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萬語千言
語言即存在，不能被語言描述的生活即為不存在。於是，我們為了存在而寫作。
長篇自傳體小說《1989，不合時宜的回憶》連載
第四章 到南校門去
一
在北大上學的時候，我們經常開玩笑說：學校的保安都是哲學係畢業的，因為在盤查入校人員的時候，他們喜歡問三個問題：“你是誰？你從哪裏來？你到哪裏去？”
中國的學校都是有圍牆的。北大占地837英畝，一共隻有四個可供行人出入的門，分別是西門、南門、小南門和東門。相對其它高校來說，北大的開放有更深厚的傳統。經常有校外的人到北大來聽課，尤其是知名教授的大課（100人以上）。校園裏還經常行走著來自全國各地的流浪藝術家和詩人。他們穿著髒兮兮的衣服，長發飄飄，招蜂惹蝶。然而，一年中總會有那麽幾次，學校的氣氛會忽然變得嚴肅起來，門口的保安開始嚴格盤查每一個進入學校的人。隻要這種情況出現，就說明......你懂的。
要提到那些“情況”，自然要提到“三角地”。三角地，顧名思義是一塊三角形的空地，上麵種著幾棵樹，以及一排木結構的布告欄。三角地位於從教學區前往宿舍區的必經之路；它的一側是郵局、銀行、書店、小賣部，也就是北大的CBD。因為處於有利的地理位置，三角地上的布告欄就成了學校最大的信息集散地。三角地布告欄就相當於報紙上的分類廣告 ¾ 學生社團招收新人的廣告、著名學者來北大舉辦講座的通知、賣書、賣自行車¼與三角地布告欄隔街相對的，是學校官方布告欄——由水泥砌成的一堵牆，上麵開有一排玻璃窗。
1984年12月，我進北大剛剛三個月，就經曆了平生的第一次“情況”。這次情況又被稱為“宿舍熄燈事件”。北大學生宿舍從前是通宵不熄燈的。據當時的校長丁石孫回憶：1984年開學後的一次校長辦公會上，有人提出：部分學生晚上不睡覺，會影響別人休息。為保證學生的健康，建議學生宿舍統一在晚11點熄燈。丁石孫知道這件事很敏感，因為北大學生自由慣了，突然要求大家統一作息時間，可能會引起不滿。為慎重起見，他請副校長在學生中進行民意調查。副校長召開了兩個座談會，參加會議的多數學生都表態支持晚11點熄燈，於是副校長得出結論：學生們讚成熄燈。現在看來，這個民意調查有點像CNN在美國2016年大選前預測希拉裏獲勝。
12月1日，官方水泥玻璃布告欄裏貼出了一張通知：學校決定從1984年12月10日起，實行晚十一點熄燈製度。
我當時是新生，剛剛離開父母，還沒來得及養成想幾點睡就幾點睡的習慣。宿舍裏另外幾個同學的情況跟我差不多，她們也不曾打擾我。讀了這個布告，我的第一感覺是對我的生活影響不大，沒什麽了不起的；但是離開三角地之後，不知為什麽心情有些鬱悶，仿佛晴朗的天空忽然罩上了烏雲，氣壓低得讓人喘不過氣來。捫心自問：無論我本人還是我的舍友，幾乎都不會在晚11點後需要開燈，那麽這條新規定對我來說就跟不存在一樣。可為什麽，它的存在讓我如鯁在喉，難以忽視？
反對熄燈的大字報和標語開始在三角地出現。我每天至少兩次前往三角地。有時是路過，有時是特意。
很多大字報都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成年人必須享有決定自己幾點刷牙洗臉上床睡覺的自由。”這樣的表達在今天也許是常識，但在1984年，對我則有啟蒙的意義。原來我應該享有這樣的自由！”成年人“這個詞也擊中了我。我一直渴望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由父母來管理我。現在我終於脫離了父母的控製，難道學校要代替我的父母？
校方對於這種“絕對自由論”，早就準備好了反擊的武器：“一個人固然有決定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卻沒有幹涉別人正常生活的自由。”
貌似也有道理。雖然我的舍友都是健康生活的人，但如果碰巧有個人晝夜顛倒，那麽她必然會影響我的休息。這可如何反駁呢？我帶著困惑離開了三角地。僅僅相隔半天，就有人貼出了新的大字報：“宿舍是個團體，成年人必須有能力協商溝通解決團體中出現的問題，而不是由學校強行製定規則。民主的基礎是自治。”
“民主的基礎是自治”，這可超出了我當時的理解力。但我卻感覺自己的視野一下子寬闊起來。原來熄燈這件小事也能上升到政治學的高度。也有人說：“一個宿舍八個人，實在不容易協商。如果一個宿舍隻有兩個人，協商起來就容易得多。我認為隻有國家規模小，才有可能實現直接民主。”我盯著這句話琢磨了好久，到底也沒看懂作者是真心這麽認為的，還是在正話反說，就如同我們說北大保安都是哲學係畢業的。
離預計的熄燈日越來越近了，有人用紅色墨水在黃色的海報紙上抄錄裴多菲的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鮮紅的字體，加上“生命”這樣的終極指標，在寒風瑟瑟的冬天裏，為校園平添了不安的氣氛。
