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代價
回顧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思考人性，展望未來
1986年我去莫斯科旅行時，我在包裏帶了10條Levi’s的501牛仔褲。我是一名17歲的體操運動員，衛冕全國冠軍。我要去蘇聯參加親善運動會，這是在蘇聯和美國在相互抵製奧運會的情況下，CNN創始人Ted Turner精心策劃的相當於奧運會級別的比賽。
牛仔褲是用來交換萊卡的：代表著緊繃、聲望和紀律的俄羅斯人緊身連衣褲。但他們吵著要我的牛仔褲和它所代表的一切：美國的粗獷、自由、個人主義。
我喜歡穿Levi's；從我記事起，我就一直穿著它們。但如果你當時告訴我，有一天我會成為該品牌的總裁，我絕不會相信你。如果你再告訴我，在實現了這一目標，在一家公司度過了我幾乎整個職業生涯之後，我會辭職，我會認為你瘋了。
今天，我就是這樣做的。為什麽？因為，經過這麽多年，我愛的公司已經忘記了讓世界各地的人們——包括那些前蘇聯的體操運動員——想要穿Levi's的價值觀。
Jennifer·Sey（中）在莫斯科親善運動會。
1999年，在我30歲生日幾個月後，我在Levi's的任期開始於擔任助理營銷經理。隨著歲月的流逝，我看著這家公司經曆每個時尚潮流。當緊身牛仔褲風靡一時，我是美國的營銷總監。當高腰時尚流行時，我是首席營銷官。我最終在2020年成為了全球品牌總裁——第一位擔任此職位的女性。（不知何故，低腰又回來了。）
在Levi's的二十年裏，我結婚了，有了兩個孩子。我離婚了。我又添了兩個孩子。我又結婚了。公司一直是我生命中最穩定的事情。而且，直到最近，我一直感到鼓舞，全身心投入工作——包括我的政治主張。
我的倡導一直專注於孩子。
2008年，當我擔任營銷副總裁時，我發表了一本回憶錄，講述了我作為一名精英體操運動員的經曆，重點關注這項運動的陰暗麵，特別是兒童的退化。體操界用法律手段和暴力威脅我。前競爭對手、隊友和教練認為我的故事是一個輸不起的失敗者想賺一點錢。他們說我是花言巧語的騙子。但Levi's站在我這邊。不僅如此：他們將我視為英雄。
新冠疫情爆發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在大流行初期，我公開質疑學校是否必須關閉。這對我來說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我認為——並且仍然堅信——嚴厲的政策會對那些風險最小的人造成最大的傷害；而公立學校中最需要安全和日常活動的殘疾兒童將是最嚴重的受害者。
我撰寫專欄文章，在當地新聞節目中露麵，參加與市長辦公室的會議，組織集會並在社交媒體上懇求讓學校開放。我因為直言而受到譴責。這一次，我被稱為種族主義者（一個奇怪的指控，因為我有兩個黑人兒子），優生學家和QAnon陰謀論者。
2020年夏天，我終於接到了電話。“你知道，當你發言時，你是在代表公司發言，”我們的企業傳播主管告訴我，並敦促我放低姿態。我回答說：“我的頭銜不在我的推特簡曆中。我是以一個有四個孩子的公立學校媽媽的身份說話的。”
電話還是接踵而至。從法律部門，從人力資源部以及董事會成員。最後，來自我的老板，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我向他們解釋為什麽我對這個問題如此堅持，並引用了有關學校安全和虛擬學習造成危害的數據。雖然他們並沒有試圖直接封住我的嘴，但我被反複告知要“想想我在說什麽”。
與此同時，同事們不停地發布關於在11月大選中趕走川普的必要性。我也分享了我在民主黨初選中對Elizabeth Warren 的支持，以及對Ahmaud Arbery 和George Floyd的因種族煽動而發生的謀殺的巨大悲痛。公司裏沒有人反對這些。
然後，在2020年10月，公立學校明顯不會在那年秋天開學的情況下，我向公司領導層提議，對於舊金山市的學校停課這個話題進行權衡。我們經常對與員工有關的政治問題采取立場；我們已經就同性戀權利、投票權、槍支安全等問題發表了意見。
這一次的反應不同。有人告訴我：“我們不會考慮像這樣的超本地化問題。”“如果我們大聲疾呼，也會有很多潛在的負麵影響，首當其衝的是在該市私立學校有孩子的眾多高管。”
