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與家庭（第四部分）（3）

    55年春天， 反胡風運動開始了， 開頭隻是學習文件， 還感到沒有什麽， 後來點名叫人在小組會上做檢查了， 在我們統計科內就有兩人被點了名， 一是我們的科長任擇生， 說他的結婚證明人有問題， 要他交代清楚； 還有一位是王先孝同誌， 他是安徽大學經濟係畢業的， 說他在校時反對思想改造， 與組織上不一條心， 又被人揭發出： 他的叔丈人——衛立皇（大戰犯）從美國回來， 未曾向組織上匯報等事， 這就更是說明他不與組織上一條心了； 本來在一起都很談得來的同誌， 弄得見麵後都不敢講話了。 接著要求全體人員， 每人都要寫一份自傳， 這自傳是要各人自從小開始， 把所經過的事情全都如實的寫出來， 交給組織上， 以表對黨

的忠心； 當時， 我是如實地把我一直是跟隨父母親一起生活， 父親曾在安徽浙江兩省當過檢察官和推事， 最後又到鎮江高等法院當庭長， 解放後在鎮反運動中定為曆史反革命， 交群眾管製等，都寫得一清二楚， 我本人一直都在上學， 解放前未曾參加過任何反動組織， 也未參加過進步的政治活動； 解放後於1949年12月參加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後因轉學丟掉了團的關係等。寫完後交了出去， 也沒有人再提起此事了。不久， 接到父親的信， 說四叔從美國回來了， 他在北京中國銀行工作， 並把他的宿舍地址告訴我， 叫我去找他； 我想：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敵人， 這個從敵人那裏回來的人， 我可說不清楚他的問題， 反正我沒有見過他的麵， 還是不認的好，因此就沒去找過他。

    這已是1955年的下半年了， 有一天上班時間， 傳達室打電話給我， 說是有一位姓徐的同誌找我， 叫我到會客室去見他， 我明知是他來了， 但還需要當麵說清楚為好， 就到了會客室， 他一見到我， 就問起好、父母親好等語， 我點頭答應，他接著說： 大學已畢業了， 分配在----我不等他把話說完，就搶先說： “我們分手後我就結婚了， 現在已經有了身孕”。 他聽後一言未發， 站起來就走了； 從那起就未見過他的蹤影。

    由於快生孩子了， 首先是這半間房子不夠用， 行政司同意將宿舍調整到古樓草場， 又想做月子該怎麽辦？ 請保姆吧！ 月工資就要付30元， 在低工資收入而兩家都有家庭負擔的情況下， 如何能請得起呢？ 黎傑想出他家的妹妹已有十八九歲了， 在家吃閑飯， 不如讓她來幫忙； 她（李秀珍）來北京後，經馬儀司長的批準而將她的戶口遷入北京市了； 孩子出生後要什麽東西， 也弄不太清楚， 在與蘇州的通信中得知， 母親可以親手準備這一切， 蘇州的布票是足夠用的， 而錢就由二哥付出了， 很快母親就做好小孩用的各種衣褲等物，及時寄往北京（這些衣服不僅玲兒、利兒穿過， 就連捷捷、冠冠都穿過）。

     孩子應取什麽名字好呢？如果生男孩， 就應順從他叫黎光明， 如果生女孩， 就應順從我的名字起， 瑛字是有王旁的， 就在王旁裏找吧！ 找來找去， 找到一個“玲”字最合適； 一切都安排妥當了， 在春節前幾天（農曆1955年的臘月二十一日）， 也就是公曆1956年2月2日下午3點15分我們的大女兒在北京天壇醫院出世了，我就開始當母親了。俗話說：“窮日子，富月子”， 為了達到這一要求， 我自懷孕開始， 實行計劃開支， 每月發工資後， 扣除界首和蘇州兩地各寄出的20元和10元外， 強迫自己每月硬性存入銀行20元錢， 餘下來的錢才能作為小家庭的開支之用， 還要列出詳細預算，做到按定額專款專用； 可是每月在預算中， 都感到入不付出， 隻有把已列入預算項目中的牛奶一瓶（作為孕婦補充鈣質用的）刪除， 以達到收支平衡； 到我臨產時， 已有存款一百多元， 我已感到很滿足了。