如此山雨欲來的氛圍之下，校門前的保安自然要加大盤查力度。我本來對於盤查並無異議，甚至認為盤查是必須的。作為一個寒窗苦讀十二年才考入北大的“精英”，自然希望自己享有特權，不願與旁人分享校園。然而學校在這個時候加強盤查，分明是擔心社會上的壞人潛入校園，趁機煽動大學生鬧事兒，利用我們的幼稚來破壞安定團結。這怎能不讓我心生反感？笑話！我們怎麽可能被別人利用？
在八十年代，北大保安進行盤查主要靠肉眼，感覺誰不像北大學生，就會攔住他，要求其出示證件。如果無法出示證件，就要被請到校門旁的一間屋子裏，接受進一步的盤問 ¾ 有點兒像現如今在機場海關被送去“小黑屋”。北大雖說有一萬多人，但保安每天八小時站在門口，日複一日，對於本校的學生早就看個臉熟。在風平浪靜的日子裏，我即使沒帶證件，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麻煩。
熄燈事件之前幾天，我和之華一起去中關村買東西。剛一出校門，我就意識到忘了帶證件。她也沒帶，但她自信保安認識我們。我們買好東西返回南校門時，站在高台上的保安右臂向前平伸，手掌豎起來與手臂平行，擺出一個標準的stop姿勢：“請出示證件。” 他站在台子上才幾乎和我一般高，肥大的製服在他身上顯得鬆鬆垮垮，好像一個未成年人，穿著父母特意給他買的大一號的製服。之華說：“對不起，我們忘帶了。我們是學生，天天都從校門出入。” 保安聽了她的話後，反而不敢看我們，似乎是生怕自己認出我們來。“證件。”他目光微微朝天，手掌轉為平伸，似乎是等著我們把證件遞上去。之華說：“算了吧。你知道我們是學生。”保安眨眨眼，像背劇本似地問：“哪個係的？”
“中文係。”
保安繼續一本正經地背誦：“係主任叫什麽？”之華說：“某芫”。我吃了一驚，心想這個玩笑開大了，沒想到他竟然手一揮，把我們放進去了。
我們倆使勁繃著臉，往校園裏走了一百多米，才開始放聲大笑。事後，我們自然要把這個事例添油加醋地傳播，嘲笑保安素質低，嘲笑學校的管製是個笑話。
12月10日當天中午，學校廣播站播出了校方《告同學書》，同學們立刻被激怒了。
學校廣播一結束，就有人從宿舍窗戶裏伸出頭來大聲呼喊，有人從窗戶裏往外摔東西 ¾ 飯盆、暖瓶、墨水瓶，什麽順手扔什麽。還有人放鞭炮。種種跡象都表明當天晚上會出亂子。
那天晚上我們碰巧要到北大計算中心去上課，而這是我期待已久的，因為我終於要見到計算機了。在那之前，我隻在一本名為《今日中國》的畫報上見過計算機的照片¾與水力鍛壓機、萬噸巨輪等等體積龐大的機器並列，作為中國工業的標誌性成就。
北大計算中心的上機時間非常寶貴，為了讓我們能夠多一點上機時間，老師給我們安排了晚上六點至十點的課時。吃過晚飯，我們就三三兩兩向南閣走去。北閣和南閣建於1924年，是一對中國古典樣式的建築。外形方方正正，飛簷走壁，雕梁畫棟。傳說中，燕京大學首任校長斯圖雷登因為思念自己遠在美國的兩個女兒，特意在燕園裏修建了這兩座完全一樣的閣樓，以寄相思之意。這是一個美麗的傳說，至於真實與否，就不得而知了。
進了南閣，我的第一個感覺是走進了一個考古挖掘現場。半明半暗的門廳像是洞穴入口，木地板在腳下吱吱作響。右邊的一間房子裏有一排金屬櫃子，仿佛是幾台冰箱緊挨著站在那裏。櫃子上的指示燈眨著眼睛，深情地訴說著：0-1-1-0-0-1-0-0¼
不管怎麽說，我們也算是摸到大象了。離開機房回宿舍的路上，同學們還在議論北大計算中心的未來。消息靈通的人告訴大家：我們剛才用的計算機叫做DJS-18，是1972年中國人自己研發出來的，運算速度為每秒鍾15萬次，內存容量為65K。這台超期服役的計算機早就應該淘汰了。北大早在1982年就決定購買美國HONEYWELL公司的DPS8係列。1983年派了8個人去美國學了半年。新計算機今年上半年已經到貨了，目前正在安裝調試中。不知道這需要8個人學半年的計算機該有多麽先進？
說笑之間，我們就到了31樓。我們宿舍隻有4個人，這是因為我們的房間位於走廊盡頭，比標準的房間小一半。小國容易治理也許的確有幾分道理。我們4個人生活規律基本一致，都是早睡早起的人。正常情況下，11點熄燈的時候我們早已經躺在床上了。那天我們回到宿舍時就已經十點多了，大家互相敦促著：“要抓緊洗漱，一會兒就該熄燈了”。說歸說，實際上還是磨磨蹭蹭的，也許心裏總還抱有一絲希望。覺得熄燈並不會真地發生。到了11點，盥洗室的燈毫不猶豫地滅掉了。在光明消失的一刹那，四麵八方傳來陣陣”噓“聲。一、兩分鍾之後，窗外就亮起了點點火光。此時我的臉上還爬著肥皂泡。我隻好胡亂擦了一把，把毛巾扔在臉盆裏，摸到放在台麵上的眼鏡，架在鼻子上，然後走出了盥洗室。人們不斷地從各個房間裏湧出來，平時還算寬敞的樓道突然變得很窄。我感覺前後左右都是熟人，但卻看不清具體是誰。人群朝著樓梯的方向挪動。前麵的人影矮下去一截。第一級台階，第二級台階......有人大呼：“慢點兒！我的鞋子！”
