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萬語千言
語言即存在，不能被語言描述的生活即為不存在。於是，我們為了存在而寫作。
長篇自傳體小說《1989，不合時宜的回憶》連載
第三章 閨蜜
一
所有類型電影中，我對科幻最沒有感覺；而在科幻中，我對時間旅行最沒有感覺。我從來不想跳到未來某一年看看將來的我是什麽樣；也不想回到過去，阻止我自己降臨到人世。時間對我來說，有一種絕對的威權，沒有任何捷徑可走，也沒有任何敘事可玩弄。也許，因為我遷徙得太多，我的智力隻夠用來感受空間的變動 。
二
我的真名裏有一個“芫”字。“芫”是個多音字，讀“元”的時候是一種花，有毒；讀“鹽”的時候是一種草，有香氣。我出生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一個月。我父親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但一夜之間，受過教育的人墜入了社會的最底層。知識越多越反動。我父親大概是用這個“芫”來表達一種不滿：這是一個黑白顛倒，是非不分，香草隨時能變成毒花的時代。
這樣的用心，我小時候當然不能理解，但我有樸素的好惡：我要當香草，不要當毒花。整個小學期間，我都堅持管自己叫Yan。每年開學，新老師點名的時候，如果喊“Yuan”，我就不吭聲；一定要等到老師問：“還有誰沒被叫到？”我才會舉起手來，一本正經地說：“我就是某Yan”。除了喜歡Yan字所代表的意思，我也有出風頭的快感。中文有遇到生字讀半邊的習慣，人們看到“芫”這個字，直覺就是讀Yuan，很少有人知道它還可以讀Yan。我要表明我這個人有深度。要了解我，必須比直覺更深入一層。
1978年，我從北京搬到天津。上中學的第一天，我就被同學們來了個下馬威。天津雖然距北京隻有一百多公裏，但天津話和北京話發音相差很大。第一天早晨，剛按照座位表找到座位，我的同桌就大驚小怪地說：“你說話怎麽介個（“介個”就是“這個”）味兒啊？” 我問：“怎麽了？我說什麽了？”同桌說：“你再說一句，讓大家聽聽。”然後她提高聲音招呼：“這個同學說話可哏兒了（哏，天津方言，逗）。”同學們呼啦啦圍了過來，紛紛鼓勵我：“說一個，說一個。”他們眼神熱切，仿佛期待馬戲團的猴子翻跟鬥。我心想：憑什麽？於是我把嘴一閉，眼睛往上一翻，任憑他們怎麽起哄，我自巋然不動。上課了，老師開始點名了。當老師念“某Yuan”的時候，舊習慣讓我猶豫了一秒，僅僅一秒，我的自我認知就崩潰了。我不能在這群人麵前強調芫字念yan，他們可能認為那是一種很“哏”的口音。我狠了狠心，毅然站起來，大聲喊道：“到！”
整個學校隻有一個人知道我叫某Yan。她叫楊莉莉，比我高三個年級。我家住在河西區的尖山，離位於市中心的中學有六站地，中間還需要換一次車。我父母聽說旁邊那幢樓也有一個女孩兒和我在同一所中學上學，於是就帶著我去她家，希望我倆每天結伴走。我父母向她介紹我時說：“這是某Yan。”於是她也很自然地喊我某Yan。莉莉是個很善良也很細心的大姐姐。她經常提醒我：你的書包要放在胸前，像我這樣背；或者：你的飯盒要端平，不然菜湯會灑出來。她一次也沒問過我Yan字怎麽寫。
三
現在回想起來，1970年代的公共汽車仿佛是來自魔法世界。一輛十米長的公共汽車能載多少乘客？答案是：取決於乘客的力量、技巧和耐心。一輛滿載乘客的車開進了站，司機按下了開門鍵。車門是向內折疊的，車裏麵已經密不透風了。站在門口的人大聲喊：“別開門了，已經沒地方了。” 車下的人則大喊：“再擠一擠，不然誰也走不了。”地上的人用力向裏推門，車內緊靠門口的人被擠得鬼哭狼嚎，但是一點一點地，奇跡出現了，門到底還是打開了，貌似能再上兩個人，不，三個人，不，四個人¼¼所有的人，前一秒鍾腳還在地上，仰著頭喊：“再擠擠，裏麵還空著呢。”但隻要腳一踩上車的踏板，就會立刻改口說：“別擠了，再擠就成照片了。”不管站上有多少人，最終總能擠進一大半。剩下的人，隻能恨自己力量不足，耐心不夠，運氣不好。80年代末，我在北京飯店的電梯裏看到一個詞：“載客量”，這讓我感到十分驚奇。又過了十幾年，我在美國發現了一種Space Bag，就是一隻大塑料袋，把衣服、被褥裝進去，再用抽真空的方式來壓縮儲存空間。我一下子就起了當年擠公共汽車的情景。為什麽這種space bag不是中國人發明的呢？
