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海流音
心思所至，情緒緣起，感懷執念，聊以盡興。
從“非典”疫情發生初期，國內和多倫多反應的情況看，有幾點可以比較比較。
1. 疫情源頭。
國內疫情一旦發生，就是群體性的，多發性的，幾乎找不到源頭線索。（發表在《柳葉刀》上的文章稱，首例確診患者於12月1日發病。但同時或更早發病未確診，或未就診，或同時感染未發病的患者有多少呢？）
多倫多這裏的源頭非常清晰，第一例、第二例及第三例的感染及傳播途徑也都很清楚。比較利於研究。
2. 上報製度。
國內疫情上報其實挺快的。
沒想到多倫多這裏的疫情上報還得省府立法後才順利進行。
3. 媒體報道。
正在看《大明風華》，封鎖消息引發很多流言蜚語，直接後果就是人心惶惶。
疫情的來龍去脈越清楚，越易於減輕民眾的恐慌心理，越易於追蹤疫源與去向，控製擴散。
4. 專家言論及政府發言人。
專家根據自己的專業知識和經驗談自己的看法，應該是沒什麽錯的。但前提是，這些看法不是政府的決策依據。
如果專家的意見將構成政府決策的依據，專家的言論需要遵循發言人製度，受政府授權，且言論必須留有餘地。
5. 關於疫情初期的“人不傳人”的言論。
這個判斷是如何做出的，依據是什麽，武漢衛健委及專家都沒做任何解釋。
要做出“人不傳人”的判斷，所有病例必須有十分明確清晰的來自最初傳染源傳染路線。然而，這次疫情發生最開始，就有病人沒到過被認為是傳染源的華南海鮮市場。
隨著醫院收治病人的增多，非直接傳染的病例肯定在增加。1月1日關閉華南海鮮市場，其後，病人依然天天在增加。可到了1月15日，武漢衛健委還說沒有“明確人傳人證據”。言外之意是，所有確診病人都是被華南海鮮市場傳染的。
除非各醫院在瞞報，或病人在說謊，或統計不全麵不嚴謹，否則，衛健委不可能不知道有多少患者不是直接被華南海鮮市場感染的。
還有一個解釋，就是上邊不讓說。
公眾不知道此病可以人傳人，所以，沒有設防。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了。真的可以用“成千上萬”的說法了。
且慢。為什麽要等到鍾南山大人出來說話，才終止了“沒發現人傳人的明確證據”的說法呢？
2003年就已經知道SARS可以人傳人了，今年1月初醫院內部就流傳此次病毒類似SARS了，為什麽不往壞處想，不做“萬一”的準備，而一再堅持要看到“明確”的證據呢？
從那時起，每天24小時，決策者們都在考慮什麽？沒有人想過，一旦可以人傳人，意味著什麽嗎？
6. 決策者。
上次問，如果我是市長，我能做什麽？
我想，起碼我可以問一問衛生、防疫部門的專家們都在想什麽。市長召集開個會，總還是有這個權的吧？不會每個專家都認為必須等著看到“明確的人傳人證據”，再公布這個病可以人傳人的吧？
防疫部門的專家肯定會計算統計從出現疫情到找到明確證據這段時間裏，該有多少人被傳染了（這可能是封城的依據吧？）。在這之前，沒有一個人會告訴我市長大人“萬一”怎麽辦？
不是還有副市長嗎？不是還有助理嗎？不是還有秘書長嗎？難道他們都在等著看我市長大人的笑話？我怎麽得罪他們了？什麽時候得罪他們了？真被他們害慘了。
書記們呢？我市長不是也得聽書記的嗎？
我提他們有什麽用？其實，有很多事我還是可以做的，起碼我應該想到“萬一”。這個時候，我不想提專家學者。普通百姓都會想到的，要不他們怎麽會那麽恐慌呢？我本該想到，可我沒想到，這就是我的責任。
7. 傳播疫情的醫生們。
作為經曆了這麽多變故的市長，我已經記不清了，當時他們訓誡那些醫生時，告沒告訴過我？我的意思時說，如果那些醫生都感到害怕，那麽，這個病一定有傳染性。
負責決定給以訓誡的人呢？就沒往深了想？就沒順便問一問衛健委或醫院其他醫生或領導，這個病真像那些醫生在帖子裏說的那樣可怕嗎？8個醫生啊。如果隻是一個醫生被嚇成那樣，還可說他太誇張了。8個醫生在說，你們怎麽就沒一個人往壞裏想？你們哪裏來的那些自信？
後悔當時沒讓你們去醫院好好調查一下，就信了那個衛健委的。可惡。
想想，還是我的錯。
8. 500萬人離開了武漢。
宣布封城的時候，我被告知已經有500萬人離開了武漢。
淩晨的決定，上午10點執行。為什麽要留那麽幾個小時的窗口呢？讓再多一些人離開？媒體說，一個上午大約可以走掉幾十萬人。
剩下的這900來萬人中，有45000多人確診了，大約是千分之五。說起來，就是200個人中有一個被確診。這麽一說，還真讓我心驚。難怪現在各小區把守得那麽嚴，我當初還真就沒想到。難以想象。
換算一下，離開武漢的500萬人中，不是就有25000多人可能確診了嗎？
如果1月20日那天就封城，是不是會好一點？
想想，還是我的錯。
別總說市長難，什麽都得聽上頭的，自己做不了什麽，提個建議總可以吧？
我提過嗎？
聽說你們多倫多那裏，市長都不介入這類事哈？你說我們攬那麽多權在手裏有什麽好處？我們懂什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