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雲野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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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端午節，但是很少有人會注意到，為什麽要紀念端午節？還有端午節為什麽會紀念屈原？
端午節不是吃粽子，劃龍舟的。它是用來祭奠和銘記堅貞、骨氣與節義的。遺憾的是，很多人從沒有，也不準備搞懂這一點。
關於端午節的由來，曆來就存在著四種說法：源於紀念屈原；源於紀念伍子胥；源於紀念孝女曹娥；源於古越民族圖騰祭。
後兩種說法，基本不會有人當真，但被屈原本人稱作“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幹菹醢”的伍子胥，卻是當之無愧的祭祀對象：公元前484年，吳王夫差受太宰讒言，賜劍令伍子胥自殺。子胥“乃告其舍人曰：「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午日以粽奉之（《史記》）”。所以《荊楚歲時記》也記載：“按，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所，故並命舟楫以拯之。邯鄲淳曹娥碑雲，五月五日，時迎伍君……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平也。”
在伍子胥被逼自殺207年後，另一個楚國人屈原選擇了投汨羅江而亡。時間相隔了兩個世紀，但離世的理由是一致的：都是因為愛國。
同是愛國，同是君王昏聵，同是慷慨赴死，屈原的愛國，倍顯婉轉淒涼與無奈，而伍子胥的愛國，卻顯得如此悲壯高亢，桀驁不馴——也正因此，在很長時間內，“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的伍子胥，是不待見於主流史籍的。
屈原出生於楚國貴族，和楚王一樣，羋（mǐ）姓。“博聞強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昏庸的楚懷王聽信毀謗，自公元前313年始，先後兩次將屈原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
自此之後直到投江的長達35年的時間，屈原事實上已遠離楚國政治中心，此後再無參與國事的主動作為。但其憂國之心未改，在流放中寫下了憂國憂民的《離騷》、《天問》、《九歌》等不朽詩篇。
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62歲的屈原悲憤交加，於五月五日，在寫下了絕筆作《懷沙》之後，懷石自沉於汨羅江，以身殉國，“以自己的生命譜寫了一曲壯麗的愛國主義樂章”（主流用語）。
屈原更像一個逆來順受，憂心國是，悲情吟哦，幕後旁觀的詩人，而不是橫刀立馬，迎難而上，血薦軒轅的踐行者。伍子胥是後者。
他既不盲從，更不旁觀，攘臂以上，" 生能酬楚怨，死可報吳恩（範仲淹）"。在其父兄被昏聵的楚平王無端殺害後，伍子胥從楚逃亡到吳，成為吳王闔閭重臣。前 506 年，伍子胥借兵攻入楚都，掘平王墓，鞭屍三百，報父兄之仇。吳國則倚重子胥之謀，西破強楚、北敗徐、魯、齊，成諸侯一霸。
伍子胥和屈原都不是儒生，在他們的時代裏，儒家的影響力還極小，所以不能將他們的忠孝節義觀念歸結於儒家學說。他們的行為意識裏，反映的都是人類天性裏永恒的孤獨感以及對終極歸宿的尋覓。
在屈原時代，戰國亂世已經近尾聲，而國家觀念則剛剛萌芽。他有樸素的國家主義情結，但囿於曆史局限性，他並不清楚國家這個組織的利弊。屈原情感充沛，但個性上並不剛強，他沒有韓非、伍子胥那樣的決絕與勇氣，所以即便被楚懷王父子反複蹂躪，也無法選擇棄國他投。一方麵，帝室貴胄的血統是他所引以為傲的，楚國是他的精神家園，離開楚地他就無所適從；另一方麵，他為楚國朝堂主流所不容，楚國又是他的痛苦之源，留在楚地他又痛苦萬分。
去留兩難，來往皆苦，是為無間。《涅槃經》有雲：受身無間者不死，壽長乃無間地獄中之大劫。62 歲的屈原在那個時代裏就是長壽之人，而長壽對他來說，就是一場大劫。
至於伍子胥，他雖然比屈原決絕果敢，但實際上也是無間地獄裏備受煎熬的幽魂。
伍子胥從楚地逃亡，追隨的是太子建，他依然期盼太子建能重返故國，為他昭雪沉冤，然而太子建的人品也不過如此。闔閭固然助他複仇，但闔閭也是在利用他的才華去征服楚地。在吳國君主的內心，伍子胥始終不過一流浪客卿。到了夫差時代，這位流浪者的存在感就越來越低，畢竟吳地不是他的故鄉。夫差要殺他，這一次他已經沒有了逃跑的心境。
跑出去又如何？難道再借一次兵來滅吳？滅了又如何？周而複始，何時可休？不如歸去。
在自刎之前，伍子胥已經將兒子送到齊國，但他沒有囑托他的兒子將來要複仇。假如他真的對那個孩子有所訓誡的話，我寧可相信他是囑托他以後在齊國平靜終老，無涉家國。
對楚國深沉的愛，成了屈原一生的羈絆，而對楚國刻骨的恨，則成了伍子胥一生的夢魘。恨與愛是硬幣的兩麵，它們都是桎梏這兩類幽魂的鎖鏈。
國人對祖國的情感，就像是屈原和伍子胥的複合體：去留兩難，來往皆苦，隻得在數千年漫長的歲月中反複煎熬、掙紮。
相較屈原，伍子胥更具爭議。
伍子胥（公元前559年—公元前484年），名員，字子胥，楚國椒邑（今湖北監利縣黃歇口鎮）人，春秋末期著名軍事家。伍子胥之父楚平王太子建之太傅，和其長子伍尚一同被昏聵的楚平王無端殺害。伍子胥從楚國逃到吳國，成為吳王闔閭重臣。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帶兵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鞭屍三百，以報父兄之仇。吳國則倚重伍子胥等人之謀，西破強楚、北敗徐、魯、齊，成為諸侯一霸。