早晨，我和楊莉莉一起上學的時候，她總有辦法把我們倆都弄上車。她的方法是夾塞兒。我們畢竟是小孩兒，在車站上排隊的時候，大人們之間不可能貼得像在車上那麽緊。莉莉會瞅準人群中的一個縫隙，一把將我塞進去，被夾了塞的大人會一愣，往往還會情不自禁地往一旁閃躲一下，於是她自己也趁機插了進來，緊貼我站著。大人們雖然覺得我倆很討厭，但一般也不好意思跟小孩子計較。就這樣，當我們身後的大人奮力拚搏時，我們就隨波逐流地被塞進了車裏。但是，下午放學的時候就隻能靠我自己了。因為缺乏擠車所需要的技巧、力量和耐心，我幹脆走上三站地，一直走到4路汽車的終點站西南樓。
如果遇上惡劣天氣，比如冬天下雪的時候，走三站地應該不算是一件很輕鬆的事。有時候，我走到西南樓，正好碰上剛從4路汽車上下來的楊莉莉。要是我肯在學校等她，我就可以免於一個人的長途跋涉。但是我從來沒有為了舒適而放棄自由。這就是孤獨的代價。要享受與自己相處的自在，就得失去別人對你的幫助。反過來說，要想獲得別人的幫助，也要讓渡一部分自由。
我認為孤獨不是最難承受的。比孤獨更難承受的，是不許你孤獨。我那位同桌總想逗我說話，但我就是不開口。她向老師反映我驕傲，不團結同學。班主任老師就找我談話：問我為什麽不團結同學？我說我又沒有跟她吵架，我就是一個不愛說話的人，這難道也不可以嗎？老師說：我們談的不是性格，是行為。性格很難改，但行為是可以改的。不管多麽內向的人，隻要特別想當三好學生，就一定可以沒話找話每天跟同桌聊幾句。
與這個荒誕的世界相比，一個人在街上默默地走三站地，是多麽輕鬆、愉快、盡在掌握之中的事情啊！上小學的時候，我每天大約要走500米；現在我成了初中生，每天就要走1500米。聽起來十分合理。我那時還完全無法想象，有一天我會飄洋過海來到北美，不過我的思維框架已經形成：走路距離的長短，是和一個人力量的大小成正比的。
西南樓是一個大型公共交通樞紐。93路無軌電車從這裏始發。不論我認為走路有多麽重大的意義，多麽象征力量和自由，一旦看到一輛空車，我總還是願意坐著回家。
四
新華中學的校門開在馬場道上。出了校門往右拐，約一百米，就是4路公共汽車站。放學的時間，站上總是擠著很多學生。有一天，經過等車的人群時，我忽然聽到一個聲音說：“恩格斯說：‘歌德有時候是偉大的，有時候是渺小的；有時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候是謹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狹隘的小市民。’”我心裏一震：這是誰呀？這麽深刻？我停下腳步，目光越過幾個長相尷尬的少年，看到一個瘦小的戴眼鏡女孩兒的側影，正在手舞足蹈地發表演說。
那個女孩兒叫之華。她和我一個年級，但是在不同的班。她每天放學後也需要坐4路汽車到西南樓。自從發現了她的存在，隻要在車站上碰到她，我就會停下來，和大家一起等車。為了能和她上一輛車，我拋棄了矜持，該加塞就加塞，怎麽招人討厭也不在乎。站在車下的時候，和別人一樣大聲譴責賴在門口的人；一旦上了車，也和別人一樣立刻改變立場：“別擠了，再擠就出人命了。”
我很想正式認識她，但始終是心動大於行動。通過暗中觀察，我發現她和我既相同，又不同。我們倆關心的事情都超出一般初中生的視野；區別在於我們對別人的態度。如果對方不同意我的觀點，或者聽不懂我的話，我就幹脆閉嘴；她則恰恰相反，對方越是不懂，或者不同意，她就說得越來勁兒¾這就是為什麽她總是說個不停的原因。多年後，我讀到一個心靈雞湯故事，說是有兩個鞋子推銷員來到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第一個推銷員給總部發電報說：這裏的人們都不懂得穿鞋，所以我們的產品沒有市場；第二個推銷員的電報卻說：這裏的人從來沒穿過鞋，所以我們的市場前景十分美好。我就是第一個推銷員，她就是第二個推銷員。
