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思考
反者，動之道
經常聽到說華人沒有創新精神，所以中國建設的不好，在美國也混不出個樣子來。慢慢的中國的經濟起來了，海外華人學者也一個個的發展出來了，都有了一些成果，大家在自己專業內的局部自豪感稍微好了一點。但是，絕大多數華人都異口同聲還是說華人隻能做修修補補的工匠，沒有創新精神。很多人喜歡從老孔批到老毛，各種推理，證明華人的文化的創新精神離“世界文明”還差多少世代。
有趣的是，生活中很少見到非東亞裔這麽說：我認識的老印和黑人白人都公認華人學習好，但沒有強調是刷題的“假好”還是“真的好”；而東亞裔特別喜歡說別的東亞裔“雖然成績好，其實是家長push來的，沒有興趣，以後不能創新”。也就是：東亞裔特別是華人最喜歡說創新重要，但是又公認自己的同胞最不能創新。如果這兩麵都對的話，就自相矛盾了：按理說既然家長們都重視“創新”，總應該培養一些吧，怎麽又事實是上大家的孩子（哪怕得了金牌的）多數都沒有創新精神呢？所以說“創新”沒準兒不是什麽客觀東西？本文論述一下“拜創新教”的標簽性本質，和人們對它的歧視性運用。
啥是“創新”呢？它到底是一個科學概念，還是商業概念，還是法律概念呢？鑽木取火，是不是創新呢？這個可能是在大自然觀察到然後模仿的吧？原創性好像不足。。。世界上人類第一個“自己的”發明，大自然沒有，動物不會的，應該可以說是輪子吧。但是是誰發明的呢？大概全世界原始人都獨立的發現了它，所以看上去又沒有那麽偉大了。老外喜歡說“dont invent wheels again”，也就是說大家同時都可能有這個想法，別覺得自己很牛。要定義“偉大的創新”還真不容易。我們這裏從（a）工藝改進，（b）商業運作，（c）理論研究，和（d）法律保護，這四個角度討論。
小時候我們都知道瓦特折騰出蒸汽機，從而引發了工業革命。故事是這麽講的：“瓦特小時候看著開水壺的蒸汽往上冒，把蓋子頂起來了。受到啟發的小瓦特長大了發明了蒸汽機造福人類。”遺憾的是這個故事雖然動人，卻是偽造的。客觀事實是，別人早就有這個想法：法國人帕潘比他早100年就造出來了。但是帕潘是個書呆子，沒想著賺錢，隻是做的玩玩，做出來的機器效率極低，根本不能幹活。（此人後來在貧困中早逝。）有商業頭腦和工程技巧的瓦特改良了活塞工藝——將冷凝設備和氣缸分開，後來他的公司又改進了活塞與氣缸的密合並且設計出雙向氣缸——於是蒸汽機就像抹了印度神油，活塞運動的效率大大提高。這下子，瓦特也就發達了。大家都愛聽有錢人講發跡史，然後我們都知道那個看開水壺改變世界的故事啦。
“大發明家”愛迪生，大概是“拜創新教”的創教教主吧？我們小時候聽了100遍的故事，就是愛迪生試了1000種材料做燈絲，終於做成了電燈。去年拜登同誌揭發他其實不是電燈泡的發明者——按照拜登的說法，是一個非裔發明的。別吃驚哦，這不是第一次有人對愛迪生發明電燈不以為然了：英國人說是他們比愛迪生早80年就造出來了；加拿大人說愛迪生是從他們手裏買的專利。容易理解的是，通電能發光的“idea”肯定是大家都有的。愛迪生如果有貢獻，也就是工藝改進；而且是他雇的員工，而不是他自己做的：把錢砸下去，自然有人做出來。其實愛迪生的公司的工藝還不是核心的：燈泡真正能大麵積賺錢，是抽真空技術進步使得燈絲不會被很快燒斷，選用什麽做燈絲反而不是革命性的進步。那“大發明家”愛迪生發明了啥？製度創新！他發明了科學資本主義，雇傭大量的科研人員給他打工，然後商業化。愛迪生的上千專利就是這樣“剝削”來的。
總結一下上麵兩個例子，我們會發現：著名的“創新案例”其實不是“從無到有”，而是工藝改進。那麽多的工匠做了貢獻，隻有少量商業成功者能壟斷“發明家”的頭銜。華人中的莊小威（冷凍電鏡）和張峰（基因編輯）在各自領域都是最優秀的之一，比最後擊敗他們拿到諾貝爾的人一點都不差；但是拿到諾獎的人被更多人傳頌和膜拜。“創新”其實是商業成功的工匠對自己的冠冕，對其他工匠的獨裁。
瓦特和愛迪生太久遠了，說點現在的吧。比爾蓋茨算是“天才”吧？嗬嗬，現在看看他的發展史中各個當事人的說法，很多以前驚人的事跡（如自己寫的DOS係統）都是以訛傳訛。他大多數早期產品都是買來賣去。其中能實錘的，得到當事各方（包括他自己）確認的“創新”，就剩當年怎麽纏上IBM這個巨擘然後將對方坑了的“商業手段創新”了。後來穀歌和蘋果有樣學樣，推出自己的“首席創新家”，讓他們每天成為輿論的中心，從而推高股票。現在最火的翼龍馬斯克，創新了很多東西？自動駕駛的盈利長期靠碳稅，發射火箭靠NASA的官家訂單（他的朋友在NASA管這個）和俄羅斯的廉價供貨（現在一製裁就露餡了）。其實他的成功還主要還是商業上的。國內的公司，你會發現，越是血汗工廠，越是標榜“創新”：從華為到華大，無一不是沒錢了就嚷嚷下一輪的創新。這裏“創新”看上去不是一個具體的發明，而是抽象的口號：某公司的文化是“創新”，所以CEO昨天放屁了，也是創新。