樓門外的空地上，男生們舉著火把在等待。見到女生不斷湧出，男生們的歡呼一浪接著一浪。男女生匯合在一起，一下子有了私奔的感覺。可是私奔到哪裏去呢？有人提議繼續去其它宿舍樓召集人，人越多越好；有人提議到圖書館前大草坪集會，發布宣言；有人提議去校長家，有人提議去天安門。雖然存在爭論，但人群還是在緩緩前行。經過研究生樓，經過28樓，新加入的人越來越多。整個宿舍區都處在沸騰狀態，呼喊聲和鞭炮聲混在一起。火把不夠用了，有人把掃帚點燃。從31樓到三角地，正常情況下隻需要走幾分鍾，但我卻感覺走了半個小時。不斷有人加入，速度越來越慢，終於不再向前走了，而領先的火把卻離我越來越遠。我忽然有了一種被甩出事件中心的危機感。這時隊伍前方傳來玻璃破碎的聲音，隨後一陣更猛烈的噓聲海嘯一般傳來。我天生膽小，打籃球都怕球掉下來砸在我的腦袋上，此時我感覺到了危險。於是趕緊轉身逆向而行。
我在黑暗中回到宿舍。我的舍友都沒有出去，見我安全地回來了，她們就問我看到了什麽。我說什麽都沒看到。
“感覺你離開了好久。”
“可是我連三角地都沒走到。”
“不管怎麽說，你也是我們中間最勇敢的。”她們安慰我。
陸續有人回來，樓道裏腳步聲、說話聲，聲聲不絕。我們幹脆打開門，這樣可以聽得更清楚。原來有人走到了南校門，但學校把校門關了，各係的老師、輔導員都守在那裏，分頭攔住自己的學生。一小部分人想方設法溜了出去，包圍了中關園四十三樓，因為聽說丁石孫校長住在那裏。他們舉著火把，大聲喊著丁校長的名字，但是丁校長的夫人卻出現在四十二樓的陽台上，告訴他們：“丁校長已經去了辦公室，你們最好還是回學校去找他吧。”今晚做得最出格的事情就是把官方廣告欄的玻璃窗砸了，把裏麵的通告和三好學生光榮榜都撕了 ¾ 也許那就是我聽到的玻璃破碎的聲音。
一場虎頭蛇尾的運動，讓大家都覺得有些意興闌珊。這一天晚上，不論是否參加了遊行，幾乎沒有人在淩晨兩點前睡覺。每個人都很疲憊。第二天晚上還沒等到熄燈時間，大家就都早早上床休息了。
二
四天之後，十二月十四日，在亞洲杯半決賽上，中國足球隊以1-0戰勝衛冕冠軍科威特隊。那是中國隊首次晉級亞洲杯決賽，也是迄今為止中國隊在亞洲杯上的最好成績。勝利的消息一傳出，整個校園再次沸騰了。我對體育本來並無興趣，但是樓道裏噓聲一起，窗外亮起點點火光，我忽然就熱血沸騰起來，似乎前幾天心願未了，今天終於找到機會再次行動。樓道裏依然擠滿了人；我隨著人群一寸一寸地向樓梯的方向挪動；下樓時照例有人的鞋子被踩掉；走出樓門時，照舊得到了男生的熱烈歡迎；男女生匯合之後，依然存在到哪裏去的爭議；照舊有人提議去天安門。就算不去天安門，至少也要衝出北大校門。整個宿舍區再一次沸騰起來，呼喊聲和鞭炮聲混在一起。有人敲打臉盆，有人高舉火把。“到南校門去”的呼聲漸漸得到了更多人的響應。走過了研究生樓，走過了28樓，不斷有人加入，但這一次道路比以前暢通，領頭的火把始終在我的視野之內。
“到南校門去！到南校門去！”
沒有人阻攔我們。我們順利走過了三角地，我們順利走上了通往南門的大道。我沒有被甩出事件的中心，我始終被包裹在人群裏。有一刹那，我恍惚覺得自我的邊界消失了，融化了，和前後左右的人們天衣無縫地連接在一起。我還是我，但是又大於我。
到南校門去，到南校門去！
衝出亞洲，走向世界！
終於有人喊出了“衝出亞洲，走向世界。”1979年9月8日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上，17歲的中國跳水新星陳肖霞擊敗了前蘇聯名將卡列尼娜，奪得女子跳台跳水金牌。兩天後的《體育報》在刊登這一消息時，專門配發了一篇題為《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評論文章。同一年的11月26日，國際奧委會恢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1984年7月，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在美國洛杉磯舉辦的第二十三屆奧運會，中國隊的周繼紅取得了10米高台金牌，果然做到了衝出亞洲，走向世界。
那麽人生呢？人生何嚐不需要野心？何嚐不需要衝出一層又一層的限製，走向一個比一個大的空間？一刹那間，積鬱已久的挫折和痛苦全都湧上心頭，我情不自禁地跟著領頭的人一遍一遍地喊。我甚至聽不清自己在喊什麽，我仿佛是一架錄音機，在不停地循環播放一個句型：
“衝出......走向......”
“衝出......走向......”
隊伍離南門越來越近了。遠遠地，隻見南校門詭異地敞開著。兩個保安一左一右站在校門外側，麵向街道，對我們不理不睬。我向左右打量，沒有看到係主任、班主任、團支書、輔導員。真地可以衝出走出校門嗎？前麵會不會有什麽陷阱？我的腦子裏一有雜念，速度就不知不覺地放慢了。後麵的人一腳踏上了我的腳後跟。”唉呦！“我痛得大喊了一聲，但是我的呻吟被口號聲淹沒了。
“衝出......走向......”