之華並不僅僅談論詩人、哲學家，她也談論電影明星和八卦，但她八卦起來不庸俗，什麽事兒讓她一講就格外有趣。聽她說話是一種享受，當然這種享受也是有代價的。我不喜歡擠公共汽車還有一個原因：車廂裏氣味不好。早晨上學還湊和，因為人們都是剛剛洗漱過，衣服也是幹淨的。晚上回家就是另一回事了。在飯店工作的人身上帶著油煙氣，在工廠工作的人身上帶著機油味。在擁擠的汽車裏，我的鼻子成了space bag上抽真空的管子，緊緊壓在別人的衣服上，各種氣味分子被擠出來，滿滿地灌進我的鼻孔。我盡量屏住呼吸，默默地判斷著之華的方位。她的聲音有時從我旁邊響起，有時在我腦後響起，頗有點神出鬼沒。終點站到了，門開了，人們如開閘放水一般朝門口傾泄而去。我也隨波遂流地被推下了車。腳踏在大地上，深深地吸一口新鮮空氣，再全身抖幾抖，讓自己的衣服恢複柔軟、篷鬆。這時扭頭一看，之華已經不見了。
五
轉眼一年過去了。初二的時候，我們年級舉辦了一次背唐詩比賽。我們年級一共三個班，每班選出前三名進行決賽。我和之華都屬於9位決賽選手之列，於是在比賽期間，我們就自然地認識了。比賽結果她得了第二，我沒能進前三名。那天放學之後，我們倆又在車站相遇了。我先是祝賀了她，然後說：“我怎麽這麽倒黴呢？一共一百首，我隻有兩首沒背下來，因為這兩首我特別不喜歡。偏偏就抽到我沒背下來的一首。”她說：“事情往往是這樣。這就叫短板效應¾你最短的那塊板子決定了你桶裏能裝多少水。”我一聽就服氣了。
從此，隻要我們倆在車站遇上，我肯定是她的第一聽眾，但她並不是隻有我這一個聽眾。我對她是完全的崇拜，因為我覺得她智商比我高。她個性張揚，但並不招人討厭。我即使不說話，也會給人留下執拗，冒犯和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印象。這之間的區別就是智商。我能觀察，能概括，但是對於改變無能為力。
總而言之，除了我自己之外，之華是我最願意與之相處的人。但我們之間的交往也隻是局限於放學路上。轉眼又一年過去了。初三的某一天，我一個人在暮色中走出校門，忽然意識到：似乎很長時間沒見到之華了。不像是因為不巧，似乎是出了什麽變故。第二天，我到她的班上去打聽，才知道她已經轉學了。
她為什麽要轉學？
她家搬到秦皇島去了。
我幾乎一整天都神不守舍，過往閑聊時獲得的信息碎片，此時都拚湊到了一起。之華曾經告訴過我：她父母都是部隊的文職軍官，她從小隨著父母南征北戰搬過好多次家。隻有在這時，我這才陡然明白為什麽我和她之間會有一種天生的親近感：我們都曾經從一個城市搬往另一個城市。 對，一定是這個原因。她之所以比我更聰明，是因為她搬家的次數更多，更多的曆練給了她更多的見識和智慧。
曆史總是不斷重複。隻是，我沒想到她會再一次搬家，而且連個招呼都沒跟我打。
有好長時間，我一想起她，就想起一個瘦弱的長發女孩，風一吹，頭發揚起，像一張黑色的風帆，把她整個人從陸地上連根拔起，在天地之間飄蕩。然而我轉念一想：幹嘛把她想得這麽淒婉動人？說不定，她現在開心著呢，正在秦皇島——我這時已經查到：那是一個美麗的海濱城市——跟新同學高談闊論呢：歌德有時候非常偉大，有時候非常渺小。
六
又過了兩年，我已經上高中一年級了。有一天放學後，我剛從教室走出來，就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從前麵樓道裏傳來：“教務處搬到新樓了？第幾層？好的，謝謝”。我一下子就聽出來了：之華！我立刻拔腿往前跑，一直跑到樓道盡頭，也沒看見人影。正左顧右盼，忽然看到她正順著樓梯一跳一蹦地往下走。
“之華！你又回來了？”
