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禁錮與禁錮的思想

思想的禁錮，是統治者為了鞏固其地位而對被統治者的言論設下的一些禁區。一個禁區一旦被強製實行太久，人們對這種禁錮就會習以為常，自覺地不去觸犯，而形成了禁錮的思想。

統治者搞思想禁錮，不外乎三個原因。其一是不能容忍反對意見。人都有某種程度的自以為是，自我為中心，喜歡聽好話，喜歡跟意見相近的人交往，不願聽到不同的意見，即便是開明的人也是如此。聽說艾森豪威爾總統經常換幕僚，有人不解地問他。他的回答是，“跟喜歡提意見的人同事，才能少犯錯誤。但跟喜歡提意見的人很難相處”。即使是艾森豪威爾這樣的開明領袖，還是難以容忍反對意見，以致於要頻繁換人。在中國的皇權製度下，觸犯“龍顏”的下場可沒有革職這麽簡單，能夠不株連九族就是萬幸了。唐太宗李世民，因為夫人的勸阻未殺魏征而成為美談。

統治者搞思想禁錮的第二個原因是為了維護其統治地位。孔子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秦始皇焚書坑儒，為統治者殘酷的思想禁錮開了先河。Henry Peter Brougham說得好，“Education makes people easy to lead, but difficult to drive; easy to govern, but impossible to enslave”。獨裁統治者要的正是易於駕馭，易於奴役的順民。

統治者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必須從兩方麵著手：其一是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其二是民眾為其賣命的必要性。在民主國家，權力來源的合法性來自於選票；在猶太教裏，權力來自於上帝的授予。在中國，統治者發明了“真龍天子”之說。開國皇帝為了證實其“真龍天子”的地位，往往無中生有地美化其身世。這種對曆史的篡改，絕不可能允許他人的質疑，因為一旦真相大白，“真龍天子”的說法便不攻自破。這不僅在中國，在古埃及，在羅馬都一樣。古埃及是把法老當作神的化身；而古羅馬早期對異教的殘酷迫害主要是因為他們不信皇帝所崇拜的神。皇帝借神權鞏固自己地位，並證明地位的合法性。

“天高皇帝遠”，對於普通百姓來說，你做你的皇帝，我作我的小民，尋常百姓和“真龍天子”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也就是說，僅僅是“真龍天子”還不足以讓百姓為其賣命。為了讓百姓甘心情願地受奴役，一方麵，統治者通過“獨尊儒術”、通過“三綱五常”，把忠於皇權列為最高的“道德”，並用“貞節坊”、“忠義堂”等加以強化。另一方麵，統治者把“小國受欺”、“大國輝煌”（實際上是小國皇帝做的不安穩，大國皇帝更有資源為其享受）灌輸給與之無關的百姓，利用人們的虛榮為“國家利益”赴湯蹈火。

統治者搞思想禁錮的第三個原因是為了掩蓋其罪惡。掩蓋罪惡從某個意義上來說，也是為了鞏固政權。第二點與第三點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重於“引”，後者為了“堵”。“一將功成萬骨枯”，統治者“打江山”，視生命為草芥，一切隻為了“成王”。“坐江山”時驕奢淫逸，無惡不作。六四屠殺還不到二十年，就有人懷疑其真實性了；中共在“土改、鎮反、反右、大躍進、文革”犯下的罪行更是不為多數人（尤其是新一代）所知；中共在“長春戰役”等“解放戰爭”時對百姓的殘忍幾乎被世人遺忘；而中共“積極抗日”則幾乎成為了“事實”。“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因為不見於正史，也有人質問其真實性。

思想的禁錮並不是中國獨有。事實上，思想的禁錮無處不在，隻是程度不同而已。宗教本身也會產生思想的禁錮。比如，哥白尼與日心說經常被一些反基督教人士作為基督教思想禁錮（反科學）的例證。隻是人們有沒有想過，中國幾千年的“輝煌”文化裏，為什麽根本就沒有Ｘ心說的記載，有的隻是“小兒神項橐”的詭辯。也許有人曾經“異想天開”過，但他們的想法很快就被扼殺在搖籃裏了，或許還陪上了性命。哥白尼是幸運的，因為他的日心說在他去世前得以發表。