沒有一個人阻攔我們，我們這群困獸毫無阻礙地衝出了校門。一旦上了街，隊伍立刻顯得單薄起來。冬天的夜晚，街上行人不多，愈發顯得空曠。偶爾有幾個下夜班的工人騎著自行車回家，看到黑壓壓一片大學生衝出學校，湧上街頭，敲著臉盆，舉著掃帚，都不免感到詫異。
領頭的人在這時換了口號：“團結起來，振興中華！”
我心裏一動，立即意識到領頭人的用心，於是跟著更加賣力地喊：“團結起來，振興中華！”
這“團結起來，振興中華”可是北大的招牌口號啊！1981年3月份，中國男子排球隊與韓國隊爭奪參加世界杯排球賽的入場資格，在先輸兩局的情況下，最終以5：3戰勝韓國隊。反敗為勝的曲折讓人格外興奮，北大學生就在那次遊行中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衝出亞洲，走向世界”是《體育報》製造，“團結起來，振興中華”才是北大的專利。
“團結起來，振興中華！”我揮舞著拳頭，仿佛要刺破寒冷的冬夜。
兩個騎車的人停止踩輪，單腿支地，默默地觀察著我們。一個小痞子模樣的人朝我們吹了聲又長又尖利的口哨。其它人往我們這邊瞥了幾眼，仍然頭也不回地繼續騎走了。
他們怎麽能理解北大人呢？我們北大人可是要引領潮流的。在一陣又一陣的口號聲中，我心頭的鬱結消散了，甚至還有幾分微醺。我跟著遊行隊伍一直走到海澱劇院，回到宿舍時已經精疲力盡，倒頭便睡，直到第二天鬧鍾響起來。
據我的舍友說，我半夜裏作夢還在喊：“衝出亞洲，走向世界”。
三
回首往事，我意識到我們終究還是被利用了。隻不過利用我們的不是反對派，而恰恰是執政黨。這是一種十分巧妙的利用。我們的精英意識，我們對自由的渴望，我們年輕的身體大量分泌的腎上腺素，都被官方不露痕跡地引向了愛國主義。
我們的確是一群思想活躍而前衛的人，但我們頭腦裏綻放出的思想火花，隻有很少的一部分得以保留，並形成燎原之勢。那些旁逸斜出不被官方待見的部分，就悄沒聲地自生自滅了。這是因為官方宣傳機構的無形之手時刻在進行著選擇和操縱，而我們卻因此產生了自己是精英的幻覺。隻不過，官方也有不安全感，它必須時刻警惕，嚴防其它勢力的插手。於是，每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校門口的保安就得加大盤查力度。這一切皆因為我們的確有被人利用的潛力。
我在北大上學的時間是1984年至1988年。這四年裏我每年都要經曆一些“情況”。1980年代是個疾風暴雨的年代。黨已經承認文化大革命是個錯誤；國門業已打開，國人開始意識到中國的貧窮落後。在現實麵前，黨還保持著謙虛和謹慎，完全不像2008年以後那麽信心滿滿。那時的人民卻是缺乏耐心和躁動不安的，而人民的不滿往往經由學生率先發泄。那些年裏，學生運動十分頻繁，而我們是真心相信這些運動會帶來改變。
記得1987年元旦那次遊行，我有幾個朋友被警察抓住了。在審訊中，警察問道：“你們幾個是串聯來的嗎？”這幾個朋友是物理係的，他們回答說：“我們是並聯來的。”
我覺得這個回答太機智了，自然要添油加醋，講給更多的人聽。不過我從來沒有繼續問下去：那個警察究竟是如何反應的呢？他理解“笑點”在哪裏嗎？如果他不理解，這樣回答的意義又在哪裏呢？
也許意義就在於劃分“我們”和“他們”？可是“我們”又是一群什麽人呢？在回首往事的時候，我經常會有一種感覺：所謂“北大人”，不過是沙灘上用樹枝劃出的一個圓圈。
四
“熄燈事件”還引發了另一個疑問，也是我此後多年不斷回想的：在1984年12月那個寒冷的冬夜，當我在中關村街頭高喊“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時候，我心目中的世界到底是哪裏呢？
1970年代，在中國以外的世界，我感到最親切的國家是柬埔寨。這是因為被廢黜的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經常訪問中國。那時我們去電影院看電影，在正片之前都會放映十分鍾至十五分鍾的紀錄片，叫做《新聞簡報》。西哈努克親王頻繁地出現在《新聞簡報》裏。他高度肯定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成就，所以他會在中國到處參觀、學習，以便日後把柬埔寨建設得和中國一樣富強。我們跟著他的足跡走南闖北，既看到了南方的廣州，也看到了北國的冰城，西哈努克親王簡直是我們的導遊。他本人也很有明星風範：脖子上總戴著一個充滿熱帶風情的花環；當他向人民致意時，總是作出雙手合十的佛教徒的標準動作。
西哈努克親王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而阿爾巴尼亞則是“歐洲之明燈”。我對於阿爾巴尼亞缺乏畫麵感。每當在廣播中聽到“阿爾巴尼亞”五個字，我腦海裏自動出現一個寒帶國家。這種錯覺可能來自於我的推理：既然柬埔寨在熱帶，那麽阿爾巴尼亞必須來自於寒帶，這樣才能代表中國的影響力所能達到的範圍。既然阿爾巴尼亞冰天雪地，那裏的女子就應該穿著鑲有翻毛領子的皮大衣。皮大衣的印象又是從哪裏來的呢？我八成是把阿爾巴尼亞和冬尼亞混為一談了。
冬尼亞來自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是前蘇聯作家保爾柯察金的自傳體小說，描寫了主人公如何成長為一個“社會主義新人” 。冬妮婭是保爾柯察金的初戀對象，她因為不肯放棄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最終被保爾放棄。在中蘇友好的五十年代，這本書曾經在中國風行一時。我出生以後，中蘇關係開始變壞，這本書便不再流行。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一切外國文學作品都被禁止傳播，一切有營養的東西都被打入冷宮，可人們在閱讀“紅寶書”之外，畢竟還渴望閱讀有人物、有情節的書籍。兩害相權取其輕，《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成了被當局默許容忍的讀物。我讀的很可能是一本連環畫，所以我的腦海裏才會深深地刻下一個穿著鑲有翻毛領子皮大衣的姑娘。
