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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裏亞·薩迪亞：白人解釋曆史的時代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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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裏亞·薩迪亞斯坦福大學曆史係教授
多樣化的曆史學家
學術界被白人男性占領時，種族理論、性別理論、西方文化優勢理論從這裏誕生，書寫了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不平等。近幾十年來，女性和有色人種一直致力於創造新的知識，打破過去主流的敘述方式。社會學研究證實，多樣性的提升可以促使學術水平進步。
然而，使學院多樣化仍然是一項艱苦卓絕的鬥爭：由來已久的偏見根深蒂固，而變化又會引起對於過往的懷舊。最近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舉行的應用曆史會議上，這兩個障礙都得到了充分證明。雖然曆史這門學科有越來越多的非白人教職人員，並且女性學者的比例也很適當 （斯坦福曆史係中，女性教員超過教員總數的三分之一），但是胡佛會議卻是由30名白人男性以及1名主持小組討論的女性）組成的。這些白人男性聚集在一起討論這樣一個假定的事實：“大多數學術史學家往往回避了當代要點問題，特別是麵對政策製定者的時候。” 會議網站聲稱：“前幾代人對這些問題並不怎麽閃躲。”
現在這一代曆史學家是否已放棄了思考當代問題的職責？大多數曆史學家會發現這種說法是愚蠢的，因為曆史本就考慮當代的利益問題，總是關注“應用”。那麽，新一代更多樣化的曆史學家是如何進行具有政策意義的工作的呢？
哈佛大學曆史學家卡羅琳·埃爾金斯（Caroline Elkins）曝光了英國在肯尼亞非殖民化時的暴力事件，從而揭露了所謂和平撤離的真實麵貌，並因此在2006年贏得了普利策獎。她的工作成果使肯尼亞幸存者成功地對英國政府進行了民事訴訟。
卡羅琳·埃爾金斯
倫敦大學學院的凱瑟琳·霍爾（Catherine Hall）召集一批曆史學家建立了一個關於英國奴隸主的數據庫。通過展示奴隸所有權如何影響了英國幾個世紀以來的種族和階級關係，他們為糾正曆史錯誤開辟了一係列國際和國內的政策可能性。
英國奴隸主數據庫 網站截圖
斯坦福大學第一任校長大衛·塔爾·喬丹（David Starr Jordan）是種族優勢理論的重要推動者。如今，斯坦福大學非裔美國曆史學家艾莉森·霍布斯（Allyson Hobbs）撰寫了一部種族演變史錄，展現了種族身份的構建性和種族法律的任意性。這部屢獲殊榮的著作對當今的社會認同和種族政策都可能有所影響。
艾莉森·霍布斯及其著作
另一位斯坦福曆史學家安娜·拉奎爾·米尼安（Ana Raquel Minian）在墨西哥長大，她的研究完全解開了有關20世紀移民到美國的墨西哥人福利問題的迷思。米尼安教授曾在各種公共場所對這一迫在眉睫的政治問題進行過討論。
同樣是在斯坦福大學，著名科學與殖民主義曆史學家隆達·席賓格（Londa Schiebinger）已經在引導國際政府努力解決這樣一個問題：醫療及其他科技在發展時並未注意區分男性和女性的差異，曆史上曾因此造成巨大的健康風險、產生大量市場成本。
隆達·席賓格
這些僅僅是我的直接工作領域和本部門的一些例子。在整個學術界，曆史學家正在致力於與政策相關的工作，並且使政策製定者易於參考。許多人努力與公眾分享他們的工作。
來自曆史學家的批判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曆史學家不進行與政策相關的研究，而是他們的工作傾向於對當前的政治秩序提出批判，因此決策者常常故意忽視它。
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
許多曆史學家已經指出，第二修正案的製定是為了保護軍事武裝權利而不是為了民用目的，但像佛羅裏達州參議員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這樣的政策製定者就忽視了這項研究。事實上，包括洛伊斯·施沃雷爾（Lois Schwoerer）和傑克·拉科夫（Jack Rakove）在內的一批傑出的曆史學家在具有裏程碑意義的特區訴赫勒（D.C. v. Heller）案中，提交了關於第二修正案的簡短介紹，但安東尼·斯卡利亞法官（Antonin Scalia）對此無動於衷。由此產生的判決造成了對該修正案一個危險的擴張解釋，而且從曆史學上來說它也是不準確的。
安東尼·斯卡利亞法官
