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思考
反者，動之道
今天在城頭看到一篇文章，是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評論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和莫言“低俗”。全文如下：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855/202201/9879.html
看了之後，覺得這篇文章很能夠集中體現西方人對華人的各種偏見，以及華人在世界上得到承認的困境。於是寫一篇反駁文章，供大家討論。
首先，我認同顧彬說的高行健文學水平很低。得諾獎前都沒人知道他——用李敖引用龔定庵的的話說叫“科以人重科亦重，人以科傳人可知”；得了諾獎之後大家看看他的文章，聽聽他的演講（比方說拿諾獎那次），也是差的一塌糊塗。這還不說他的代表作《靈山》，《車站》的創意和結構都有跟西方名著雷同的感覺。但是顧彬文章中，雖然聲稱高行健的文學“低俗”，卻並未舉例說明高行健文學水平如何，反而主要集中在（A）自己如何幫助高行健出國，幫助翻譯他的文字介紹給西方學術界；（B）高行健道德水平有問題，心裏隻有錢，“像拋棄一個女人一樣拋棄自己的祖國”，靠“流亡”賺眼球，賣畫賺錢，導演的戲劇靠半裸女人賺錢。
最後顧教授憤憤然道：“諾獎得主高行健能學會接受和容忍一個永遠無法像他那樣享譽全球的卑微的德國批評家所提出的無人應和的批評”。這裏“卑微”一詞很傳神的描述了顧教授的心態。客觀來說，恰恰相反，顧彬並不卑微，他才是享譽全球的學者。而在得諾貝爾之前，高行健並不是。高行健是什麽？是個討飯的，在從顧老板這個漢學界執牛耳者那裏討生活：這裏顧彬文中有詳細介紹（被我總結為上述（A）方麵）。
顧教授也可能是同情高行健，也可能是自己做漢學研究，總是要找樣本，反正他幫高行健翻譯他的著作，在自己控製的期刊發表。高行健幹什麽去了呢？在顧文的（B）方麵寫得一清二楚：賣畫賺錢，搞低俗戲劇賺錢，等等。從我們做生物醫學的角度看，感覺上好像高行健是顧教授的神經學實驗室雇來的一隻做行為實驗用的猴子，這隻猴子不務正業，沒有24小時跟著老板做偉大的沒有功利心的科學研究，而是去別處走穴搞外快。於是大教授不高興了，說這隻猴子不熱愛科學研究，動機不純。
根據高行健自己的說法，他是受政治迫害出國的。顧教授認為，就是經濟的原因：想過好點的生活罷了。顧教授傳神的寫到“流亡（exile）這個詞對作家而言是一張神奇的餐券，它會帶來很多好處。” Well，餐券，口氣真的很像施主啊！這句話說的比紐約大學孔榮傑（Jerome Alan Cohen）的斥責陳光晨的“don’t bite hands feeding you”稍微優雅一點，但是居高臨下的態度無疑。其實這，透露出了華人學者在國外的生存空間問題。這些學者，不管以前在國內是什麽人物，出國以後都成了寄人籬下的寵物。他們就算滿腹經綸，因為沒有國外的教育工作經曆，在係統裏沒有“執照”，隻能去給顧彬，孔榮傑這樣的洋鼻子打工。找到體麵工作的人極少，基本上都是些短期的訪問學者的位置。得諾貝爾獎之前，“流亡”給高行健帶來了什麽呢？他的日子有顧彬過的好嗎？顧彬知不知道高行健在北京還有一套房子，因為在國外“瞎折騰”被查封了？！您給他的嗟來之食，買得起北京的一個廁所嗎？
OK，我們承認高行健是“假政庇”，又怎麽樣呢？中國人，這樣的還少嗎？顧教授是研究漢學的，知不知道紐約唐人街有多少政庇移民？知不知道有多少老一代華人移民放棄國內的體麵職位來國外奮鬥？知不知道你們德國跟您一樣的一個華人漢學教授是用偷了護照冒充日本人出國的？在國外為了生存，是沒有辦法。他們如果能夠體麵的找一份顧教授這樣的位置，不一定會不擇手段。顧彬一方麵看低高行健的知識和水平，認為中國的東西都是垃圾（在莫言的評論中亦有流露），另一方麵又用高的道德標準要求他。
據高行健夫人的說法，高專門針對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可能主要是馬悅然，Nils Malmqvist）的喜好寫小說，最後投其所好拿獎。感覺上是流亡歐洲的高行健四處討飯，最後街頭雜耍演的好，馬悅然往他乞討的碗裏扔了一枚諾貝爾獎章。於是高行健（看上去）鳥槍換炮，一躍成名，“國際排名”超過顧老板了。然後顧老板出來罵人：沒有我你什麽也不是，你就是個低俗的“假政庇”。