在七十年代的官方話語體係裏，蘇聯共產黨是共產主義的叛徒，他們對共產主義進行了“修正”，所以是“修正主義分子”；他們領導下的蘇聯，滿目瘡痍，哀鴻遍野，所以蘇聯人民也屬於那受苦受難的三分之二，等著我長大後去拯救。我和我父母在這一點上發生了分歧。在我父母上學的年代，中蘇關係好得蜜裏調油。他們在中學和大學時期的外語都是俄語，他們也讀過大量的俄羅斯文學作品，我父親至今還能背幾句普希金的詩。當我說“蘇聯人民也屬於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時“，我父親很不以為然。據他說：蘇聯的普通家庭都有鋼琴和小汽車。蘇聯人民不需要我們拯救。
“那是從前，”我說，“現在他們變修了。他們的小汽車跑不動了，鋼琴也都壞了。田地間一片荒蕪，工廠的煙囪也不再冒煙。”
“可是什麽叫變修呢？”我父親問。
“變修就是變成冬尼亞那樣，”我說，“穿著鑲有翻毛領子的皮大衣。”我把手裏的連環畫翻到有冬尼亞的那一頁，對我母親說：“我也想要一件那樣的大衣！”
第二年春節，我母親果真給我做了一件新大衣，雖然沒有翻毛領子，也不是皮的，但至少是呢子的，而且有兩隻方形的大口袋。當年大衣的時尚主要體現在口袋的設計。一種是把口袋縫在裏麵，從外麵隻能看到開口，稱為“挖袋”；另一種是把口袋縫在外麵，而且要有顯眼的大針腳，稱為“貼袋”。兩種款式輪流坐莊。我母親給我做的就是那一年流行的“貼袋”。我穿著新大衣，美美地上街了，很多人回頭看我，覺得這個小孩好神氣。我感覺自己變成了冬尼亞，被數不清的讀者翻閱、崇拜。變修的感覺原來還挺不錯的。
1974年，毛澤東在接見外賓的時候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隨後，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上向全世界正式宣布了“三個世界理論”，這個消息對我來說是顛覆性的。什麽？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但我的老師給出了這樣的解釋：中國並不落後，我們是自願地留在第三世界，因為我們有責任幫助其它第三世界國家一起走向共產主義。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蘇聯這個曾經的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現在已經變修了，不再能承擔領導第三世界國家的責任。
至於和美國改善關係，主要是為了聯合美國對抗蘇聯。蘇聯共產黨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走的卻是修正主義路線，它才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敵人。我們不怕美國，因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製度更加優越。等到中國與其它第三世界國家建成社會主義同盟，戰勝美國是早晚的事，因為馬克思主義已經論證過了：共產主義是人類的未來。
五
中國的大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向美國，也向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打開了。我慢慢意識到：原來美國比我們先進，原來日本、韓國、新加坡，甚至台灣，都比我們先進。從1977年開始，我們家每年都會購買一件電器。最先是電視機，然後是冰箱，然後是洗衣機。國產的電器就陳列在商場裏，隨時都可以買；日本產的電器卻從來都擺不上櫃台，總是剛一到倉庫，就被有關係的人買走了。
我父親的單位裏有一個女同事，據說路子特別野。我母親很討厭她，不許我父親跟她來往。有時候我們在飯桌上閑聊，我父親說：“小張最近”，我母親就會把臉一拉：“還想不想吃飯了？”我們家每次隻炒一個菜，分到四個盤子裏，一人一份。如果我父親繼續白話下去，理論上我母親就可以沒收他的菜，讓他隻吃白飯。當然她事實上從未這樣做過。他們雙方存在默契，就像有核國家互相之間的威懾一樣。我父親一聽我母親發出警告，立刻乖乖打住話頭，低頭吃飯。
1978年，經濟生活開始鬆動，各單位如果有經營收入，就可以想辦法發給員工。最簡單的發錢的方法就是發加班費。一到節假日，我父母都要去加班。加班其實也沒有事做，就是大家坐在辦公室裏喝茶、聊天。孩子沒人管，那就一人帶一個。我父親總是帶我，我母親總是帶我弟弟。有一次加班的時候，那個傳說中的小張來到我父親的辦公室，對我父親說：“我有關係可以買到日本鬆下電冰箱，你要不要一台？”
我抬頭看了她一眼，隻見她眼波流轉，燙著時髦的大波浪——當年的女性大多是清湯掛麵頭，很少有人燙發。
當天晚上吃飯時，我父親對我母親說：“單位有個同事能幫咱們買到日本鬆下電冰箱，我們要不要買？”
我母親說：“當然要買。”
我心想：不對啊，我父親遺漏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可不是個一般的同事，那是我母親最討厭的小張阿姨。
我覺得自己有義務將信息告訴我母親，以便她在信息對稱的情況下作出正確的決策。於是我說：“那個同事是小張阿姨喲。”
我父親的臉刷地一下就變了顏色，下意識地護住自己麵前的菜盤子。我以為會得到母親的誇獎，誰知她的目光箭一樣地射向我：“有你什麽事兒？還想不想吃飯了？”
我覺得她可能沒聽懂，就再次強調說：“那個你最討厭的張阿姨。”
我母親氣更大了，一把拿過我麵前的菜盤子，把裏麵的菜全都倒進我弟弟的盤子裏。我弟弟開心地咧著嘴笑。我含淚離開了飯桌，連白飯都不吃了。這個不公正的世界！
過了幾天，一台鬆下冰箱就站在我家的客廳裏。
我恨那台冰箱，發誓不吃裏麵的冰。夏天到了，我父親每天晚上用兩個飯盒，各自注入三分之二的糖水，有時還會放入牛奶、紅豆，凍在冰箱裏。炎熱的下午，在驕陽下走了三站地，回到家能吃上一盒冰，該是多麽美的享受啊！我堅持了一個星期就投降了。我父親驕傲地說： “當年，我凍的冰棒讓你們每天早回家半個小時。”我不相信我會如此沒出息，但我當時沒有手表，也沒有記錄時間的習慣，所以無法反駁。
