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務實小民
昨夜，多倫多冷月無聲，寂寥之下，看了很多博客，想到自己也開通一個，權當記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
1. 《致命的自負》是哈耶克生前最後一本重要著作。
本書的核心概念是提出了“擴展秩序”這樣一個概念。本書要論證的是：妄圖用所謂的“崇高”“理性”“完美”去設計人類發展的進程以及社會製度，要求中央政權安排人類交往的這樣的社會思潮，都是虛妄的理性，都是自負的！實踐已經證明，並且會反複證明：這些思想會犯下事實方麵的錯誤。
哈耶克在本書中堅持了自由主義的觀點，捍衛自由市場經濟，反對國家過度幹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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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實中西方的哲人先賢們都有過類似的探討。
中國古代有個很著名的寓言故事“曲突徙薪”：
有個人蓋了一棟很漂亮的新房子，邀請鄰居和親朋好友前來參觀。
一般人遇到這種事，奉上的不是點讚，就是掌聲。中國文化，決定了我們通常的做法。
但是有一位客人，卻誠心誠意地向主人提出：“您家廚房裏的煙囪是從灶膛上端筆直通上去的，這樣，灶膛的火很容易飛出煙囪，落到房頂上引起火災。您最好改一改，在灶膛與煙囪之間加一段彎曲的通道。這樣就安全多了。”（即“曲突”，突：煙囪。）“另外，您在灶門前堆了那麽多的柴草，這樣也很危險，還是搬遠一點好。”（即“徙薪”，徙：移動，搬遷，薪：柴草。）,主人聽了以後，認為這個客人是故意找茬出他的洋相，心裏很不高興。當然，也就談不上認真采納這些意見了。
其他鄰居也覺得這人不上道，紛紛指責他。諸如“房子好好的，瞎造什麽謠”“你就是見不得別人好”“要真著火了，肯定是你咒的”雲雲。
被人不留情麵地指出問題，一般人都不會高興。隻有極少數人，會冷靜下來仔細思考建議到底對不對，而大多數人往往固執己見，聽不進去逆耳忠言，這個房主正是後者。
然而，世上很多事都逃不過“墨菲定律”。平靜了沒幾天，房子著火了。
鄰居們都趕來救火，有的人衝鋒在前，被燒得“焦頭爛額”。好在經過一番搶救，房子大體算是保住了。
按常理，這時候房主總該想起那位提醒他的客人了吧？
是的，沒錯，房主的確記得他，但是不是感激他，而且恨他，討厭他。怪他“烏鴉嘴”。
為了慶祝救火取得的成就，主人大宴賓客，所有救火者都應邀在列，唯獨沒有邀請那位最開始好心提醒他的客人。“焦頭爛額座上賓，曲突徙薪靠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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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現在中國又多了一位，提醒火災的人，就像那個支持房子風險隱患的人，他們都一再預警。
張維迎多次撰文提醒：人類所經曆的很多災難，是由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相結合導致的。特別是那種剛愎自用，自以為無所不知的無知。
正如果哈耶克所述的“致命的自負”，一旦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專政的體製下，這種自負一定會發展到“致命”程度。
人們本該保持謙卑，敬畏，通過知識和觀點的碰撞，進行自我糾錯，降低傲慢的影響，這正是哈耶克“分散的知識觀”的應有之義。
在哈耶克看來：人類的知識以分散於個人之間，每個人的知識都是有限的，知識可以自由交流、擴展，但不可能被集中於個人或個別組織中，更不可能連同終極真理被個別人完全掌握。
蘇格拉底之所以能夠說出“我所知道的，是我一無所知”，是因為他始終保持謙遜，並且通過與各式各樣的人對話，向他們發問，從不同的觀點和思考中感知世界的麵貌。
與之相對的是“全知全能的知識觀”：認為總有少數永遠正確的人，能夠掌握所有知識，甚至終極真理。這種知識觀的最終結果是：整個社會隻有一個絕對的權威，並且不接受任何批評，容不下不同聲音，就像“曲突徙薪”裏的房屋主人一樣。
再說，即便是智者，在單一、封閉的環境中待久了，也會陷入“自愚”的困局。
更何況在任何時代，我們能看到的智者，常常寥寥無幾。到處都是隻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將自己困死在簡單、狹隘的信息世界中，逐漸與真實、複雜的世界脫節，最後蛻化成“無畏”的無知者。
這樣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而且權力不受製約，一定是致命的自負，以及緊隨其後的無妄之災。
張維迎近日又在媒體上發表文章，點評曆史領袖人物，分析他們致命的自負，進而給國家，給社會，甚至給世界帶來災難。
張維迎說，在無知的情況下，決策依賴於個體的想象力和判斷;即使兩個人有完全相同的信息，由於想象力和判斷力不同，他們也會做出完全不同的決策。
張維迎強調，無知使得決策變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煩是，許多人不僅不知道自己的無知，甚至認為自己無所不知，結果就出現了哈耶克講的 "致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常常導致災難性的決策。
張維迎特別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希特勒和前蘇聯的斯大林作為例子，前者被張維迎描繪為 ："出身於下層，一個體製外的無業遊民，沒有受過良好教育，舉止粗魯，毫無政府工作的經驗，無論從哪方麵看，都不像當總理的料。 "當時德國精英階層以為，讓希特勒進入政府，他很快就會令他出醜，但最終證明，德國政界是"引狼入室"。而斯大林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獨裁者，殺人無數。 張維迎認為，這兩名曆史人物，就是墮入了" 自負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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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附錄：《自負陷阱》（ 張維迎）