“對呀！Yuan！你知道教務處在哪兒嗎？”
“當然知道了。跟我走吧！”
我陪著她去新樓找到教務處。她進去辦手續，我在門外等她。等到她把事情辦好了，我們就站在樓道裏聊天¾在我們那個年代，像轉學手續這樣的事兒都是我們自己辦的。我們可能幹了。
原來她父母從軍隊退役了，被分配到天津工作。
“原來你不是天津人？為什麽兩年前你會在天津上學？”
“因為我奶奶家在天津，那時候我父母把我放在奶奶家寄宿。”
怪不得我們倆有那麽多共同點呢！她曾經寄宿在她奶奶家！那天我們還聊了些什麽，我都不記得了，隻記得打掃衛生的工人催我們離開，還威脅說：“我要鎖門了。你們再不走，我就把你們鎖在樓裏。”
時至今日，我在作夢的時候，總有兩個典型的困境。一個困境是我走出我外婆家所在的大樓，一輛公共汽車正好開過來，我在車後追，卻怎麽也追不上；另一個就是我和之華被鎖在了一座空蕩蕩的大樓裏，我想出去，卻怎麽也找不到門。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夢是願望的達成，我不知道在這兩個夢裏，我的願望分別指向什麽。
七
在中國，每一個學生都要在升入高二之前確定未來是學文科還是學理科。這樣的劃分，是為了讓學生在11、12年級時全力以赴學習自己選定的學科，從而在高等教育入學考試中取得好成績。
1982年夏天，我把學校發的報名表帶回了家。在我父親身邊生活了四年，我已經非常了解他的想法。他一想到文科，就想到文化大革命，就想到信口雌黃，顛倒黑白，“yan”、“yuan”不分。
但我仍然抱有一線希望。我試著告訴他：時代已經不同了，中國已經改革開放了。
我父親說：“這才幾年？根本看不出來。還是科學最安全，你說油比水輕，你就能演示給人看：油飄在水上。”
他還試著勸誘我：“聰明人都學理科，隻有腦子不夠使的人才去學文科。”
我說：“不對。之華比我還聰明呢，她就學文科。”
他說：“之華是誰？你少跟她來往。”
在那一瞬間，我本來混沌一團，毫無方向感的人生，突然就有了目的：我要成為一個像之華一樣的人。
其實，如果我父親肯把權力下放，我自己八成也會選理科，因為文科班有一個著名的缺點：男生少。平時坐在教室裏，男生的數量並無所謂，但是在全校運動會上，男生少的班級就顯得特別滑稽。記得有一次集體跳繩比賽——兩個人各抓住一根長繩的兩頭，把繩子搖起來後，其它人排著隊從繩子中間跳過。文科班因為男生不夠多，必須借兩個女生來掄繩。即使這樣，一個男生跳完了，剛跑到隊尾，還沒站穩呢，就又輪到他了。我們開玩笑說：文科班男生是“粒粒皆辛苦”。
我們年級一共六個班。一班至五班都是理科班，六班是文科班。我在五班，和六班隻有一牆之隔。文科班總能準時下課。理科班總是拖堂。這讓理科老師更有優越感：瞧，學文科就是混。即使講課不拖堂，我們老師也要拖到下課鈴響才開始發卷子。不巧我又坐在最後一排，於是我總是一邊心急如焚地等著卷子傳過來，一邊羨慕嫉妒地聽著文科班同學在走廊裏的追跑打鬧。不用說，在一切聲音之中，之華的聲音是最吸引我的。
八
之華雖然回到天津上學，卻再也不能和我一起乘車回家。她現在和父母住在一起，而不是和奶奶住在一起。我們在一起消磨時間的機會隻有中午。每天中午，在各自教室裏吃完飯，我們倆就一起去校外散步。新華中學位於天津租界區的馬場道上，道路兩旁建有風格多樣的歐式建築。這裏如今是天津的旅遊熱點，很多建築前麵都掛著銘牌，告訴遊人這是曾經的英國鄉村俱樂部，或是劉冠雄故居、李燭塵故居，好像“老錢”傳統從來沒有被打斷過。但其實，在八十年代初，這些西洋建築也和大雜院一般無二。每一幢小洋樓裏都擠住著十幾戶人家，這家搭個帶煙囪的廚房，那家擺上幾堆冬儲大白菜，五花八門的生活內容溢出到院子裏，給人一種內衣外穿的尷尬感覺。
那些小洋樓也沒有暖氣，冬天要靠燒煤爐取暖。冬日裏，我們走在街上，整條街都被淡淡的青煙籠罩著。現在回想起來，我們肯定吸入了不少有害顆粒，不過我們當年卻覺得這樣的漫步頗有詩意。我們往前走，煙霧往後退，我們的心裏洋溢著對人生的樂觀展望—隻要不斷往前走，未來自然會變得清晰，盡管我們現在並不知道它會以什麽樣的方式打開。
