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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城建工地都是用臨時木板牆圍起來的，這些木板牆就跟文革的大字報欄一樣，被各式各樣的廣告把木板牆糊得滿滿當當的。我第一次注意到這種現象，是看到一溜兒十幾張一模一樣的毛主席像，就是毛澤東戴軍帽接見紅衛兵的那個正側麵頭像，木刻藝術，每張都是一張大字報那麽大，把木板牆糊了十幾米 , 在這些毛主席像前來來往往的卻是美國人。我在大陸沒見過這種一溜兒重複的張貼方式，但這畫麵又是如此熟悉，頓生一種似曾相識認兼如夢如幻的感覺。
我路過的一個路口每天都有一個學生拿著一摞報紙，開始我對他沒在意，因為紐約在路口發傳單的人太多了。一天，可能是比較晚了，也可能是那摞報紙沒賣出去，這個學生往我手裏塞了一張，我回去一看，原來是《先鋒報》，是紐約馬克思主義的刊物。第二天我還想要一張，才發現不是免費贈送的。後來就跟這學生聊起來。當他知道我是從中國來的以後，對我興趣大增，我感覺他就屬於貼毛主席像的那撥人。
一來二去，我對他們的活動就有了一些感覺了。
他告訴我曼哈頓有個革命書店，我根據他的指點找到了曼哈頓十九西街九號，果然有這麽一個書店。這在曼哈頓還算是門麵不錯的一個書店，裏邊盡是馬恩列斯毛等革命書籍，當然也有毛主席的招貼畫。 
革命書店
一次，他告訴我周末在華盛頓廣場有一個集會。華盛頓廣場在曼哈頓第五大道南端盡頭，廣場與第五大道交接處是一個高大的大理石門，廣場四四方方，種有花草樹木，樹木下有供遊人休息的椅子，廣場中間是一個人工噴泉，噴泉四周形成一塊園形的空地。這是紐約大學的地麵，廣場四周是紐約大學的教室、宿舍和辦公樓。 
華盛頓廣場
集會那天天氣特別好，風和日麗，是出門曬太陽的好時光。我從北麵往華盛頓廣場走，隻見大理石門前一大溜警車，擋板接擋板地占滿了廣場北麵整整一條街，還有一些紐約騎警騎在馬上溜達。我在想，這不是出什麽事啦吧。可看看廣場，卻是一片祥和的風情，小鬆鼠在草地上蹦蹦跳跳，老太婆在喂鴿子，還有婦女用童車推著嬰兒出來曬太陽的，進了廣場，我就把警察給忘了。
我座在噴泉邊上享受著陽光，也等著集會。時間快到了，遊人多了，但看上去都是不相幹的遊人各自出來曬太陽。我看看表，時間已經到了，心想，我有沒有聽錯時間地點呀。這時，感覺到廣場氣氛有點不同，哦，是警察。警察都出了警車了，這時我才悟出警察是為集會而來的。
突然，廣場一角有人大聲講演，遊客中一部分人就圍過去，不一會兒這些集會的人就呼起口號來，警察們與集會人群保持有一定的距離，倒也相安無事。二十多分鍾後，集會就散了，警察也撤了，廣場更祥和了。我突然想起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想起一個名詞叫“飛行集會”，所不同的是，華盛頓廣場上的警察比參加集會的人還多。
又有一次，他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活動。也是在紐約大學附近，一個很明亮的會堂，幾百人濟濟一堂，都是二十多歲的小青年，但會場氣氛熱烈，紅旗飛舞，群情激昂，個個熱血沸騰，我眼裏看到的就是說英文的紅衛兵。我真為他們沒有機會去天安門廣場接受毛主席的檢閱而可惜。
後來我們爭論起來了。他說鄧小平不好，我說鄧小平好。他沒去過中國呀，所以他也沒信心自己說得對不對，後來他說讓我跟他們的頭辯論，我還真去了。就在革命書店那附近，二樓一間窄小的房間，臨街的窗口，進門就是冰箱爐灶，然後有辦公桌。我與一位四十多歲的男子爭論論了約一個鍾頭，他說鄧小平搞的是資本主義，我說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是好事。後來，他非得讓我看托洛茨基的一本書，還收了我七美元印書的工本費。
這些都是八九年以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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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頓的紅色搖籃