曆史學家還警告了我們伊拉克戰爭的風險。尤其是來自安娜堡密歇根大學的中東學者胡安·科爾（Juan Cole），他通過在博客上發布反戰案例收獲了大批追隨者。 但是太執著於戰爭的政府並未注意到這種令人沮喪的觀點，它不僅忽略了曆史而且還將其偽造，虛構了一個關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無稽之談。
曆史學家應堅持提供專家意見
鑒於政策製定者的傾向性，曆史學家的真正作用實際上是向公眾發表講話，以便人們可以向他們的民選代表施加壓力。
這個想法本身就是從過去的帝國主義中誕生的。英國傳教士愛德華·湯普森（Edward Thompson）加入了英國軍隊，他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軍隊牧師，被這種體驗深深地打動了。他試圖糾正英國公眾對殖民企業的理解，所以這位白人寫下了一部關於1857年印度大叛亂（英國人長期以來將其描述為對英國的惡魔般的襲擊）的曆史著作。他的敘述承認了叛軍表達的真正的政治抗議以及英國的暴力行徑。當時是1925年，湯普森的書成為公眾對逐漸強大起來的印度民族主義的辯論的一部分。
湯普森對曆史學家的力量產生了熱切的信仰，他認為這是尋求國家真相的最有效手段。他的兒子，曆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E.P.湯普森，就在一種“認為政府是虛偽的、帝國主義的，並理所當然地以為個人對於政府的立場應當是敵視的”觀念下長大。他意識到，現代民主由於對開放性的持續要求，往往會促成幾乎偏執的官方秘密，而曆史學家則是活躍公民的原型。由此產生了20世紀對於曆史學家的理解：政府的批評者。
E.P.湯普森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使得我們常將曆史學家視為批評家。 E.P.湯普森本人反對曆史的“大人物”版本，鼓勵“來自下層的曆史”這樣的新趨勢。1988年，高級研究所的榮譽退休教授瓊·斯科特（Joan Scott）指出他的工作本質上是依照性別分類的，如同工人階級男性把男性和女性都取而代之一樣。由此就誕生了另一個領域。接著，包容性斷斷續續地衍生出更多的包容性。
可以肯定的是，曆史學家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將我們對政策提出專家意見的權利讓給了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等其他學者。這某種程度上是教條性地將專家意見和定量分析劃等號的結果。這也是一個固有的以反曆史的方式去理解政治變革的結果。這種方式認為，無論曆史背景如何，在A國起作用的東西在B國也可以起作用。例如，推動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的力量在幾個世紀後的不同國家也會起同樣的效果；由於希特勒被擊潰後在西德產生了自由民主的趨勢，那麽取締獨裁者後就必然產生此類結果。近代史當中充滿了這種愚蠢的邏輯。
曆史角度的詮釋對當代問題，如槍支管製、移民和“反恐戰爭”等仍至關重要。曆史學家必須繼續在這些問題上堅持發表專家意見，反對社會科學家對該種權利的壟斷、反對僅由一批不切實際的白人男性發表意見的現象。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法意讀書”，原文發表於《高等教育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譯者：湯心儀。
- 原標題：白人解釋曆史的時代已結束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責任編輯:馬密坤
- 最後更新: 2018-11-16 09:37:32
熱門評論 3條
再說說印第安人後裔如何解釋《獨立宣言》？是不是應該更名為《種族滅絕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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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很多曆史係教授，也自覺或不自覺得用日本與歐美的曆史觀來解釋中國三千年的文字史，對本國曆史缺“溫情與敬意”
——典型的，說中國古代是封建專製社會【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中國，封建出現在周；專製隻出現在明清】
——老百姓，說起中國傳統文化，就是清宮戲，就是旗袍，那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尾聲，能留下多少好的？
再說說印第安人後裔如何解釋《獨立宣言》？是不是應該更名為《種族滅絕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