以基督教（或猶太教）為文化背景的國家，有一個根本的不同：君王也是“罪人”，他的權力來自於至高者。即便是大衛那樣的君王，其平凡的出生和所犯的罪惡都記載在《聖經》上。他們的權威總是受到神職人員的挑戰，或者說，宗教領袖和世俗領袖在爭勢力範圍而造成了兩元和縫隙，他們的言論無法成為“聖旨”。就像顧準《基督教、希臘思想和史官文化》裏說的“中世紀的基督教會，又是世俗政治權威以外的另一個權威。”“兩種政治權威同時並存，對於歐洲政治之不能流為絕對專製主義，對於維護一定程度的學術自由，對於議會製度的逐漸發達，甚至對於革命運動中敢於砍掉國王的頭，都是有影響的。”“理性主義者曾經大大有助於科學的發展，而他們卻總是把真的最終原因歸之於上帝，把‘理性’的威力，上溯於上帝。”中國在數學、邏輯學和天文學等“理性主義者的貢獻”上的學科落後就是必然的了。

此外，“歐洲最早的大學都是教會組織的，神學教育當然還在大學之前。法律學、文法學、邏輯學、幾何學，是神學以外的主要課程。拉丁文和希臘文當然是必讀課程。”這種世俗的政治權威管不著的大學，不但對知識的傳播與普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也為後來大學的自治奠定了基礎。學術的相對自由還為文藝複興鋪平了道路。中世紀的“政教合一”，被很多學者稱為“黑暗時期”。宗教對政治的幹涉，或者宗教成為“世俗政治權威以外的另一個權威”，卻是學術自由的保障。因為“體麵人物卻可以靠這抗擋那，可以鑽空子，不至於像中國那樣“獲罪於君，無所逃也”，隻好延頸就戮！”

可怕的是，長期的思想禁錮，伴隨著對自由思想的嚴酷摧殘，思想的禁錮就成為了禁錮的思想。柏楊在《什麽是“中國特色之人權”？》裏提到曾誌朗博士的白鼠實驗，一組白鼠在重複的點擊——逃跑之後，終於放棄了抵抗（逃跑）。人也是如此，在經曆過多次殘酷的“電擊”（“滅九族”、“鎮反”、“反右”等）後，人們不再去質疑統治者的謊言，甘願被打模，被洗腦。一些似是而非，甚至荒謬的理論（思想）被奉為真理，極少數勇敢者，不但會被統治者消聲，也被人們當作傻子，成為嘲笑的對象。中國的很多“國寶”，如三字經、三綱五常、儒家學術、陰陽八字，甚至中醫“理論”，還有我最近經常提到的“大中國主義”，都是禁錮的思想的例證。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剩餘價值論”，“唯物史觀”等也是禁錮思想的例子。

需要指出的是，現在西方的”政治正確”對思想的束縛，其效果與專製社會由統治者施行的思想禁錮是一樣的。雖然發表“異端思想”的人不會從肉體上被消滅，但他會受到攻擊、被迫“道歉”乃至失去位置，從而使“異端”得以“糾正”，難以得到傳播。禁區一旦出現，就會導致禁錮的思想。

西方的思想禁區正在逐漸擴大。語言有禁區。“聖誕快樂”，很多人不敢說了，要說“節日快樂”。這本是一個多麽溫馨的傳統，連名字也要失去了。“感恩節”也逐漸被“火雞節”代替。好的傳統起到維係社會的作用，政治正確一點一點地侵蝕著傳統。

由於地域、文化、製度的差別，而導致種族間在體能、生活習慣、思維方式上的差別是不言而喻的。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James Watson因其對黑人智力的評價引起軒然大波，被迫道歉並失去冷泉港研究所所長一職。一方麵，黑人上（大）學與求職需要Affirmative Action來照顧；另一方麵，卻不能讓人說他們有劣勢的地方（從球隊的組成很容易看出他們在爆發力等體能上的優勢）。

