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阪本龍馬》（[日] 司馬遼太郎著）

近代對中國曆史進程影響最為深遠的國家，莫過於日本。日本在維新之後，為實現其富國強兵、進而稱霸東亞的野心，先是在沙俄暗中資助共產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俄共的上台；而正是共產黨在俄國的勝利，讓一部分尋求救國真理的中國青年被共產主義所吸引，後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發展更受到蘇聯的直接支持；國共戰爭時期，眼看中共軍隊就要在國民政府的圍剿下覆滅，一些領導人已經準備放棄根據地逃往蘇聯，結果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又一次為共產黨贏得了寶貴的喘息時機，並抓住政府軍忙於抗戰的機會在後方韜光養晦、逐漸發展成一支不可小視的力量，終於在隨後的內戰中打垮國民黨奪得政權。可以說正是日本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一係列活動導致共產黨控製了整個大陸，當下東亞緊張的政治局勢可以說是這段曆史的直接後果；中國在上個世紀發生了轟轟烈烈的革命，然而最後不僅沒有成功引進民主製度，反而陷入一個與近代文明相悖的意識形態泥潭，至今仍未能擺脫這一詛咒。

 

反觀日本，盡管在二戰中遭受了毀滅性打擊、淪為美國占領下的戰敗國，卻能抓住戰後機遇、在相對短的時間內恢複經濟，經過一代人的臥薪嚐膽、兢兢業業的努力之後，一躍成為製造業強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廣泛借鑒西方文明成果的同時，日本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傳統，成為東亞毫無爭議的最為發達的國家，也是為數不多的落後國家通過不斷學習趕超西方的例子。

 

同樣身處東亞，同樣有著悠久的固有文明，在近代同樣經曆過閉關鎖國、同樣落後，在深刻感受到民族危機後都被迫尋求救國之道，但為什麽日本能夠通過明治維新後的改革幾十年便躋身世界強國之列，而改革在中國卻舉步維艱、一波三折，最終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呢？

 

對於這樣宏大的曆史問題，不一定能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因為中國與日本在近代曆史上的相似與相異，日本有很多方麵值得我們研究學習；當下“大國崛起”一類的民族主義思想在中國泛濫，大和民族在上個世紀所走過的彎路亦足以作為我們的前車之鑒。

 

司馬遼太郎的長篇小說《阪本龍馬》，以幕末日本社會為背景，講述了在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土佐藩鄉士阪本龍馬在遊學中逐漸從一介武夫轉變成維新誌士，對推動薩摩、長州二藩聯盟倒幕做出重大貢獻的故事。雖然作為一本曆史小說，其中不免有許多虛構成分，但也因為如此能讓讀者更加身臨其境的感受當時的社會文化風貌。

 

小說對龍馬的性格進行了生動地刻畫——外表粗枝大葉、不拘小節，內心率真、耿直又不失變通，大膽、樂天又有細膩的一麵。從他的成長曆程，以及後來各方奔走聯絡推動維新事業的過程中，讀者可以對當時日本特殊的社會政治環境有所了解。

 

明治維新前的日本和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國有三方麵的不同：

 

首先日本存在天皇與幕府的二元政治結構。雖然三百年來德川幕府掌握政府實權，但名義上天皇仍舊是日本的最高統治者，在民眾心中擁有不可動搖的地位。為推翻幕府統治、開創新體製，早期維新誌士們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利用民間逐漸高漲的民族情緒，把矛頭瞄準主張與西方親善的德川幕府。當然僅僅讓統治者從幕府將軍變成天皇，並不能真的改變日本現狀；維新誌士們是希望通過還政於天皇，將幕府僵化的體製徹底打破。但這一“政治正確”上無可厚非的口號讓維新派占據了道義優勢，從而能夠有力的號召全國的有誌之士參與他們倡導的改革，最終逼迫幕府“大政奉還”。

 

幕府統治時期，雖然德川一家在軍事力量上占據了絕對優勢，但日本仍然基本保持了“大名”各自為政的分裂狀態，這與中國“廢封建，立郡縣”之後延續上千年的中央集權製度大相徑庭。薩摩、長州二藩在曆史上與德川家素有嫌隙，當幕府的軟弱無能在西方強權的挑戰下暴露無遺、權威動搖的時候，維新派武士就以這兩個藩為基地發展革新勢力；而由於中央政府名義上並沒有對大名領地的直接管轄權，幕府對各地倒幕活動的鎮壓往往力不從心，以至於後來局麵逐漸失控。另一方麵，封建製下的藩主－家臣關係從戰國時代起一直延續下來，各番武士之間靠家傳淵源彼此聯結，青年武士們相互熟識、關係緊密，他們忠誠的團結在幾個領袖人物身邊，共同學習探討、分享理想抱負，互相支持、激勵。這種以各番家臣領袖為中心、靠古老的武士精神組成的集團，成為後來維新革命中推動天下大勢的力量。

 

最後，在日本主導改革的是武士階層，而非文人士大夫。武士雖然也有自己深厚的傳統，但他們相對單純、直率，思想上沒有太多包袱。麵對西方堅船利炮無可動搖的武力優勢，以武為生的武士們深切的感受到了雙方的實力差距，明白不改革就隻有敗亡，從而比較容易接受變法自強的主張。當目標明確後，武士們又憑其特有的堅毅果敢、為大義不惜赴死的氣概，在敵眾我寡的劣勢中不輕易放棄，盡管希望渺茫仍不改初心，經過數番生死相搏才最終維新成功。

 

這幾方麵的優勢並不一定能保證維新的成功，畢竟曆史受太多偶然因素的影響；也無法輕易假設如果中國保持日本類似的分裂狀態，現代化進程會更加順利。與日本不同，中國時常麵對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威脅，分裂狀態下的諸侯國很難與之抗衡。不過想想春秋戰國時代思想活躍、人才輩出的狀態，假設在這種情況下有先進技術從海外傳入，一定會有一國或數國率先接受新思想，之後不甘落後的他國也會爭先效仿——比起“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一統體製，小規模政治單位改革起來顧慮要小得多。

 

在從長崎出發前往兵庫的途中，阪本龍馬提出了總括其維新建國思想的“船中八策”；從其中“設立議會”、“廣招賢能”的主張中，我們可以看出龍馬的自由平等思想；然而維新成功後當權者卻沒有實踐這一可貴的民主精神，而是帶領日本逐漸走上了軍國主義的不歸路，讓人不由感歎如果龍馬沒有遭到暗殺，東亞的曆史說不定是另一個樣子……“身係國運”說的大概就是阪本龍馬這樣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