記不得是在11年級還是12年級，我在《中國青年報》舉辦的一次全國性征文比賽裏獲得了二等獎。獲獎名單公布後，我陸續從全國各地接到很多讀者來信。我的班主任老師認為我不應該跟社會上的人接觸，於是就讓我把信全都交給他處理。信是寄到學校傳達室的，看傳達室的老大爺會把信靠著玻璃窗排好，信封上有字的一麵朝外。那一段時間，我每天中午和之華外出散步前都要在傳達室停留一下，歪著頭把信封掃描一遍。發現有我的信，就推門而入，把信取走，一路小心翼翼地捧著，交到班主任的辦公室去。
12年級的一天，之華告訴我：有一部叫《挪威之歌》的電影即將在天津上映，但是隻有下午場，要看電影就必須曠課。我對音樂一竅不通，並非我不喜歡音樂，而是我壓根沒聽過多少音樂。我覺得這也和我不夠聰明有關。我大腦裏的CPU裝不下多任務處理係統。別人都可以一邊燙衣服一邊聽音樂，一邊開車一邊聽音樂，我女兒還能一邊寫作業一邊聽音樂呢，但我要聽音樂就必須拿出專門的時間，除了聽音樂，別的什麽都不幹，可我又沒有那麽多時間。我至今也不知道《挪威之歌》在音樂史上處於什麽位置，之華為什麽會對它情有獨鍾。但不管怎麽說，那一段時間我們中午散步的時候，她經常哼《索爾維格之歌》，久而久之，我也就耳熟能詳了。慢慢地，這首歌就和曠課聯係在一起，成了不羈人生的戰歌。
我期待著看電影的那一天早日到來，因為那標誌著我終於要成為叛逆少年了。離上映還差兩天，我忽然退縮了。我對之華說：“我們最好還是不要曠課，還是裝病吧。”之華同意了。我倆分頭裝病，我們各自的老師準許我們下午回家。中午放學後，我們倆背著書包一前一後走出校門。剛出校門就迎頭遇到幾個散步回來的同學，這時我忽然又膨脹起來，不打自招地說：“嘿，我們曠課啦！我們要去看電影啦！”之華很惱火，快步走在前麵，試圖和我拉開距離。我一邊朝同學們搔首弄姿，一邊指著之華的背影：“我們倆曠課去看電影啦！”
第二天，我被老師叫到辦公室。
2010年，中國作家和人權活動積極分子劉曉波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獲獎消息傳來，劉還在沈陽坐監獄。不僅他本人不能前往領獎，他的家人、朋友也被中國政府禁止前往挪威領獎。於是，在奧斯陸市政廳舉行的授獎儀式上就出現了一把空椅子，劉的獎牌和證書被放在椅子上。
那一年我在加拿大，在觀看授獎儀式的時候，我意外地聽到了一首自己熟悉的歌曲：由Marita Kvarving Søberg演唱的《索爾維格之歌》。
冬天會離開，春去不可追，春去不可追，
夏天難久留，年華似流水，年華似流水。
相信你的愛，此心終不悔，此心終不悔，
我必守諾言，等你來相隨，等你來相隨。
但憑日月在，上帝會保佑，上帝會保佑，
當你祈禱時，上帝會伸手，上帝會伸手。
我等你歸來，苦心長廝守，苦心長廝守，
倘你已歸天，在天上相候，在天上相候。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和之華在天津租界區兜兜轉轉的日子。我這個對音樂一竊不通的人，一輩子會唱的歌不超過十首，其中竟然有一首穿越了三十年的歲月與我不期而遇。在那一刻，我意識到這不是偶然，這是因為三十年來我一直是那個憤怒和無奈的人。我痛恨極權主義，我痛恨黨同伐異的文化，不過我也沒有起而反抗。我能做的隻是逃離。
我的眼淚流了下來。三十年了，我自己從未改變，我的母國也從未改變。
九
我喜歡和之華在一起。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主要是她講我聽。一來她擅於表達，二來文科的事情比理科的事情更適合於用語言表達。她告訴我的很多事，有一部分屬於文學正史，有一部分屬於逸聞軼事，有一部分幹脆就是花邊新聞，而後兩部分內容對於提升文學修養並無太大用處。但你喜歡聽哪一行的八卦，就說明你的興趣指向哪一個方向。
