支援地方工業。
那個年代的人的工作和生活，是現代人無法理解的。
有沒有聽說過那個年代人“抑鬱”，“焦慮”？他們可能更關注的是能不能吃飽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