六
電器之外，對我影響更大的是人的走向。
1978年我上中學一年級的時候，學校裏沒有英語老師，隻能讓一個教俄語的老師轉行教英語。三年後，天津外國語學院有了第一批畢業生，我們學校也分配到一個。她年輕、漂亮、時髦、發音好聽，一下子就把那個五十多歲才改學英語，再混幾年就可以退休的老師擠去教生理衛生了。她對我尤其好，因為我是英語課代表。我經常到她辦公室去玩兒她的錄音機。當年錄音機可是新鮮玩意兒。我對著錄音機把課文讀一遍，感覺自己讀得有腔有調的，再一放出來，卻發現自己讀得特難聽，沒有連讀，重音也不對。那個錄音機不是學校的財產，而是她的私產，是她的男朋友送給她的。她的男朋友是一個美國留學生。一年後，她嫁給了那個美國人，又過了一年，她的丈夫畢業了，她就隨著丈夫到美國去定居了。
1981年，我最喜歡的女明星陳衝去了美國。當時從報紙上讀到這個消息，我還感到頗為惋惜。我記得十分清楚，陳衝讀的是加州大學北嶺分校。在我還不知道伯克利、UCLA之前，我就知道加州大學有個北嶺分校。很多年來，我心目的排名，北嶺一直在所有加州大學之前。
我有個中學師姐，叫金亦石。她比我高四年，1980年考上了北大。她學習成績非常好，是我們學校的名人。而我對她更多一分關注，則是因為她的名字與我的名字有異曲同工之妙。據說她的父親給她起名“金亦石”，是感歎在一個黑白顛倒的社會，金子也能變成石頭。這個創意和“毒花” 對“香草”頗為相似。1984年9月份我一進入北大，就抱著看望偶像的心情去訪問過她。當時她已經通過了CUSBEA(China–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考試，正在接受強化英語培訓，馬上就要去美國了。
所以，美國一定是個比中國更好的地方。無論是我的老師，我的師姐，還是大明星，隻要有能力，他們都會去美國。美國的計算機也比中國的先進。一台Honeywell的計算機，竟然需要8個人到美國學半年。從各行各業都可以看出中國與世界最先進水平存在著差距。這個差距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們眼下隻能把亞洲裏麵的強國當作目標，首先追趕上日本、韓國，然後才能“走向世界”。1984年12月14日，當我喊出“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時候，我內心裏那個自小就被培養起來的拯救者早已死亡。我知道我是一個無知的人，是一朵在貧瘠沙漠裏默默開放的小花，我渴望飛翔，去看未知的更廣大更精采的世界。
七
時間過得飛快。轉到中文係以後，還沒來得及認真看幾本小說，寫幾篇故事，我就進入了大學最後一個學期，必須回答“你到哪裏去？”了。
在1988年，大學生畢業分配的模式和1964年我父母畢業那一年比，已經有了一點點變化，但還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國家並沒有完全放棄分配學生，可是學生已經有了一些主動權。我們可以自己找工作。隻要你能找到一個單位，對方答應給你解決戶口問題，學校就可以履行手續，正式把你分配到那個單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個人的自由是擴大了，但事實卻是：隻有那些家裏有背景的人才能找到好的工作。而好的工作隻有那麽多，被私下交易得多了，拿到大學裏來公開分配的就少了。
我父母沒有任何背景，不可能幫我找到好的工作。係裏管分配的老師告訴我：天津市很多好單位都來要人了。如果你想回天津，天津市的單位你可以隨便挑。天津檢察院行不行？ 天津檢察院是廳局級單位，我如果能分到那裏，就比我父親的起點高了一個檔次。但是一方麵我不想回天津，另一方麵，凡是性質明確的工作，我都不想要。
轉係的成功，對我以後的行為模式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雖然轉係不再是不可能的，但仍然是頗不尋常的。人們會對此表示驚奇。總有人問我：“你是怎麽從計算機係轉到中文係的呢？”這極大地滿足了我的虛榮心。我一心想在以後的人生中複製這種快樂。這就好比狗熊鑽火圈，第一次成功了，觀眾報之以掌聲，飼養員扔給它一塊點心，於是它勁頭十足，想再玩兒一次。
我一心要再次製造驚奇，不但要讓聽眾驚奇，還要讓自己驚奇。可什麽單位才能讓聽眾發出“哇”的一聲呢？我心裏並沒有明確的答案。不上課的時候，我騎著自行車滿北京跑。路過一個單位的大門，我都要停下來，打量一下它的名稱。在1980年代，絕大多數單位的名字都是中規中矩的，比如：“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這樣的單位雖然好，但人人都知道它們是什麽，不具備驚奇效應。再說，那都是炙手可熱的單位，即使我想進也進不去。
在嚐試找工作之前，我曾經動過去美國的念頭，但我隻考了托福，然後就沒有然後了。我也考過研究生。我報考的是中國新聞學院的科技英語專業。我自以為在文科生裏麵我算是有理科背景的，考取這個專業易如反掌，但他們卻是要從理科生裏選拔會寫文章的。考試成績出來了，我的“科學知識”部分才考了20多分（滿分100分），自然名落孫山。
桃紅柳綠的五月，校園裏彌溫著離愁別緒。我雖然前途未卜，卻把找工作過程中的種種荒唐寫成了一篇文章，發表在了校刊上。據說那篇文章產生了一定的反響，甚至還引起了校團委的注意。雖然這件事對找工作沒有直接的幫助，但它對我日後的行為模式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無論多麽失敗的人生，隻要你能敘述出來，好歹也是在曆史的長河中綻放出了幾朵浪花。也許，作家的種子就是在那時萌芽的吧。
八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轉機來自於北大著名的三角地。