位於曼哈頓格林威治村有一所名為小紅屋的私立學校(The Little Red School House), 不僅有一個紅色的校名，而且表裏一致，是一所存在於資本主義心髒的紅色搖籃。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年代。1918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也給了美國下層工人和對社會不滿的一些理想主義知識份子很大的鼓勵。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就象今天的改革開放和民運一樣變得時麾起來。一些人開始在美國組織共產黨，而另一些人則主張用民主主義改革當時的社會。後者包括當時的哲學家和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
杜威主張用進步的注重社會實踐的民主教育取代歐洲脫離實際的傳統教育。此刻杜威正在哥倫比亞大學任哲學教授，向他的學生們傳授其哲學思想和教育思想。
小紅屋私立學校創辦於1921年，最初是一所公私合辦的類似於杜威在芝加哥辦的實驗學校。1932年由於辦學理念不容於政府，經費被刪除，最終脫離政府，成為一所獨立的私立學校。194１年在原來小學和初中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增設了高中。
它的創辦人伊利沙白. 艾雯(Elisabeth Irwin), 在哥大讀碩士時, 受到杜威的影響，同時也受到社會主義思潮的啟示。現在缺乏公開的資料說明她是否加入過美國共產黨，但可以肯定她在思想上是傾向社會主義的。她熱衷參與左翼團體和共產黨的組織的活動，曾到蘇聯作過考察。
伊利沙白.艾雯為該校確立的教育理念, 兼容了社會主義和她的老師杜威的教育理念。她認為，學校應該注重對學生的倫理道義、社會意識、健康的體質和創造能力的培養。同時，她強調因才施教，提高學生的知識水平，並引導學生了解社會，參與社會的活動。她主張教育當向學生灌輸民主意識和社會公正的理念。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應該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終身學習能力、學習優秀、尊重他人、將來能對社會有所貢獻的人。
伊利沙白.艾雯確立的辦學理念一直沿繼至今。1942年伊利沙白.愛雯死後, 繼任的曆屆校長基本上都是左翼人士。這所學校在美國被認為是一所左傾學校，共產黨國家則稱之為進步學校。當時在美國，特別是紐約的美國共產黨和具有左傾思想的人士的孩子，很多都在這裏接受教育。
曾做過毛澤東的翻譯和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的唐聞生就曾在這裏上過兩年小學。唐聞生的父親唐明照，少年時隨家人由廣東恩平移民美國，1927年回國，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加入共產黨，曾任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長，1933年回到加州大學學習，又任美國共產黨加州大學支部書記，組織部長和宣傳部長。唐聞生的母親張希先也是中共和美共的雙料黨員，1938年哥大的教育碩士。當時，他們把唐聞生送到這裏學習，主要就是看中了它的紅色氣氛。1950年，麥卡錫迫害共產黨，唐聞生才離開這裏，與其父母秘密回到中國。開始接受更加公開和激進的共產主義教育。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浪潮也影響到了這裏。有的高中學生接受了馬克思暴力革命和毛澤東造反有理的思想，曾仿照當年紅軍伏擊敵人運輸隊的做法，精心計劃和組識了襲擊某銀行運鈔車的行動，得手後居然逃之天天。打了一次漂亮的勝仗。為此，聯邦調查局盯上了該校，隔三差五的來該校盤差。好在沒有查出這次行動與學校有什麽直接聯係。據說，不久前，聯邦調查局在俄羅岡州，將曾參與這次行動的一個女同學捉拿歸案。幾十年後，此人已改名換姓，洗心革麵，嫁人生子，成了家庭主婦，可聯邦調查局還是不放過她的曆史問題。在對待曆史問題上，不論社會主義陣營還是資本主義陣營處理的方法卻是基本一致。
1972年尼克鬆訪華之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與西方政要的接觸中，感到翻譯人材的不足。經毛澤東提議，由外交部出麵，於1974年選了二十八名小留學生，分派到歐美各國。其中外交部長喬冠華的養女洪晃，中國駐聯合國政務副參讚章曙的女兒章啟月和另一名駐聯合國工作人員的兒子史敬群等四人被選派美國。
