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下通道裏睡得還是蠻舒服的，比我上一次睡在紅十字會垃圾堆旁要溫暖、放鬆、解乏。第二天早晨從地下通道鑽出來，呼吸著涼涼的空氣，感覺神清氣爽，腦子在回憶昨天都發生了什麽事，理出幾條來，準備回去後向大家炫耀，同時心裏盤算著怎麽打發這一天，最最重要的是要記住去取細胞。跟她們約好的是下午四點去取細胞。
一大早晨就看見有老外記者用錄像機在錄廣場上發生的一切，有幾個學生衝著鏡頭比劃勝利的手勢。當時人們沒有自我保護意識，對老外記者太信任了，以為中國政府不可能獲取他們的影像信息，結果大連的肖斌就被抓了。這幾個學生在錄像機裏漏了臉之後，覺得還不夠盡興，又拿出筆來讓老外記者在自己的T恤衫簽字。老外走後，他們聚在一起聊天，其中有一個說他們學校遊行時隊伍裏有人舉著一個小瓶，後麵的學生就手持小木棍敲打小瓶，意指敲打鄧小平。如果這是真的，應該算是挺文明的了，僅僅是敲打敲打。但是一會兒之後，還有更狠的。一輛卡車開到廣場邊，車上一人高呼：“李鵬”，其他人回應：“下台”。這也沒什麽，隻是表達他們的一種政治訴求。可一個學生模樣的小夥子衝著車上的人大喊：“活剝李鵬，油煎小平”。當時車上的人還大笑並異口同聲地喊：“對！”當然了，這隻是一個口號，但我總覺得能編出這麽窮凶極惡的口號的人，其內心一定深埋著惡的種子，條件適合就會生根發芽，就會使這些惡毒想法得以貫徹執行和實施。
不同城市不同學校的學生互相聊天，最常見的是聊家常似的，比如，我的高中同學在你們城市的另一個學校，或者朋友的哥哥姐姐在你們學校。聊得高興了，覺得挺投緣的，就會拿出筆記本讓對方簽個名，就像現在掏出手機加個微信一樣。我曾眼見一個女生一手拿筆，一手拿筆記本，遞到一個老外胸前，老外問：“My name?”女生點點頭，老外立即飛快地簽完並遞還給女生。在T恤衫簽名的也挺常見，多是男生。
廣場上我看到好幾例記者采訪。有些學生有政治頭腦，了解時事，能麵對記者侃侃而談。我特羨慕他們，同時也有一種恐懼感，如果記者來采訪我，那可怎麽辦呀？我啥也不懂，我說啥呀？怕什麽來什麽，一個年輕的女聲從我背後傳來：“請問你是哪裏來的？”我心裏咚咚跳，心想這是來采訪我了？“我是報社記者。請問你們晚上就駐紮在廣場嗎？” 女記者高我半個腦袋，她當時說了她是什麽報社的，我當時太緊張，沒聽清，但她問是不是駐紮在廣場我可是聽得清清楚楚，我隻回答了一個字，“是”，結果她立即就轉身又去問別人了，我心裏核計我還沒回答我是哪裏來的呐。嚴格來說，這並不是采訪，最多是個調查，後來總覺得她就是有一搭沒一搭地找人搭話。不管怎麽說，有了這個素材，我以後可以麵不改色心不跳地往死裏吹：當年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可是接受過記者采訪的！
市民們還是來廣場上和學生交流，傳遞各種消息。一般地，我們都認為北京人素質高，在天子腳下知道的也多。印象比較深的是一個50多歲的人，很明顯，他比別人更能“白活”， 他告訴學生，“你們放心，北京的老百姓是不會容忍軍隊進北京的，更別說是廣場了。北京人已經多少年沒見過戰爭了？以前打仗那還是對付外國人那，那還是日本人那，還是八國聯軍那會兒那！跟國民黨都沒打過，北京是和平解放的。你們知道為什麽到現在廣場還戒嚴不了嗎？因為軍隊進不來呀，市民們都給擋住了，最厲害的是那些老頭老太太們，她們往路中間一坐，誰他們敢壓過去？”確實， 我聽別人說過，北京老太太們成立了“小腳偵緝隊”，一吃完晚飯，大家都出來了，問她們幹什麽去，“擋軍車去！” 聽說有些學生也到木樨地公主墳方向去擋軍車。據說晚上是最危險的時候，軍隊采取行動很可能會是在晚上。
輪到我在我們學校的旗幟下值守，任務是接待來京的本校學生或者校友。這次記者訪問讓我有了一種認真了解時事的衝動，我搜集來一些宣傳材料準備好好研讀，我正盤腿坐地上低頭看材料，頭頂上一個熟悉的聲音在喊我的名字，是我同班山西籍女同學，她也來到廣場了。她不是駐紮在廣場，她晚上住在她高中同學在北京的大學宿舍，白天和高中同學一起逛街，順便來廣場看一眼。我記憶裏他是我們班唯一的一個學潮期間來到廣場的女生。