我拒絕停止說話。我不斷譴責那些虛偽和未經證實的政策，我會見了市長辦公室，並最終將我在加利福尼亞的整個生活連根拔起——我在那裏生活了30多年——並將我的家人搬到了丹佛，以便我的幼兒園學生終於可以體驗真正的學校。我們能夠在一所雙語浸入式（西班牙語-英語）的公立學校為他爭取到一個位置，就像他應該在舊金山就讀的那所一樣。
國家媒體報道了我們的故事，我被邀請參加福克斯新聞上Laura Ingraham的節目。那個露麵是最後一根稻草。Levi’s員工的評論熱鬧起來——關於我反科學的；關於我反肥胖的（我轉發了一項研究，顯示肥胖與不良健康結果之間存在相關性）；關於我反跨性別的（我在推特上說我們不應該把母親節改成生育人節，因為它忽略了養母和繼母）；關於我是種族主義者，因為舊金山的公立學校係統充滿了黑人和棕色的孩子，而我顯然不在乎他們的死活。他們還指責我丈夫對新冠病毒的看法——好像我，作為他的妻子，要為他在社交媒體上所說的話負責。
所有這些戲劇性事件都發生在我們常規的會員大會——這是我以前期待但現在害怕的全公司會議。
與此同時，公司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負責人要求我進行一次“道歉之旅”。有人告訴我，對我的主要抱怨是“我不是Levi's黑人社區的朋友。”有人要我自己說“我是一個不完美的盟友”。（我拒絕了。）
早在2017年，我就被兩名黑人員工邀請成為黑人員工資源集團的執行發起人，他們對此視而不見。我多年來為孩子而戰的事實他們視而不見。我所引用的是事實也無關緊要。人力資源部負責人親自告訴我，盡管我對學校的看法是正確的，但公立學校關閉而私立學校開放是階級歧視和種族主義；而且我可能在其他方麵都是正確的，我仍然不應該這樣說。我一直在想：我為什麽不應該呢？
2021年秋天，在與CEO共進晚餐時，我被告知我有望成為Levi's的下一任CEO——在我的領導下，股價翻了一番，收入也恢複到了疫情前的水平。他說，唯一阻礙我的就是我自己。我所要做的就是停止談論學校的事情。
2015 年，作者和她的家人在舊金山驕傲節
但攻擊不會停止。
Twitter上的匿名噴子，其中一些擁有近50萬粉絲，說人們應該抵製Levi's，直到我被解雇。我的一些老體操迷也是如此。他們撥打了公司道德熱線並發送電子郵件。
每天，我的推文檔案和我所有的在線互動都會由企業傳播主管發送給CEO。在執行領導團隊的一次會議上，CEO隨口說我“表現得像唐納德·川普”。我感到很尷尬，於是關掉了相機讓自己冷靜下來。
上個月，CEO告訴我，我在Levi's“站不住腳”了。我可以得到100萬美元的遣散費，但我知道必須簽署一份保密協議，不能說出我被趕走的原因。
這筆錢當然好，但我不能接受。對不起，Levi's。
我從未想過要做一個逆向而行的人。我不喜歡吵架。我喜歡Levi's以及它在美國傳統中的地位。它為搬到西部並做著淘金夢的勤勞勇敢的人提供結實的褲子。我送給俄羅斯姑娘的牛仔褲，背後的口袋上有紅色標簽，那是這個國家美好與正確的標記。當我想到幾十年前的莫斯科之行，我仍然有點哽咽。
但公司現在不相信這些了。它陷入了試圖取悅暴民和壓製組織內部異議的陷阱裏。在這點上，它就像許多其他美國公司一樣：被不相信真正包容和多樣性的狹隘意識形態者所挾持。
在公司工作的20多年裏，我非常認真地對待我的經理角色。我幫助指導和引導有前途的年輕員工，他們後來成了高管。可是到最後，沒有人站在我這邊。沒有一個人公開表示他們同意我的觀點。甚至沒有人表示他們不同意我的觀點，但支持我表達觀點的權利。
我想，我的許多前同事知道這是錯誤的，他們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為他們害怕失去工作中的地位，或招致暴民的憤怒。我希望，他們承認這一點時不會太遲。
我會一直穿著我的老式501牛仔褲。但在今天，我用Levi's的工作來換取我發聲的權利。
譯自 Yesterday I Was Levi's Brand President. I Quit So I Could Be Fr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