男女之間的差別，不隻是性器官的差別，這本來是白癡都知道的事實。且不說力量的差別，思維方式的差別也是明顯的。比如女人的語言能力比男人強，男人在開車等機械操作方麵比女人強。《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也闡述了男女思維的差別。可是這也逐漸成為禁區。哈佛大學前校長Lawrence H. Summer因為“innat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wen might be one reason fewer women succeed in science and math careers.”一語（雖然句子中還用了might一詞）而被迫在2005年2月辭去校長職務，盡管他在任內頗有建樹。

同性戀的禁區則幾乎成為了“禁錮的思想”。也許有些同性戀者與基因有關。但很多明顯的事實說明，同性戀形成與生活環境有很大關係，比如軍隊（性比例失調）、矽穀（高收入、高壓力）、影藝界（“溫飽思淫欲”，尋求刺激）。但人們必須統一口徑：“同性戀是與生俱來”的，而且是從小學就開始洗腦了。

1967年4月初，Ron Jones在教北加州Cubberley High School的高二年級曆史課時，為了讓學生明白納粹的形成而作了一個大膽的實驗，稱為第三浪（the third wave）。在這個為期一個星期的實驗裏，Jones反複強調“紀律的力量”、“團隊的力量”，並讓學生相互監督。到第三天，第三浪增加到了二百多名新成員，他雖然隻任命了三個人檢舉不軌行為，卻有二十多人主動向他報告，少數“異類”引起公憤。第四天，Jones先生壓低聲音，向大家宣布第三浪的真正意義：“第三浪是全國性的運動，特別針對那些對改變國家政治現狀感興趣，尋求變革的青年學生。……你們是被選擇的人。如果你們敢於站出來，讓他們看看你們在過去幾天內所學到的，你們就可以帶來新秩序。帶來全新的目標，就可以改變這個國家。一切都看你們的了，看你們是否願意站出來。”

第五天，十二點整，禮堂裏座無虛席。他的朋友扮成記者和攝影師，采訪與會者，照相，裝模作樣地記筆記。學生們全神貫注，直挺挺地坐在那裏，悄無聲息，好像一支軍隊。Jones舉起右手，行第三浪禮。二百多條右臂嘩地插入空中。“紀律就是力量，”Jones先生一開始，幾百張口馬上跟上來。一遍又一遍，“紀律就是力量！團隊就是力量！”喊聲越來越高，幾乎把屋頂都掀起來了。幾分鍾以後，Jones告訴學生們，根本就沒有什麽領袖，也沒有第三浪這個全國青年運動。他們被利用了，被欺騙了。“是你們的願望把你們推向今天這個位置。就和我們在現代曆史課裏討論的納粹德國一樣。”“你們以為是被揀選的。以為比關在禮堂外邊的人要強。你們拿自由換取了紀律和高人一等的恭維。你們不加思考地選擇和接受了團體的意願，以及那個巨大的謊言。”Jones最後放了一段納粹的電影，作為實驗的結束。

納粹是這樣形成的，共產製度又何嚐不是？有人在文革結束後感歎道，“要是那股力量被用來建設，哪該多好啊！”遺憾的是，群氓的領袖必定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而絕對的權力所導致的必定是個人野心的無限膨脹和絕對的腐敗。絕對腐敗的個人所領導著的無知的群體，其力量注定是破壞性的。曆史一次次地證明了這樣的真理。當一個團體、一個國家隻有一種聲音時，她隻能走向衰敗直至毀滅，毀滅自己，也毀滅他人。

【參考資料】
顧準：《基督教、希臘思想和史官文化》
柏楊：《什麽是“中國特色之人權”？》
詩鴻：《第三浪》
Wikipedia：“The Third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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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在 2008 華夏文摘 cm0805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