我兢兢業業地執勤、認認真真地學習時事，時間不知不覺地馬上就到了該去取細胞的時間了。從天安門廣場到天壇醫院，我還不知道怎麽坐公交車去，隻知道怎麽能步行過去。我沒有手表，越走越著急，越走越快，前麵是一塊空地，人不是很多，索性就跑起來。跑著跑著，突然，我的左側出現了天壇，我見過照片，但我從來沒來過天壇，我真想停下來好好看一下天壇，可是沒時間了。我速度不減，繼續趕時間，最後總算在四點之前趕到，隻有這位女老師一人在等我，別人都提前下班了，當天好像是星期六。她拿出一個細胞培養瓶，放在鏡下看了看，又讓我看了看，證明細胞是好的，然後她回培養室把培養瓶裝滿粉紅色培養液，把蓋子擰上，再用彈性膠條纏緊，這樣不管怎麽放，都能保證細胞泡在培養液裏不會幹死。第二天一早回到太原，第一件事就是把細胞送給李君。
學校的形勢也有很大變化，成立了全校的學生自治聯合會，會長是我們86級醫學係的王同學，每天晚上組織一場民主論壇會，就在我們6號宿舍樓前，大家可自願上前演講或者朗誦革命詩歌。我們6號樓的前麵是研究生宿舍樓，到了美國之音廣播時間時，就有住在四樓或五樓的研究生打開窗戶，將收音機架在窗台上，音量調到最大，大家一起收聽美國之音。這是我第一次聽美國之音，學潮之後再也沒聽過。現在美國之音斷糧了，很多人懷念當年收聽美國之音的青蔥歲月，我自然無感。
全校大遊行每天都有，隻是參加人數總在變化。晚上出去遊行時，為安全起見，組織得更有序，列成兩排，還要手拉手。白天就隨意多了。我聽到了一個新的口號，其實是兒歌一樣的順口溜：“毛主席，像太陽，照到哪裏哪裏亮。鄧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這是我另一個同班女同學領頭喊的，我猜想不是她自己編的，可能是從哪兒抄來的。我感到疲勞乏味了。夜間遊行和民主論壇會就不參加了，而是在宿舍裏下起了圍棋。我們是住在一樓，晚上點著燈開著窗在下棋，被人看個正著，幾個夜裏遊行回來的不高興了，“啪”，一個小石頭砸進來，“不去遊行還有臉下棋啦！”。我們醫學院有一股邪勁：別的學校開始遊行了，醫學院不動，當別的學校都已經消停了，醫學院反而來勁了，尤其是“6.4”以後，這是後話。
李君又找到我了，說我上次帶回來的細胞養得不好，還要再買，問我可不可以再跑一趟，這次不止買細胞，還有三件事，他要和我一起去。我們兩個坐上夜車，和前兩次到北京南站下車不一樣，這次直奔北京站，和我每次寒暑假回家走的是同一線路。在車上，一位工廠幹部模樣的中年人和李君聊起了時事政治，其實我對這些話題的興趣不大，但也偶爾從側麵聽到了一些。聽話音他其實不是幹部，也是一名普通工人，他說他們車間的幾個年輕的工友對學生占據廣場遲遲不退不以為然，“還廢什麽話？一陣機關槍給突突了得了。”我這才知道，在民間對學潮還是有不同的聲音的，即使他們也並不是既得利益者。坐在他們旁邊座位的是一個鄉下人模樣的小夥子，手捧一本《故事會》在閱讀，可能嫌他們的談話影響到他讀書，換到另一個遠一點的座位去了。這位工人師傅微笑著自嘲道：“他是不想聽我們瘋子一樣的語言！” 這位師傅是同情學生的。
第二天早晨天剛蒙蒙亮，列車就進入北京站了。太早了，人們還沒有上班，我倆就直奔廣場去了。有些陰天，不見太陽，廣場上已經很蕭條了，人少了很多。在廣場的一側，我們看到很多紅色的帳篷，支起來井然有序地排列起來，李君帶了相機，掏出來給帳篷拍了幾張照片，我有隱隱約約的印象我們也在帳篷前拍照留念了，但不敢肯定。這些帳篷一定是幾經輾轉才運到廣場，結果滯後很久，可惜在學生最需要的時候沒能及時運到。我們往人民英雄紀念碑方向走去，看見有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和中國戲曲學院的旗子，遠遠地還看到一群人圍著一個白色雕塑，其白色在略顯陰暗的天空下反差並不明顯，也看不清是個什麽雕塑。走進了，才看清雕塑是一個短發女士，雙手持一把火炬側向右側，頭轉向左側，像是滿懷期望地眼望遠方，有人解釋說這是自由女神像，是昨天下午剛剛搭起來的，今天女神應該第一次迎接太陽的光輝，可惜今天有點陰天，太陽還沒有出來。可我們已經覺得太幸運了，我們來北京前並不知道自由女神像的事情，我們隻是恰巧趕上了。李君給自由女神拍了兩張，再給我拍了兩張，當然是以自由女神作為背景。我不會用相機，他就找別人給他自己拍了兩張在女神前的照片，我和他再在女神前拍了個合影。後來這些照片給他惹來一場虛驚，這也是後話。