這幾個現代例子裏麵，“創新”是孕育下一個商業成功的輿論溫床。想辦法讓別人來投資或買單。在整個世界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誰能拿到剩餘貨幣至關重要；在“fake it until make it”的時代，“創新”是各種忽悠裏麵比較保險，而不容易被馬上抓現行的集資手段。
從銅臭中走出來，看看象牙塔裏麵純理論科學研究吧：愛因斯坦該是“拜創新教”鎮山寶吧。那麽我們分析一下老愛的三大主要貢獻。他對光電效應的波粒二象性的解釋，當然很厲害了，但是不要忘記了他的解釋基於普朗克關係式，而且是靠後來密立根實驗證實的。狹義相對論也很偉大，但是前麵是基於洛倫茲變換，後麵依賴具體實驗如橫向多普勒效應才讓大家接受。廣義相對論呢？說實話我覺得是最沒有原創的一部分，就是用狹義相對論的理念，解釋了一把黎曼幾何。那麽為什麽其他的人都沒有愛因斯坦出名呢？我猜測除了人家1905年一下子寫出這麽多偉大的文章來，有一個原因是他特別善於麵對公眾。大家都記得他跟記者說的什麽是相對論吧：“在火爐旁坐了一分鍾覺得是一小時；在美女旁坐了一小時覺得是一分鍾”。這都啥亂七八糟的啊？相反的，廣義相對論數學理論的奠基人，數學家黎曼同學能在沒有直觀應用的情況下，比愛因斯坦早50年，在微分幾何框架下“靠想象”搞出抽象的黎曼幾何，還真的很厲害。但是此人不善於像愛因斯坦那樣能演講，大夥（包括他的老師高斯）聽了他的報告聽不懂，覺得黎曼幾何是胡說八道，壓著不讓發表，以至於12年後他死了才被其他人發表。楊振寧學術水平高過霍金無數倍，但是他的粉絲比霍金的少N個數量級：忽悠是一門大學問啊。（詳見我對這兩個人的分析文章。）
所以說，即使在沒工程化和商業炒作的環境下，理論研究的發展，也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就像一根香腸，要切10刀才完成。於是能坐下來思考問題，並且勤奮工作的科研人員前赴後繼，一刀一刀把它給切了。在這個“切香腸”的過程中，每一刀都是必須的。當然，有的人切的那一刀被大家認為重要一點，或者此人更善於跟公眾說話，包裝自己，於是成了婦孺皆知的楷模。但是大家都是科學發展洪流中的一份子，其實沒有誰更偉大。這個世界喜歡英雄，於是搞出一些諸如諾貝爾獎啊，華山論劍啊之類的“評比”。最後中獎的也就是一些幸運兒，他們就像奧運會100米冠軍一樣，比業餘愛好者可能就快一秒。沒有他們，其他人也照樣衝過終點。中國人這一兩百年都在打仗，政治運動，或者各種“為稻粱謀”，沒有時間坐下來好好的想問題。缺的是一個靜下心來想問題的環境，不是所謂“創新文化”。
最後談一下“創新”的法律保護。把“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以書麵文件給定下來作為“知識產權”的，是英國人發明的專利係統。但是這個係統在誕生的第一天，目的就不是為了保護知識產權，而是搶劫別人的商業轉化成果的。直到現在，這個知識產權係統的運行，仍然是法律比科學技術本身更重要。比方說，你辛辛苦苦搞創業，搞科研轉化，從無到有做一個小的公司開始賺錢了，大公司的律師就來敲門了：對不起，你違反了我們的10個專利，要麽打官司讓你傾家蕩產，要麽賣給我們吧。凡是具有壟斷地位的大公司，每年都用這個手段收購N個小公司。這裏的核心是一個“army of lawyers”在那裏等著，而不是人家N年前就想到了你的idea。
綜上所述：人類文明的進步，靠很多東西，包括提出思想，工藝改善，商業運作，和合法搶劫。這裏麵有無數的環節需要各種改進和提升，需要大量的因地製宜的勞動：true insight comes from within。有些人運氣好，成為了成功者。站在這樣有利的位置上，他們搞出一個叫“創新”的概念，並將這玩意兒神聖化。“拜創新教”的好處是根本無需具體定義，就像任何人都可以說：“我比你更熱愛毛主席”，或者“我心裏比你更懂什麽叫民主”一樣，大家可以張開就來：“我的娃比你的更有創新精神，雖然他沒有進MOP”，“我們美國華人的孩子比中國被填鴨的那些孩子更講究興趣，雖然他們不會做題”。於是乎，“創新”成了不容置疑的宗教。善於找各種理由自恨，喜歡給別的華人貼上標簽予以歧視的華人，天然的是這個宗教的信徒。
我有個華人朋友在西部名校工作，今年準備開一個夏令營，給的孩子培養“創新”精神。真是好主意啊，教“創新”比擺地攤賣“成功學”的書好多了。不過這裏麵有個本文初提出的自相矛盾的問題：如果華人都相信華人沒有創新精神，隻是工匠，那麽他們為什麽會相信你能教“創新”呢？當華人們義正詞嚴的指責別的華人不懂創新的時候，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是華人：當每個華人都說其他華人不知道“創新”的時候，其實從華人群體外麵來看，等價於說自己。於是老外也開始鸚鵡學舌，說華人不知道創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