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疫情時期

幾天前驚聞公司有人確診，發覺這次疫情比想象中更加凶險。我相信大多數人都會平安度過這次危機，但還是不能不為最壞的情況做些打算，比如把過去的一些心得體會總結一下，以備不測。

 

一個民族如果缺乏對於曆史與現實的正確認識，在其隨後的發展過程中就可能走上彎路，遭遇重大挫折。在如今這個資訊發達的時代，了解真相、積累知識、總結規律本來不是太過困難的事；可惜當下教育、出版和言論都幾乎被專製政黨壟斷，那些被視為不利於“政治安全”，可能會威脅其統治地位的思想都統統遭到禁止；經年累月，我們的民族在對於曆史進程、經濟活動、政治體製的認識上產生了種種謬誤。這種情況在曆史上並非第一次發生，反宗教改革時期的西班牙，納粹時期的德國，軍國主義盛行的日本，戰後的蘇聯與東歐，都出現過“黨”或“國家”對思想的嚴密控製，教育、新聞與出版行業都被用來作為宣傳官方意識形態的工具。隨後的曆史表明，這些民族無一例外都因為喪失思想的自由而付出了沉重代價，有的甚至將整個民族帶向毀滅的邊緣。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有幸看到民眾重獲自由的一天。如果那一天來到了，我希望能將一直以來學習思考形成的心得傳給下一代，也希望諸位同道能一起努力，衝破傳統的束縛，對那些不利於社會民生，甚至可能導致災難的觀念不懈的加以厘清、批判。

 

一. 曆史觀

 

    1. 打破對馬克思“唯物辯證”曆史觀，即“階級鬥爭”曆史觀的壟斷

      歐亞大陸廣大地區的曆史並沒有遵循馬克思階級鬥爭的演化曆程，而是陷於帝國興衰的更替循環中。受壓迫階級的抗爭可能會成功推翻統治者，但他們取得政權並不一定意味著任何“進步”；事實上曾經的被壓迫者翻身後往往搖身一變成為新的壓迫者，而他們的統治比起前任可能更加殘暴。在實現法律約束下的憲政政府之前，“階級鬥爭”的勝利者都會將手中的政權視為自己及後代的私產；而其他人，不論屬於哪一階級，都會成為他們“平等”的奴隸。

 

    2. 正視宗教對西方近代史的重大影響力

      認清宗教在曆史進程中的巨大影響，並非是要讓今天的人們入教信教，而是還原曆史本來麵貌，不至於在認識上誤入歧途。                

      長久以來宗教一直被官方定義為民眾的“精神鴉片”，被等同於粗鄙的迷信加以批判、輕視。在信奉“唯物主義”的曆史學家眼中，生產力-生產關係才是社會演進的核心，宗教則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事實上，從中世紀開始到近代初期，天主教會一直處於西歐曆史進程的中心——羅馬帝國滅亡後，教會安撫民眾、維持秩序，教化蠻族首領，讓他們從野蠻的掠奪者逐漸變成國家的守護者；教會在中世紀享有巨大財富，並擁有可以左右民眾輿論的至高地位，形成了以教皇為中心、遍布西歐的勢力網絡，這使得教會可以對國王、貴族形成有效的製約，讓他們遵從道德、尊重傳統、愛護臣民，無法隨心所欲發動戰爭。雖然曆史上教會曾多次鼓動十字軍，但更多時候教會在國王、領主之間交涉斡旋，充當和平使者，試圖讓雙方息止幹戈、相互妥協，維持彼此間的和平，集中資源應對文明的外在威脅。西歐在長達一千年的歲月中保持相對分裂且和平的狀態，沒有出現新的大一統帝國，除了歐洲地理環境的因素外，教會的存在與努力功不可沒。近代伊始，宗教又成為各國政治鬥爭的核心問題，對於荷蘭獨立和英國議會民主的確立起了催生作用。

 

     3. 研究議會民主政治的發展曆程

       在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演進模型中，議會民主製乃是資產階級取代封建地主後的自然產物。但如果對英法兩國曆史做深入的學習，就會發現議會在兩國都起源於封建統治時期，最初是為方便國王政府征稅而創立；其代表不僅有來自城市的中產階級，還有代表封建勢力的教會首腦，以及大領主、大貴族，而後來兩國議會都與崇尚絕對權力的國王發生了衝突。英國議會能夠在與國王的鬥爭中勝出，一是得益於其島國環境，國王沒有常備軍做後盾，無法輕易鎮壓議會派；二是在宗教改革過程中，傾向新教的中產階級、貴族聯合對抗國王的結果；在“光榮革命”後確立的憲政體製中，貴族並沒有因為“資產階級革命”而被推翻或排除在政權外，而是作為勝利者之一，不僅保存了財產，而且其參政議政的權力獲得了憲法的保障。在法國，則是掌握常備軍的國王占據了絕對上風，議會被迫解散，國王領導下的政府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可以任意征稅而不受製約。這在最後導致了大革命的爆發。  

