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講述了老海歸吳友三和白卷英雄張鐵生之間的軼事,不禁想起張鐵生是怎麽改變自己人生的。
就是在1973年,我也參加了文革期間的那次高考。那時我在陝北插隊,知青都可以報名,而且可以不上工,複習功課兩個星期。憑著記憶我把學過的數學物理公式、化學方程式都寫下來,自己給自己出題作。晚上不再聽美國之音,而改聽中央台,了解形勢,背點兒時興的政治詞語。
報考程序還挺正規,填誌願表報考三個大學,檢查身體,政治學習,端正態度,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我特想回北京,可是又怕三個誌願都填北京的大學,錄取的可能性會下降,所以報了一個北京的大學,兩個當地的大學。
考試內容很簡單,最難的一道題是用三角計算寶塔山的高度。因為報了北京外語學院,所以除了數理化以外,還得考外語。我對外語信心十足,考了英文和俄文,也很簡單,朗讀翻譯幾個句子和流行口號。
第二天,負責考試的王老師告訴我,我的外語考全縣第一,我已經被北外錄取了,而且入校後直接上英語係二年級,學校會馬上發入學通知書。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難道其他考試成績就不算了嗎?王老師讓我放心,這裏的一切由他們來招生的幾位老師作主,讓我回去等通知。我那時的興奮和激動是無法形容的,村裏就剩我一個知青了,招工已經凍結了,上大學是唯一離開農村的出路。
就在這個時候,出了那個白卷英雄張鐵生。“上邊”宣布,所有考試成績和招生名單作廢,入學要以貧下中農推薦為主,重新錄取。我惶惶不安地在村裏等了兩個月,度日如年。到了九月,一般學校都開學了,還沒有音信,我徹底崩潰了,整天恍恍惚惚。
有一天傍晚,坐在窯洞前發呆。村裏的娃從窯坡上跑下來,遞給我一封信。信封上清清楚楚地寫著我的名字和“北京師範大學”,我遲鈍的頭腦卻沒能接受眼前的事實。天色已黑,我麻木地走進窯洞,點亮油燈,拆開信封。“你已被我校數學係錄取”幾個字一點兒都沒讓我興奮。荒唐,一定是搞錯了。把燈吹了,安然入睡。
第二天,生產隊長問我什麽時候走,我才朦朦朧朧地覺得,我真的要回北京了。後來才知道,招生的老師們用調包的方法偷梁換柱,把各校原來招生名單上的人名互相大調換,在名單前麵加上了當地幹部子女的名字,什麽糧食局局長的女兒,縣委宣傳科副科長的兒子,騙過了當地教育局和縣委,最後才通過。這樣我的名字從北外的名單上消失了,而出現在北師大的名單上。
回到北京,見到院裏一位知青,心照不宣地互相恭喜。她說她上北外,我開玩笑地說,你把我的名額占了。她說,你還在乎是哪個學校,能回北京就行了。
是啊,回北京了,上大學了,管他是哪個學校呢。其實不然,學校跟學校大有不同。有的學校按部就班上課,有的學校整天“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工農兵上管改”。北師大屬於後者,至少我們班是這樣。
我們班,40餘人,一個老高三,兩個老高一,其他全部是初中文化水平,還包括一堆文革期間才上初中的,實際水平隻有小學五六年級。10個知青,1個退伍軍人,其他30多人都是農村同學。大學三年,坐在教室裏上課的時間少,“學工學農學軍”時間多。頭一年的課程包括小數分數的換算運算(信不信由你)、平麵幾何(用繪圖、土地丈量代替);第二年開始學一點概率統計,主要是華羅庚搞的“優選法”,沒完沒了的下廠,然後是邯鄲軍訓;第三年“反擊右傾翻案風”,批鄧,學校停課搞運動,最後學了一點正統數理統計,到北京氣象局“活學活用”。畢業前在大山溝裏的一所小學實習…這就是我的大學經曆,畢業後憑著高中的那點底子,在中學混口飯吃。
我常想,假如沒有張鐵生,我會上北外,畢業後分配到外交部或外貿部。北外高幹子弟多,外交部也許輪不上我,但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說,我是北外英語係畢業的。不像現在,張不開口說我是師大數學係畢業的。我的全部數學高等教育隻是嚴士健教授第一天的“初等數論”,一節課以後就被革命小將們趕下台了。
我的人生軌跡就是這樣被那個跳梁小醜張鐵生改變了。
畢竟是回北京了,畢竟是“上過大學”,我終生感謝那年為北京知青爭取權益、與邪惡勢力抗衡的招生老師們。多少知青,因為張鐵生,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人生道路上多了許多坎坷和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