2015年，我讀到Francis Crick的自傳What Mad Pursuit。Crick受過理論物理的專業訓練，在二戰時為了支援戰爭而去從事應用科學的研究。二戰結束後，他開始考慮回到純科學領域，而此時的學界生態卻已經與戰前截然不同。為了幫助自己選擇研究方向，他采用了“八卦測試法”。他問自己：你究竟對哪一行的八卦知道得最多？結論是：生命科學。他知道很多雜七雜八的與生命科學有關的知識。於是他選擇了生命科學作為研究方向，日後成為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之一。
1984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學計算機係微電子學專業，而之華考上了北大中文係文學專業。上了大學不久，我就意識到我和我的微電子同學們有著巨大的差距。我的學習能力也還算不錯，但除了應付考試之外，我對微電子專業沒有一點了解。我的大腦用於儲藏八卦的區域裏，沒有一丁點關於微電子學的庫存。中國的微電子產業在國際上處於什麽水平？台灣如何？新加坡如何？如果現在建一個芯片工廠，應該建在上海還是建在北京？中科院半導體所和北大微電子哪家強？同學們聊的這些都讓我如墜五裏霧中，讓我深感自己的無知。反過來，每次一到之華宿舍，我立刻就有賓至如歸的感覺。《荷馬史詩》應該比做中國的《西遊記》還是《水滸傳》？喬治·桑更愛繆塞還是肖邦？這一類八卦，我隨時都插得上嘴。
在北大的第一年，我一直在琢磨怎麽才能轉到中文係去。
在八十年代，中國人所能擁有的自由少得可憐。大到遷徒自由，小到轉係自由，都是連想都不用想的。我覺得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中國處於計劃經濟體製下。一個國家每年出產多少鋼材，多少棉花，建造多少大樓，都必須由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來決定。同樣的道理，國家需要北京大學每年生產一百名電子工程師和五十名編輯、記者，如果北京大學竟然生產了九十九名電子工程師和五十一名編輯、記者，那麽國家的計劃就被破壞了。
在1984年的中國，要爭取從計算機係轉到中文係的權利，其難度相當於在2000年的美國爭取同性結婚的權利。並非絕對不可能，但要作一番格外的努力。
可我並沒有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而作任何努力。我隻做了兩件事：第一，荒廢計算機係的功課；第二，天天跟在之華後麵去中文係上課。第一學年結束，我在計算機係的功課就有四門不及格。北京大學規定：如果有五門以上不及格，即使補考及格可以畢業，也拿不到學位。我該怎麽辦？讓我回頭去認真學習計算機係的功課，我不甘心，也做不到。
二年級開學後，我有一段時間整天粘著之華，好像她能幫我想出解決的方法。大概是被我糾纏得過緊了，她開始變得不耐煩。某天下了課，她二話不說站起來就走，我不知道自己一個人應該去哪兒，於是就跟在她後麵，但我又不敢跟得太近，怕她發現，於是就不遠不近地跟著，好像盯梢一樣。從一號教學樓通往三號教學樓的路上有個急轉彎，為了擴大司機的視野，拐彎處裝了一麵凸鏡。之華一直埋頭往前走，並不知道我跟在後麵。經過那麵凸鏡的時候，她無意中一抬頭，正好我也在看那麵鏡子，我們的目光就在鏡子裏相遇了。凸鏡中的我無比醜陋。我當時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 一刹那間，昔日重現，我仿佛又回到了我倆一起曠課去看電影的下午。那時，我隻是喜歡和之華在一起。她是我除了自己之外，最喜歡與之相處的人。如今，我開始不喜歡自己，隻是一心想成為她。我已經失去了自我。
