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隔五嶽，世事竟隨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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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我們讀史覺得曆史上的人物有時真是蠢笨，明明可以做得更好，卻不去行，偏偏自己掉入泥坑，或走入萬劫不複的深淵。其實我們自己也行走在曆史的隧道中，與前人無異。我們往往覺得自己很精明，其實在我們若幹年之後的人看來，也和我們現在看曆史上蠢笨的人物差不多。我們明明有更好的選擇，可是我們在當下的情境中卻偏偏看不到，或者選擇不看到。陳寅恪講對古人要抱有理解之同情的態度：個人在曆史的當下，在滾滾潮流中，或受限於學識眼界，或受限於朋友圈，做出的判斷和采取的行動肯定是我們認為最合理的。然而結果怎樣，殊未可知也。
最近讀《劍橋中華民國史》，看到袁世凱的帝製運動這一段，好為老袁感到可惜。袁世凱是何等精明強幹的人物，於晚清的風雲變幻中幾經沉浮，最終脫穎而出，統合民國，不可謂不領一時風氣之先! 老袁本有機會成為中國的華盛頓，把共和國的框架搭好後，功成身退，名垂青史，何其妙哉。然而華盛頓幾近為神，凡人似隻能望其項背而興歎。
書中有這樣一段話讓我沉思良久, “中國在1914年和1915年間確立的中央集權製官僚體製---從未被超越，一直到1949年。”也就是說1913年二次革命以後，袁氏已經徹底把中國從辛亥之後各省自行其事的分立狀態中重新納入到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框架內。
辛亥革命不同於中國曆史上曆次農民起義那樣把舊的政權從中央到地方完全摧毀另起爐灶，而是所謂＂新瓶裝舊酒＂：地方實力派在晚清已經尾大不掉，正好借辛亥革命之機紛紛獨立。本來晚清新政欲在中央控製下有序進行，卻由於攝政王等人的搞皇族內閣等貌似分權實則集權的愚蠢手段一下子激化了中央地方日益激烈的矛盾。這種情勢下，武昌起義一聲槍響，各地方實力派就紛紛借機擁護革命＂獨立＂了。那麽，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則隻是從名義上統合了這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實際上中央財政上根本沒錢，也收不上來錢，很難有所作為。而權力轉交給袁世凱就不同了。袁是有手腕有能力的老官僚，從朝鮮到小站，從戊戌到庚子，從誅殺義和團到“灑淚”逼宮，一路走來，隱忍老辣，殺伐決斷，異軍突起，收拾山河，真乃＂亂世之梟雄＂。然而袁又是具有一定現代眼光的新官僚：建新軍、鋪鐵路、搞警察、創軍校，也搞得有聲有色，又是“治世之能臣”。
老袁從老孫手裏接過大權後，開始走的方向還是對的，那就是消藩，逐步遣散地方膨脹的低劣軍隊，弱化地方權力，加強中央集權。在辛亥之後，地方上也有一派強大勢力主張搞聯省自治，所謂聯邦式的共和國。但在列強環伺虎視眈眈的情況下，這樣搞法各地很容易搞成洋人一塊塊的勢力範圍。革命的同誌們也紛紛主張這樣搞，分老袁的權，可老袁偏偏不答應。南方革命黨勢力一看你老袁這樣消藩下去可不行：權力都被你搞走了，還要我們這些人幹什麽？加上宋教仁被刺作導火索，於是反了，發動了二次革命。老袁又一次施展政治手段，外借洋債（善後大借款），內部對各省分化瓦解，借強大的北洋軍做後盾，使大多數省保持中立，二次革命很快被鎮壓。老袁的統合共和國的過程到這時可以說是功德圓滿了。國家這時候已經基本穩定下來，中央也能進行統一的有利行動。連後來激烈發對老袁稱帝的梁啟超和他的學生蔡鍔這時候都站在老袁一邊，支持中央統一。所以說，在中共建政之前，這時候的中央集權程度已經達到頂點，前麵和平建設的大道已是一馬平川！
但是，老袁想當華盛頓，而畢竟沒有華盛頓的境界。權勢如日中天之際，怎能不想再進一步，為子孫們順便謀個福利？可是所謂花盛則衰，月滿則虧。任何事情要講究“度”，所謂中庸之道，無過無不及。在往集權的路上走著走著，真個是春風得意馬蹄疾，可是不小心的話前麵就當真是懸崖了。這時如果身邊有幾個諫錚之臣還好些，偏偏內有楊度之流，外有故德諾之輩煽風點火。就真的去做皇袍了! 結果呢，八十三天春秋大夢而已! 讀到此處不禁扼腕歎息：如果老袁適可而止，找一兩賢人做國務總理，集中發展經濟整頓民生，自己手握槍杆、總覽全局，省爭日止，全國合一。則十年八年之後，借一戰後歐洲各國一片廢墟之際，中國自當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一念之差，頃刻興亡過手。身死國裂，為天下笑，英雄能不慎哉!
陳寅恪總結的中國曆史4個字“上詐下愚”很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