彼時的楚平王昏聵無道，在聽信寵臣費無忌建議奪太子建之妻後，費無忌為絕後患而進讒：「太子太傅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楚平王言聽計從，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史記》）”
同是麵對國君的無道，屈原選擇了忍辱順從，流放吟詩——這或許與屈原的皇族身份有關，他不可能象戰國時那些懷才不遇的俠客一樣各國遊走，也與他認可的“君即國，國即君”，愛國即須愛君，反君即反國的邏輯有莫大關係。
伍子胥呢？
平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史記》）
最後的結果是，兄長伍尚束手待斃，被執就戮。而“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向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逃亡）。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史記》）”
麵對無端殺父兄的楚國昏君，伍子胥的選擇是：貫弓執矢向使者——這是拒捕，絕對的大逆不道。
兄長伍尚這樣的，是傳統文化裏典型的愛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傳統文化裏一貫強調上智下愚，待人標準上，更寬宥君王和苛刻臣子互為表裏。嶽飛以“莫須有”罪名被縊死於風波亭，千百年來，眾多看客隻是不痛不癢地罵罵秦檜，沒幾個人覺得嶽飛束手待斃有何不妥。
而伍子胥之所以長期得不到正史垂青，恰恰是因為楚平王無端殺他父兄之後，他並沒有坐以待斃，而是選擇逃跑與反抗。千難萬險跨越國境，在吳國輔佐吳王闔閭，富國強兵。伐楚，五戰而破楚都郢(現湖北江陵紀南城)，時平王已死，子胥掘其墓，鞭屍三百以報殺父兄之仇。吳王夫差即位之後，子胥為大將，又大敗越軍於夫椒(今江蘇吳縣西南)，建立不世之功，吳亦成諸侯一霸。
但伍子胥的愛國邏輯從未更改，並如出一轍：心中有國，無君。子胥大敗越軍後，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勸告，中勾踐美人計，同意越國求和。子胥毫不留情麵地諫言：“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左傳》）。”
吳太宰嚭與子胥有隙，且收越賄賂進讒言。昏聵的吳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史記》）
麵對一手打造的強盛國家可能走上敗亡之路，這次伍子胥沒有逃離，而是“從容作楚囚”，采用了“死諫”：“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夫差聞言大怒，取子胥屍，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這一天是農曆五月五日。
9年後，越滅吳。
顯然，絕孝純忠，戰而能用，節而能守的伍子胥打仗、戰略、強國，都是一等一的好手，但專製君主們一定不喜歡伍子胥這樣的人：因為伍子胥的絕孝是無條件的，而“愛國”是有條件的，是“純忠”而非愚忠。他的“忠君”是建立在“君值得忠”的前提下的。否則，他會翻臉，甚至恨起刀兵，玉石俱焚。
而屈原，卻大大不同。他被冤屈之後，沒有選擇背叛，隻是寫下了一篇又一篇的“愛國主義”詩篇。和伍子胥的“形而下”層麵的憤怒相比，屈原先生“形而上”層麵的升華，對國君來說，顯然更為安全和愜意。何況，屈原死後，這些“精神遺產”還可以無限複製出千千萬萬個屈原出來，個個“哀而不怨”。即使棄之若履，視作草芥，也不必擔心他們會造反。
而這，可能也是朱元璋為何下令將亞聖孟子“廢而不祀”，連牌位都扔出儒家祠堂的原因：孟子推翻了君可以“昏”，臣唯有“忠”的不對等合同，而是強調“君視臣如寇仇，臣視君如獨夫”——這犯了大忌。
所以，理所當然地，伍子胥被曆史忘卻——曆史是一個小姑娘，永遠在各種厚薄地塗脂抹粉。
好在，總會有人抹去這些曆史的塵埃。太史公司馬遷給予了伍子胥最客觀而公正的評價：“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誌豈嚐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千載空祠雲海頭，夫差亡國已千秋。 浙波隻有靈濤在，拜奠青山人不休（唐 徐凝）”。伍子胥墓地位於姑蘇城外的胥口鎮，地名就因伍子胥而設，這是伍子胥拋屍入江所在地。墓封土高約l米多，塚以麻石砌成，墓前碑書“吳相國伍公之墓”。
墓在文革中被完全平毀——以愛國的名義。
屈原，被冠以愛國千古名士，而伍子胥，則被曆代統治者有意地遺忘，前者愚忠（於皇上），後者愚孝（於家族），對於統治者來說，當然希望天下黃土，忠心如一，而不需要對於統治者有懷疑，有半點不忠，政治不正確，中國古已有之。
當忠孝不能兩全，皇上希望你記住要君君臣臣，不忘初心，把屈原掛在曆史的紀念碑上，讓世人學習，而不能讓世人知道那個伍子胥，封建帝王深諳愚民之道，當然端午就是要紀念“愚忠”的屈原，讓世間民眾繼續“忠君愛國”，愛國是附帶，忠君是實質，切記，切記。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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