當時中美沒有正式建交, 中國政府向美國派出這四名學生既沒有通過美國政府取得學生簽證，也沒通知美國政府，頗有點當年搞地下潛伏的味道。四個孩子都是以聯合國工作人員家屬的名義進入美國的。
章啟月和史敬群等三個孩子的家長都在聯合國工作，屬於合法入境，合法居留。而洪晃的繼父喬冠華和母親章含之均在中國工作，不是聯合國的雇員，嚴格說來，屬於冒充聯合國雇員家屬進入美國，具有偷渡入境的性質。後來他們回到中國，其中有人再度申請來美學習時，因在美領館沒有簽證記錄，移民局也無入境記錄，合法入境者竟遭拒簽，而有偷渡嫌疑的洪晃卻獲得了批準，進入了Vassar college, 搖身一變成了羅斯福總統夫人和肯尼迪夫人的校友。看來美國簽證部門也有眼無珠，很會忽悠人啊！
四個孩子進入美國後, 由中國駐聯合國副秘書長唐明照的夫人張希先負責管理和照顧。唐明照和張希先都曾是美國共產黨員, 對門道了如指掌, 通過組織, 一下就找到了紅色小屋, 這所進步學校。而且，張希先與這學校的一些老人還很熟悉。當時，反潮流，反越戰的左傾流行音樂家Bob Dylan 的女兒也在此就讀。據洪晃在調侃，開學那天，Bob Dylan, 披頭散發, 拿了把破吉它, 破口琴, 沒音沒調在台上哼了十來分鍾, 台下的學生象見到了毛主席一樣激動。令人稱奇的是2006年，年已六十五歲的他，出了一張新唱碟, 還排上了最受歡迎榜的第一名。
紅色小屋擔負了培養中國革命接班人的任務，接受了這四個紅小兵之後, 中國政府每年要為每個孩子付2000美金學費。三個月下來，這些孩子什麽也聽不懂。張希先開始著急了，萬一這些孩子學不好, 錢打了水漂, 辜負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期望，不知該如何交差。她接受了紅色小屋的校長建議，決定為每個孩子找一入住家庭(Host Family ), 讓這些紅小兵住到美國人家去，改善學習語言的環境。為了確保這些孩子的安全和沌潔, 組織上對這些家庭一一作了政治審查。洪晃去的家庭，主人的父親，曾是美國共產黨員。章啟月去的家庭，男主人是黑人，女主人在紅色小屋做圖書管理員，也都是左派。史敬群則去了幾年後當了紅色小屋校長的一個女心理學教授家裏，想必此人政治背景一定更符合要求。
紅色小屋對孩子的教育不象公立學校那麽嚴格，講究的是人的自由發展。學生可以在課堂上吃東西，可以睡覺，也可以爬在地板上，把腳放在桌子上。教師對學生的教育，如春風送雨，潤物無聲。
洪晃說的一個故事，很能說明教師們是怎樣把“進步思想”根植於孩子們心裏的。那年頭，紅小兵在美國吃穿不愁，但口袋裏沒有一分錢，從來沒有哪個領導想過小孩子也需要點零用錢。一次學校組織春遊，其他孩子都有錢在街上買東西吃，唯獨她隻能看著別人吃，委屈得在一邊掉淚。班主任走過來，不是掏點錢給她，讓她去買點東西吃或是買點她想吃的東西給她，而是笑眯眯地拉著她的手到中央公園的動物園，親手喂馬喂羊。一會兒，她也就把這事忘了。回家的時候，老師問她，今天玩得開不開心，她說開心。老師高興地說：“明白了吧，開心跟錢沒關係！”這個筒單的道理，讓洪晃“進步”到對錢沒有了“饑餓感”，以至於她大學畢業後到高盛公司去應聘，主持聘人的經理在問話中覺得她對錢的欲望不夠旺盛而沒錄用她。
紅色小屋最終沒能把這批紅小兵培養成材。他們在美國學習的前途與國內的政治鬥爭息息相關。毛澤東死後，“四人幫”垮台，當時的外交部長喬冠華受到牽聯被撤職，中國駐聯合國的工作人員也大換班。１９７７年初在美國學習了二年的紅小兵又回到了中國。後來，隻有章啟月成了真正的外交官。
如果說紅色小屋在創辦初期，是傾向蘇俄的社會主義的，那麽到文革之時，它已拋棄了“蘇修”轉而傾向中國的“正宗”社會主義了。這所學校七十年代的校長曾自費到中國參觀考察過四次之多，而從未去過蘇俄。
物換星移，轉眼間，蘇俄的社會主義已經解體，中國的社會主義也在向資本主義轉型。紅色小屋中對社會主義的真麵目似懂非懂的理想主義知識分子，無疑感到一陣失望與空虛。閑聊中，有人覺得中國過去那種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社會比現在這種分配不均，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社會更為公正合理。好在閑聊歸閑聊，這種看法並不影響他們辦學的務實態度。小紅屋還在招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隻要交學費，就能把學上，如今還有學生五百多人。既談不上興旺，也不能算衰落。