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代價
回顧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思考人性，展望未來
知青，是知識青年的簡稱。特指那些讀過中學的年輕人，“自願”從城市下放到農村成為農民的青年。從1953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一直到1977年最後一批上山下鄉的中學生結束，知青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紀。我是從農村來，回到農村，故稱為另類知青。
一、題外話
那個年代的鄉下孩子，從小就要幫家裏砍柴、打豬草、攢工分。加上當時讀書無用，很少有人讀到中學，好些連初小都沒有讀完。還有些人則由於出身不好而被迫停學。我們村富農的幾個兒子都很聰明，但最多讀到小學畢業就被迫終止了。他們家在文革時倒是未曾挨鬥，因為前麵有一個地主和一個惡霸富農【注一】頂著，他們自己平時為人也很謹慎。
我是我們村最早的高中畢業生之一。直到八十年代，我倆還是村子裏僅有的高中畢業生。村裏和我同時高中畢業的另一位，高一時幾乎輟學。由於他聽了我“再堅持一年，將來或許有用”的勸告，使我未能成為我們村唯一的高中畢業生。他在村子裏呆的時間比我短。大概一年以後，他的叔叔把他弄到了他所在的茶場。七七年高考前縣中辦補習班，我不能參加。他總是拿著筆記來讓我幫他解惑。他考取了師範，後來就當了老師。當時全公社就我們倆一個考取大學、一個考取中專，令其它村的人羨慕不已，都說我們村的風水好。
我小時比較文靜，五歲不到就被送到了隔壁的小學讀書。這所小學也是整個大隊（十三個自然村，最遠的村離我們大約十裏路）唯一的小學，因為隻有我們村有祠堂，好作教室。我們村一直是周圍最富的村，有一個地主、兩個富農，其他一半以上是中農或上中農。有些村連一個富農都沒有。土改時，好些土地分給了其它村。由於上學過早，比同年級的一般小三歲以上，況且我在同齡中個子本來就小，使我在同學中很難找到玩伴，隻是被他們當作小弟弟而已。我的體育不好與此有極大關係。也正是因為年齡小、個子小，我才得以完成中學的學習，並有機會參加高考。我的父親在另一個公社的糧管所工作，家中缺乏男勞力。我是老大，要是我能頂半個勞力，我父母就不會讓我讀完高中。要是我高中畢業時年齡大幾歲，等到恢複高考時，我可能就已經結了婚，而失去考大學的機會。離我們不遠的一位同學，比我才大一歲，畢業後到他們公社的一所學校教初中，把一個學生的肚子搞大了。那位學生成為了他的老婆。高考時他應該還沒到法定結婚年齡，但已有事實婚姻及孩子，不能參加高考。不過，他後來在鄉下也混的挺不錯的。
我們高中畢業前夕還有一段插曲。我同班的一位同學，姓王，跟我的關係不錯。他平常喜歡搗鼓無線電，想自己組裝收音機，但沒有成功。後來廁所裏發現了“打到毛主席”的標語，調查結果說是王同學寫的。在批鬥會上，還把他同村的地主作為教唆犯帶去同台批鬥。王同學就被學校開除了，同時被開除的還有另一個班的同學，說是寫了反動詩。大概是1978年，學校給這兩位同學平了反，補發了畢業證，據說兩人都哭了。一次我回國時，王同學得到消息，特意帶著他的兒子來看我。他還說廁所裏的“反動口號”不是他寫的。
我所在的縣城，交通不便，沒有火車。唯一的工廠是茶葉加工廠，大多數城鎮居民也是靠種田種菜為生。我們那裏一個正勞力【注二】一天能掙七八毛，還自己養豬養雞，加上蔬菜自給，生活比縣城的人差不了多少，所以就對城鄉差別感受不深。讓我明顯感到鄉下人受到歧視，是我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後的事。那時，提職稱、分房子都講工齡，真正受影響的是分房。城市戶口的，隻要下放到農村或工廠勞動兩年以上，從中學畢業起，讀大學、研究生都連續算工齡，而我的工齡要在研究生畢業後才開始算。跟我同年畢業的同學，工齡比我長七八年。我在農村老老實實地種田，不是“革命”，那些在鄉下偷雞摸狗（有些下放知青和農民打成一片，勤勤勉勉地幹活。但偷雞摸狗的下放知青也不少）的，卻算“革命”﹔我跟他們坐在同一個教室裏不是“革命”，他們卻是﹔我直接考上了研究生不是“革命”，而他們沒考取留下來的（有些後來讀“在職研究生”，實際上是專職）又是“革命”。
【注一】之所以加“惡霸“二字，因為他當過保長，相對於我們那時候的大隊長，現在叫村長。在他作保長期間抓過丁。其中一位沒能活著回來。按照這個邏輯，那些在在戰鬥中犧牲的人，他們所在的鄉、村長都是惡霸。
【注二】正勞力，就是成年的男子。每天計10分。雙搶時計15分。女的7分，有些村子高一些。其實，女的幹活並不比男的少，除了挑擔。但挑擔一般按重量另計公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