假如她持之以恒地拒絕我，我也許能夠觸底反彈，痛定思痛，在廢墟中重建自我。可她也有軟弱的時候，那多半是因為她需要交論文了。我從那時就發現：說和寫基本上是兩個互斥的才能。當然，我知道有些人既擅於演講也長於寫作，但那些人都是經過了刻意的訓練。在天然狀態下，口才好的人因為已經靠著演說釋放掉了壓力，所以就懶得再寫。之華就是這樣的人，每到該交論文了，她就會煩燥不安；如果我不去找她，她就會來找我。那時也沒有可靠的通訊手段，她無法預判我在哪裏，隻好晚上十點之後到宿舍來找我。她給我講她打算怎麽寫論文，一五一十，從論點到論據。她真是有出口成章的才能，我聽得十分入迷，聽到一個段落結束，我就由衷地說：“我覺得很好，就這麽寫！”她說：“就這麽寫？”我說：“對，就這麽寫，你怎麽說的就怎麽寫。你說得就已經很完美了。”但她還是不相信：“可怎麽開頭呢？”現在回想起來，我應該用錄音機把她的演說錄下來，然後讓她自己去整理。我們當時有錄音機嗎？應該是有的。不過那時磁帶很貴，似乎是五塊錢一盤。我父母每月給我四十塊錢生活費，包括吃飯和零用，我手上可能隻有兩盤磁帶，全部錄滿了崔健。
北大女生宿舍每晚十一點鎖門。我們倆聊著聊著，就忘了時間，於是之華就隻能住在我的宿舍裏。我們倆擠在一張床上睡。這事兒要是放在現在，肯定值得濃墨重彩地寫一寫心理感受。不過在1980年代，我們壓根兒就不曾多想。隻記得我們聊著聊著就困了，然後一覺睡到天亮。
十
我萬萬沒想到，在大學二年級的下學期，北京大學宣布允許學生提出轉係申請。一夜之間，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就變成了現實。
1986年5月份，我通過了中文係的轉係考試。這件事說起來輕鬆，但其實我當時麵臨的壓力還是挺大的。大二上學期的期末考試，我的主科幾乎全都不及格。我的同學好心地把試卷朝我露出一角，但我根本不知道從哪一行抄起。我事實上已經沒有了退路。如果通不過中文係的考試，我隻能退學。我完全不能想象退學以後我能幹什麽，難道我要帶著自己的行李，回到天津我父母的屋簷下？
我的性格弱點——缺乏行動力、嚴重拖延症、孤注一擲、沒有B計劃——在那一段時間裏暴露無遺。好在，我通過了中文係的轉係考試。我的前途一下子明朗了，我的興趣、能力和我被允許做的事情一下子合為一體了。更重要的是：這是我第一次試圖掌控自己的生活，而且成功了。一夜之間，我的自信恢複到滿格狀態。我感覺自己無所不能，完全忘記了當初的狼狽、焦慮，以及走過的彎路。
從1986年夏天到1988年夏天，我在北京大學中文係學習。然而說到學問，我卻隻能慚愧地說：我在這兩年裏幾乎沒有學到什麽。我隻是享受為自己爭來的新標簽：“北大中文係學生”，仿佛這就能證明我是未來文學競技場上的種子選手。除此之外，我對具體的學問，一概不感興趣。轉到中文係後我才發現：中文係原來不培養作家。係裏的老師明確說：“我們的學術方向有三種：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這三種方向都需要紮實的學術功底，需要聽課、讀書、做筆記。這些對我來說，一點都不好玩兒。我簽收的不是我訂購的。
八卦測試法將我引到了中文係的門前，一旦入了門，我才發現對八卦的興趣是我擁有的一切。我的根本問題並不在於學文還是學理，而是在於我喜歡表達觀點勝於學習知識。其實，文學領域也有硬知識，而我在學習硬知識的時候總是表現得心不在焉，也許是力不從心。我父親希望我從事與硬知識打交道的工作，避免流露自己的觀點，以此來保證我在變動不居的世界裏的安全，但他偏偏給我起了一個多音的名字，一個既可以念Yuan又可以念Yan的名字，又似乎是給我下了魔咒。
十一
1988年7月，我從北京大學畢業了。拿著北京大學發的畢業證書，我得意洋洋，春風十裏，衣錦還鄉。
我雖然兩年前就轉到了中文係，但我一直不敢向家裏宣布，因為我擔心遭到封建家長的製裁，比如切斷我的經濟來源。大三和大四這兩年，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守著秘密，直到拿著畢業證書回家這天。我把畢業證書遞給了我父母，然後用眼角的餘光觀察他們。我以為他們看到“完成中文係學習，獲得文學士學位”之後，一個會暴跳如雷，另一個會麵如土色。結果我母親隻是翻了翻眼睛，一句話沒說；我父親撇了撇嘴，淡淡地說：“能畢業就好。萬一連大學都沒畢業，你可怎麽養活自己呢？”