我和三角地的關係越來越緊密。我既是三角地公告欄的消費者，也是製造者。轉到中文係以後，我參加了北大的演講團和新聞社，為這兩個組織寫過布告。1987年，崔健來北大辦演唱會，組織者需要寫布告，不知怎麽找到了我。記得我是在物理係的學生活動室寫的。活動室大概有50平方米，很寬敞，人來人往，同時有多件事情在進行。布告紙很大，沒有一張桌子能放得下，我就把它鋪在地上，跪著寫。每個經過的人都要評論兩句。有人說寫得不好，我就回敬說：“你來試試，這還是很需要一些功夫的，起碼手腕子要有力氣。”大家聽了便哈哈一笑。我有點得意，感覺自己的自嘲能力有所提高。
1988年3月，我在三角地看到了北大新技術公司的招聘啟事。北大新技術公司就是方正集團的前身。它的創始人是北大計算機係教授王選。王選在八十年代初研製成功了計算機激光照排係統，從而實現了用計算機處理漢字的目的。當時最需要這套係統的是報社。一方麵使用鉛字排版工作量巨大，另一方麵麵對突發新聞，鉛字排版往往來不及反應。
1980年代，英語世界的文字處理已經實現了計算機化。然而漢字因為筆劃繁多，數量巨大，要把漢字進行數字化存貯，對計算機的存貯量就有極高的要求。王選發明的這種技術，能將字形信息先壓縮再複原，從而使存貯量減少到五百萬分之一，這是他的主要貢獻所在。
北大新技術成立於1986年。創始初期，中層以上管理人員全是北大的教師，基層員工全部是北大畢業生，所以這家公司從一開始就帶有濃厚的北大色彩。剛起步的新技術公司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一家公司分散在好幾處：開發部在北大物理實驗樓裏租了兩間實驗室，裏麵擺上長長的桌子，很多人伏在桌子上寫字。這是因為照排係統裏的漢字必須先要由人寫出來，然後才能由計算機專業人員將其分解為點陣；銷售部和財務部是與外界打交道的，不能藏在學校裏麵，否則客戶進校門的時候總要接受保安的盤查，於是就在中關村大街上租了房子；人事部在北大紅一樓，跟北大研究生院、校刊等部門在同一幢樓裏，透著濃濃的官方氣息。我從大四開始就成了校刊的記者，所以我去人事部應聘十分輕鬆，完全沒有找工作的緊張感。
1988年的北大新技術公司並不是一個炙手可熱的工作單位。但我一看到它的招聘啟事，立刻就意識到這正是我夢寐以求的地方。它站在改革開放的前沿，是一個新生事物；它還沒有發展到路人皆知的地步，所以才有讓人驚奇的餘地——如果是世界知名大公司，對我來說反而無趣；它的各個部門分散在校園內外，辦公環境簡陋、湊和，這在我看來就叫做頗有波希米亞風格，與藝術更近。此外，去北大新技術公司工作算是留校，這也能滿足我不離開北大的願望。
招聘啟事上列明要招計算機係、無線電係、數學係、物理係等專業的畢業生，沒有中文係什麽事兒。但我不管，依然興衝衝地前往紅一樓，在人事部填了申請表，特別注明我是從計算機係轉到中文係的。然而初試過後，很長時間也沒有下文。
五月中旬，就在我盲目地跑了兩個月一無所獲之際，我忽然接到新技術公司的複試通知。通知送達的過程十分曲折。先是新技術人事部的老師騎車來到中文係辦公室，將複試通知交給中文係的辦事員馮先生。馮先生騎著自行車來到中文係女生宿舍樓32樓，卻被告知我其實住在31樓——我雖然轉到了中文係，但卻一直住在計算機係的宿舍裏。馮先生又騎車到31樓。馮先生當時已經快到退休年齡，背都有些駝了。他氣喘籲籲地爬上四樓，把通知交給了我。
第二天，我去了新技術公司。負責招聘的老師和我聊了半個小時。記得他問我英語好不好，我說“還行，托福考了580。”他馬上警惕起來，問我：“你為什麽要考托福？你要去美國嗎？”我說：“我想去美國，可是我沒錢。我這個專業申請獎學金很難的，我想等掙夠了錢再去留學。”他點點頭，說：“你在我們這裏工作十年，一定能掙夠留學的錢。”我聽了很高興，看來他打算錄用我了。
接下來，他告訴我：北大新技術公司剛剛與日本佳能公司建立了合資公司，取名“北佳公司”(Pecan Inc.)，意為“北京大學和佳能公司的合資公司”(“Peking University” plus “Canon Inc.”) 。北佳公司準備開發中文文字處理器，希望找一些兼具文理背景的人加入開發團隊。我說：“這就是我呀！”他笑了笑，沒說什麽，然後就出去了。過了幾分鍾，他回來對我說：“樓總讓你幫他起草一份文件。”
我以為這是另一項考試，其實不是。樓總當天下午就要去日本佳能公司北京辦事處談判，他是真地需要這份文件。他給了我一些資料，然後把我關在一間屋子裏。過了兩個小時，我拿著寫好的文件到他的辦公室去。他隻是翻看了一下，就說：“我現在要去談判，你跟我一起去，如果有需要修改的，你可以當場改。”我說沒問題。他帶著我出了紅一樓，一部日產藍鳥正在紅一樓門口等他。
我長這麽大，這還是第一次坐轎車。日本佳能公司北京辦事處在北京飯店，這是我第二次進北京飯店。
佳能北京辦事處的首席代表叫村田。1945年日本戰敗，在中國的很多日本人都回了日本，但也有人因為各種原因留在了中國，其中就包括村田先生的父母。他出生於1949年，從小在中國長大，直到1978年才恢複日本國籍，回到日本上大學。1982年，村田先生加入佳能公司，1987年被派回中國擔任北京辦事處首席代表。
我跟著樓先生進了佳能公司辦公室，樓先生介紹我說：“這是小王，我的秘書。”村田先生立刻用帶上海口音的中文問我：“你是共產黨員嗎？”我被他流利的中文嚇了一跳，結結巴巴地說我不是。他露出失望的神情：“你為什麽不是？”我心想：難道你希望我是？共產黨員的使命可是要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呀！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理，就對樓先生說：“將來我們的合資公司成立後，要多多招聘共產黨員，因為共產黨員都是不需要私有財產的，所以他們不會要求漲工資。”樓總拍著村田先生的肩膀哈哈大笑。我這才知道他是開玩笑的。但建立在如此神奇的邏輯之上的玩笑，還是讓我吃驚不小。
從那一天開始，我就進入了實習狀態。當時我已經臨近畢業，基本上沒有課了，但還有幾門考試。考試時間都在六月底，我隻要自己安排時間複習即可。我實習的地點就在佳能公司北京辦事處。樓總告訴我：“我派你去日方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你到了那裏，要少說多做。即使讓你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給客人端茶倒水，也不要嫌棄。北大的學生很多都誌大才疏，不屑於做這些小事，但任何一件大事都是從小事做起。”