 

      4. 重新認識近代西方崛起的內在原因

       西歐在近代一躍成為最先進的文明，是憲政政府、自由貿易、科學技術多方麵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西方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確實發動了許多不義的戰爭，犯下了侵略、殖民、販奴等種種罪行，其經濟發展也一定程度上從中獲益。這些事實不容否認也不可能為其正名，但它們曾經發生並不等於就是這些文明成功的原因，更不意味著其他欠發達地區隻有重走奴役、剝削其他民族的老路才能獲得發展。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在《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對近代英國、荷蘭的崛起因素做了全麵分析，並指出曾經從殖民地掠奪最多財富的西班牙並沒有因此富強，反而在後來的競爭中逐漸落伍。二戰後由於民族獨立的興起和世界範圍和平環境的實現，發達國家紛紛認識到殖民主義弊大於利；而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也證明了不需要侵略、掠奪他國，憑誠實勞動也可以實現經濟騰飛。

 

     5. 認清和平與發展的主流，改變對戰爭的錯誤認識

      有一少部分人執著於戰爭是推動曆史發展的動力，認為戰爭直接推動了各國對全新科技的研發，並由此將實現“統一大業”戰爭與民族複興聯係在一起，把軍事領域的耀武揚威當作國家強大的證明，鼓吹與西方的敵對意識。他們完全忽視了戰爭所造成的巨大生命、財產損失，並局限於二戰這一不具代表性的例子，盲目信奉所謂戰爭對技術的刺激，而全然不顧其巨大的“機會成本”——二戰固然促進了原子能、噴氣式發動機、雷達等有限技術領域的突破，但考慮到其消耗的巨大人力物力，有理由相信如果沒有戰爭帶來的巨大災難，這些資源本可以用來推動並實現更為廣泛的社會進步；戰後半導體、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很好的說明了和平時期不僅能產生技術飛躍，這種進步還能被更好的利用在提高生產力、改善民生上。二戰的特殊性是其剛好處於一個技術全麵進步的時期，除此之外，曆史上發生過數以萬計的戰爭帶來的無一不是死亡與毀滅，即便真的促成了些許“進步”，與其巨大代價相比也是得不償失的。 

 

     6. 改變對叢林法則的野蠻崇拜，發展注重人性的現代文

       在缺乏公平、正義的嚴苛環境中長大的人，會傾向於認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認為最重要的莫過於成為強者，“平等”、“正義”、“博愛”隻不過是弱者限製強者的借口。在國際社會中因為缺乏強有力的執法者，更加強了一些人對於國家間隻能遵從“黑暗森林法則”的印象；日複一日的仇外教育下，近代曆史上的一係列屈辱經曆在國人心中留下無法抹平的創傷，形成嚴重的“受害者-加害者”人格——一方麵對曾經的“帝國主義侵略者”懷有深刻的仇恨，另一方麵卻又認同通過對外擴張、建立殖民地獲取“資本原始積累”的錯誤理念，妄想有一天自己取而代之，將已經過時的帝國主義暴行等同於強大和成功。

       保證充分的競爭，讓有能力的人可以發揮才幹、脫穎而出，對於社會長遠發展至關重要。但同時需要知道的是，社會的文明程度並非體現在上位者金碧輝煌的宮闕或窮奢極欲的奢華享受上，而是體現在其底層弱勢群體的尊嚴與福利上。

 

二. 經濟理論

     1. 摒棄對“共產主義”的迷信和對財富的偏見，建立對私有財產的正確認識

       傳統文化宣揚“大同”思想，強調“不患寡而患不均”，將平均視為經濟上的理想狀態，這是近代中國陷入共產主義泥潭的文化根源。自從秦漢建立大一統帝國，“重農抑商”一直是政府秉持的重要經濟政策；儒家官方意識形態一直將商人視為不勞而獲的投機者，法家更直接將商人稱為社會的“蠹蟲”，對商業活動充滿偏見；千年官本位之下當官入仕才是“經濟”正途，可以光宗耀祖、封妻蔭子，財富則是權力地位的附贈；通過其他途徑獲得財富，哪怕完全正當合法，仍然會被視為一種罪惡，一定與剝削、壓榨甚至欺騙他人脫不了幹係——如果這種臆測屬實，那恰恰說明了製度本身存在嚴重缺陷。舊製度下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忍受層層盤剝，終日勞作所得僅能糊口，根本無法積累任何財富，隻能將“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保暖”的共產主義幻想視為解脫。