決策需要信息，但大部分決策需要的信息是不完備的，存在著缺失。特別是，越是重大的、一次性的決策，信息缺失越嚴重。並且，信息是分散的、主觀的、個體化的。這就是哈耶克講的“無知”（ignorance）。在無知的情況下，決策依賴於個體的想象力和判斷；即使兩個人有完全相同的信息，由於想象力和判斷力不同，他們也會做出完全不同的決策。因此，達到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是很難的。這裏，納什均衡指不同決策是相互兼容的：所有人的預期能同時實現。
無知使得決策變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煩是，許多人不僅不知道自己的無知，甚至認為自己無所不知，結果就出現了哈耶克講的“致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致命的自負常常導致災難性的決策，我用希特勒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說明這一點。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德國還是一個非常注重家庭背景和學曆的國家。希特勒出身於下層，一個體製外的無業遊民，沒有受過良好教育，舉止粗魯，毫無政府工作的經驗，無論從哪方麵看，都不像當總理的料。
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元月能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總理，很大程度上拜德國精英們的“致命的自負”所賜。正是德國精英們普遍認為希特勒“成不了氣候”，最終讓希特勒成了“氣候”。保守派把希特勒扶上總理之位是為了讓他出醜，沒想到是引狼入室。
阿道夫·希特勒
當時的德國，政府由國家元首任命，無須征求國會多數派意見。興登堡總統及其幕僚以為，給希特勒個總理頭銜，相當於把這個“麻煩製造者”關進籠子裏了，用不了多久，他就會出局。內閣裏，除希特勒本人外，納粹黨隻有威廉·弗蘭克一人入閣，執掌內政部，帕彭及其保守同僚屬於多數派。帕彭任副總理，周圍盡是他的朋友，興登堡總統對他又是言聽計從，所以他認為自己絕對能降伏希特勒。他對個別心存疑慮的同僚說：“我們已經把他收歸我們所用了。”“不出兩個月，我們就會把他逼到牆角，讓他隻會尖叫。”與軍方關係密切的前總理施萊謝爾自信地說：“如果希特勒打算在德國建立獨裁體製，軍方將是獨裁體製內部的獨裁集團。”
但他們的預期都落空了。希特勒上任不久，就利用“國會縱火案”迫使總統簽署了緊急狀態法，取締德國共產黨，停止實施《魏瑪憲法》中的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自由。緊接著，希特勒又通過《總統授權法》，獲得不經國會同意並且不征求總統意見的情況下的任意立法權，解散了除納粹黨之外的其他政黨，取締了工會。到一九三三年六月，希特勒已經建立起了事實上的獨裁統治，年邁多病的總統興登堡變成了個擺設。一九三四年興登堡去世後，希特勒把總理和總統的職能合二為一，擔任“國家元首”，成為名副其實的獨裁者，權力不受任何限製，為所欲為一路狂飆，直到柏林陷落前幾天自殺為止。
許多德國人對自己當初的所作所為深感懊悔，其中最早懊悔的或許是德國共產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選舉成立的議會中，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是第二和第三大黨（分別占121席和100席），合計席位大於納粹黨（196席）。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同屬於“馬克思主義政黨”。如果共產黨當初不是錯誤地將社會民主黨當作“頭號敵人”，而是與其合作，共同對付納粹黨，那麽，希特勒不可能有上台的機會，共產黨也不會變成一個“非法組織”。
如果說希特勒上台是因為德國精英們“致命的自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則是希特勒自己的自負所致。希特勒沒有想打一次世界大戰，他甚至沒有想打一次歐洲戰爭，他設想的最大規模的戰爭是國與國之間的局部戰爭。即使在入侵波蘭後，英國和法國發出最後通牒，希特勒仍然不認為這兩個國家真的會向德國宣戰。經驗告訴希特勒，英國人和法國人都是沒種的膽小鬼，根本沒有膽量向德國宣戰。但這一次，他錯了。納粹德國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入侵波蘭，英國和法國九月三日向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此爆發。
希特勒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對蘇聯發動閃電戰，斯大林毫無準備，驚慌失措，損失慘重，也是“致命的自負”所致。斯大林知道納粹德國與蘇聯必有一戰，但他認為蘇聯至少還有一年時間備戰。他的推理是：希特勒是個聰明人，不會在兩條戰線同時作戰，在與英國簽訂停戰協定前就對蘇聯開戰，是非理性的。因此，斯大林把來自丘吉爾的警告當作“離間計”，置之不理，對自己情報人員的警告也不屑一顧。可惜，他的判斷完全錯了。
希特勒確實希望與英國簽訂停戰協議，但屢屢被丘吉爾拒絕。希特勒認為，自己已經贏了戰爭（這當然是他的錯覺），丘吉爾之所以拒絕簽訂協議，是因為背後有蘇聯的支持。隻要打垮了蘇聯，英國就會乖乖簽訂停戰協議。所以必須先對蘇聯開戰。顯然，斯大林的預期和希特勒的預期是不兼容的（因而不是一個納什均衡），結果對雙方都是一場災難。
俄烏戰爭何嚐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