    不幸我產後發低燒， 醫院按時給我注射青酶素， 不讓我出院， 這個春節隻有在醫院的病床上度過了， 有一天， 黎傑來醫院探望我， 我見他的眼睛有點發紅， 就問他是怎麽一回事， 他如實的說：“接到李校來信， 說二叔（黎的父親）病得很厲害，昨晚和秀珍二人哭了好久， 故而眼睛發紅”。 我想到他們需要錢去就醫，怎麽辦呢？ 就叫黎把寄蘇州的錢暫時停寄， 向界首多寄一些錢去吧！ （誰知很快接到蘇州的信，說得因缺少這10元錢， 就像要斷炊的一樣， 蘇州的錢也少不得；） 在醫院時， 心裏雖煩， 但每當喂奶時間， 護士把嬰兒抱來時， 我總是笑著接過孩子， 不由自主的喊出：“寶寶”， 從此，“寶寶”就成了黎玲的乳名。 到產後十五天， 醫院終於讓我出院了， 回到小家庭後，為了讓奶水能多一點， 我想喝鯽魚湯， 要他們去買鯽魚， 但黎傑講： 這個“鯽”字我會寫， 但是不認識它； 秀珍講：我不僅不認識， 而且連字都寫不出來。真弄得我哭笑不得； 改喝老母雞湯吧！ 黎買來一隻已殺好的老母機， 但他們都不會破肚洗淨， 還得自己起床辦理。 怎麽辦呢？ 忍耐著過吧！ 到產後21天時， 突然感到不舒服， 等黎下班回來後， 一量體溫，已燒到40度， 黎馬上把我送到附近（古樓區）的北京市第三醫院， 經診斷是患了“乳線炎”， 需住院治療； 孩子呢？ 隻有聽從在家的二人處理了。 第二天，黎來醫院告訴我， 孩子昨晚哭了一夜， 沒辦法隻有把大妹妹（李鳳貞）和表姐都請來了， 她們二人都有孩子， 並都將孩子一起帶到我們家來了； 我說： “你喂牛奶給孩子吃了沒有”？ 答複是：“沒有， 不知道她晚上還要吃牛奶”。 我真沒有辦法，隻有忍耐； 這次住院約有十天左右，治愈後才出院， 該到滿月的時候了。 回家一看， 存折上的錢已所剩無幾，這個“富月子”沒能過到， 而且滿月後還得過窮日子呢！ 這時接到二哥的信， 說他快結婚了， 當然是需要送禮的， 但沒錢買， 想來想去， 我倆有兩條毛毯， 就送他一條毛毯吧！ 這是剛到北京時，商家為了促銷，用分期付款方式優惠職工， 我倆每人都購置一條所致。

    小姑秀珍是一名青年團員， 為人忠厚老實、勤勞， 但文化偏低； 她來北京後因沒有單位而把團的關係掛在派出所內， 她聽派出所人說： 古樓區開辦一個高小速成班， 歡迎青年人參加， 我立刻鼓勵她去報名參加學習， 白天她去上課， 晚上我幫她複習功課和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地教她， 直到她拿到高小的結業證書後為止。 五十六天的產假期滿了， 帶著寶寶去上班， 把寶寶安排在日托的哺乳室內， 要定時喂奶， 上下午各一次， 我倆都沒有手錶， 又怕誤了喂奶時間， 就不時地到走廊上去看掛鍾，才能做到按時喂奶。 我倆一日三餐均在食堂用餐， 晚上帶回寶寶， 再洗滌各項物品，做應有的清潔衛生工作等。

    秀珍由派出所介紹到安定醫院工作了， 她很勤勞， 每個星期天都回來， 總是搶著幫我洗衣服， 幹事情； 真是一個好小姑， 幫了我不少忙。 到寶寶三個月時， 界首來信說二叔去世了； 我們除了把家裏能拿出的錢全都拿出來外， 還向工會申請救濟了七十元錢一起寄去； 此時界首僅有婆婆和小叔（李校）二人一起生活了，我倆計劃： 把婆婆接來北京， 李校留在界首讓他把高中學業完成。 那時正好有出差到武漢的機會， 黎傑就爭取前往， 順便彎路將婆婆接過來了， 並以“夫死從子”的名義報進了北京市戶口。

    這一下家裏的人多了，感到住房太擠， 又到行政司去申請調整到南鑼鼓巷居住； 我感到婆婆身體虛弱， 不能負擔過多的家務事，所以我們每天仍是帶著寶寶上下班， 中飯在食堂就餐，僅早晚在家吃飯， 米麵和菜都由我買回來， 婆婆協助燒一下。 這個三代四口人的小家庭， 就熱呼呼地過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