       西方社會的進步正是從私人財富的增加開始的，資本的積累使得農業生產率逐漸提高，生產出多餘的農產品才能支持供給附近城市的工商業。洛克認為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基礎，而政府最重要的職責就是保障私有產權。努力致富、改善生活乃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雖然這一過程中人會因為天賦、勤奮程度、機遇的不同而產生貧富分化，但如計算那些億萬富翁致富過程中創造出的財富和機會，其價值往往遠超過他們一生所能消耗享受的；個人通過合法方式致富通常會令整個社會都隨之獲利，而取消貧富差異則不可能不同時抹殺經濟體的基本活力。

 

     2. 正視公有製經濟的局限，認清“舉國體製”的弊端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了，仍然有很多人迷信“舉國體製”、“國家隊”，相信這樣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他們不明白的是，能夠生產某種產品和生產某種產品盈利乃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從無到有創新和照抄他人的創意更是天差地別。擁有“公共”資源和政府便利，又不需要承擔對股東責任的國有企業，本身更像是一個“衙門”，其主管並沒有太大動力承擔研發創新的巨大風險，隻需要按部就班循規蹈矩、“不出錯”即可保住官位；致力於拓展市場、壯大企業並不能為領導帶來多少實際利益，相比之下討好上級、獲得主管部門的歡心對其升遷更為關鍵。大企業內部往往人員冗餘、派係駁雜，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眾所周知——這些問題是企業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體係官僚化的必然結果，即使私有企業也無法避免；所以經濟體中最具創新能力、最有活力的往往是那些中小企業，而非體量龐大的壟斷企業。國有企業傾“舉國之力”或許能夠攻克一些技術難關，但這個過程中投入消耗的海量資源都無異於剝奪了其他領域進步、發展的機會，而“舉國之力”的低效率又注定了這種模式即便能開發出產品也不見得具有競爭力，通常一旦失去了國家提供的廉價資源和壟斷地位，麵對外來競爭時便不堪一擊。

 

     3. 了解“經濟危機”的真正原因，限製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幹預，警惕各種“刺激政策”

       社會主義號稱能夠避免“經濟危機”，並自認為是領先於資本主義的製度優勢。事實上馬克思從未真正參透經濟危機發生的根源，所謂“生產相對過剩”引發危機完全經不起邏輯推敲，在曆史上也從未發生過，真正引發危機的是“生產錯誤”，例如“一擁而上”在某些領域過度投資、過度生產。有權對全社會經濟活動實施幹預的中央政府最有能力製造這種“錯誤”，正如“大躍進”中全民“大量鋼鐵”時發生的那樣；除了通過行政指令擾亂經濟外，現代國家最常使用的是所謂“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央行通過人為壓低利率刺激信貸，引發通貨膨脹扭曲市場，令資源配置發生失調，最終引發波及整個市場的嚴重危機。

       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分析一針見血的揭示出政府才是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可惜二十世紀以來凱恩斯主義由於投政府所好得以大行其道，央行操縱利率、濫發鈔票已成為常態；各國政府爭相出台各種“刺激”政策，中斷市場的正常調整過程，將納稅人的血汗錢投向低效率、產能過剩的行業，強行為人造“繁榮”輸血續命。這種情況不從根本上得到限製，經濟危機就永遠不會停止，號稱實行“社會主義”製度的國家亦難幸免。

 

三. 政治體製

     1. 摒棄對“明君”的幻想，認識到限製政府權力的必要

        奴性，即對明君和清官的信仰，深深植根於大部分國人心中。他們會因為明君恩賜的“太平盛世”而感激涕零，會在昏君殘暴乖戾的統治下隱忍苟活，但絕不會站出來承擔責任、改變自己的命運。這種想法如果不成為絕對少數，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就不會有撥雲見日的一天。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兩千年帝國統治下，幾乎從未有人想過皇帝不應該隨心所欲的生殺予奪，君權應該被置於法律之下；政府被賦予大權乃是為了維護公義，而非魚肉百姓。這種絕對君權並非中華帝國所獨有，而是歐亞大陸古往今來眾多帝國的共同特征，而伴隨爭霸殺戮的興亡更替也是帝國無法擺脫的宿命。