一周有三天，我要去北京飯店上班。我外婆家正好位於北京大學和北京飯店之間。有時我下班以後，不想直接回北大，就到外婆家去吃晚飯。她沒有冰箱，每一頓飯都必須既夠吃，也不剩。我總是突然出現在她的麵前，但她總能給我拿出吃的東西來，而我卻從來沒有想過這是如何實現的。我心安理得地端起碗就吃，吃完飯就回學校。
九
1988年6月2日，我下午五點下班，在外婆家吃了飯，又在展覽館電影院看了場電影，晚上快十點才回到學校。我一下332路車，就發現南校門的氣氛不太對。我已經有了一點點實習收入，我把這點錢都花在了穿衣打扮上，自我感覺已經有點不像學生了。但也正是因為這種自我感覺，我反而總是在包裏帶著學生證。保安查看了我的證件，把我放了進去。我進了南校門就直奔三角地。三角地的布告欄前已經圍了好幾百人，上麵貼的什麽根本看不清。布告欄前有人站在一把椅子上演講。我聽了一會兒聽出了頭緒，原來是一個北大學生被打死了。
這就是柴慶豐事件。柴慶豐是北大地球物理係的研究生，當天在北大校外的飯館吃飯時，與臨桌的人發生了口角。那幾個人是本地的小混混，拿出刀來把柴慶豐捅死了。消息傳來，北大學生異常激動、悲憤。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這是一個刑事案件。隻有當罪犯被捕、被起訴、被審判，並且判決不公正，學生們才應該產生激動和憤怒的情緒。柴慶豐的死訊傳來，學生們當天晚上就開始群情激憤，實際上是因為最近一年以來的不滿情緒已經到了爆發的臨界點。不知不覺間，社會上開始流傳著掙錢和事業成功的故事，而這些故事的主角都不是大學生。機會開始增多，上大學已不一定是獲得利益的最佳選擇。在利益格局的變動中，不少大學生感覺到了相對受損。分配製度的改革也直接觸動了大學生的既得利益。分配中“走後門”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家裏缺乏關係的人成為弱勢。再加上通貨膨脹速度加快，貧富差距開始顯現。有些人認為當前改革的速度偏慢，另外一些人則對改革評價偏低，兩種觀點的針鋒相對又使相當一部分學生無所適從。
另一方麵，盡管北大學生感到失落，北大作為“精英”的標竿效應依然在社會上存在，所以當局很怕學生鬧事失控。每次大的學生抗議示威過後，當局都會用改善夥食、放電影、開舞會、派大批領導來對話等做法來安撫學生，事實上造成了一種“大鬧大得利、小鬧小得利”的局麵。從各個方麵來看，柴慶豐事件都是標誌——它全麵體現了過去幾年學生抗議運動的種種因素，同時又成為一年以後的“天安門”事件的預演。
柴慶豐事件也標誌著我與“北大”作為一個集體的分道揚鑣。也許是因為意識到自己即將成為新興的中產階級的一員，所以我既不像北大學生那麽自我感覺良好，也沒有他們那種受害者的感覺。一個北大學生被打死了，我和大家一樣悲憤，就像是自己受到了侵害一樣。但與此同時，我又覺得這種抗議並不理性，多少帶點撒嬌耍賴的味道。
作為初入職場的新人，我最晚十一點就要睡覺，不然明早起不來，實習會遲到的。樓總已經向我們承諾：新技術公司招聘的員工會有北京戶口。北京戶口，這可是多少人向往的，連我父親當年都沒有得到的好東西。所以我應該保持良好的實習記錄，不能遲到。我最好也不要參與寫大字報，演講，遊行，以免留下不好的記錄，影響我的分配。
想到這兒，我轉過身，推開擋在我身後的同學們，朝著宿舍樓走去。大批的學生正在向三角地趕來，我逆向而行，離三角地越來越遠。
十
1988年7月20日，我最後一次回到北大宿舍樓31樓445房間。此前的三天，因為加班，我住在外婆家。學校通知中說：7月20日是搬出宿舍樓的最後期限，而我還有三個箱子留在宿舍裏。我一上到四樓，就發現所有房間的門都敞開著，445房間自然也不例外。房間裏除了兩張上下床、四張桌子外，空無一物。
我之所以一直沒有搬箱子，是因為我還在猶豫搬出去後住在哪裏。我已經正式分配到了北佳公司，北佳公司也給我們在北大附中租到了宿舍。但樓總又告訴我：公司決定派我長期在佳能公司北京辦事處工作。北大附中與北京飯店相距二十公裏，每天坐公共汽車上班往返需要三個小時。我想跟外婆商量住在她的家裏，但又覺得不好張口。猶豫來猶豫去，就到了最後期限。
每年學生畢業，學校都會重新粉刷宿舍。樓道裏幾個工人晃來晃去。我找到一個工人，問他有沒有看到我的箱子？有沒有失物招領處？他戴著一個大口罩，露出兩隻眼睛，除了搖頭，一個字也不說。工人們開始用砂紙磨牆皮，樓道裏騰起一片白霧。
說好的最後期限呢？沒人跟我講理，我隻好默默退出了宿舍樓。
我那三個箱子裏，都了書之外，最重要的財產就是美國大學給我寄來的申請表。那些申請表都是我寫信過去要，人家才給我寄回來的。每一封問詢信都花了幾元郵費。二十封問詢信至少值一百元，而我家當年給我的生活費每月才四十元。美國大學的申請表都是印刷極其精美，紙張十分厚重。我從小在印刷廠宿舍長大，見過各種印刷品，但從沒見過這麽精美的。如今，生活在美國，我女兒又到了申請大學的年齡，我家信箱裏塞滿了大學發來的宣傳品，連隨手扔掉我都嫌麻煩，感覺分明是騷擾。但在1988年，那二十幾份大學申請資料，是我私有財產的重要部分。就這樣，被我的拖延症弄丟了。
我悻悻地離開宿舍，經過三角地，走向通往南校門的大道。在走出南校門的一剎那，我忽然想到“走出亞洲，走向世界”。我即將到一家日本公司工作，也許是命中注定。我注定不能直接去美國，必須先衝出亞洲，才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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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全班同學那個同情了， 都在討論他們一家去了水深火熱的香港怎麽生活啊？ 每個人臉上掛著同情。
九十年代去香港， 走在中環就擔心口袋裏的錢少！
你大概有個日期寫錯了,應該是1988年7月2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