我的氣焰一下子就被打下去了。他們竟然擔心我畢不了業？
我很鬱悶，在家呆著也無聊，於是就去看之華。1981年，我家搬到位於天津市東南的小海地；之華的家也搬過一次，我忘了具體從哪裏搬到哪裏，總之我們兩家越搬越遠。之華已經考上了比較文學專業樂黛雲的研究生，9月份還要回北大上學。我已經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地點也在北京。換句話，我們其實很快就能在北京再見，但我非要花兩個多小時穿越大半個天津城去看她。
我一心要震驚她，以補償我沒能震驚我父母的遺憾。我說：“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一個藏在我心底多年的秘密。你還記得中學教語文的趙老師嗎？當年我瘋狂地喜歡他。”
她說：“這誰不知道啊？”
我大吃一驚：“你怎麽看出來的？”
她說：“那一年，你得了個什麽獎，收到很多讀者來信。趙讓你把信都交給他處理。你就每天乖乖地從傳達室拿了信交給他。要是你爸指出這個要求，你肯定不幹呀。你寧肯把信都撕了，也不會交給你爸呀！”
我克製著沮喪，假裝大度地稱讚她：“好吧，我服了你了，你真有洞察力。”
她並不罷休，又從容補了一刀：“我隻是舉了一個非常明顯，你無法抵賴的例子罷了。你這所謂的秘密，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當年你坐在後排，趙走過去跟你說話，你那個扭扭捏捏的樣子，坐在前麵的人都在偷偷笑，你不知道嗎？”
我目瞪口呆：“大家全在笑話我？”
她肯定地點點頭：“全在笑。當年我從你們班教室門口路過，看得一清二楚。”
“好吧，”我說。我打算破釜沉舟孤注一擲：“其實我的名字不讀Yuan，它讀 Yan。”
她說：“不就是芫爆肚絲那個芫嗎？我第一次看見你的名字就想到了Yan，我還納悶呢：莫非這人是個吃貨？”
十二
時間的長河在那一刻轉了彎。我們一直是閨蜜，但以1988年為界，當我想到之華的時候，我會想到不同的英文詞匯。1988年之前，她是我的bosom friend；1988年之後，她是我的bestie。Bosom friend這個詞兒是我從《綠山牆的安妮》裏學來的；而我知道bestie，則是因為《生活大爆炸》。更有意思的是，我是先知道了bestie，後學會了bosom friend。2007年我到溫哥華後就開始追《生活大爆炸》。2009年，為了讓我女兒愛上閱讀，我陪著她一起讀了《綠山牆的安妮》。
時至今日，我仍然無法欣賞時光旅行類的劇情。不過，我經常會用剛剛學到的詞匯，去描述更久遠的經曆。我在大地上的輾轉，多少削弱了一些時間在我麵前的威權。至於這意味著自由還是混亂，隻能見仁見智。時間仍然是一輛滾滾向前的戰車，我仍然沒有能力選擇“快進”或者“快退”，我隻能站在車上，拔劍四顧心茫然。我成了一個有著自己招牌動作的群眾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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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明白了為什麽會說個不停的原因，也因為她熱心腸以為這樣說就可以讓人明白。遇到理解的人會感恩，遇到不理解的以為你在控製人。謝謝好文，一口氣讀完，期待
我也是北大的，但是學理的，和張曼玲同屆。印象那時候中文係的學生不怎麽學習，天天有舞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