       各種機緣巧合之下，近代的英格蘭經過革命成功阻止了國王將君權絕對化的企圖，實現了司法獨立和民選議會對於王權的製約，首先在一個君主製國家建立了立憲政府。這一成就揭開了人類曆史的全新篇章，並使得英格蘭成為近代發展最為成功的國家。

 

     2. 改變中央集權的“治理”模式，建立地方分權的自治模式

       中央集權專製統治下，地方官員由中央任命，隻對上級負責；地方百姓對官員沒有直接影響力，充其量隻是其“治理”的對象；民眾不是成為官員撈取政治資本的工具，就是淪為他們盤剝自肥的魚肉。由於地方官員慣於欺上瞞下，中央不得不向地方派遣檢察官員；久而久之監察官變成常設官，政府層級逐漸增加，民眾負擔隨之加重。

       曆朝曆代中央與地方的博弈持續不斷，“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權力悖論並非今天特有。其根源在於中華百姓自秦漢王朝起就是被“維穩”的目標，而從來沒有真正行使過任何像樣的政治權力——如果權力過分集中於中央，由於民眾被排除於權力之外、無法參與地方事務並發揮主導，地方官做事縛手縛腳隻顧揣摩上意；而如果給予地方的權力過大，由於沒有來自當地民眾的監督，官員就可能因為失去製衡、自把自為，成為“土皇帝”。

 

    3. 了解“三權分立”的優勢，認清司法獨立的重要意義

       最好的政府是那些管得最少的政府，沒有什麽比關在籠子裏的權力更安全。政府權力符合分權製衡的原則，各分支行動受到憲法的約束，乃是現代國家的基本特征；淩駕於法律之上，可以為所欲為的政府，是時刻懸在臣民頭上的利劍，強權之下民權被隨意踐踏，民眾如肥羊般隻有任人宰割。        

       獨立公正的司法係統是公民權益的最後保障，也是對官員貪腐、瀆職、侵犯民權的最有力震懾。議會民主和司法獨立，是近代憲政革命的兩大核心成果，它們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如果一個政體構成違反了這兩個原則之一，那麽申明公民權利的憲法就隻是一紙空文，其議會不可避免會淪為橡皮圖章，而司法機關則變成維護統治、鎮壓異己的工具。

       無論獨裁者如何為專製體製辯護，他們都無法回答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如果這個體製真的像宣傳的那樣廉潔高效、“偉光正”，那麽他們為什麽那麽畏懼司法獨立？

 

    4. 限製大企業對政府對影響力

      日益增長的政府債務是美國政治的頑疾之一，而另一大體製缺陷就是大企業、大財團在政治選舉中擁有遠超一般民眾的巨大影響力。美國法律規定大選中每個公民的政治捐款上限，卻對於流向Super PACs的捐款金額不做限製，這就給大企業操縱政治提供了方便——隻有迎合大資本利益的候選人才能獲得大筆資金支持，而誰擁有更多資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了誰能在競選中勝出。

      雖然企業與雇員在一定程度上休戚與共，也有權力在一定範圍內爭取對自身有利的政策，但社會福祉的最終落腳點是每個自然人，而民主政府負責的最終對象也應當是公民，而非資本。企業的利益已經在與其相關的公民選票中得到了部分體現，而給予大財團額外的政治影響力就不可避免會導致政策失衡，甚至可能讓民選政府成為大資本的傀儡。

 

四. 環境保護

       一些發展中國家將限製碳排放量的國際協議視為發達國家限製其他國家發展的陰謀，並聲稱發達國家已經汙染世界上百年、現在卻對發展中國家類似的行為指手畫腳。在這種聲音下，對環境的擔憂被棄置一旁，一切都為達成GDP指標的瘋狂盛宴讓路；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刺激”政策推動下，海量資金被投入所謂“基礎建設”中去，整個國家都成為大大小小的工地，無處不在大興土木，不管是否必要都統統推倒重來。令人震驚的“中國速度”讓無數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公路橋梁從無到有，背後是每年驚人數量的化石燃料消耗，連同石灰、水泥生產將億噸計的二氧化碳排入大氣。近年來全球變暖、冰川融化，極端氣候逐年加劇，不知道這樣脆弱的體係還能維持多久或是會突然崩潰。

       即使中國人也無法再造出一個地球。

 

重塑一個民族的曆史觀、世界觀絕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即使在沒有任何阻力的情況下，仍然可能需要超過一代人的辛苦付出……然而留給我們的時間可能已經不多了——相信今天身處疫情當中的人都會深有感觸，這一次災難終將過去，但更大更深重的災難可能即將到來；那時遍尋整個世界恐怕也找不到一個安穩的角落，沒有誰能真正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