顧教授深知高行健有多麽的卑微，用同樣的眼光去看天朝上國的作協主席莫言。說如果沒有一個叫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哥們翻譯，莫言是得不了諾獎的。OK，也可能沒人翻譯是不行。但是，莫言在中國名滿天下（而不是高行健那樣“人以科傳”），沒有這個葛浩文，說不定有別人呢？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顧教授批評莫言沒有幽默感（跟錢鍾書比），沒有“讓我更充分或更深刻地理解1900年之後、1911年之後或1949年之後的中國”（跟林語堂比）。通俗的說，好像顧彬認為莫言不夠反共？人家高行健反的徹底（公職房子都搞沒了），你說是假的。現在莫言表達得隱晦，你就讀不懂了？這裏就不得不說顧彬這個德國人對中國的了解實在太膚淺了。看看莫言的一係列小說裏麵偉光正的形象，各種社會醜惡麵的描述，很難想象他是沒有想法的。他的文字，對曆史，現狀都是有含蓄而又堅定的批評的。當然，如李承鵬指出的那樣：在中國，“主旋律”不叫座，“三俗”不叫好。莫言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保持著在“三俗”和“主旋律”中間走鋼絲的姿態：這樣作品可以占領市場，又可以通過審查。成功的文化人，無論是莫言，還是張藝謀，還是梁文道竇文濤，無出其右。這一點，多數中國人都知道的。顧彬的“漢學研究”都研究啥？有沒有時間去搜狐鳳凰網逛逛，了解一些中國人每天在想啥？德國人訪問中國網站，是沒有防火牆的喲。但是這擋不住你們心中的牆，就是不想了解中國，那也沒辦法啊。
顧彬文章有這樣一段文字：“葛浩文批評我將過高的歐洲標準用於中國當代小說。他說得當然沒錯。但是，用中國的標準來評價中國文學，這有意義嗎？1949年以來，中國幾乎一直用馬克思主義原理來評價自己，現在還是這樣。我認為文學批評不是國有的，隻要講得出道理，任何一種標準都適用。否則，文學批評就變成愛國主義問題了。”這水平，又貽笑大方了。莫言的讀者可能是顧彬的1000倍以上吧？他們都是傻瓜？顧老教授，我給您講個故事：鄧公剛上台的時候，搞各種改革，不識字的大老粗陳永貴質問他：“你還擁護毛澤東思想嗎？”鄧公飄然一句：“當然擁護啊！但是這年頭，什麽是毛思想，由我說了算。”馬克思主義是啥？不過就是一個帽子，內容是與時俱進的啊！1949年，1979年，1989年，2019年都是不一樣的。顧彬沒有意願了解中國的市場和官方的（不同）評價標準，用一個政治帽子一棍子打死。就好像神經行為學實驗做了半天，沒有看懂人家猴子是怎麽理性決策的，沒有論文可以寫。於是很惱火，得出來的結論是：“這些猴子做事情不符合人的習慣，所以他們都是傻帽，不能得諾貝爾獎。”
最後，顧教授作了一個和解性的結尾說莫言也不是一無是處：“和高行健相比，莫言從來沒有因為我批評他的作品而感到被冒犯”。又露怯了啊，我大漢學家！您對中國太不了解啦。莫言為啥這麽有“雅量”？嗬嗬，您顧教授是高行健的伯樂，漢學界權威，他一得諾獎就出來反水，高行健高興才怪呢。但是莫言的利益在天朝，老外越批評他越好！當時諾獎委員會可能希望向中國示好，將獎項發給中國的作協主席。人家也很感激，派出有史以來最多的記者去采訪頒獎典禮。但是好景不長，被一幫有惡意或無惡意的閑人痛批一通，諾委會覺得自己把貞操賣了沒麵子，想立個牌坊說處女膜已經修複了，於是在頒獎的時候表揚莫言反共。因為諾獎委員會這樣前恭後倨的表演，一大群天朝記者去看了不敢發新聞，隻當是免費旅遊算了。莫言拿了獎，回國那天都不好意思吱聲啊。現在這個“洋人給的諾獎”在莫言手裏成了個負資產。您代表“西方資產階級學閥”批評莫言，說他不反共，那是求之不得啊。您最好聯名N個漢學家一起發聲明，莫言會高興得給您把諾獎的錢匯過來！
他也對顧彬的觀點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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