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務實小民
昨夜，多倫多冷月無聲，寂寥之下，看了很多博客，想到自己也開通一個，權當記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
不知道什麽時候在城上讀到一個人介紹《文革受難者》，後麵又在網絡上找到相關信息，也把原書讀了以下，不勝感慨，相關資料/鏈接附後。
“中國曆史絕大部分都是為帝王將相的事跡樹碑立傳，普通小人物的血淚是很少有位置的。畢業於北大中文係，現任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教授的王友琴女士，寫過一本《文革受難者》，通過大量的走訪資料，聚焦於文革中那些消失的普通人的命運，是非常難得的實錄曆史。
其中有很多故事也讓人感慨唏噓。隨便舉幾個荒誕的例子。
蔡漢龍，原來昆明鋼鐵廠熱電車間技工班長。1970 年熱電車間一台中型鍋爐燒壞。事故匯報上去 的時候，正逢中央領導人謝富治在昆明。謝富治說：這肯定是反革命破壞。這個事故因此被定性為“反革命破壞”事件，當班的兩個班長蔡漢 龍和馬紹義被當作“反革命份子”判處死刑，立即槍斃。
韓光第，男，牙醫，四川省漢源縣富林鎮人。在 1968 年夏天，毛澤東送給“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一個芒果，被奉為聖物，韓光第隨口說了一句“像一條紅薯沒什麽看頭”，隨後被逮捕，長期關押之後，1970 年被以“現行反革 命”罪判處死刑，在富林鎮被槍斃。
上海華山路 2122 弄（親仁裏）65 號居民崔淑敏，她的兒子因為幾句語焉不詳的玩笑，被人告發為“惡毒攻擊毛主席林副主席”。惶恐之中， 1968 年 5 月，她和兒子、兒媳以及六歲的孫女一起在家中自殺。
這些普通人的遭遇，越容易被遺忘，越有可能在曆史的潮流中重複。”
原書簡介：
《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實錄》
（英語：Victim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 Investigative Account of Persecution, Imprisonment and Murder）
是有關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一部學術著作，由芝加哥大學教授王友琴編著，餘英時、馬若德、蘇曉康作序，2004年5月由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
該書詳細展現了659名文革死難者的經曆，包括北京第一位被公開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故事，並對中國大陸包括文革、反右運動在內的一些政治運動進行了介紹分析。
作者曾親曆了文革期間（1966-1976年）的許多事件，此後通過20餘年的調查走訪，進行了成百上千次的采訪，最終於2004年出版《文革受難者》一書。
全書共52萬字。
書評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克魯格獎得主餘英時（書序作者）：王友琴博士這部關於文革死難者的調查專書是一項偉大的工程。... 我深信本書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將來史學家無論是研究這一階段的政治史、教育史，或社會史都不能不建立在這部專書的基礎之上。... 對於一個患了嚴重失憶症的民族，王友琴博士這部《文革受難者》 真是一劑及時良藥。
哈佛大學教授、前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馬若德：在這本書裏，王教授邁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朝著使中國人正視其近期曆史的方向。... 在書中，她一個接一個地詳細描述了數百名受難者的命運，希望以此種方式確保他們將不會被遺忘。王友琴作為先鋒開始了這種對紅衛兵暴力以及隨後的官方暴力的詳盡透徹的分析。但是，如果她的這種分析依然不能引導中國人重視確立各種製度以防止這類暴行，至少要防止像文革這樣大規模的暴行再次發生，這些受難者還將會是白白死了。
作家蘇曉康（書序作者）：與記憶相關的一切文革細節大量流失著。王友琴不顧一切地尋訪、 保存它們。她是受難者的一個活資料庫。她一個人抗拒著數億人的遺忘。... 第一個倡言“文革博物館”的人是巴金，老人已行將就木。巴金的這個夙願，幾乎就是八十年代的一個象征，是無數人對政治清明的一種憧憬，並無幾人懷疑它的可行性。...我們幸虧有巴金，也幸虧在他之後來了一個王友琴。
芝加哥大學、浙江大學教授趙鼎新：《受難者》中的長文用了相當篇幅向我們介紹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文革前的其他政治運動。因此本書所展現的不僅僅是一段文革史，而是整個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的縮影，具很高的史料價值。... 我相信王友琴的《受難者》將會成為文革研究中的中流砥柱，使我們大家永遠牢記文革僅僅是在畸形政治環境下的邪惡人性的大舞台。
悉尼科技大學教授馮崇義：本書提供了關於文革暴力極有價值的細節，填補了我們對實際情況認知上的空白。王友琴致力於重塑曆史事實，而非分析文革暴力，但她也提供了許多富有洞察力的評論和觀察。... 本書的一個局限性在於它並未記錄許多受難者的生平細節，而采訪所獲的數據並不總是奏效。
網絡讀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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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受難者》作者王友琴專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