該辦正事了，我們決定兵分兩路，我的任務是兩個，一個是到天壇醫院取細胞，另一個是到北京師範大學生物係要胰酶。培養的細胞有懸浮的和鐵壁的兩種。白血病的細胞株基本上都是懸浮的，神經膠質瘤細胞是貼壁的，用的時候或向下傳代的時候要用一枚講細胞從瓶底消化下來，這都是細胞培養必備的試劑。可能李君他們剛剛開始建立細胞培養方法，缺東少西的，經費有緊張，隻能是到處化緣。他把他師母李春華教授的信交給我，讓我到北京師範大學找張鴻卿教授，當年李老師去學習細胞培養技術時，張教授是指導老師。我到了北師大，在校園裏一路打聽，找到了生物係，在樓道裏問一個學生，這個學生走到一個辦公室，也沒敲門，直接推門伸進半拉腦袋，“張老師有人找。”然後一個小老頭麻溜地出來了，走到我麵前。他個子很矮，我這麽個小個兒他都需仰頭看我，兩眼炯炯有神，鼻梁上掛了副眼鏡，兩個鏡腿用小細繩拴著，“你找我？”我趕忙問：“您就是張鴻卿？”
隨後的幾十年這個場麵我回想了不下10次，每次我都感到懊悔，我怎麽就直呼人家大名呢？當時那個女生去叫他時，我還在樓道裏演算怎麽跟他打招呼：張老師？張教授？張鴻卿老師？張鴻卿教授？我以為老教授們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以後，老半天才能回過神有反應，可我沒想到他反應這麽快，一轉眼的功夫他就到我麵前了，結果我就犯了這麽個最最不該犯的錯誤。他似乎並不計較，帶我到他辦公室，我把信交給他，他像個老中醫照單抓藥一樣，從一個大棕色瓶子裏倒出一些灰白的粉末，用一張白紙把這些粉末包起來，白紙一彈，粉末差一點撒到桌子上，他趕緊低著頭雙手捂著趴到桌子上，見一切安全無恙，又側著頭將目光從他的鏡框上邊投向我，狡黠地一笑。他把紙包交給我，說：“李老師信上沒說要配好的還是沒配的，我給你帶的是粉兒，回去你們可以自己配。”我趕緊表示感謝就匆匆去下一家了。
從北師大怎麽乘公交車去的天壇醫院，我已經不記得了。我到了天壇醫院門口，已經過了中午了，恰好碰到給我細胞的老師，“你怎麽還沒走啊？”我趕忙解釋：“我是又回來了！”進了辦公室，她問：“上次的細胞是什麽問題？”我也不知道，我根本就沒有養過細胞，我就編了個理由：“上次我把細胞交給他，他隨手放到兜裏，結果隨著學校遊行，忘記把細胞取出來了。”“奧，明白了。”她就去了細胞室。一會兒，上次見到的小女孩也來了，也問：“上次的細胞沒養好？”旁邊一個年輕的男的笑著替我解釋：“他說細胞放在口袋裏去遊行，結果忘了，細胞都死了。”我也不知道他們相信了這個理由，還是不相信這個理由。但我敢肯定這個理由能讓他們講上好一段時間的。
我和小女孩一起進到細胞室，隨後一個中年男人也來到細胞室，她們介紹說：“這是李大夫，也是山西的。”這個李大夫很可能是聽說來了個山西的來買細胞，就過來看看我這個老鄉。他和我握了握手，我就問：“你是從山西調過來的？”旁邊的另一個女老師正在看顯微鏡，用一種北京人特有的那種漫不經心的口氣說：“李大夫是從美國飛回來的。”當時我沒明白她的意思，我問是不是從山西調過來的，你說是從美國飛回來的，一個山西人幹嘛要繞道美國來北京？不記得我這是不是頭一次聽人用“飛”來描述乘坐飛機，反正她那口氣讓我覺得我是第一次聽人這麽說的，當時略微有一點被冒犯的感覺。現在想來，所謂的被冒犯很可能是一種自卑，生怕被人家瞧不起我是山西來的，細胞狀態不好也要編個與時俱進的理由，與她們交流也老想著要帶點北京腔，李大夫是怎麽來北京的都聊不明白，太土老帽了。
細胞拿出來了，也讓我在顯微鏡下看了看， 她解釋說：“這是和上次你拿走的細胞從同一瓶裏分出來的，肯定不是我們的問題。”我隻是信服地點點頭。有何上次一樣把細胞包好讓我帶走。這兩次來買細胞，她們都沒提錢的事，我也不知道當時是怎麽轉賬交易的。
學潮後反攻倒算，人性大暴露，有的人就經受一場虛驚，高年級有的甚至進了監獄，有些同一年級的兩年後畢業受影響，但最終結局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